毛澤東「御醫」傅連璋之死 (沈國凡)

  誰也不會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集團嚴密控制,並用來關押黨和國家高級幹部的秘密監獄——秦城監獄裏,第一個被他們迫害而死的竟然是曾做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傅連璋。紅軍救星  傅連璋,福建長汀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三三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任中央紅色醫院院長,一九三四年跟隨紅軍長征,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並負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保健工作。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九三四年,毛澤東曾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生過一場重病。他渾身發燒,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由於當時紅軍所在的根據地缺醫少藥,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使毛澤東的病愈來愈嚴重。這時有人想到在附近教會醫院裏做醫生的傅連璋。其時國共水火,兩軍對壘,國統區醫生誰敢到根據地給紅軍的病員看病﹖但傅連璋得到消息後,背著藥箱就來了。經過仔細檢查,毛澤東得了虐疾,這在當時可是致命的病,有不少紅軍戰士都死於這種疾病。傅連璋給毛澤東打了針,又開了一點奎寧丸讓他服用。在傅連璋的精心醫治下,毛澤東很快康復了。從此,二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紅軍長征的時候,毛澤東又動員傅連璋一同北上,並在途中負責紅軍的醫療和傷病員的救護工作。「他是個好大的毒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林彪死黨、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說﹕「衛生部不燒傅連璋就是沒有黨性。他是個好大的毒蛇,他放毒。」接著,邱會作一夥就組織人批鬥傅連璋。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早晨,邱會作根據林彪「把他抓起來」的旨意,在京西賓館坐鎮指揮,將傅連璋夫婦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傅連璋被單獨關入二○一監區十六室,囚號六八四七(這是林彪為被他們迫害的高級幹部編的代號,即一九六八年被關入秦城監獄的第四十七位高級幹部)。傅連璋的妻子陳真仁則被關入另一間囚室。  由於在審訊時傅連璋「拒不交代問題」,因此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此時傅連璋已是七十四歲高齡,拖著斷了三根肋骨的身體,又有胃病,不能吃窩窩頭,要求吃稀飯,監管人員不給。根據秦城監獄的《看守日記》記載,三月十四日、十六日,傅連璋一連兩天沒有吃飯,他一再要求吃稀的。醫生雖給開了病號飯,但是監管處不批,並說﹕「叫他隔一時期餓餓看,吃點苦是應該的。」  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被如此折磨之後,感到身體實在不行了,傅連璋就向監獄方面提出要求,要「出去打電話,給毛主席、楊(成武)代總長寫信」。可是,這樣的要求不但得不到允許,反而被看守人員訓斥了一頓﹕「現在你不想一想,你還是將軍呀﹖你現在是個反革命分子,還想去給毛主席打電話,給楊代總長寫信﹖」  傅連璋說﹕「我是一名醫生,不在於是一名將軍,我參加革命幾十年,跟隨毛主席長征,怎麼就成了一個反革命,你們天理良心也說不過的呀﹗」看守人員根本不理,還大聲訓斥。三月十八日,傅連璋敲門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員訓斥,當晚被換到三十三室看押。「我要找毛主席去」  換到新的囚室後,傅連璋整天對著外面大叫﹕「你們這是迫害,我要找毛主席去,你們問一問,毛主席能讓你們這樣做嗎﹖」由於一再的要求都遭到拒絕,傅連璋感到了失望。  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接連三天,由於極度的痛苦和失望,傅連璋都吃飯很少,吃了一點也吐出來了,老將軍終於睡在床上起不來了。  三月二十二日,傅連璋不再吃東西。看守人員怕人死了不好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東西之後,才答應給他開病號飯。可是,這病號飯來得太晚了,三月二十三日傅連璋「兩頓未飯」,這時傅連璋又被換到二十七室關押。  據《看守日記》記載,三月二十四日傅連璋「身體看來很弱,情緒很低,吃飯還是很少」,三月二十五日「一天吃飯很少」,三月二十六日整整一天都「沒有吃飯」。他拖著十分虛弱的身子,在牢房裏不停地從床上爬到床下,然後又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爬來爬去,不時還抬起頭來,透過高高的窗子,看著外面晴朗的天空,從嘴裏不斷地發出各種低微的聲音,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到了晚上,看守不斷地從門縫裏觀察,發現他「一夜未睡覺」。老將軍時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地輾轉著身子,有時又從床上爬起來,拖著虛弱的身子爬到門前,用手不停地擂著沉重的大鐵門。擂累了之後,他又爬回到床上,對著頭上的天花板,發出一聲又一聲的長歎。三月二十七日,傅連璋「吃飯很少一點」,「晚上躺下了,但一夜似未入睡」。毛批示﹕「應予以保護」  三月二十八日,傅連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呼喊之後,眼看著一直都無人理睬,也無人來對他審訊,這使他感到很奇怪﹕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呢﹖  一年多前,即傅連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開始受到迫害時,曾給毛澤東主席寫過一封信,說他在一九三四年曾救過毛澤東的命,如今懇求毛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曾在信上批示﹕「此非當權派,又無大罪﹔應予以保護。」可是,林彪一夥仍不放過他。這裏面到底有什麼恩怨呢﹖  傅連璋弄不明白。  這一天,他拒絕吃飯、拒絕吃藥。《看守日記》是這樣記錄當時的情況的﹕傅連璋「一夜沒有睡覺,在地板上反(翻)來複(覆)去,到處佔(鑽),一會把頭佔(鑽)在鋪板底下不出來,看來活不幾天了」。  三月二十九日早晨七時,有人從監視孔裏看見傅連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就立刻告訴看守﹕「好像傅將軍不行了。」可是看守竟說﹕「我還要打我的飯,沒有工夫管他,回來再說。」等到八點多鐘打開牢房時,傅連璋早已死去多時,渾身冰冷。  傅連璋從入獄到死,前後只有半個月時間,死時手上還戴著沉重的手銬,兩腕及肘部表皮脫落,結著黑紫色的血疤。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何要如此迫害一位終身從事醫護的老將軍,迫害一位曾救過毛澤東和許多中共領導人的命的恩人﹖「他說了林彪沒有病」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對林彪集團主犯邱會作進行審判。審判員問邱會作﹕「你為什麼要批鬥傅連璋﹖」邱會作答﹕「第一次對傅連璋批判,主要是因他說了林彪沒有病。我是擁護林彪的,那麼我就反對他。」  原來,在一九五○年決定派志願軍入朝「抗美援朝」時,毛澤東首先點的將不是彭德懷,而是當時解放軍中的「少帥」林彪。革命已經成功,正是可以享受「勝利果實」的時候,誰願意再到那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而且對手竟然是號稱「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於是林彪便稱有病,不去「抗美援朝」,到處求醫。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請醫術高超的傅連璋為林彪診斷,傅連璋看後曾對人說,林彪沒有什麼大病,只有吸鴉片的毛病。後來這話傳到了林彪耳朵裏。從此,林彪對傅連璋便懷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便通過死黨邱會作,把這位軍醫出身的將軍置於死地。  誰知十多年前的一句真話,竟給這位老將軍引來了殺身之禍。  於是,傅連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關押在秦城監獄的第一個含冤而死的高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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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放的「屁」管用 (潘耀明)

  我的手拾起一塊石頭。  我聽見一個聲音在裏面吼﹕  不要惹我,  我到這裏來躲一躲。(1)  這是已逝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遺下的一首小詩,題目是《文化大革命》。安格爾是美國華裔小說家聶華苓的夫婿,他生前曾於一九七八年內地剛開放的時候,與聶華苓聯袂到中國好幾個城市遊歷,與許多文革劫後餘生的作家、畫家和文化人相會。這些與會者都是中國文化界的精英,從死亡關熬過來的。至於他們想見而見不着的另一大批文化精英,在文革期間早已成了毛澤東、「四人幫」、造反派以裁贓嫁禍的莫須有罪名迫害致死的冤魂。  對一個第一次踏足中國的美國詩人,耳聞目睹的都是知識分子被慘無人道地逼迫的血淚斑斑的故事,安格爾在一掬同情淚之餘,憤慨莫名地寫了這首詩。在知識分子像過街老鼠的年代,在「四人幫」爪牙遍布、造反派圍剿下,中國的文化精英陷於四面楚歌,無處可逃。詩人忽發奇想﹕如果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躲到石頭裏,也許可以避過此劫。這是極大的諷刺,令人低迴不已。  走筆至此,我想起中國著名演員趙丹。趙丹自幼便與表演藝術結下深深的因緣。趙丹從小就有表演天才,他在南通讀中學時,就與顧而已、朱今明、錢千里等小夥伴組織了「小小劇社」,演出「文明戲」。一九三二年秋天,他參加了左翼劇聯,從事話劇和電影事業。「八一三」後,他參加抗日救亡演劇隊,熱情積極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一生共參與拍攝了三十八部影片,還演出、編導了幾十套話劇,其中《為了和平》、《李時珍》、《海魂》、《聶耳》、《林則徐》、《烈火中永生》、《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等影片均在國際上獲獎。  一個熱愛祖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國際上享有殊榮的名演員,卻受到長期的政治迫害,從批他主演的《武訓傳》開始,到文革被關入監獄五年,耗去了趙丹大半生寶貴生命。趙丹是直到中國開放後才獲得平反的。平反不到兩年即一九七九年六月,趙丹被北京醫院診斷患了胰腺癌。當黨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去探望他時,他含淚地說﹕「粉碎『四人幫』後,我還沒有拍過一部電影,我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啊﹗」(2)在這之後,手臂上插着點滴的趙丹,鼓其生命的餘勇,與中共中央領導人胡喬木進行了一次長談,主要內容如下﹕  趙丹認為,加強或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指黨對文藝政策的掌握和落實,具體地說,就是黨如何堅定不移地貫徹「雙百」方針。大可不必領導作家怎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試問哪個作家是黨叫他當作家,就當了作家的﹖生活鬥爭——歷史的進程,產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個時代的藝術家、理論家,「各領風騷數百年」。從文藝的風骨——哲學觀點來說,並不是哪個黨、哪個派、哪級組織、哪個支部管得了的。  趙丹說,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成為鐵板釘釘的制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3)  趙丹的遺言是值得三思的。中共建政後,許多作家寫不出作品,一場文革,無數知識分子精英被迫害,主要是中共把文藝抓得太緊、管得太具體。趙丹的臨終遺言,不啻是肺腑之言,擲地有聲。巴金在一篇以《沒什麼可怕的了》為題的文章,公開宣示他贊同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4)  遺憾的是,據說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聽到關於趙丹遺言的匯報之後,竟說趙丹臨走放了一個屁。其實,趙丹這個「屁」  是放到節骨眼上,太管用了﹗不可與一般之「屁用」同日而語。正因為鄧小平及中共領導人沒有認識到趙丹所放的「屁」的重要性,才有文革的後遺症,間接導致「八九」學生運動、「六四」血腥鎮壓事件。  遺憾的是,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對趙丹遺言採取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做法,對文藝仍然死抓不放,更不敢揭文革的瘡疤,不汲取文革的教訓,其後果堪虞。巴金一再警戒﹕  「中國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假以時日,「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5)。  文革已過去三十年,為防歷史重演,現在是值得深刻反省的時候了,這也是我們組織《血色的歲月──文革四十年祭》的旨意。注﹕(1)保羅.安格爾﹕《中國的印象》,香港三聯書店(2)(3)倪振良﹕《趙丹傳》,中國文聯出版公司(4)(5)巴金﹕《隨想錄.探索集》,香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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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歎之妙  ——讀《生命之美》一文與何懷碩商榷 (許昉)

  假如說楊振寧教授在不幸喪偶後「順從神的意志」以優於常人的智慧,幸運地與相知有日、情投意合的「二八」學生結為夫婦而為世人驚歎,倒不如說現任的楊夫人能有如天助,以一束鮮嫩無比的花朵機緣巧合般相倚在蒼松老柏之伴,徹底降伏了舉世聞名的楊教授,令天下間數不盡的「二八」女子羨慕不已。無疑,楊教授在這宗遲暮之戀中真誠抒發出自身如烈焰般熾熱的情感和堅毅超人的勇氣,完全具備非凡的眼光和智慧。皆因,楊教授畢竟飽經滄桑,憑着他旺盛的生命力、過人的膽識,才能以「八二」高齡再創奇迹,替自己人生晚年寫下另一頁光輝篇章。用現代愛情觀衡量,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楊教授的確與時並進,化腐朽為神奇,不但衝破了陳腐的愛情觀的牢籠,而且視俗世間的微言、中傷如塵土,將生命中的惓惓之情交由上天安排,其可貴之處在於楊教授勇於屈尊降貴,視己為普通人而非神,不但沒有刻意突顯自己的名譽地位而凌駕於純潔的愛情之上,相反,充分展示其人生態度的真率與坦蕩、浪漫與瀟灑,相信,但凡熱愛生命的普通人,一定會為其祝福讚美。在讚歎之餘,閱《明報月刊》五月所載《生命之美》一文(作者何懷碩)(下稱「文」),卻令人遺憾。「文」中所舉「三十四歲女教師與十二歲小男學生相戀」的例子,以此證明愛情並沒有「年齡差距」,因而其對愛情的執着、意志之堅定也同樣地應受到讚歎。儘管「文」中所舉的這位女教師,或許因戀童之實,被法庭判七年半牢獄,而七年半之後(男童十二歲該變成十九歲),兩人依舊情比金堅,雙雙步入教堂,云云。以此推論,其意志之堅韌,恍如楊教授之戀,令人佩服。筆者認為,「文」之作者,有崇尚戀童癖之嫌。「文」中繼而又述﹕「有人有戀父或戀母情結」,他們均是由「緣份」的驅使的「對味的情人」,所以「他人豈能置喙」,並認為「何罪狀」之有﹖人們批評楊教授之戀「不宜」,究竟「不宜」在哪裏呢﹖  筆者卻以為,「文」中作者過份誇大愛情之力量可以無堅不摧,可以任意脫離現實生活的常規以及蔑視法律的尊嚴,同時作者推崇的愛情觀亦不必理會作為最高級動物的人類「來自動物的本性」的基本需求,也即是人類天賦的性需求考量。總之,一旦愛情的降臨,便如天神相助,既來之,即愛之。所謂的倫理道德,乃至法律都得靠邊「順從」。而作者心悅的這種愛情才叫做至善至美、驚為天人,才真的顯示生命之美。「文」中所舉兩例,硬要與楊教授之戀相比較,其一不宜,其二不敬。前者是純潔無私,常人之戀。後者是濫「愛」無辜,作姦犯科的違背常倫之戀﹔前者的心靈高潔,後者猥瑣噁心,優劣自見。請問作者想提倡的是什麼的一種愛情觀,所讚歎的情操為何﹖但願作者所舉之例為筆誤,正如漢語中「讚歎」的這一組辭意之微妙。作者在「文」中結尾留下了一條不恰當的歎息的尾巴,究竟作者是褒是貶,讀罷原「文」,倍覺茫然。  平心而論,楊教授也只不過常人一個,對外人的讚美、歎息、惡評,當然會有常人的反應,但又與人何干﹖倘若真誠的祝福,亦只需持平常心態,衷心一句足矣,何需讓楊教授不明不白捲入這評頭品足之中。假設楊教授只是普通百姓一個,並非世界知名的諾貝爾得獎者,年齡為男二十八,女八十二,恐怕他們的執着愛情只有輕於鴻毛的縹緲,非得受到世人萬箭穿心的置喙不可。他們的生命之美該如何讚美呢。在此,只得委實就教於「文」的作者了。二○○五年八月八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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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歎服、讚歎 (何懷碩)

  《明月》編輯部傳真加拿大讀者許昉與我五月號小文《生命之美》商榷的大文,並囑可撰文回應。拜讀「許文」,不禁啞然失笑。我與「許文」同樣讚美翁楊之戀,許君卻「讀」出拙文之「不宜、不敬」來,實在意想不到。不必多說,只說兩點﹕  一、「許文」讚美「楊夫人以鮮嫩無比的花朵機緣巧合徹底降服了舉世聞名的楊教授」和「楊教授衝破了陳腐的愛情觀的牢籠」,不正是「許文」下面所不容許的「脫離現實生活的常規,蔑視法律、倫理道德」嗎﹖「陳腐的愛情觀的牢籠」包括什麼內容呢﹖不就是「要門當戶對,地位相配,貧富相當,年齡相近,輩份相宜……」嗎﹖而古今所讚美的愛情,不就是雙方真誠的心心相印,以及對於「現實的常規」與某些不合理的法律、僵化的道德教條勇敢去「衝破」嗎﹖真誠的相愛,毫無其他功利的目的﹔追求幸福,而不損及他人之權益。這不就是合乎人性的道德與法律所應容許的範圍嗎﹖為何又贊成又反對呢﹖  二、拙文提及美國女教師與小六男生相戀的故事,只在說明男女相愛,不一定只有「老樹愛鮮花」,也有相反者即「小樹愛老花」。因為「十方小品」字數所限,抱歉不能詳說。其實那一樁「師生戀」罪不在「師生」(古今中外師生戀傳為美談的故事太多了),而罪在一方「損及他人之權益」——男方尚未成年。也因此,女方付出七年半坐牢的代價,這是合理的法律制裁。拙文並不讚許坐牢前的那個違背常規與法律的「愛」﹔拙文所「歎服」者在七年半後,學生已成年,兩人竟還相愛不渝,而且結婚。除非誰能告訴我們,該女教師有「戀童癖」的事實,不然的話,隨意推測年齡差距的愛便是「戀童癖」,豈是公道﹖償還七年半罪責之後仍然相愛,又豈是「所戀惟童」的戀童癖者所能相提並論﹖對真誠又堅韌的愛情,在許多時候,我們實在應該多些寬容。沒有根據而入人於罪,而以「猥褻噁心」斥之,如果將來他們「永浴愛河」,入罪者豈不愧疚﹖  小童提五斤巨筆寫擘窠大字,我們也可說「令人歎服」,有嘉許之意。我對翁楊之戀用「讚歎」,是讚美歌頌的用意,並不等量齊觀。「許文」說拙文以小樹老花之戀「硬要與楊教授之戀相比較」,而且「讓楊教授不明不白捲入這評頭品足之中……」,那是從何說起呢﹗恕不再贅。二○○五年十月六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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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 (原甸)

  人多不愛有挫折,但似乎無人可免於挫折﹔哪怕你是咬着金鑰匙爬出娘胎,也沒有「免挫折」的保單。就算生在皇宮裏的那個天真可愛的日皇太子的長女、小公主愛子,看來也不能避免人生有挫折的命運,因為一部《皇室典範》已迫使她離皇位既近又遠,也是一種挫折。  世界上沒有不來的挫折,也沒有不去的挫折﹔早來的挫折令你早磨煉、早「畢業」,山窮水盡一過,必有景象全新的一村。挫折遲來,伴着你一頭的白髮,那真悲哀。這正如在賭桌旁,先贏不如先輸,因為先贏錢不保證你不輸錢﹔而先輸錢還讓你擁有一個躊躇的局面﹕我仍有戰鬥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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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期的文革失語症 (邱震海)

  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周年,神州大地一片鴉雀無聲。中華民族五千歷史上亙古未有、世界歷史上絕無先例的一場浩劫,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獲得中華民族集體的反思,這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大國而言,絕對是不正常的現象。  今天的中國正在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然而文革遺留下來的許多思維定式和行為邏輯卻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導致當年集體政治瘋狂的土壤依然還在,並在新的歷史環境下以另外一些形式得以釋放和表現。這對於一個崛起的大國而言,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  換一個國家進行易位思考,人們是否可以想像﹕一九七三年,當希特勒納粹上台四十周年之際,如果當時的德國人尚未對當年這段歷史進行過全民的深刻反思,德國的戰後經濟能夠這樣快地邁開重新崛起的步伐嗎﹖如果沒有全民的反思,恐怕也就沒有後面三十多年德國的健康、理性的發展,更沒有東西德統一十六年後的今天德國全方位地融入國際社會的景況。  雖然中德兩國國情不同,但就全民受到過政治集團和政治人物操弄而呈現集體瘋狂、喪失集體理性而言,四十年前的中國文革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納粹時代確有許多類似之處。  二戰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雖然德國有一個健康、理性的反思氛圍,但許多德國人還只是滿足於將責任推向個別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集團,以此換回自己心靈的寧靜。但從七十年代開始,德國知識界開始出現「集體罪責」的反思,亦即對每一個德國人當年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反思。這樣的反思一經開啟,便真正切入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層。德意志帝國時代開始的普魯士道德觀、德意志價值觀中對秩序的追求、對領袖的服從、對義務的至高無上的崇拜,都被從塵封的歷史和每個德國人的心靈深處請了出來,受到了浸透着自由精神的理性主義的無情拷問和鞭打。  就在這樣的民族心靈的拷問和鞭打過程中,德國人開始了其民族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洗禮。這時,德國人發現,當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開始其經濟崛起時,在政治上統治德國的依然是專制主義的體制,這與同時代正經歷資產階級革命和人道主義洗禮的法、英、荷等國幾乎有天壤之別。因此,當十九世紀下半葉德國成為經濟和軍事上的強者時,實際上卻呈現了一種經濟、軍事實力與人民精神世界之間的巨大反差,而它正是後來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民族心理基礎,也是導致德國人在納粹體制下產生集體瘋狂的精神土壤。  今天的中國自然不同於當年的德國。但在今天瀰漫中國各地的拜金主義和精神真空的背後,其薄弱而不成熟的精神土壤,一如四十年前受到蠱惑而產生政治瘋狂的精神土壤。更主要的是,今天中國在崛起期已經出現的在經濟高速發展和國民精神依然不成熟之間的反差,十分類似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的情形。  當然,作這樣的對比,並非要得出崛起後的中國也會走德國式的軍事侵略道路這樣簡單的結論,而是指呈現上述反差對一個崛起的大國而言,是一個隱藏的風險。不對民族過去犯過的集體錯誤作徹底的反思和清理,過去的錯誤必將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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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人 (王安憶)

  在我們周圍,生活著許多手藝人,他們與我們有著一種類似肌膚親昵的關係。比如理髮師,他知道你頭髮的厚薄、色澤、質地﹔比如鞋匠,他知道你的腳型、落腳是輕是重、走步有哪些偏倚,還知道你有些什麼樣的鞋﹔同樣對你的家當有所掌握的是洗衣店裏的燙工,他們對你衣服的材質、款式以及你的審美取向一清二楚﹔再有裁縫舖的那對夫婦,他們知道你的三圍。  這些手藝裏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練成。你看如今遍地湧出的髮廊,切莫以為成長起了多少手藝人,其實那多半是操某種曖昧的營生。測驗的標準有一條,就是會不會光臉。我如今常去的一家是我父親生前選定的,理由就是他們會光臉。我當然不需要此項服務,但這證明了他們是堂正的手藝人。燙工和裁縫的技藝同樣不可小視,現在人大多著洋裝,洋裝是立體結構,要仔細追究,幾乎可涉及解剖學領域,閃爍著科學之光。鞋匠也很不容易,鞋是所有穿著裏最象形肢體的部件,而它又吃力最重,支撐著全身分量,也是和科學有關,涉及的是力學。  中國老話說﹕無須黃金萬貫,只需一技在身,所以,手藝人大多有一種心定的表情。有一次在路邊攤修理皮包帶,那鞋匠手摸皮包立馬說出它的產地。誇他有眼光,他微微一笑,慢慢告訴道,他原是皮鞋廠技工,後來辭職出來開皮件廠,皮件廠最終倒閉,於是就做了路邊攤的鞋匠。說起來是滄海桑田,神色卻是淡定自如。弄內那一個裁縫舖,夫婦二人來自南通鄉下,租半間臨時建房,白天鋪裁衣板,晚上鋪床。每月房租二千元,外加水電煤。弄內人家和施工民工,送的活多半是縫改補綴,換一條拉鏈七元錢,縫一條豁口兩元。正經的縫紉活,也不過二十五元一條裙子。所以他們從天明做起,那盞燈一直亮到夜深。四下裏都沉寂了,髮廊掩緊的門裏有著一些動響,他們的亮就顯得光明正大。  這些手藝人帶著世襲的意思。我原先父母家所在的愚園路上,有一個老鞋匠,患肺疾去世,他在弄口的一方地盤,約有一平方公尺,傳給了他的女婿。我曾住過的鎮寧路弄里,那一個鞋匠則將他的小𥱊棚傳給了兄弟 ——他兄弟的才藝、頭腦都差他好幾籌,性子又魯勇,生生將我的鞋「修」壞幾雙。我曾懷戀地打聽他哥哥去了什麼地方,回說早已不做這一行了。做什麼呢﹖做家庭錄像,先是替人打工,後是有了自己的生意,已經在上海的莘莊買下房子。如今我光顧的鞋匠,閒時總是看書,想他是不是也要另謀發展。手藝人中的精英,似乎都要離開本行。那一對裁縫夫婦,暑假期間女兒從鄉下上來小住,四年級的小學生,朗朗地讀著英語,竟沒有口音。父母也不像打算讓她繼承手藝,顯見得手藝人愈來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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