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張望 對帕穆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點想法 (郭強生)

  盛傳在去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決議中造成委員極大爭議的土耳其小說家帕穆克,今年終於桂冠到手。相信一般並不會對這個結果表示意外。但是這不感意外的背後,其實原因還包含了日前諾貝爾文學獎爆出的太多爭議與內鬨,例如一九九九年得主,德國小說家葛拉斯(Gunter Grass)最近自爆年輕時曾是納粹軍;瑞典學院院士阿倫德(Knut Ahnlund)忽然在報刊發表文章,指稱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不該在二○○四年獲獎,引發軒然大波;或者再倒回去年,因評審僵持不下而「意外」出線的英國劇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在得獎感言中痛批美國布殊政府出兵伊拉克。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還真是充滿了不少政治硝烟!  文學的普世價值與文學家個人的藝術成就並非由一個獎項可以決定,這一點相信在許多人心裏已有共識。華文世界關注諾貝爾文學獎多年,終於有了高行健獲獎,結果大家似乎仍是不滿意。高行健代表的是否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果真如此,他代表的究竟又是甚麼?傷痕?控訴?人權?西方對東方的重視?幻想?誤解?今年的帕穆克獲獎,相信舊調又要重提。  帕穆克的作品始終以土耳其傳統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衝突為題材,而他也是除柯默(Yasar Kemel)之外,唯一作品被外譯並獲西方廣大迴響的當代土耳其作家。與柯默不同的是,帕穆克的小說在本國即為暢銷書,在閱讀小說並不是那麼受重視的土耳其,帕穆克動輒二三十萬本的銷售量(盜版不計),其實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帕穆克文質彬彬,充滿書卷味,從不諱言自小接受英美教育,最佩服的是喬哀斯、福樓拜、普魯斯特等西方作家,經常旅居紐約與伊斯坦布爾。他家境富裕,原本讀的是建築,二十二歲改弦創作,卻整整八年沒有成果,直到一九八○年一場土耳其政變,讓他突然得到靈感,之後的《寂靜之屋》、《白色城堡》……陸續出版,皆以帶有強烈歷史奇幻混合的說故事方式,重新建構屬於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在二○○三年,他以《我的名字叫紅》拿下當今世上單部作品獎金最高的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探索過去,企圖重新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形象,其後你意識到其中的虛榮與浪漫成份。於是你又朝西方看,被最新的後現代表現形式啟發,還是逃不過虛榮。這就像鐘擺來回東西之間。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為此良心不安或將它過度問題化,這就是在世界角落的生活,我可以接受。我的快樂是來自能將歷史的來來去去轉為一首哀怨的旋律。(見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帕穆克擺盪的姿態  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他這部以十七世紀土耳其傳統細密畫師在遭逢西方畫派透視寫真新風格衝擊為題材的《我的名字叫紅》中,老畫師語重心長的這番話:「你們終其一生將永遠忙着追隨摹仿法蘭克畫風,為了擁有自己的風格到頭來還是沒有風格。」帕穆克難道是自相矛盾?誰都看得出他這部作品如何挪用了西方後現代的技巧,並以極具親和力的典型偵探故事包裝了中世紀掌故傳說,果然讓西方讀者與評論家看得津津有味。  帕穆克本人也絕非「活在世界的角落」,「譜寫他淡淡的歷史哀歌」。他幾度站出來公開批評當今土耳其政府的言論不自由與人權不彰,他曾經拒絕接受土耳其政府頒發的「國家藝術家」頭銜,去年更因抨擊土耳其在一次大戰期間屠殺亞美尼亞人被政府起訴。但是以他的國際名聲,起訴最後當然撤銷,而且他可以說是國寶級人物,著作暢銷加好評,走到哪裏都是新聞。他在小說中總在找回失去的土耳其,但在真實生活中則是個國際人,談的是民主、自由與後現代。他豈不知自己現在所站的位置,也是在加速另一個土耳其的消失?  或是說,他實在是太聰明了,巧妙地在百姓的政治與美學的政治之間找到平衡,不用調解,只須連結?筆者以為這已經是現代文學最弔詭的一種消費行為——消費歷史,消費政治。  若有識者覺得耶利內克獲獎有政治因素,帕穆克又何嘗不是?但至少耶利內克筆下的男女夠醜陋;品特不改挑釁本色夠有種,帕穆克則始終優雅華麗。歷史與文化矛盾的主題,滿足的是一種當今籠罩全世界的鄉愁。讀他的小說讓人覺得自己很有深度,但是無從也無須涉入,在這個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疆域的鬆動與認同感的模糊,為帕穆克的作品搭起了最佳的布景。  帕穆克是一流的小說家,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他特有的一種擺盪的姿態——或許這是文學在這個影像網路文化當道的時代的另一種生存之道。帕穆克到底還是西方的,這並不是一種否定的宣判,反而可以提醒我們,像帕穆克這樣可以看見本國、國際讀者在哪裏的作家,或許已正悄悄改變着文學的傳統。

更多

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的「道」 (潘耀明)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公布時,我正在重讀朱光潛的《文學與人生》。從上述援引朱光潛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字可以窺見,朱光潛談到「美的作品」的標準,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不管是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Orhan Pamuk),還是去年得主品特(Harold Pinter)、二○○○年得主高行健,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性,也就是對於人生世相的獨到的新鮮感和與此相適應的新鮮表現手法。  瑞典學院對帕穆克獲獎作品的評語是:「他的作品在尋找故鄉的憂鬱靈魂時,發現了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象徵。」瑞典學院公布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獲獎的理由是,「他在戲劇中揭露了隱伏在日常侃談之下的險境,並直搗壓抑的禁閉室」。瑞典學院表彰高行健的作品時有這樣的評語:「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每一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爭議,其中不少論者悻悻不平的是,為什麼會是他(她)得獎,他(她)又不是最好的作家,比他(她)好的作家多的是。誠然,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和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和作品,但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他們的作品都有其獨創性,即是朱光潛所說的「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這種新鮮的觀感可以泛指表現手法的突破,也可指對寫作題材及內容的新探索。  以本屆帕穆克作品為例,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紅》也引起不少的評議,我比較認同內地書評人何平的觀點:「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紅》是一部好小說,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書中牽涉到的歷史、宗教、美術史知識非常多,看起來很累,比較難理解。書的信息量太豐富了,很多知識和普通讀者距離很遠,這樣的小說需要加注才能看懂,但很多細節處理得很有意思。」(1)  帕穆克的作品並不好讀,信息量卻很豐富,特別是他對敘述視角的頻繁轉換,可視為他對創作的追求和探索。這正若合了朱光潛對「美的作品」的要求。  談到諾貝爾文學獎,不少人對它又恨又愛。恨的原因,是由愛而不被愛的——單戀情意結產生的。中國人罵諾貝爾文學獎罵得最兇,罵了大半個世紀,主要也是由忌生恨的緣故。好比較早時指摘瑞典學院的袞袞諸公漠視了具五千年歷史泱泱大國的華文作家,但是,一旦二千年華人作家高行健獲獎,內地官員和一些搖筆桿的人,又不認同高行健的文學地位,而且妄加針砭,令人啼笑皆非。  毋庸置疑,諾貝爾文學獎也有它的局限,評審委員也有偏頗的地方,最明顯的例子是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的獲獎,他原來是被提名多屆的獲獎人,但因個別評審委員對他有成見,聶魯達在老弱多病的晚年才得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一定是文學成就最高者——文學成就的高低,最難定評,如果把諾貝爾文學獎僅視作一項文學榮譽,則心態會平和得多。  還有,中國古代往往有「文以載道」的說法,沿襲到今,這種觀念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朱光潛老早就為文學下了一個很好的定義:「文學沒有義務要變成勸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頭講章。如果釋『道』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學就決不能離開『道』,『道』就是文學的真實性。志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情感思想的真實本身就是『道』,所以『言志』即『載道』,根本不是兩回事,哲學科學所談的是『道』,文藝所談的仍然是『道』,所不同者哲學科學的道是抽象的,是從人生世相中抽繹出來的,好比從鹽水中所提出來的鹽;文藝的道是具體的,是含蘊在人生世相中的,好比鹽溶於水,飲者知鹹,卻不辨何者為鹽,何者為水。」  文學的「道」原本是沒有功利成份的,它只是作者的真實生活體驗或真實思想的寫照,只要可讀性高,能感染讀者、引起共鳴,便是好作品,作者沒有解釋作品題旨的義務。注﹕(1)上海《新聞午報》,二○○六年十月十三日。

更多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胡勝華)

  文化的斷裂畢竟是令人難忍的。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與其一味迷戀過去,不如放下傳統包袱,割斷情感臍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待事物。  即以書法而論,懷素的草書是何等瀟灑,毛澤東的手筆又是何其氣派,這種高度與風光,後人是難以企及了。此非徒關天份和功力,也與整個時代精神相關。總之,書法一道,是已經式微了。縱或我輩欲罷不能,也無可奈何。只好有賴少數天才和愛好者維持於不墜了。這是現實。伶人也是如此。  在老一輩看來,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之流,顧盼之間,一招一式,都是那樣令人讚歎、令人低徊。可是,時過境遷,他們的風采,只好淪為浪花餘緒。我們固然同情此道的衰落,但伶人的消歇,卻是自然之理。如今,他們時時在歷史的燈火闌珊處,流連於過去,不免情難自禁,但大江東去,對於慣看秋月春風的人來說,雖然「幾度夕陽紅」,可是「青山依舊在」,又何慨歎之有?  準此以觀,章詒和似乎對傳統有着很深的眷戀,這從她的近作《伶人往事》中更可以看出來。章詒和是國內文筆最具有史韻的女作家,她下筆行文,感情豐富,一唱三歎,且字裏行間,時時流淌着正義感,令人非常感佩。但我總覺得,她未免過於迷戀貴族式的藝術與情調,這種迷戀,借助於史筆,竟給我們一種前朝遺老的味道。  試看她在《尚小雲往事》中寫道:「真個是『桃花開了杏花開,舊人去了新人來。』與時俱進吧,我們需要知道和記住的是成龍、章子怡以及大紅大紫卻與藝術毫不相干的『超女』。」借古諷今之下,不能不說流露出很強的懷念過去、迷戀骸骨的神情。我不覺得成龍、章子怡等有什麼不好,他們是大眾娛樂的產物,而娛樂只是娛樂而已!雖然過去的一些伶人在藝術的執着上、在為人的品質上,都令人稱道,而為現代人所不及,但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專案,唱戲的藝術早已無復昔日的風光,在文化學的意義上,我們自應辭舊迎新也。  在《尚小雲往事》中,章詒和最後寫道:「我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從七所宅院、萬貫家財到三隻碗、六根筷,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錢財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掙來的。」尚小雲的遭遇,的確讓人萬分同情。他憑一己之才,賺得「七所宅院、萬貫家財」,又沒有坑蒙拐騙,誠屬合法所得,但在時代的洪流下,一夕之間,便化為「三隻碗、六根筷」,對尚小雲而言,天下不公不道之事,可  謂莫此為甚!這當然不是「翻身」,這是徹底的「沉淪」。可是,這種悲慘的情況,非一家一人也。古人說:「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即使那些底層的真正翻身者,又能翻身到哪兒去?  往者已矣,時代留下的悲劇,只有靠我們後人來汲取教訓了。這是尚小雲故事留給我們的警世意義。至於伶人藝術的逐漸消亡與大眾娛樂的崛起,乃時代使然,章女士可以在搖椅裏浮想、在燈光下述說,因為這是一個飽經憂患的可敬的前輩所應有的資格和慰藉,而我們卻不必逃避現代、走進戲院。

更多

幽靈徘徊三十年 (石琪)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不禁又想起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現在歐洲已經驅走共產幽靈,但毛澤東的幽靈仍在中國徘徊。  九月號《明報月刊》的專題是「毛澤東在二○○六」,指出毛澤東或精神長存或陰魂不散,總之仍在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心裏。甚至還有毛神迷信,認為毛像充滿魔力。  有人奉他為神,有人罵他為渾世魔王。李澤厚說他集帝王、叛逆於一身,更貼切大概是神魔合一。他是殺人王,又像救世主,跟他讚賞的秦始皇差不多,千秋功罪難以評說。  無可否認,毛澤東是文才武略都高超的奇才,害苦了無數中國人,亦使「東亞病夫」變為鬥志極強,由保守封閉變為大反特反。他不單是強權統一的秦始皇,亦是反正統的齊天大聖。道德上,他太暴逆了,然而歷史劇變,中國巨龍或許要受狂打大反,才可在沉睡中震醒。經過毛澤東顛覆和鄧小平穩定後,今日中國小康了,奇在竟然救了共產黨又幫了資本主義,難以想像卻確實並存。秦始皇與馬騮精的幽靈是否化敵為友?抑或鬼打鬼呢?現在中國很離奇,各式幽靈都有,幸而中國人的活力也提高了。(編按﹕本文摘自九月二日《明報》)

更多

人生小語 (郭炳聯)

秋意盎然,涼風撲面,吹拂忙碌思緒。在悠然季節中,一邊享受沏茶的情趣,一邊閱讀好書,更感愜意。生活總是匆忙。閱讀,對工作繁重的人來說是何等奢侈。然而我緊記林語堂先生《生活的藝術》一句金石良言:「讀書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時間或地點,只要當一個人覺得想看書時,隨處都可以讀。」為了爭取閱讀時間,自己每在出外公幹時,總會隨身帶備書籍,好在候機室和飛機上,遨遊閱讀天地。讀書,的確樂趣無窮。若選上一本好書,猶如與一位智者交流,由他帶領探索問題,從而開拓視野,擴闊思維,過程中更能洗滌心靈,獲得精神滿足。

更多

本末倒置的施政報告 (劉銳紹)

  曾蔭權最新的施政報告,也許出乎他和他的智囊的意料之外——外界反應奇差。雖然不是全民猛烈抨擊,但卻沒有聽到什麼掌聲,甚至連一些助威的聲音也沒有。立法會內各黨各派,包括民建聯和自由黨也出現曾蔭權不大願意聽到的微詞,工聯會更直言可能就最低工資問題爭取司法覆核。素來令人感到政治技巧靈活的曾蔭權,這次也許大失預算了。究其原因,我想最重要的問題是:他的思路方向錯了。  也許明年他將要競選連任特首,他要穩住目前的有利形勢。所以,到特首選舉為止,他認為最好不要出現任何重大的政策改變,因為任何新的政策都可能引起正反兩面的討論甚至激辯——那至少有一方的意見將對曾蔭權不利。因此,在過去半年以至更長時期,曾蔭權基本上不傾向推出重大的政策或有重大的改變。其他局長看在眼裏,也只能拖慢工作。在官場之內,誰都感到一種唱慢板的氣氛,大家都說﹕「先等下一屆特首塵埃落定,再等下一任特首選定局長人選之後才算吧!」就此,我們浪費了最少一年至一年半時間。  也許在這種思路的指引下,施政報告空洞無物,雖然有一些新的措施,例如協助更換排放廢氣嚴重的汽車、津貼幼稚園學生等,但也顯得軟弱無力,更被外界批評「不要以為派糖就可以贏得掌聲」。  其實,曾蔭權可以用相反的角度看問題。目前的種種迹象顯示,中央並不反對他連任,他可謂「定過抬油」;既然連任在望,大可以積極的態度為香港的未來作出全盤計劃。曾蔭權剛剛接任特首的時候,也許需要時間處理各種交接事務,需要以穩健的姿態來取得中央的信任,更需要時間來協調各方面的關係——至少要利用「蜜月期」來作好整體部署。而且,他那個時候的工作重點是迴避不了的政制爭議。所以,他在其他民生、經濟、社會事務上沒有明顯舉措,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今天既沒有迫切的政治議題(雖然民主派對普選時間表仍然緊貼追逼,但至少暫時不是市民急需解決的問題),那麼曾蔭權就應該「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了。如果他的思緒是朝這個方向想的話,以他目前仍然保持的人氣、民望和積累下來的政績,可以給人一種「有所作為」的感覺。可惜,他卻因要避免在這個時候引起爭議,或擔心中央另有看法,於是固步自封,甚至削足適履。這完全是一着錯誤的棋。  這等於內地經常強調「要構建和諧社會」,所以官方希望社會的不滿聲音不要過份抬頭,輿論仍需制約,反貪仍要先從黨紀做起,而不敢把國法放在第一位。可見,無論曾蔭權或內地官方都在側重盤算政治因素,先考慮執政基礎是否穩固,再考慮其他老百姓關心的問題,本末倒置。  至於一些小問題如最低工資,曾蔭權也無法拿出有說服力的理由,只強調政府暫時不會立法。說到底,這可能會影響大財團、大商家的利益,曾蔭權萬萬不敢造次。不過,這又令人聯想起特首選舉與大財團、大商家的關係。誰能有實際的力量影響中央對特首人選的看法?大財團和大商家是不可忽視的一環。當人們想到這些內在聯繫時,就更會感到曾蔭權拖慢最低工資制的立法工作,實際上就是另一類無形的交易了。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