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見懷鄉愛國心  在希望中懷念霍英東 (何博傳)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得助於外來的巨大推動,尤其得助於以香港為主的華商。霍英東是這股外來推動力最重要的代表,他參與內地事務的時間最長、關係最廣、影響最深。對希望的希望  霍英東近二十幾年來的思想路線說來簡單明白,那就是他常說的話:「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希望。」雖然這句話人人的理解都不同,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期望於此、思念於此、行動於此。  中國改革開放之日,適值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之時,珠江三角洲又處於經濟空前活躍的東亞新月地帶的中心,霍英東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深層聯繫。他說:「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裏,我希望盡我所能,為社會做些實事。」  這就是他對希望的希望:「做些實事」。於是他毅然放下香港業務,選擇一個新目標。正是這個希望,伴隨他走到生命的終點。一士固難求  這位曾因戰亂和貧困而被迫轉學的知名人士,踏入社會後便飽經坎坷,或當苦力,或做店員,或探海,或擺船,風險浪惡,歷盡艱辛,卻總不忘學校生活的一頁。他信奉先賢的哲思:「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他認為歷史上的民族精英,都從興旺發達的官學、書院、私塾中走出來。可惜到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教育要拖現代化的後腿。」霍英東只好著手在這方面做一點實事。  正是帶著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使命感,多年來,他為振興中國教育事業和培育後繼人才,在各地奔走呼喚,鼎力運籌,先後多次撥出鉅款,設立各種全國性或地區性的教育基金和獎學金,支持建設現代水準的學生體育訓練基地與運動場館,優良的教學樓、圖書館、新宿舍,設備先進的研究中心與各類學術研究機構,全新的旅遊培訓中心,並直接組織、策劃、操辦各種具體的培訓、研討、交流與訪問活動。  在霍英東基金會、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的工作之外,他還發起組織培華基金會(與李兆基等合作)和銘源基金會。前者以香港為基地,到目前已培訓出散布全國城鎮與邊遠山區的一萬三千多名內地州縣級、處局級以上幹部。以我所見,這批幹部對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絕不在當年由容閎牽頭的一百多名留美學童對當時的影響之下,只可惜至今並無系統研究。後者以五嶺粵贛湘紅三角為基地,建成四十六所包括擁有兩所學院、十所中學在內的希望學校,並連續十幾年在此地區親自組織學生參加體育、文學、藝術比賽,年年看到進步。僅韶關地區每年就有六十多萬學生參加「英東杯」比賽活動,每到年終決賽,霍英東總是親臨現場,與當地師生全情投入。慮及教師和家長,對一代山區人的影響,難以計量。  在中國急需培育人才而在教育方面又碰到重大困難時,在全民族均需對教育有一個全新認識、更需盡早提高整體文化素質以應對全球挑戰時,在大批學童失學、教師棄教、全民為中國教育事業的前途感到深深憂慮時,霍英東不僅先後撥出十六億港元鉅款,而且以其熱情和耐心,在中國發起一系列振興文化教育的行動,舉國注目。其影響範圍遍及內外﹕從高層決策者到莘莘學子;從發明創造名家到還在襁褓中的幼兒;從貧困山區窮孩子到大洋彼岸華裔精英。無論是實際影響,還是潛在的歷史意義,霍英東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對振興中國教育所做推動工作有口皆碑。直到去年,他還帶著重病之身,親臨香港科技大學,撥出八億港元與科大合作在南沙建研究院,著力培育內地人才。強國必須強身  霍英東對強身健體與振興國運的關係,有深切體會。他說:「強國必須強身。我希望中國成為體育強國。」他又談到了希望。為此,霍英東先後投入十幾億港元支持體育活動。  他認為「運動是生命的保險」,自己於籃球、排球、足球、網球、乒乓球、高爾夫球以及慢跑、賽車、騎馬、游泳、健身等無所不好。他有體育天賦,曾在香港甲組足球隊當主力中鋒。在足球場上獲得「波王東」美譽的同年,霍英東執拍學打網球,隨之又連續六屆奪得全港網球公開賽雙打冠軍寶座,其間還作為第一位中國人參加了英國溫布頓元老網球賽。在高爾夫球場上,他曾有一桿入洞記錄。他說:「我的成長,全靠奮鬥精神和堅持運動。」  早在一九七○年代初,霍英東便排除種種阻力,全力策動恢復中國在國際體壇中合法地位的工作。幾經艱難,這項工作不僅取得了圓滿結果,還開創了解決體壇國際爭端的一種協商、合作、以和為貴的重要方式。霍英東亦由此獲得「中國民間體育大使」稱號,並在我國贏得二○○八年奧運舉辦權作出重大貢獻。正如原國家體委顧問榮高棠所說,霍英東「對祖國體育事業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令人難以忘懷!」萬頃良田一斗米  霍英東曾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過名言:「萬頃良田一斗米,千間大廈半張床。我的胃納還算不錯,自問一頓飯也吃不下一斗米。財富來自社會,也應該回饋社會。」  一九七八年他首次回內地尋根問祖,之後便對家國故園夢縈難斷。他頻頻回內地考察,並決心要振興地區經濟,造福民眾。為此,霍英東在中山、廣州、番禺一帶開始,投入巨大財富,從經濟到社會,從文學到藝術,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科學,從海內到海外,帶頭發動、策劃、組織與實施一系列公益事業﹕開賓館,捐校舍,設基金,贈醫院,建場館,修渡頭,開港口,造船廠,鋪橋架路、挖土填方,築堤起壩……同時又支持研究中心、文學藝術協會以及各種文化、宗教、婦女、行政事務機構活動,從各個方面,公益社會,奉獻民生。  霍英東對各項善舉,更非一捐了事,而是抱著學習、鍛練態度,事必躬親,傾心興辦。為使事情獲得最好效果並取得經驗,他不惜嘔心瀝血,竭智盡力,更多次公開聲明:「我本人不在內地做生意,內地的利潤,基金會一塊錢也不取!投資、捐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國家興旺,民族富強。」  最有戲劇性的公益捐贈是鍾南山院士主持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英東重症監護醫學中心。中心二○○二年月十二月十八日落成,當時為全國最先進的同類中心,霍英東親自去剪綵。四天之後,「非典」劫難悄然突襲。中心接收了全國首位「非典」患者,隨後在驚心動魄的抗擊「非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中心專收危重病人,治癒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為全國之最。中心既救治了許多寶貴的生命,也成就了鍾南山的英名。霍英東為抗擊「非典」,先後損出近五千萬港元。  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曾有條幅書贈霍英東:「嘉樹長垂百畝蔭,育材從古勝贏金;杜陵廣廈崢嶸際,最見懷鄉愛國心。」霍英東對家國故園,對社會公益的貢獻,功高益世,情動天下。改革開放之光  霍英東最大的熱情,傾注在改革開放事業之中。  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傳出了改革開放資訊的第二天,霍英東就著手籌劃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專案。在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困難多多,風險極大的情況下動手,兩年之後的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第一個中外合資項目、被楊尚昆主席譽為「改革開放之光」的中山溫泉賓館便開業了。鄧小平第一次肯定經濟特區的成功,並說:「不走回頭路」,就是在這裏會見霍英東之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了震動全球的風波,國際間對中國的信任度急劇下降。霍英東再度把風險置諸腦後,六月九日,南沙新城建設,按原計劃正式動工。  霍英東基金會捐贈、支持的專案,涉及二十八個各類大型體育場館與二十多個有關體育運動的基金、獎金、組織等機構,十五家各類高級醫院及有關的醫學研究機構,八家高級賓館,十二座大橋,四條主幹公路,大量各類文化藝術和社會公益,以及目前仍在實施之中的南沙新城建設的龐大計劃。這大小近二百個精心策劃的工程,連同其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珠江三角洲的投資環境,甚至改寫了一些地區的人文地理圖景,並在全國各地和海外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以橋養橋 以路養路  霍英東時常講到廣州沙面通清平市場的一條小橋。白天鵝賓館建成後,賓館後面突然冒出一個很小的清平市場。霍英東立即捐款修築一條小橋連接賓館與清平街兩岸。不出所料,一條窄小的清平街,似乎一夜之間成了廣州最大的一個沒有圍牆的超級市場,一個改革開放的視窗,一個真正接近現代意義的商品市場。上海的大閘蟹,洞庭的水魚,宜興的紫砂壺,洛陽的牡丹,西藏的紅花,還有泰國水魚,越南烏龜,緬甸玉器,美國龍蝦,僅藥材就有幾百種之多。真是天上地下,無貨不備,無奇不有。大量的貨物從各地往這裏集中,又從這裏向全國各地轉移。這個小街市場先後接待過包括尼克遜、基辛格在內的四十多個國家的政要人士。霍英東關於「路通財通」的思想,首先在這裏得到啟發和驗證。這為後來他在番禺和珠江三角洲竭力推動架橋鋪路工程,改善地區的投資環境,推動民眾發財致富,明確了方向。  由於霍英東直接介入,解放後三十多年來從未建成一條橋的番禺水鄉,僅八十年代就建成大小橋樑一百六十多座,改建和擴建公路五百多公里,並推動了全省路橋建設熱潮。匆匆十餘年間,全省建橋近四千一百一十多座,總長超過九點五公里,成中國建橋史上空前一頁。這不能不歸功於霍英東「以橋養橋,以路養路」的倡議和帶頭行動。成就一個空前的榜樣  一個人一生,如果在推進國家改革開放、健身強國、造福鄉梓、公益社會、架橋鋪路、開拓新領域以推動市場經濟發展、促進地區繁榮興旺等方面,能夠做成一兩件有意義的實事,殊屬不易。霍英東卻在所有這些方面,同時作出了非凡貢獻,在海內外華人愛國愛鄉史中,成就了一個空前的榜樣。  雖然霍英東要看到北京奧運開幕的最後希望未能實現。我們仍然在滿懷希望中懷念霍英東,因為他使我們確切地看到,為推動改革開放做點實事,會使我們看到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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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述與一覽無遺的影像記憶  賈樟柯談電影編導 (賈樟柯)

  我九三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這以前看不到什麼歐美電影,能看的,只有官方藝術,電影都是按國家投資政策攝製的。九十年代初獨立電影開始出現,例如張元的《媽媽》、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這些作品影響很大。那時候,德國法斯賓達的《愛比死更冷》也開始影響我們。關注底層小人物  九五年,我跟同學組成北京電影學院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我們一組人寫電視劇本和拍廣告湊到了一點錢,拍了第一部五十八分鐘長的電影《小山回家》,一共用了兩萬元、五天工作時間拍成。正在這個時候,中國社會發生激變,人的情感、價值觀均有很大改變。我家鄉山西汾陽在中國內陸,我在劇變時刻在北京生活,別有一番體會,而出生基層給了我觀看中國一個很好的角度。  九五、九六年從外地進城到北京打工的人叫民工——那時候還不叫「農民工」。民工入城,帶着期待好奇的眼光,觸動了我們拍《小山回家》的念頭。小山是河南人,他在城裏做廚師,過春節時他到處找同鄉一起回鄉。電影展開了北京圖景與五六組人物。《小山》片子在北京大學內播映,宣傳、推廣、放映我們無不親力親為,這些經驗教我受益無窮。  九六年,《小山》獲得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影比賽故事片金獎,並參展第二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可以說是我電影工作的起跑點,這個地方教我感到格外親切。參賽短片包括了余力為的《美麗魂魄》,他的片子採用自然光,企圖還原物質現實,再造自然生活,表現了氣候、光線的美。我們一見如故,後來我的電影全都是余力為擔任攝影,當年還結識了製片人周強,這個工作隊伍到現在依然合作無間。  九六年年底,原打算拍《夜色溫柔》,那是傾向於個人化題材的作品,刻畫一對戀人首次獨處的心理。電影正在構思,我剛好回老家過節,現實的改變教我驚悚。舊同學為人際關係苦惱不已,金錢利益改寫新的人際關係。家鄉的主街只有鐵匠、牙醫、糕點等店舖,以及一座教堂,這時候主街被拆,起百貨公司。劇烈動蕩之際,一切都變化多端,難以確定;而電影的可貴處,恰恰在於能夠一覽無遺地紀錄歷史變革。我決定以這個奇妙的記憶方法,給中國文化的考察提供一個角度。於是我們開始拍攝《小武》,這時候是九七年四月。片子在三星期內拍成。《小武》講述扒手小武的友情、愛情和家庭問題。片子在世界各地放映,但於九八年在內地被禁。《世界》﹕新的嘗試  二○○○年,《站台》拍成(九九年開拍)。這是我的第一部劇本。我七○年出生,八十年代還是個小孩,電影實際上是描寫大哥大姐的生活。我的姐姐就是文工團團員。電影的時間背景是八十年代,當時內地物質從匱乏轉趨豐富,大家開始擁有電視機、錄音機。這個時期也代表了文革過後從集體生活過渡到大眾娛樂的出現,港劇《上海灘》和譚詠麟的歌十分流行。電影刻畫了兩對男女,交織了八十年代的記憶。二○○二年開始流行DV(數碼視訊)。從頭細說,七十年代盛行詩,八十年代盛行小說,九十年代盛行DV。DV流行,等於說影像影響了生活。《任逍遙》於是採用數碼拍攝。電影描繪年輕人的故事,講述下崗工人的子弟無所事事。電影公映不久後「非典」爆發,北京瞬間變作空城,平日車水馬龍的快車道空無一人。一天早上五六點,我在三環路(即快車道)上步行,觸目所見羅馬花園、加州陽光等樓盤。北京的現代化似乎是拷貝西方而成的。我在北京十年了,很想表達這個城巿,但苦於找不到角度。有一天跟趙濤(編注﹕賈氏多部電影的女主角)談天,她聊起曾在世界之窗工作一年,那個空間營造了繁華自由的氛圍,但在那裏工作只感到疲倦單調。《世界》是新的嘗試,紀錄當下生活。人類的苦難與尊嚴  二○○五年,我的畫家朋友劉小東往三峽地區創作油畫《溫床》,以十二名拆遷工人為寫生模特兒,於是我跟着小東到奉節古城拍攝紀錄片《東》。片子要表現的不是文化立場,而是人的生活。因為三峽工程動工,一百萬居民移居廣東、遼寧,曾有一百多個媒體集合在奉節縣做報導。工程施工後,媒體一一撤退,而這裏平靜的生活一去不返,經受波瀾壯闊的改變。《東》的第二部分追隨小東到曼谷拍攝,小東請了十二位熱帶女性給她們寫生。他筆下的人物,儘管生活艱苦,卻不失自我尊嚴與生命活力。  就在拍《東》期間,醞釀了拍劇情片《三峽好人》的欲望。電影焦點不集中於工程本身對政治、經濟的影響,而是集中於中國人強烈自我意識的覺醒。再怎麼艱難,都無法磨蝕人性的魅力。他們坦誠而不麻木,非常投入生活,連小孩子也為生活打拼。工作隊坐船抵達奉節時,一個當地小孩緊跟着我們討生意。「住店不?」「不。」「那坐車不?」「不。」「那吃飯不?」為了生活,一個小孩,也懂得從不放棄,堅持到底。奉節是個古城,在歷史上風雲際會,深有「江湖」感,千古風流人物李白、劉備,都與古城結緣。在新的歷史階段,拍攝《三峽好人》的意念油然而起。  而拍紀錄片《東》期間,小東的一個寫生模特兒死亡,我們很難過,停拍了三個月。其後,小東買禮物帶給死者家屬,把死者照片讓家屬瞧。那個家,家徒四壁,窗台上有空啤酒瓶,這些靜物彷彿留下了生命的痕迹,喚起被忽略的現實。《東》拍攝曼谷女性,對應三峽男性;曼谷水災,對應三峽施工發生的人禍。  亞洲地區,人的生活特別艱苦。即使地域空間不同,艱苦生活卻是相類似的。  編按:二○○六年十月九日,香港嶺南大學率先放映賈樟柯的紀錄片《東》,並邀請賈先生暢談編導體驗,本文據此整理,並經賈先生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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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協換屆:從巴金到鐵凝 (潘耀明)

  文學巨匠巴金自去年底逝世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一直懸空。在今年十一月初舉行的中國作協第七屆代表大會上,終於塵埃落定,由女作家鐵凝擔任。  鐵凝的脫穎而出,在內地以外的社會引起不少反響,毀譽不一。海外的論者認為,鐵凝從名望到創作,與已故兩位作協主席茅盾和巴金不可同日而語。其實,持這一意見者,沒有考慮兩個因素。其一是,從作品的質與量而言,鐵凝已發表了三百多萬字的作品,著有長、中、短篇小說一百多部,其中以長篇《玫瑰門》為其代表作。她的小說雖未出過香港版,台灣則出了她的中短篇小說《沒有鈕扣的紅襯衫》。她的作品也已被翻譯成英、德、俄、法、日、韓、奧地利、挪威等多國文字。她與王安憶一樣,屬於第三代中國作家,也是箇中的表表者;其二是,茅盾和巴金當作協主席時,年紀都比她大得多,晚年作品不多,特別是茅盾。鐵凝還年輕,創作的道路還十分漫長。這也是鐵凝的優勢。  鐵凝創作的視野相對開闊得多,她從過去老一輩作家「為人生」甚至受囿於政治概念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她雖然也有上山下鄉和文革經歷,但她的小說特別是長篇《玫瑰門》,已不再停留於控訴式的傷痕文學的階段,她以冷處理的手法,從生活瑣事和社會價值觀的微妙變化,刻畫人性的乖僻、可諷甚至可笑的或笑中有淚的部分,筆下每帶冷諷、戲謔和反諷的玄機,從而突顯作品的內蘊和張力。  作者刻意寫一個人在一個社會、一個制度、一個團體,甚至一個家庭的無力感。女主角蘇眉,自幼便被外婆和母親勒令睡午覺,並且要在兩人的夾縫中陪大人睡午覺,儘管她睡不着;到了學校,老師便是主宰一切的權威,她喜歡把小同學叫去宿舍談話、罰站,讓同學把尿憋得頭昏眼花,甚至濕了褲子才放人;爾後是政治主宰了一切,小麥專家的爸爸被削陰陽頭,奶奶嚴守着語錄,但社會上所有這些風風火火的變化,在幼小的蘇眉眼中,卻又與人的本能夾雜在一起:如吃飯、尿尿、小妹妹的無知吃糞,舅舅帶「傲霜雪」的紅臂章和小表妹大便不通塞甘油條的哀叫,都發生在同一時間……大事或小事、雅與不雅、轟轟烈烈的鬥爭與世俗瑣事交織在一起,為讀者展現出立體的時代社會、世情的生活浮面和底層的生活圖卷。  鐵凝對寫作有自己的體會,她指出:「正如熱情需要冷靜去冶煉一樣,文學所需要的那種永遠的天真,恰恰是穿過沉重艱難而又美好的生活,從成熟嚴峻的思考中所獲得的,它乃是人類最優美的精神之一。作家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在困難和成功面前、在希望和失望中,永遠保持對生活的新鮮感;才能喚起讀者和他一道,永遠熱愛生命,喜悅人生。」(《給馬秀華的一封信》)  契訶夫認為作家必須做到在真誠中體現自己的基本姿態。鐵凝當上中國作協主席之後,還能否像她過去一樣、保有那種屬於文學的「永遠的天真」?這是人們所關注的。在她選上作協主席時與她通了一次電話,她表示,她的身份是作家,日後她的工作也是以創作為主。  鐵凝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作家,寫作是她的天職。作為作協主席,更是任重道遠。巴金之所以令人繫念和敬重,還不光是他的作品,主要是他彰顯了不畏強權、講真話的人格力量,正如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思和教授所指出的:「巴金始終不像曹禺等人喪失人格去迎合權勢,客觀上就樹起了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自由言論的旗幟。」  作為新一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是否能接過巴金「講真話」的薪火,不亢不卑,人如其文,表現出她不凡的一面,則是我們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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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小說中的詩詞和回目 (楊健思)

  梁羽生在一九五四年開始寫武俠小說(第一套《龍虎鬥京華》),他喜歡在小說裏加進詩詞,粗略估計,除了引用別些文學家的作品以外,自己創作的超過五十首。他的詞,例如《白髮魔女傳》的《沁園春》,是大家熟悉的好作品。二○○五年十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情景詩詞選析》,收錄作品一百五十二首,共一百五十二位作家,從黃遵憲始,迄谷向陽止。其中收錄梁羽生《七劍下天山》卷末詞《浣溪沙》。這首詞,在嶺南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給梁羽生的贊詞裏也出現過。前者把「蛾眉」寫成「峨眉」,後者英譯文把「蛾眉」譯作Mount Er-mei。因此使我想起,欣賞小說裏的詩詞,必須結合小說內容來看,否則容易誤解。結合小說內容欣賞詩詞  最近讀吳宏一教授《留些好的給別人》一書(明報出版社),當中收有文章《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此文原載《明報月刊》二○○一年三月號。文中評及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詩詞及回目。羅孚先生在二○○一年六月號《明報月刊》作出回應,指出其觀點可商榷之處。關於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吳教授提出「梁羽生摘引詩詞成句」以及梁羽生被大家推崇的詞作,「套用化用前人的成句稍為多了一些」。這再次引起我思考上述欣賞小說裏的詩詞的方向。  吳教授舉的例子是《七劍下天山》卷首詞《八聲甘州》,說「過片的頭三句幾乎是襲用張炎《八聲甘州》下片的開頭三句」。  對照梁詞與張炎詞,發覺襲用的是兩句而非三句;而吳教授指的那首《八聲甘州》,其實並非首見於《七劍下天山》,很多人以為這首《八聲甘州》是卷首詞,其實是梁代筆下人物楊雲驄在《塞外奇俠傳》卷末填下這首《八聲甘州》的(《塞外奇俠傳》廿八回)。想評賞這首詞,必須知道詞的寫作背景,因着故事情節及書中人物的活動,才知道套用是否另創新意。  梁詞《八聲甘州》寫道:  笑江湖浪迹十年遊,空負少年頭,對銅駝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詩殘夢斷,南國正清秋。把劍淒然望,無處招歸舟。 明日天涯路遠,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數英雄兒女,俯仰古今愁。難消受、燈昏羅帳,悵曇花、一現恨難休。飄零慣、金戈鐵馬,拼葬荒丘。  而張炎詞為:  記玉關踏雪事清遊,寒氣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長河飲馬,此意悠悠。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 載取白雲歸去,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向尋常、野橋流水。待招來、不是舊沙鷗。空懷感、有斜陽處。卻怕登樓。  《塞外奇俠傳》廿八回,說到楊雲驄和納蘭明慧被迫分手,楊雲驄浪迹草原十年,到頭來只剩酒冷詩殘夢斷,納蘭明慧有了他的骨肉,卻被迫要嫁與多鐸(電視版是多格多)。他心灰意冷,寫下這首《八聲甘州》。這首詞在《七劍下天山》卷首重現,正是納蘭明慧與多鐸大婚前夕。  楊雲驄說自己「笑江湖浪迹十年遊,空負少年頭」,乃有感於感情事太沉重了,辜負了飛紅巾,辜負了納蘭明慧,又辜負了草原上的朋友,更辜負了家國對自己的期望。所以他決意以後「金戈鐵馬,拼葬荒丘」。詞調是激昂的。  「明日天涯路遠,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句雖套用張炎《八聲甘州》「問誰留楚佩,弄影中洲」九字,但意思是完全不同的。這是楊雲驄的表懷述志,與收結「飄零慣、金戈鐵馬,拼葬荒丘」呼應,與張炎所述之懷截然不同。  張炎詞寫的是追憶北遊光景,老友沈堯道來訪後又要歸回隱居地,使他感慨萬千,念友、感懷、憶故國,滄桑味甚濃,寫的是消極欲隱的情緒,與梁詞的調子完全不同。  此外,羅孚先生的回應文章,曾引毛澤東詞「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說明毛套用李賀句,沒有人認為不妥。筆者亦認為套用而能創新意,更值得欣賞。  吳教授還提出梁詞中有「把劍淒然望」句,乃化自蘇軾「把盞淒然北望」句,說他「套用化用前人句多了一些」。現在讓我補充一下。此句出自蘇軾《西江月》詞。此詞寫於元豐三年(一○八○),原詞是: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宋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第二年貶謫黃州,此詞寫於被貶後的第一個中秋夜。「把盞淒然北望」,是詞人月夜借酒消愁,心中仍想着朝廷之事。「北望」,隱含仰望皇上之意。而梁詞寫楊雲驄決意反清,絕對不肯歸順。無論《七劍下天山》或《塞外奇俠傳》都是寫抗朝廷的義士行為。因此,「把盞」與「把劍」無論在行動上或心理上,分別都很大,而引發出「淒然」的感慨,也截然不同。嚴格說,梁句與蘇軾句只是字眼上相同,不能說是化用。這也是筆者認為評論一首詞時,要根據詞的內容和背景來分析的原因。套用本身並不為病,但要看套用後能否翻出新意。  此外,吳教授亦談到梁羽生的小說回目,暗指其並非原創,而是借用前人的。因為我近日也很留意梁羽生的小說回目,吳教授此言非同小可,促使我立即追查。  吳教授說,「很高興讀到龍飛立在《劍氣簫心梁羽生》一文中,指出梁羽生被人稱讚的回目創作,有不少是借用前人的詩句」。而吳教授更指「據說都是郁達夫引用過的。這意味着甚麼呢?似乎值得喜歡比較金梁詩詞的人,作進一步思考」。這句更非同小可,因為吳教授言下之意,是指梁的許多被人稱讚的回目,並非原創,而是襲用前人的。在追查之下,才知道原來是吳教授錯誤解讀龍飛立的文章了。  龍飛立的文章連載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八日的香港《新晚報》,後收錄在《梁羽生及其武俠小說》一書(偉青出版社一九八○再版)。善於借用前人詩句  為了求真,我立即透過電話越洋訪問龍飛立,知道當時龍是訪問過梁羽生而寫這篇長文的。他並沒有「指出」梁「被人稱讚的回目創作,有不少是借用前人的詩句」,而是說梁羽生「字斟句酌,且最善於借用前人詩句」(見上書頁十四)。龍飛立引的「四海翻騰雲水怒,百年淬厲電光開」,就是梁的得意之作。可惜,吳教授沒有引出來。其餘舉例,則和龍飛立的完全相同,只有個別字眼不一樣。  其中吳教授說「據說都是郁達夫引用過的」。三個例子是《折戟沉沙錄》(今版作《牧野流星》)中著名的回目:「平楚日和憎健翮,天山月冷惜幽蘭」,「何須拔劍尋仇去,依舊窺人有燕來」,「九州鑄鐵傷心錯,一局爭棋斂手難」。  我又追查「據說」,是據誰所說。原來龍飛立在文章裏清楚說明是引沙楓《中詩英譯絮談》所說的。沙楓乃梁羽生老友,相識於一九四九年,七五年梁有《悼沙楓》一文刊於《大公報》,詳細記載沙楓寫這篇《偶見梁羽生詞英譯》文章的經過,此文收錄在梁文集《筆花六照》。不過龍飛立引沙楓的原文是「多多少少和郁達夫有關」,但吳教授卻誤解成「據說都是郁達夫引用過的」。  為什麼我說誤解呢?因為:「平楚日和憎健翮」這句,是魯迅贈與郁達夫的《阻郁達夫移家杭州》詩其中一句,郁達夫沒有引用過這句詩。只是這句詩與他有關。  「依舊窺人有燕來」是黃仲則詩,郁達夫曾把這詩寫進小說《采石磯》,因為這篇小說寫的是黃仲則,除了這首,還有黃仲則的另外七首詩。郁達夫不是「引用」過這句。  「九州鑄鐵傷心錯」不是秋瑾的詩句,秋瑾詩《簡某君三首》之一前四句是「飄泊天涯無限感,有生如此復何歡,傷心鐵鑄九州錯,棘手棋爭一着難」;而郁達夫的詩句是「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是他的《毀家詩紀》八十四句裏的第七十五和七十六句。梁羽生的回目原稿為「九州鑄鐵傷心錯,一局爭棋斂手難」。  因此,嚴格來說,梁這回目的上聯,既不是秋瑾的詩,也不是郁達夫的詩。只可說這聯回目,是梁借用秋瑾的詩句改動而成的。沙楓只是說和郁達夫的詩「相當近似」(沙楓《中詩英譯絮談》,頁一七○),不是說郁達夫引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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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商榷 (吳宏一)

  編輯先生惠鑑﹕承寄楊君論梁羽生小說中詩詞回目一文,至感。楊君此文係針對拙作《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而發。該文字斟句酌,自當尊重,唯其中論述,頗有易引讀者誤會者。例如拙作中有云﹕  「 他(梁羽生)在《七劍下天山》卷首代楊雲驄所填的一首《八聲甘州》,是常為人所徵引的(詞略)。這首詞有人說寫得不壞,我也覺得寫得不壞,但我總覺得詞中套用化用前人的成句稍為多了一些。」  足見本人並無貶斥梁氏之意。所謂「套用」、「化用」前人詞句,其優劣得失,皆因人因文而異,不可一概而論。此固古今治文學者所習知,何庸深辯。楊君該文以梁氏小說詩詞互相參證,正不啻為拙作所謂套用化用者下一注腳。龍飛立不亦云乎「(梁氏)字斟句酌,且最善於借用前人的詩句」?楊君亦自以「借用」一詞目梁氏。此皆可證本人所言不虛。奈何楊君文中處處以詰難筆者語氣行之,而究其實,多係故作驚人之語,真不知何故?耑此,敬請編安 吳宏一 敬啟 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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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來鴻 (左貞觀)

尊敬的潘耀明先生﹕  我熱愛《明報月刊》是因為許多文章給我共鳴,觀點一樣,想法一樣。另由於我十六歲就住國外,通過貴刊了解到很多祖國的歷史和文化。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關胡風、趙紫陽、胡耀邦,尚小雲和有關《冰點》等文章。白樺的發言讓我流淚。我喜歡每一期您寫的前言。每次讀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會想起這多麼像蘇俄的知識分子。  另外請您轉達李歐梵先生七月號他寫的那篇文章(標題)應當翻譯成﹕反對形式主義的西洋鏡。Rayok(俄文Paek)是可以在任何俄漢字典上查到的。  另外在貴刊上經常看到外國人的姓名翻譯不同於國內,我能理解這是香港的傳統,但還是覺得國內的有些譯名,如蕭斯塔科維奇更舒服,更接近原音,更正確(或說更科學),是否在這問題上有必要統一一下,對讀者也有好處,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莫斯科 左貞觀 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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