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中國、愛中華文化 金庸 

  我們希望《明報月刊》堅持愛國主義,長期地繼續下去。一直到國家不存在了,民族不存在了,共產黨也不存在了,《明報月刊》還能繼續出版下去。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參加過很多酒會,但像這樣多的文化人都在一起,我從來沒見過。我今天有種感覺,全香港的重要文化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人都來參加了。《明報月刊》讀者現在遍及全世界,凡是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人,一定是《明報月刊》的讀者,一定都是很有學問的人。也不是說不讀《明報月刊》的人是沒有學問的(眾笑),不讀《明報月刊》的人,學問當然還是好的,但他對中國文化沒有多大興趣。這些人當然有,而且學問極好,然而是少數。知己良朋濟濟一堂  能夠看見許多朋友來參加這個酒會,我是非常開心的。可以見到很多幾十年未見面的老朋友,亦看到很多喜歡《明報月刊》的新朋友參加﹔有很多是第一次見面,有些是知道名字很久了,但還是第一次見面。這次見面非常開心。  今天參加酒會的是香港的一些在文化界很有地位的人,但亦有一些有地位的人沒有來參加,可能他們沒工夫,也可能他們很忙,也可能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不怎麼高。  今天很感謝大家來,胡菊人先生他們更是遠道而來,非常難得。像丁友光先生,很久不見了,想到他對《明報月刊》的重大貢獻,他今天到來,我非常高興。《明報月刊》初辦時,許冠三先生、王世瑜先生、董橋先生、司馬長風先生、孫淡寧女士等等都出了力,今天他們沒有來,但我們都記得他們,感謝他們的功勞。  我當初辦《明報月刊》,可以這樣說,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快開始了,所以我們辦這本月刊,講明是要跟文化大革命對着幹﹕它反對的我們就贊成,它贊成的我們就反對,講明和宣布對着幹﹔當然中間經過很多困難。這樣過了四十年,現在《明報月刊》還是這樣子在全世界廣泛流行,而文化大革命卻過去了,也受到中國大多數文化人的否定。延續創刊精神無懼虧本  剛才我聽張曉卿先生向大家保證,他一定繼續這個精神,讓《明報月刊》繼續辦下去。我非常非常感謝他,因為我們這本月刊從一創辦就聲明是不牟利的、不賺錢的,事實上是不斷虧錢的,到現在為止也很困難,我都知道。我們對《明報月刊》有這樣一句話﹕《明報月刊》是不賺錢的。四十年來一份刊物一直虧本,因為有明報集團在後面支持它。張先生剛才說,他會繼續努力把雜誌辦下去,所以我要感謝他,感謝他因為知道不賺錢也要來維持這一份刊物,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人家不知道明報集團這樣艱苦,不去了解它,說它從小到大,以為只是從一家普通報紙,到發展成功——他的眼光太低了。其實它背後有很大的理想在裏面。辦一本不賺錢的雜誌,一辦辦四十年,本身就不太容易了。現在張先生答應繼續辦《明報月刊》這一本不賺錢的、文化性的刊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對張先生和明報集團的仝人繼續做這種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很高興地看到在一個公開投票中,公信力最高的是《明報》,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我想《明報月刊》也有一定的功勞。  我最後一句要講的話就是,我們當時辦《明報月刊》這本文化性、思想性、知識性的刊物,宗旨是「愛中國」、「愛中華文化」。按現在對國家的定義,一般講,國家有人民、有土地,最主要還有文化,包括語言、生活習俗等等的民族傳統。我們中國向來說,蠻夷和華夏主要是文化不同﹔接受華夏的文化就是華夏,華夏如果接受蠻夷的文化就是蠻夷。我們堅持愛中華民族的文化,堅持愛國、愛中華文化這個中華。我們希望《明報月刊》堅持愛國主義,長期地繼續下去。  已經有四十年了,以後再有四十年,六十年、八十年地再辦下去,一直到國家不存在了,民族不存在了,共產黨也不存在了,《明報月刊》還能繼續出版下去,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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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盛會的鼓舞與啟迪 (本刊編輯部)

  在紀念本刊創刊四十周年暨明報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際,我們得到全球華人知識精英們的廣泛支持和極為熱情的勉勵。我們特別感到榮幸的,是能請到查良鏞先生、胡菊人先生、金耀基教授、馬悅然教授、龍應台教授、劉再復教授、章詒和女士、蕭依釗女士和陳文芬女士作為這次慶祝活動的主禮嘉賓、特邀嘉賓和演講嘉賓。  通過此次紀念活動,使我們更堅定地貫徹「價值中立」的辦刊路向。我們相信這一路向所蘊含的文化精神將有益於香港社會和整個華人社會精神的祥和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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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明月》繼續走出精彩 (金耀基)

  金耀基:今天很高興出席《明報月刊》創刊四十周年暨明報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紀念的酒會。我先要向《明報月刊》和明報出版社表示祝賀。《明月》創刊四十年,用總編輯潘耀明先生的說法,《明月》走過了四十年的「歷史走廊」,這不是一條金光大道,而是兩旁布滿巉岩峭壁,中間可走的只是一條夾縫,但《明月》終究是艱辛地走過來了,並且走出了精彩,走出了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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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安的融合與超越 (丁果)

東西文化融合的話語權  華裔導演李安奪得到本屆奧斯卡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獎,全球華人都非常高興,人們並期待奧斯卡今後更為多元化。我不大同意《城南舊事》的導演吳貽弓所說的,李安純粹是荷李活的導演,指《斷背山》與中國文化扯不上任何關係。我認為,李安所受的教育和他執導的中英文電影,都有中國文化的因素﹔他所作的電影探索,也是中西文化融會貫通、東西方審美意識交流的實踐。因他在荷李活拍片,就把他排除在中國導演、中國文化的範疇之外,那是我不能認同的。一如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若因此就說他是法國作家,不是中國作家,這沒有道理。李安自己也說﹕我是中國人,我不是美國人。何必要把我們自己的英雄趕到別人那裏去呢﹖  從中國文化的傳統倫理角度來看,《斷背山》的題材當然可以討論。但是,李安在此片中將東方文化的審美意識融會在西方有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中,為荷李活電影的國際化和多元化開拓了新的視野,這是毫無疑問的。《斷背山》的成功遠遠超過了李安的另一影片《臥虎藏龍》,也超過了社會各界對這部影片的題材的政治性評論,將會對東西方電影工業帶來長久的影響。此片證明李安從所謂荷李活大製作的平庸成績中走出來,告別了豪華奢侈的場面和聲光幻影的特技迷信,回到樸實感人的傳統電影語言敍述,用較低成本而拍出好電影,這一點值得中國電影人參詳。  我們看李安的成功,必須從二十年來中國電影崛起的大背景來看。張藝謀、陳凱歌,甚至之前的吳貽弓,都對中國電影的崛起功不可沒。只是,當張藝謀、陳凱歌等人成功後就「誤入歧途」,他們向荷李活的大製作、大場面看齊,沉溺於特技畫面的經營,開始遠離電影故事中文學和人性的基本元素﹔反之,李安則乘着中國電影崛起的東風,以更深入和更堅執的電影語言,給荷李活注入新的電影元素,從而拿到了屬於李安自己、屬於李安敍述的東西文化融合的電影話語權,這是很大的成功,值得張藝謀、陳凱歌或者更新一代的中國人導演思索。超越狹隘的政治意識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在李安得獎後,台灣民進黨當局竟然說那是台灣文化立國的典範。但事實是,民進黨在執政後即提倡所謂的本土化,恨不得把國語改成日語,致使台灣國語片發展每況愈下﹔當局甚至把導演侯孝賢也逼成了政治上的反對派。李安在得獎致辭裏感謝兩岸三地所有中國人的關心,這就超出了兩岸對立的狹隘視野,而是站在電影工作者超然的立場,站在全體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的立場來看待自己取得的榮譽。同時,他也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成就,並身體力行地把東西文化融會在電影藝術中。  因此,我們要呼籲台灣當政者不要以自己狹隘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來為李安定位,那只是矮化李安。我們也要呼籲北京當局對《斷背山》一片不要封殺﹕同性戀的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但李安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卻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超越政治的。  李安的得獎,已經使他成為繼日本導演黑澤明之後將對荷李活電影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二位亞洲導演。黑澤明雖然沒有得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其電影也沒有入圍過奧斯卡最佳電影,但他在一九五一年以《羅生門》一片得到第十四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大獎(金獅獎),從此打破了歐美電影壟斷國際影展的歷史,其電影藝術帶動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電影的風潮,被譽為是來自「東方的啟示」。李安與黑澤明前後輝映  從電影語言的整體來看,黑澤明強調以虛構的世界來表達廣泛的社會問題,而李安則喜歡用寫實的手法來敍述故事﹔黑澤明善於謳歌武士的英雄氣概,對弱者不表同情,而李安對普通人的內心掙扎有更細緻入微的描述,連英雄也有氣短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對各類電影題材作出大膽嘗試的同時,都沒有忘記電影反映人性的基本原則,以及堅持依着自己個性的電影敍述手段。  或許吳貽弓他們不願意承認,但黑澤明和李安都坦率地表達,他們喜歡在敍事方式上使用荷李活的Classic Narrative(傳統敍事方式)﹔也因為如此,黑澤明和李安都比其他東方導演更容易受到西方同行和觀眾的接受。張藝謀曾經在悼念黑澤明時講過這一番話﹕「黑澤明使我明白,當走向外面世界時,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風格。」  黑澤明在日本從戰後廢墟中掙扎的時代裏,用英雄式的電影故事來鼓勵自己和自己的民族不要在困苦中走向虛無,要丟掉傳統的武士精神﹔而李安則在中華民族崛起、振興之中,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時候,在兩岸對立甚至有可能兵戎相見的大環境裏,用「和而不同」的東方哲學為基礎,以李安式的電影美學和語言來敍述人們彼此理解寬容的故事,與黑澤明可謂前後輝映,向荷李活和西方顯示出東方文化的魅力。如果人們將黑澤明的《姿三四郎》與李安的《臥虎藏龍》對照,會發現兩位大導演對武俠片的演繹是如何地精彩與不同。將黑澤明的《七武士》與李安的《斷背山》比較,也必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李安得獎,值得大家歡呼,但更應該引起各方反省,尤其是兩岸三地的電影工作者應該捐棄成見和區域對立,迅速整合資源,建立國語片的「荷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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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骨的變色龍  ——遊走中西文化之間的金像導演李安 (張靚蓓)

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卻失落最佳電影獎,曾自詡「以柔制剛的變色龍」的李安在公然發火後感受如何?他的未來電影事業有什麼新的走向?他如何看中西文化?李安傳記《十年一覺電影夢》的作者張靚蓓在李安獲威尼斯金獅獎前與他作了深入訪談,在奧斯卡之後又採訪了李安家人,並撰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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