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的春天來臨了嗎?(伊銘)

  被視為中國「有史以來最深入的」報業改革方案經過歷時四個月的整頓,已暫時告一段落。全國納入本次治理的黨政部門報刊共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種,其中停辦六百七十三種,劃轉三百零二種,實行管辦分離二百八十九種,改為免費贈閱八十七種,每省均有二十至七十家報刊被「停、轉、併」。此外,中國傳媒業的透明化、市場化、公器化等進程,亦在悄然向前推進。因此有人說,中國傳媒的春天已經來臨。傳媒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中國傳媒業的資源配置多年來處於畸形狀態,發展狀況極為懸殊。有的報紙發行二百多萬份,也有的只有區區數千份﹔有的報紙年廣告收入超過十億人民幣元,也有的則連年虧損。期刊狀況更是慘不忍睹,發行量僅二千本左右的文學期刊比比皆是。但中國報刊最大的問題在於「只生不死」,除非違規違紀被停刊,否則即使負債累累也不主動停辦。  另一方面,中國報刊存在的問題還有﹕一、主管部門的組織範圍和管轄權限把報社、雜誌社分割成相互封閉的條塊,任何報社、雜誌社間的經濟聯繫,必須上級主管批准才能進行﹔二、報業集團無法跨地區兼併及重組,只能近親繁殖﹔三、報刊日常管理還根據計劃經濟時代制訂的規定,已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  因此,改革中國傳媒體制勢在必行。而改革後的中國傳媒業必然面臨三種選擇﹕一、引入外資,調整方向,增強活力﹔二、面對市場競爭,致力於本行業,辦一份高素質專業刊物﹔三、等「死」。對那些專業性很強的報刊,最可能的就是第三條出路。屆時也許只有一成五的報刊保留機關報身份,仍由國家供養,剩下的要獨立營運,「最終可能有一半會被市場淘汰」。這是一些北京傳播學者分析,引入淘汰機制的中國傳媒業,或許能爭取到較寬鬆的傳媒自主空間。  這些學者樂觀地認為,當局準備把傳媒推向市場,無異於讓傳媒有了獨立生存的能力。傳媒一旦建立起獨立品格,輿論監督的力度也將空前提高,各級官員非但不能像過去那樣箝制輿論,打擊不聽話的傳媒,反而要切實向老百姓負責,貪官污吏會有所收斂,司法權威會一步步走強,官吏欺壓百姓、魚肉弱小的情況也會改變。根據是﹕在市場大潮下,傳媒除了行使「第四權」外別無選擇。那些不能適應讀者要求,只反映官意、不代表民意的傳媒,遲早要被淘汰。  如果按照這一思路推想,有了獨立傳媒後,政府施政的問責性、透明度自然提高,而落伍的政治制度自然成為眾矢之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將日益高漲。有了獨立的輿論,政治改革就有了水到渠成的可能。  事實上,中國傳媒改革在去年初即已開始。對美伊戰爭的報道,中國傳媒基本上做到了迅速、全面,儘管視覺傳媒中的戰爭場面主要來自境外傳媒,而在傳媒剪裁、取捨方面也不乏傾向性,對伊拉克民眾充滿同情,但報道水平總體感覺相當不錯。對「非典」疫情的報道,雖然在早期受到某種壓制,但隨着北京鐵腕撤換兩位瀆職高官,傳媒也不斷突破原有限制,其中不乏尖銳的批評。  這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是以前不敢想像的。原因則是由於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最高層走馬換將,實行了新人新政。分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及中宣部部長劉雲山雖然不具備宣傳背景,但均以思想開放、敢做敢為著稱。他們上任後,傳媒在業務發展方面受到的限制明顯減少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前沿的廣東省任職多年的李長春分管宣傳工作以來,其言論確實蘊含新意。例如他強調要改進宣傳方法、提高引導水平,報道有實在內容、有新聞價值的事情,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李長春說,衡量精神文化產品最終要看人民滿意不滿意、喜歡不喜歡,由於正處於體制轉換時期,存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少數領導腐敗,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反映民眾心聲,即加強輿論監督。雖然李長春不忘提醒傳媒「正確引導」,反映「主旋律」,但他有關傳媒改革的思路與激情是真誠可信的。地方傳媒事業的新氣象  上行下效,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地方傳媒事業呈現的新氣象。在北京,有關方面制訂了市屬傳媒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人活動傳媒報道的方案,對書記辦公會、全市重大會議的報道,要求《北京日報》和北京電視台嚴格控制字數和時間﹔多位市級領導參加的活動,市屬傳媒只綜合編發一條消息,不分別發稿﹔出席會議、活動的領導人名單能省略盡量省略。儘管這些措施與「傳媒讓位於群眾,使傳媒報道更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沒有必然聯繫,儘管少登會議、領導人的活動,並不意味着傳媒就敢登社會熱點問題、老百姓的憤懣和揭露問題的批評聲音,但外界對北京這一改進,還是抱有相當大的期待。  在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表示,報道「主旋律」是必要的,但同時也要注意改進報道方式,讓讀者喜聞樂見,即「大報如何更活潑一點,小報如何更規範一點」。宋德福說,有的報刊靠行政手段攤派訂閱,結果到了基層,人家連看都不看就當廢紙賣了。在他倡導下,福建省黨政領導的一般活動在省委機關報《福建日報》上,開始以標題新聞的形式出現。「標題新聞」看似小事一樁,實際上意義非比尋常,因為這意味着中國新聞模式的歷史性轉變。  在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聲稱「黨管傳媒,傳媒之風直接反映黨風」。李源潮說﹕「現在傳媒上領導活動內容太多,普通百姓不感興趣,傳媒也感到無所適從。長此以往,不利於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也不利於領導幹部堅持『兩個務必』。還是要多幹實事、少務虛名。」他表示,目前傳媒報道特別是會議和領導人活動的報道,沉悶、空泛、程式化仍相當普遍,其結果是累了黨政領導、懶了記者編輯、丟了人民群眾,害莫大焉。  領導人活動、會議報道過多,一直是中國報紙的頑弊,特別是在許多地方報紙上。政府部門的常規性工作信息大量充斥報端,工作性報道滿天飛。由此使得報道內容空泛、信息量小,缺乏輿論監督功能,導致報紙可讀性大大降低。而今地方諸侯不再熱衷於在報紙上拋頭露臉,可謂是對傳媒的一次解放,還傳媒以應有的位置。嚴格自律才能持之以恆  中國的傳媒改革走到今天,總體來看還是在進步,儘管與真正意義上的傳媒變革還存在距離,有些改變僅屬技術層次,或只是掩飾「中國特色」的傳媒缺陷,例如地方傳媒改革基本出於長官意志,與傳媒規律無關。雖然如今中央及地方領導願意以身作則,減少在傳媒上拋頭露面,但能否做到持之以恆,現在還很難下結論。假如中央官員不能嚴格自律,那麼地方官員也會上行下效,傳媒改革仍是空話。  西方學者曾預言「十六大」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將別有洞天,傳媒開放也會以意想不到的力度進行。這種說法的根據,一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將要求中共新領導層與時俱進,否則只有守成,而守成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中共新領導層更需要通過事實展現其開放姿態,以便獲得民眾及外界的支持與認同,從而建立自己的權威。而傳媒是社會敏感點之一,判斷改革開放程度的關鍵就是看傳媒是否興旺自由,是否具有寬鬆的個性。西方學者的預言雖然不乏主觀願望,但絕非信口開河,如果中國政局不發生特別變故,傳媒改革的車輪應該會往這個方向驅動,因為中國正面臨社會所有制徹底翻新的大變革前夜,而傳媒在中國當代歷次變革中均扮演馬前卒的角色。  事實上,胡錦濤已在倡導傳媒改革。去年三月,在胡錦濤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了中央領導人的傳媒報道工作,提出要少報道領導人的活動,多報道群眾關心的內容。會議要求傳媒報道「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敦促各級官員和幹部「自覺支持傳媒改進報道工作」。另據知情者透露,「十六大」後,胡錦濤對中央電視台作了三點批示﹕一、中央電視台對「十六大」的宣傳報道做得很好﹔二、最近以來的傳媒報道工作是積極向上的﹔三、只要是無害的,就是有益的。這個「三點批示」倘若是真的,對中國傳媒界而言無疑是福音,其中「無害就是有益」論更是嶄新的提法,極具政治膽識和魄力。「溫柔蛻變」中的陣痛  問題之一,互聯網在中國正加速發展,尤其是在社會的知識層、管理層及廣大青少年中將首先普及,他們將遠離傳統傳媒。這就帶來了幾項挑戰﹕一是傳統傳媒如何抓緊時機積極改革自身,保持在大眾中的信譽和影響力﹔二是如何與第四傳媒相結合,通過新的技術手段向民眾提供更全面、更主動的服務,滿足民眾多方面的資訊需求﹔三是由於互聯網的虛擬性、不可控制性,勢必會撼動傳統意識形態的根基。  問題之二,報業集團模式未必能解決中國傳媒業的弊端。因為計劃經濟的長期影響,中國傳媒業存在條塊分割、資源分散的弊端。在這種情況下,報社再有實力也很難衝破來自各條塊部門的阻力,實現對其他報社的自由兼併或合併。正因為如此,目前報業集團的建立只能是報社經過一定積累後結構複雜化、經營多樣化的結果。因此,要達到上述目標及建立優勝劣敗的傳媒業機制,優化傳媒業結構,必須透過黨和政府的推動戰略,運用一定的組織、行政手段,破除條塊分割,達到傳媒業資源的重新整合。  對中國傳媒業而言,商業化在促進傳媒自由的同時,也為其設置了新的障礙。為了不影響經濟收入,對廣告大戶和公費訂閱大戶,傳媒的批評報道常常網開一面。有些傳媒的領導公開告誡部屬﹕凡採寫批評報道務必事先與廣告部聯繫,以免開罪客戶,影響收入。在政治制約和商業利益的夾擊下,中國傳媒很難「活」出個性。  問題之三,中國傳媒因其與政治權力中心的遠近,在其享有的自由度上鬆緊有別。言論自由的程度同傳播者與政治權力中心成反比。也就是說,傳播者距離政治權力中心愈遠,享有的言論自由的空間就愈大。  中國新聞傳媒的自由度要比文化傳媒小得多。在印刷傳媒中,報紙作為傳統宣傳工具受到最嚴密的關注。雜誌則被認為介於宣傳工具和文化事業之間,在中國各地尤其是南方隨處可見的以犯罪或色情為賣點的通俗刊物,即是在文化監控下的漏網之魚。  問題之四,中國迄今沒有新聞法,傳媒只好學習自我保護。近年來,傳媒和傳媒工作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事件還在增多,傳媒工作者在採訪中被毆打、被砸搶攝影攝像設備、被恐嚇威脅甚至被非法拘押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因採寫批評稿件而吃官司更屢見不鮮。諸如此類的案件幾乎都是事發當地司法部門自行解釋和裁決,很多裁決都不利於傳媒及記者。這種將涉及新聞本質的事件列為民事或刑事官司來處理的做法,在當今世界已很少見了。因言獲罪仍時有發生  隨着傳媒的自由化傾向及互聯網虛擬世界的膨脹,「安定團結」日益受到威脅。為此北京不得不頻頻出手,而對言論自由的鉗制則招致意想不到的反彈。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的報告稱北京侵犯傳媒基本自由的情況仍時有發生。該組織研究發現,在因網上言論觸怒本國政府而被捕入獄的五十多人中,中國即佔三十八人,他們的罪名都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因言獲罪的現象引起內地知識界的強烈反彈。最近中國知識分子向溫家寶發出兩封公開信,要求釋放或停止逮捕互聯網異議人士。到目前為止,已有近一千二百名海內外人士在信上簽名。  引發這一波抗議風潮的內在因素中,有一點最為重要,即民眾對「胡溫新政」期望值與現實產生落差。「胡溫體制」成形後,務實、親民、開明,以民為本的理念頗受國際社會好評,外界對他們在推動民主化進程及黨內政治改革方面寄予厚望。但結果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後,政治改革議題隻字未提,互聯網異見分子卻一個個被捕入獄,中國的言論自由度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調查報告中的排名亦大幅滑落。中國知識階層由失望到不滿,便勢成必然。

更多

消除族群仇恨  杜絕恐怖主義的根本之道(王力雄)

  大型恐怖活動要同時具備很多條件,這是單槍匹馬的恐怖分子或黑社會團夥無法做到的。恐怖主義是一個系統,只有在族群中才能形成和保持,也只有族群仇恨方能將其驅動,並靠族群凝聚的資源供養。只要世界不再有族群仇恨,恐怖主義就會不復存在,大型恐怖活動也就會不能發生。

更多

快樂的君子  王蒙、金庸與香港大學生暢論人生

  由本刊與浸會大學聯合主辦、明報書會協辦的「漫話人生」公開講座,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浸會大學舉行。來自內地和本港的兩位文壇泰斗王蒙和金庸,與擠滿會場的數百名香港大學生進行了坦誠而幽默的對談。他們以「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的名言告誡後生要泰然對付小人,不斷昇華人生境界,做個快樂的君子。講座由浸會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總監陳載澧和本刊總編輯潘耀明主持。應出席者的要求,本刊編輯整理出王蒙、金庸講演的現場錄音,並經王蒙和金庸審閱,全文發表與讀者共享。

更多

懷想與瞻望(潘耀明)

  過去的一年如流星劃過蒼穹,當第一道新歲的曙光耀人而來,《明報月刊》已走過三十八個年頭了。在世界、中國和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歷史場合中,在各任主編和同事的辛勤努力下,《明月》成長了,壯大了,成熟了。無論是市場的壓力還是歲月的刀霜,都不能使之消失,她在文化大纛下依然堅定地向前邁進。  《明報月刊.發刊詞》曾明確地指出﹕「新,年輕,現代化,多采多姿的變化和改革,那是我們在編排上所企求的精神。」惟其新,才不會抱殘守缺﹔惟其年輕,才有活力﹔惟其現代化,才能與時俱進。與此同時,只有多采多姿,才能為人間增色﹔只有不斷改革,才能精益求精,以日新月異的美好境界立足文化之林。這是創辦人查良鏞先生所揭櫫的精神,也是《明月》的精神。儘管我們還存在缺點和不足,還未盡善盡美,但我們只要具有這種歷久常新的精神,並朝着這個目標走,《明月》當不斷發展發光,所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可以告慰文化界的朋友,《明月》於二零零三年度獲得亞洲出版協會頒授「亞洲最佳中文雜誌」榮譽獎,她是第一份亞洲中文文化雜誌獲得此項殊榮。這一份榮譽也屬於本刊顧問和作者們,《明月》所取得的成績,是與他們的支持、扶掖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尊敬的顧問和熱心的作者傾注的智慧之水和關懷之情,在商品社會巨流的衝擊下,這株相當孤單的文化知識之花,是難以支撐下去的。聚集在《明月》中的人才,是社會的精英,更是《明月》的生命線。《明月》因她的中性立場和兼容態度而贏得讀者的認同和共鳴,劉再復教授指出﹕「《明報月刊》是一本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刊物,她的中立立場和中性態度是一貫的。她不僅是專業的刊物,而且是業餘的刊物。所謂業餘,就是關心社會、關心民瘼,有社會批評、文化批評。」這也與《明報月刊.發刊詞》所提出的「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的旨趣相一致,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今後,《明月》將繼續超越黨派立場,堅持用中性的眼光看歷史、看現在、看世界、看中國、看人生、看學術,充分展示知識分子刊物的個性和特色。  《明月》還在發展,我們在新一年推出明月網站。饒宗頤教授為《明月》三十八周年題寫的賀聯是﹕「文化木鐸,明照四方」。木鐸,比喻宣揚教化的人,大意是指《明月》以弘揚文化為己任,遠播遐邇。這是國學大師對《明月》的殷殷期許,對我們是莫大的策勵﹗「我們的責任是從以前的人接到火炬,再將它傳給後來者,使火炬不熄滅,或進一步增加它的光。」(李霽野)  值茲二零零四年伊始,我們推出「猴年全球形勢瞻望」專題,是對新一年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的展望,敬希讀者留意。  在新的一年,本刊仝人謹祝《明月》的文友和讀者們﹕  門闌生喜氣  山水有清音

更多

致二月河信(黃鳳祝)

  讀《明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號二月河先生的文章《諸葛亮籍貫之爭》,有如下疑問。晉代陳壽所撰《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第五》開篇說﹕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南朝劉宋時裴松之(公元三七二—四五一年)注﹕「《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三國志》下冊,岳麓書社二?靆?靆二年版,頁六一二),裴松之所說之南陽,應為當時荊州所轄南陽郡。查閱《中國歷史地圖集》三國時期地圖(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之三國西晉時期》,地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頁十九),可知隆中位於襄陽西,其時隸屬於南陽郡,故有「亮躬耕於南陽」之句,與其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的具體位置並不矛盾。依今日省區劃分,諸葛亮的躬耕地南陽之隆中,當在湖北襄陽附近。裴松之為河東聞喜(今山西)人,其時應無隆中河南湖北之爭。如二月河先生手頭有更確切的資料或其他典籍文獻,還請不吝賜教,謝謝。

更多

重陽念王[予予]及家永三郎(學田)

  已故文物修復家王[予予]先生在一篇口述文章中,曾感慨地說﹕「直到今天,寫一篇文章紀念抗日戰爭五十年,心裡都非常痛苦,常常流下眼淚來。」(《明報月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號《中國成功修復金縷玉衣的第一人》)王先生為祖國修復金縷玉衣,但上一代遭受日本侵華造成的傷痛,又能否憑下一代修補撫平﹖  重陽前後,念及日本教育家家永三郎先生生前對歷史真相之堅持,復歎扶桑此後恐無賢士,願憑良知執千秋之筆,還後代應知的歷史真相。路暗難行,家永先生途上毋懼陰魂驚擾——三乞青天借明燈,憑風送一程﹗  天忍折賢能,  輕教史筆更﹔  陰魂欺暗路,  風送孔明燈。

更多

人生小語(陳有慶)

  每逢農曆新年,我們已移居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都會帶同家眷,飛往泰國老家吃團圓飯。大家操著不同的語言,互道平安、介紹認識家庭新的成員,從而增進對家族的歸屬感。  在香港,我的家人平時各有各忙,但星期天及假日都能聚會,打打沙灘排球或出海揚航,藉以維繫親情及傳達愛的信息。近年營商環境困難,我們的家庭成員透過加強聯繫、互相扶持,使竹呇人都能衡破逆流暗湧,事業也穩健發展。  有一則故事,大意是主人想邀請門外的三位老人進屋,主人獲告知:「我們是成功、財富和愛,而你只能邀請其中的一位進去。」主人遂邀請「愛」,卻見「成功」和「財富」也隨之進來。老人解釋說:「成功」和「財富」都是單獨應邀,惟有「愛」會帶來成功和財富。  您是否從中得到啟發?

更多

《公投法》與未來兩岸關係(鄭海麟)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灣立法院就《公投法》進行表決,最終國親兩黨的泛藍版《公投法》獲得通過。  國親版《公投法》規定不得作為公投提案的內容中,最重要的是將國號、國旗及領土變更等條文排除在《公投法》之外,從而給民進黨的「制憲建國」活動打了一道預防針。但國親版《公投法》也接納了陳水扁提出的防禦性公投條款,即《公投法》第十五條規定的總統提案權。內容包括﹕「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防禦性公投議題被列入《公投法》後,立即成為泛綠陣營進攻泛藍的着力點。兩天後,陳水扁就提出要在二零零四年大選投票日的同時舉行防禦性公投,並強調《公投法》雖不滿意,但防禦性公投畢竟為民進黨打開了缺口,這實質上是為民進黨預留了一條通往台獨的綠色通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指出﹕防禦性公投事實上是變相的台獨公投,是侵犯或破壞國家主權完整的台獨公投,對此大陸堅決反對。大陸學者認為,防禦性公投是陳水扁為了拉抬低迷的總統選情,以及為競選連任而加劇兩岸緊張的選戰議題。陳水扁近來熱衷炒作,一方面是迎合台獨基本教義派的訴求,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挑衅大陸來為其助選,因為目前台灣根本沒有出現「國家遭受外國威脅」及「主權有改變之虞」的情況。防禦性公投源自美國《台灣關係法》  以上看法雖說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而且恰恰是表面現象,因為防禦性公投條款出自國親版《公投法》,這就不能不令人作更深層的思考。有傳媒認為這是泛藍一時失察,過後「為之扼腕不已」,但事實並不然。泛藍推出《公投法》,是經過國民黨憲改小組作深入研析,並經過多次修改,如涉及最敏感的領土範圍,泛藍陣營原擬採共和憲法概念,將領土主權縮限於台、澎、金、馬,以「一九四九年後實際統治的領土,為本憲法規範的領土範圍」,但《公投法》在出台時刪除了這一陳述,實際上阻塞了泛綠部分人士要求更改領土、國號的訴求。但防禦性公投為何仍被泛藍寫進《公投法》﹖筆者認為,防禦性公投的概念早就出現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生效的美國《台灣關係法》裡,不過不太為人所察覺罷了。  查《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款「美國的政策如下」﹕  一、維持與促進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間廣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務、文化及其他各種關係﹔並且維持及促進美國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區人民間的同種關係﹔  二、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三、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四、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舉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五、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  六、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以上規定綜合起來分析,即為台灣遭受外力攻擊時採取防禦性公投提供了美國國內法法源。試析之﹕考以上「美國政策」第一項,目的在於將美國與台灣、大陸及亞洲各國人民間的商務、文化等各種友好往來一視同仁,而第二項則說明美國國會制訂《台灣關係法》之目的乃在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而這種和平及安定實質上是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勢力及影響,故曰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可見台灣問題關係到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目標和勢力架構,大陸欲求解決台灣問題,當然會被美國理解為試圖改變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架構,進而取代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可見台灣問題並不單是大陸與台灣的問題,也涉及到美國與西太平洋地區各國的安全、政治及經濟利益等問題。「美國政策」限制大陸對台動武  基於上述原因,「美國政策」的第三項明確規定限制大陸對台動武,第四項則為限制大陸對台動武的具體內容,包括經濟抵制和禁運手段。由於這些舉措將影響到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第五項則是支持台灣擁有足以自衛的軍事能力。第六項則是針對大陸,對中共設置的限制條件包括﹕不得對台用武﹔不得對台實施軍事封鎖﹔不得對台使用將會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動盪的顛覆行為和軍事威脅,甚至包括武力威嚇,這也是為什麼大陸每次對台武嚇都會引起美國嚴重關切的原因。  以上六項「美國政策」,實為國親版《公投法》防禦性公投條款的概念來源。事實上,台灣任何政黨擬訂的《公投法》都不可能不將防禦性公投條款列入,否則便有可能被視為「賣台」。至於陳水扁大肆炒作,當然是出於大選的考量,不過,由於此議題過份敏感,引起大陸強烈反應,為了消除外界疑慮,陳水扁強調防禦性公投與統獨無關,不會牴觸「四不一沒有」,並急忙派人向美國說明。可見兩岸問題,美國在其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台灣關係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至大且巨。「排獨拒統」的《公投法》  如果說將國號、國旗及領土變更條文排除在《公投法》之外,目的是為了「排獨」,那麼將防禦性公投納入《公投法》則是為了「拒統」。據此,國親版《公投法》是「排獨拒統」的《公投法》。就目前的台灣政治生態而言,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民眾傾向於不獨不統、維持現狀。國親版《公投法》可說最大程度反映了台灣民意,無怪乎國親兩黨高層也得意地宣稱它是維持現狀的《公投法》。  國親兩黨在《公投法》上的勝利,無疑可為即將到來的大選贏得部分選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兩岸關係。儘管北京一再強調反對台灣制訂《公投法》,但這部「排獨拒統」的《公投法》畢竟比民進黨蔡同榮版的《公投法》要平和得多,誠如台灣學者陳毓鈞指出,原本北京擔心二零零四年台灣選舉將同時舉行的諮詢性公投已不可能實現了,台灣最後通過有安全閥的《公投法》,北京對此應感到滿意,對台灣也不會有太強烈的動作,目前只是為了面子而嘴硬。東華大學教授楊開煌則將國親版《公投法》視為北京「取得第一次戰役」的勝利,並認為北京在這次《公投法》事件中感受到的「泛藍震撼」,可能造成兩個效應﹕一是原本針對泛藍的統戰已失去焦點,未來北京除接觸國民黨外,也會更心平氣和地接近民進黨的溫和派、激進派﹔二是爭取與美國在「一中」原則、反台獨策略上達成共識,讓台灣難於掙脫。  另外,《公投法》事件也使北京看到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會出現很多變數,未來的統一大業不可能完全期望國親兩黨來達成。而國親版《公投法》的通過,使北京了解到未來如沒有重大突發事件,台海將持續維持現狀而無法走向統一,北京惟一可做的是透過美國制約台灣,防止台灣走向獨立﹔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憲政,不斷完善自己,吸引台灣人民內向之心。  隨着台灣大選的日益迫近,島內政治格局必然仍會出現許多變數。不過,不論藍、綠任何一方當選,台灣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格局恐難於改變,因為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主流民意。在這種格局下的兩岸關係,將會出現相對統一(主權)和相對獨立(治權)的局面,即兩岸政府都在傳統中國領土主權範圍內,分別行使其對內對外的主權權利。至於國親兩黨與民進黨都一致強調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國際上雖不被廣泛承認,但它作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際法人代表,將會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同。大陸如不訴諸武力,恐怕很難改變這一事實。特別是被陳水扁反覆炒作的防禦性公投,是對北京對台動武「三個如果」的直接否定。北京是否能容忍台灣長期拒統﹖抑或憑借武力改變現狀﹖吾人將拭目以待。

更多

振興東北關鍵在引資  可借鑑上海「強政府」模式(朱文暉,張玉斌)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正式列為國家新的區域發展重點,東北將會得到國家更多的政策和資源的持續投入。在此背景下,如何振興東北引起各種討論。本文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迅速建立起地區集聚優勢,吸引國內外資本向東北地區流動,地方政府在關鍵時刻、關鍵領域中的強而有力的推動是必不可少的。文章建議借鑑上海的「強政府」開展「市場替代」的發展模式。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