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林昭之死(丁子霖)

  今年三月下旬,我收到一位外地同班老同學寄到無錫鄉下寓所的來信。他在信中鄭重地告訴我﹕四月二十二日,將在蘇州舉行林昭骨灰安葬和重新立碑儀式。我本有意參加,但第二天我就被無錫市國安局的便衣警員從鄉下的寓所抓走,致使願望未能實現。蘇州有一座林昭墓  記得還是在很多年以前,我就曾聽說過在我的家鄉蘇州有一座林昭墓。我曾託當地的親友打聽過,卻誰都說不清具體地點。一直到二零零一年,我才從友人那裡得知墓地的大概地點。據說那是林昭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和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同學集資修建的,地點就在蘇州郊外。說是墓,卻無屍無骨,僅安放了死者的一縷頭髮和一些遺物而已。  於是,在這一年的清明節前,我和我先生去了蘇州市郊的很多地方,詢問了很多當地居民,終於在一位賣花人的指點下,在城外靈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叢翠柏樹蔭下,一塊不大的墓碑上寫着「林昭之墓」四字。  那天,我默默地凝視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裡不免生出一種人世滄桑、變幻無常的悲涼之感。歷史,那曾經是我們這代人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似乎已經結束了,卻又似乎還在繼續。我心裡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許不會有當年那樣的樂觀﹔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會無法放下那揹負的沉重。  不知怎的,在那段時間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總是常常會想到與我有着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三個人。於是,我拿起筆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就叫《深深懷念三個人》。我寫到了林昭,寫到了我的一位小學同班同學、同樣是死於「文革」的青年鋼琴家顧聖嬰,也寫到了死於「六四」的我的兒子蔣捷連。他們雖然不是同一代人,卻都死於同一個時代——二十世紀下半葉,即共產黨肆虐於中華大地而且使許多善良的人們死於非命的那個時代。才華橫溢的「林妹妹」  我想到要寫林昭,不是因為我和她有什麼親密的關係,更不是因為我對她有多深的了解,而是因為我想從同代人的苦難中為自己尋找一個生命的支撐點。  一九五八年北大新聞系併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了人大新聞系。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當時,我們作為人大新聞系學生,是住在九號樓樓上宿舍,而林昭則獨自一人住在九號樓樓梯下的一間小屋裡。在一個樓裡同住了兩年,我當時卻對她一無所知。  一次,前文提及的那位外地老同學趁來京之便看望我,提到了林昭,他說﹕「我們這些『老右』與林昭都很熟,大家欽佩她的才華,都叫她『林妹妹』。」  後來,我又從一本書裡讀到了林昭妹妹彭令範女士回憶她姐姐的文章。我這才知道,原來我與林昭在中學時代還曾就讀於同一所學校——蘇州私立景海女師附中,只是她比我大四歲,也就是高我四級。一九四七年春,我考入了景海女師附中,這所學校與上海的中西女中屬同一教會所辦,在當時的蘇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學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畢業離校投身「革命」時,我還在讀初二。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而林昭則先於我考入了北大新聞系,之後又轉到人大新聞系。然而,我和她雖然從同一所中學出發最後又匯入到同一所大學,命運與境遇卻截然不同。  三年前,我是懷着一種負疚的心情來寫林昭的。當年,我同林昭雖然同住一幢宿舍樓,卻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我生活在一個共產黨用所有一切美麗謊言堆砌成的「陽光燦爛」的虛幻世界裡,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學,則生活在一個被謊言擠壓得幾乎暗無天日的世界裡。然而,這另一個世界才是真實的,生活在這個世界裡的人們,雖然倍受摧殘,卻仍保留着人性的本真與美好,保留着人類的同情與愛。  我不想用幼稚、單純這類詞語來為自己辯護。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會有所追求,想有所獲得。在那個年頭,書念得不多,運動卻不少,如果能被領導封上一個「積極分子」的頭銜,那就是一種夢寐以求的榮耀。為此,他會心甘情願地「聽黨的話,跟着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他會以一種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對待那些朝夕相處卻有着另一種追求的同伴,會在這些同伴受到傷害的時候心安理得地從他們身旁走開,甚至會投之以一種輕蔑與嫌棄。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也許會覺得自己是在實現某種「崇高」的理想,卻不會想到這是在製造一種罪惡,在毀壞一種文明,在戮殺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林昭為追求自由而獻身  我要感謝當年的那些老同學,是他們讓我知道了當年他們所度過的那一段非人的、屈辱的日子,也讓我知道了當年林昭在人大新聞系的一段往事,這使我從生命的麻木中蘇醒過來。這種蘇醒是痛苦的,但惟有這痛苦,才會脫去自己身上的枷鎖,才會發現真實的自我。對我來說,這是靈魂的一種救贖。  三年前我的那篇文章在海外發表後,我收到了一些老同學的來信。他們告訴我,我的那篇短文勾起了他們對林昭的回憶和思念。近年來,我又陸續收到他們寄來的一些有關林昭的資料。我把這些資料珍藏在無錫農村的家裡,想有機會再寫一點有關林昭的文字。  但是,令我感到氣憤的是,今年三月我被抓捕並抄家的時候,國安部竟也把這些珍貴的資料抄走了,至今仍未歸還。現在,我手頭保存着的,就只有我被捕前那位外地老同學寄給我的那一封長信了。  在這封信中,老同學介紹了胡杰先生所拍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影片令他「心顫不已,浮想聯翩,悲痛之極,卻欲哭無淚」,他感慨地寫道﹕「且不說一九五七年造成的悲劇已近半個世紀,至今仍傷痕累累,更令人深思的是,造成林昭之死的根源,也正是造成『六四』大屠殺中大批殉難者的根源。而且,後者是為了救正前者而慷慨高歌的,不料他們卻走上了與前者同樣的道路。」他最後寫道﹕「什麼叫前赴後繼﹖這就是﹗……為了剷除造成這些先驅者的死因,今後的路還很長,也定會出現新的覺醒者以至犧牲者。」  這是一位「過來人」對歷史的一種特有的解讀。他從兩代人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深處的一致,也看到了要改變這種歷史軌迹之艱難。  在結束本文之時,我仍想用我三年前那篇文章的結尾作為結束語﹕  以上,就是從「反右」,到「文革」,到「六四」十二周年這近五十年裡兩代人的命運。他(她)們年齡最大的三十六歲,最小的才十七歲。他(她)們有的曾歡呼過「新中國」的誕生,有的一生下來就沐浴着「新中國」的「陽光和雨露」﹔但是,最後他(她)們都被這個「新中國」吞噬了,而他們惟一的過錯,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尋找一種被稱之為「自由」和「尊嚴」的東西,卻找錯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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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紅朝專制的不屈戰士(許覺民)

  林昭對禁人之口的紅色恐怖從來沒有心服。林昭繫獄八年,以微弱的一己之軀,抗擊著無時不在迫害她的頑固的極權主義,她用自己的鮮血維護人應享有的自由、民主權利。在林昭眼裡,堅持真理不可以有半分動搖、絲毫退縮。林昭為什麼選擇了寧死不屈的不歸路?林昭之舅許覺民回答:為了追求真理,她寧願視死如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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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的煉獄中永生 追懷中國青年自由戰士林昭(彭令範)

  林昭之妹彭令範這樣形容林昭:剛腸嫉惡,愛憎分明。年輕時的林昭曾執著地追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王國,但「反右」使她看清了毛澤東愚民專制制度的本質,她便以同樣的執著奮起反對,一往無前。這種由熱愛到誓死反對的思想轉變,鮮明地記錄在林昭的獄中日記和辯詞中,因此她的檔案五十年絕密,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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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靈魂追尋記 《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竟成林昭寫照(胡杰)

  林昭故事緊緊抓住胡杰,受到林昭事跡的震撼,他辭去公職,自費十萬元人民幣,心甘情願忍受著經濟的拮据,毅然踏上尋找林昭靈魂的艱難路途,最後製作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本文記敘了作者追尋林昭靈魂的始末,並刊發了失傳多年、剛剛尋回的林昭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的部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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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捍衛天賦說話權利 追尋十位思想犯烈士的靈魂(丁東)

  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毛澤東統治時,大陸因獨立思想而獲罪的人士數以百萬計,因表達思想而被官方判處死刑的人也成千上萬。由於權力的遮蔽加上時間的鏽蝕,他們的姓名大多被湮沒了。能列舉的有名有姓的思想烈士不過幾十人而已,實際上,林昭僅是殉難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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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那一縷金鋼鑽般的英魂(潘耀明)

  據說,當下內地年輕人有一句口頭禪,叫「鬱悶」。鬱悶大抵指胸中的紆結,有鬱悶肯定要吶喊,心中的「紆結」才能解開。只有在可以自由吶喊的社會,才可以解開胸中塊壘,塊壘既能解開,心情舒暢,鬱悶便一掃而空。但是,在過去專制的年代,年輕人心中的鬱悶無從宣泄,因此鬱鬱而終不知凡幾﹗然而也有個別爆發出革命的火花,甚至捨身殉義的,以下便是其中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位北大高材生——林昭,因才華出眾,任北大校刊編輯而被許為「紅樓裡的林姑娘」。在紅旗下長大的「林姑娘」雖然體弱多病,但她卻像當年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一樣,青春似火﹕「她執着地追求她那理想王國,她認為共產主義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制度,她在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在工廠與工人群眾結交深厚友誼,她以一個卓越新聞工作者的天職,熱情歌頌總路線和社會主義,甚至美化了斯大林人性的一面……,在她『左』的時候,也曾寫了一些『檢舉』母親的材料。」(彭令範﹕《在思想的煉獄中永生》,下同)但是,一場「反右」運動把她驚醒了,對許多她所敬重的師友、知名文化人、革命家被劃為右派,使她油然產生幻滅感。可是她沒有在憤懣中消沉,她矢志反戈一擊,與同學寫了不少文章進行抗爭,結果她與她的同學都被劃為右派,她不但沒有屈服,還激發起更狂熾的戰鬥力,繼續寫出一篇篇檄文,甚至直指被毛澤東打成大右派的彭德懷的萬言書是符合事實的真話,所謂「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是人為的,帶給老百姓罄竹難書的禍害。之後,她被控以「反革命」罪名投入監獄。在監獄裡,林昭沒有筆,用髮夾刺破自己的手指寫血書繼續控訴。在重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後她仍不泄氣,還給《人民日報》寫了十萬言長書,批判階級鬥爭學說和極權統治,呼喚人權、自由、民主、正義,最終被當局認為十惡不悛而判了死刑,並於一九六八年被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今年是林昭罹難三十六周年,她遠於一九八一年即獲官方平反,但是,關於林昭一案還有不少謎團未被揭開。林昭的妹妹彭令範寫道﹕「今年四月回中國時,得悉林昭有四大箱檔案包括她的作品,屬五十年絕密,使我覺得林昭的案例確有神奇之處。槍決是秘密執行的,林昭在一九八一年就宣告無罪,她的檔案卻屬絕密,到底她的檔案要保護什麼人﹖是否中國的法律或者聯合國的法律有『五十年絕密』這樣的規定﹖」我們現在所知道有關林昭的事迹是零散、殘缺不全的,因為林昭的檔案仍被封存,她仍未獲得完全昭雪。  人間畢竟有良知在。一位名叫胡杰的新聞工作者被林昭的精神所感召而辭掉工作,踏上尋找林昭靈魂旅程的不歸路。胡杰不惜犧牲美好的家庭生活,歷經艱辛而曲折的跋涉,自掏腰包,花了十萬元人民幣,拍成了《尋找林昭的靈魂》紀錄片。這部耗去胡杰多年心血的紀錄片,迄今卻無法見天日,但作為攝製者、導演的胡杰仍沒有氣餒,相反更充滿信心,莊嚴地對林昭的靈魂許下誓言﹕「這部影片仍在繼續。」他感到有一個冥冥上蒼在看着他。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道﹕「泥土下面黑暗的地方,才能發現金鋼鑽。」林昭曾發誓要「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然而,作為一個伸張正義、尋找真理的人,胡杰卻矢志要在黑暗下發掘那一縷如金鋼鑽般閃爍的靈魂。  本刊在二零零二年六月號曾為一位年輕的、優秀的北大學者在文革枉死的英魂——沈元組織了一個特輯,反響極大。今期我們也為這個「紅樓女鬥士」策劃了特輯,這不僅僅是要抒發心中的鬱悶而已,更因為我們堅信﹕「一個服從真理的靈魂不會沉淪地獄。」(羅曼•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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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藍真)

  作為一位出版人,他應是以自身的品德、感性和奉獻的精神愛護作者、服務讀者,像鄒韜奮那樣誠懇而熱情。他的指導思想是出版自由,「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真實。  一位正直的出版人,他應該是勇於超乎世俗的觀念,耽於名利場的徵逐,不妄求、不苟取、獨立思考、持之以恆地渡過一生,他的生命激盪著文化傳承的甘苦與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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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對權力的壟斷(曹景行)

  北京近日披露﹕預定今年秋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將就如何加強新時期中共執政能力作出重要決定,內容可能包括「探索和認識執政規律,改革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此說如果屬實,那當然是中共高層推進政治改革的突破性舉措。  與此同時,中共元老任仲夷卻尖銳批評現今政治改革  「成了不便談、不敢談的問題」,甚至「連民主都成了敏感話題」,當局要有勇氣承認政治改革「已經滯後」。問題是﹕有了承認滯後的勇氣,就能為政治改革找到方向嗎﹖  過去二十五年,中國經濟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國有成分從早先的獨佔地位退居今日的「主導」地位,起碼已把半壁江山讓給了非公有經濟。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基礎大變,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不可能不跟着改變。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今天中國政治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共作為執政黨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明顯萎縮,資本的力量日漸與政治並駕齊驅,非政府的公共空間不知不覺地成長、擴張。  但中國政治改革確實是滯後的。過去的變化主要表現為中共權力的影響基本退出了老百姓的私人生活領域﹕男女婚姻須經雙方單位領導批准,在七十年代乃天經地義,今天聽來如同天方夜譚。在現今私人或外資企業中,即使建立了中共基層組織,員工聽老闆還是聽書記的指揮,誰都不會有疑問。但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至今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即使政治權力本身已不那麼令人敬畏、順從。  中國能取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政治權力的集中控制也許是必要條件之一。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社會日益分化,不同利益集團已經成形,從地方到中央的許多層面,政治權力已與資本力量緊密結合,連中央內部也都不再鐵板一塊,國務院某些部門的決策就明顯染上利益色彩。  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腐敗,而這樣的權力一旦與金錢結合,必然更可怕地腐敗,也必然進一步剝奪既無權力又無金錢的弱勢階層。北京現在有意推動政治改革,表明對此已有強烈的危機感。  中國媒體近期頻密報道各地的改革嘗試,例如上海將對公務員施行淘汰機制,庸官須「下崗培訓」﹔江蘇常州推行官員的「首提責任制」,將追究失職官員推薦者的責任﹔「引咎辭職」更已成為中國官場新風。但所有這些變革至今仍停留在技術層面,沒有找到可令中共煥然一新的改革突破口。問題的癥結在哪裡﹖任仲夷只是說「我們的特色……是帶封建性的」,「封建……就是專制」,點到即止。  其實,癥結就在於權力的壟斷使所有政治改革的嘗試都受到局限,結果往往雷聲大、雨點小,無疾而終。只要司法還受到權力的操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只要媒體還是權力的工具,就不可能有全面而公正的輿論監督。所以,四中全會的關鍵就在於中共高層是否已拿定主意,開始逐步結束中共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否則,連最起碼的村級民主選舉都會困難重重、流於形式,又如何談得上「探索和認識執政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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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中露溫和的曙光(張炳良)

  「七一」前夕,香港的政治氣氛繃得特別緊。「六四」  十五周年燭光晚會,出席人數達八萬人,創回歸以來的新高。支聯會提出的大會口號除了「平反八九民運」外,更加上「還政於民」,似是為今年「七一」遊行以至九月立法局選舉揭開序幕,突出民主訴求。  「還政於民」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政制發展的爭論時,受到中方狠批。當時北京視英方的政制部署為把香港治權直接轉移至港人及其代議機構,繞過中方,以「還政於民」代替「還政於中」。現在,「還政於民」再度觸動中央及親中陣營的政治神經。民主派人士以此口號凝聚爭取「雙普選」的社會力量,但親中人士卻認定民主派受外國勢力影響,懷有把香港引向獨立或半獨立的企圖,遂繼今年初的「愛國論」後,又發動批「港獨」的攻勢。一時間,中央與民主派的關係進一步倒退。  香港近期政治溫度不斷上升,跟兩大對壘陣營(民主派與親中左派)的選戰角力有一定關係。民主派或會認為,現時多數港人關心的是香港是否接連遭受中央干預(如人大釋法、否決「雙普選」及電台名嘴「封咪」事件),並支持政改訴求,所以,突出「人民力量」、「還政於民」,乃爭取選票必需之號召。而今年「七一」遊行的參加人數,亦被視為九月選舉投票熱情的測溫計。另邊廂,親中陣營無法在民主議題上有所發揮,只能把民主派的民主訴求置於「別有用心」的背景下,因而「勾結外力」、「以民主衝擊國家主權及中央權力」、「利用民主搞獨立」等的指責遂滾滾而來。而且每年「六四」,中央格外緊張。  親中力量似樂於把「六四」與「七一」緊扣在一起,這樣「七一」便不單是針對港人治港的內部管治問題,而成為衝擊中央的行動。民主派人士愈是高舉「七一」旗幟,便愈是處於與中央對立的地位。他們一天不解開「六四」情結,則中央一天都不會放手讓特區政制民主化,同時也不能不倚賴親中力量抗衡民主派。  反過來,一些民主派人士也同樣樂於把「六四」與「七一」綁在一起,把港人的悲情極度發酵,以助選舉之勢。他們或許認定中央不可信或已把民主派牢牢定性,帽子摘不了,對抗之局也變不了。然而,這兩種政治較量短期內不會有助於中央與民主派關係的改善,所以統戰部長劉延東五月訪港,儘管充滿「以和為貴」的善意修辭,但始終不肯會見民主派代表。  不過,局面也不致於一潭死水。在六月九日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七一」遊行議案辯論中,劉千石主張民主派可以較溫和的路線爭取與中央溝通的空間。與此同時,主辦遊行的民陣也棄用「還政於民」的口號,客觀上展現了鬆動。此外,三百名專業、學術及非政府組織人士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呼籲跨越階層、黨派,合力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反映不少中產專業者欲擺脫悲情、重建希望的情懷。可見,香港近月的政治爭拗及民主派與中央關係之惡化,的確使政局不斷激化,但溫和中道的聲音始終未被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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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硝煙的世紀之戰 訪河南愛滋病村(紀碩鳴)

  河南部分貧苦農民因賣血感染愛滋病,其後更通過不同途徑在所在鄉村傳播,最後形成一個個舉世知名的河南愛滋病村。如今,愛滋病仍在蔓延,患者依舊倍受折磨。「讓活著的人不再受難,讓患者不多的時光可以生活得有尊嚴」成為活下來的人發自內心的生存願望,也成為北京拯救愛滋重災區民眾的基本要求,一場迎接愛滋病挑戰的生命保衛戰正在神州打響。本文作者親赴其中一個愛滋病村——上蔡縣王營村現場採訪,耳聞目睹了當地大量與絕症和貧窮作殊死搏鬥的患者、孤兒、醫生、教師及志願工作者的感人事跡,現如實寫出,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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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媒業發展大勢(喻國明)

  中國傳媒業的投資前景、發展大勢,向來是讀者關心的焦點,本文作者對此作出了極其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推動當今中國傳媒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來自傳媒業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大系統發展變化提出的要求和傳媒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傳媒業在體制、價值訴求、經營模式和市場戰略等各方面均將發生巨大變化。文章結構宏大、論述精采,關注中國傳媒業的讀者不可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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