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傲慢需要反省(楊開煌)

  台灣實行美式民主是從一九九六年大選開始的,迄今為止尚不足十年,假如以一九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算起,也不足十五年。然而,作為國際民主社會的新成員,台灣不但沒有因為自己是年輕的初學者而表現出謙虛和謹慎,反而因實現了民主而傲慢和狂妄。在後國民黨時代,有人聲稱「台灣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民進黨執政時期,執政者為了炒熱自己的選情,舉行原本就沒有分歧的公投,竟然想要派出宣達團到歐美去宣講民主理念,足見其心態之傲慢,也更證明了台灣民主政治的變態。在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出現反對聲音後,台灣不僅沒有反省,反而從政治人物到政治學者,更表現出義和團式的勇氣,從而使民主的優點在台灣的實踐過程中一點點地喪失,民粹的問題一點點地顯露。因此,我們在討論台灣大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時,必須特別關注的,就是公投議題在台灣政壇的炒作下,其性質已從台灣大選的配角,轉變成第二主角,在藍綠候選人操作下,將出現極為複雜的結果。公投的結果沒有意義  首先,就台灣人民而言,依據主流媒體的民調,有百分之五十二的選民認為公投的兩大議題是沒有必要的。假如大選和公投投票率相差二十至三十個百分點,則公投結果所代表的民意,是台灣人民的智慧,還是台灣民主的挫敗﹖無論如何,在此情況下,公投結果已失去了凝聚台灣對於大陸政策共識的意義,同時也就失去了政策依據的意義。  其次,如果撇開公投投票率不談,一般而言,公投的結果是帶強制執行力的。此次台灣公投的題目有二﹕一是花錢買武器提升國防﹔二是與中共建立和平架構。目前執政黨的理想是民眾對兩者都贊成,縱使此結果出現,政府在花大錢買武器方面有了民意支持,自然可阻止反對黨杯葛,但與中共建立和平架構,民進黨政府又如何能做到呢﹖如果出現人民反對買武器的公投結果,則執政者有膽量得罪美國嗎﹖屆時公投的意義又如何﹖如果出現人民反對與中共建立和平架構的公投結果,則是否代表台灣人民願意與大陸進行軍備競賽﹖  其三,假如是泛藍候選人當選,則泛綠立委和民眾是否在今後四年對國防預算和兩岸和平架構的議題就一路綠燈、放棄監督﹖反之,如果泛綠仍處處杯葛、事事反對,則不啻以未來的在野民進黨來反對今日執政民進黨所提的公投,這樣的政治邏輯豈不是十分荒謬﹖這樣的民主結果豈有不混亂之理﹖在其他民主政治系統中,公投必須是指導執政黨的政策選擇,而台灣則堅持與大選合併舉行。其結果,由於執政者的不確定性,也就決定了第一次公投在台灣不但不會解決紛爭,而恰恰是製造紛亂。政客和學者如果明白此道理,就應該挺身而出,為守護台灣民主而倡議放棄公投與大選合併的想法。反之,就是為權力而公投,為刺激中共而公投,為製造兩岸關係緊張而公投。這樣的公投如何能為兩岸關係帶來和平呢﹖反省民主此其時也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套價值規範,而絕不僅是政治制度,更不僅是台灣所認知的「選舉」。西方從專制到民主的政治變遷過程,經歷了數百年之久。理性的民主政治是沒有捷徑的,必須是一點一滴的積累。可惜,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的部分學者,只是短視地看到台灣移植了美式民主,就盲目地、情緒化地稱讚叫好,不但沒有理性的警告和幫助台灣反省民主過程中所犯的錯誤,糾正民主制度中出現的缺失,反而將台灣當作是父母向親友展示才藝的小孩,致使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更加傲慢。如今台灣的公投風波,美方因自己的國家利益強行出面干預,難道不覺得為時已晚嗎﹖而且美方如果不覺悟到民主移植和複製帶來的對民主本身的危害,進而不能使美國學者對自身制度的天真期望有所反省,則未來台灣仍有可能利用民主闖禍,終將危及其他國家對民主的期待,這豈是美國所樂見的﹖  從兩岸關係來看,台灣式民主實踐迄今,雖然擴大了島內人民的政治參與,但不斷的選舉也加深了省籍糾葛和統獨衝突,因此無助於凝聚台灣人民在兩岸議題上的共識。更有甚者,台灣式民主包含了悲情意識和民主傲慢,從而也無助於化解兩岸紛爭和衝突。特別是在這次大選中,執政者一開始就逼迫和教育群眾﹕這是「一邊一國」對「一個中國」的戰爭,是台灣對中共的「聖戰」,台灣不能輸。同時又以公投激化選情,是以在選舉過程中不斷深化兩岸的對立和仇恨,以致於所有和平建議都只是因應國際壓力的策略和手段。在公投事件影響下,即使泛綠贏得大選,所謂「兩岸和平架構」也必將面臨嚴重的外部誠信問題﹔反之,若泛藍勝出,其兩岸和平的構想也會因為公投問題遇到內部強大的杯葛。台灣式民主在島內外的操作都必須面臨真正的反省,才能邁出健康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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