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結 一損俱損  上海首富周正毅玩滾雪球貸款遊戲終失手(何亮亮)

  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在中國和俄羅斯分別發生的周正毅案和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案,可以作很有趣味的比較。顯示財富與權力緊密聯繫  周正毅是上海首富,其被捕前的身家(約三億美元)與霍氏的(約八十億美元)不能相比,但是二人的案件在中國和俄羅斯政壇產生的影響卻不相上下。周案和霍案的相同之處在於﹕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從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周正毅和霍氏這樣的巨富都是在這一進程中產生﹔現在中俄的政治體制雖然不同,但是最高當局面對這些新興巨富與權力的聯繫都有很深的疑慮。然而兩案最大的不同在於﹕俄羅斯整肅霍氏,顯而易見是以普京總統為首的西羅維琪(強力派,泛指從前蘇聯延續下來的情報、司法、執法和其他政府部門)敲山震虎之舉,是要切斷經濟寡頭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聯繫,防止財富干政,並且杜絕今後再出現以私有化為名大規模掠奪國家財富的行為(俄羅斯的經濟寡頭已經對政治有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寡頭控制的財富對選舉的影響舉足輕重。葉利欽時代經濟寡頭可以決定誰出任總理,現在俄羅斯又出現這種趨勢,強人總統普京即強勢出擊,逮捕俄羅斯首富霍氏)。不徹查防止動搖權力結構  中國查處周正毅案的情況顯然比俄羅斯更為複雜,一方面是要切斷權力與財富之間的緊密聯繫——儘管這一聯繫目前還是單向的,即巨富勾結權力共同積累財富,但巨富還不能、不敢涉足政壇﹔另一方面又不能徹查,因為要防止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的情勢惡化,防止此案動搖中共的權力結構。  在整肅的技術層面,兩國當局對周案和霍案的查處都是出其不意並且經過國內外媒體的報道和渲染,引起廣泛注意。但是具體不同的是,中國官方查處周正毅用的是比較特別的而且引起爭議的手法﹕據香港媒體報道,是由中紀委出面對之「雙規」,然而周並非中共官員,且有香港居民的身份,中國官方後來便嚴厲禁止媒體報道和評論周案。  周正毅主要是經營地產,雖然上海是中國內地最國際化的城市,不過西方媒體對周案的關心更多的還是此案背後的政治因素。在去年九月十六日舉行的「二零零三《福布斯》全球CEO會議」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副市長姜斯憲表示,周正毅事件與房地產沒有太大關係,這是上海官方對周案的比較新的說法。姜斯憲說,周正毅的問題主要是虛報註冊資本和違規炒作股票。目前上海房地產市場總體健康,市場購買力大於市場供應,為了防止泡沫,上海市政府將採取宏觀調控措施,使市場健康發展。周與上海官場關係惹關注  周正毅案件和上海官場的關係目前還沒有直接證據。但從上海官方在事件初期的沉默,不難看出此事的複雜和敏感。一介平民、出身貧寒的周正毅發迹在上海﹔周正毅的大量生意在上海﹔媒體所稱的中銀問題貸款,部分也發生在上海。海外輿論對周正毅和上海官方的關係多有猜測,但是沒有確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因而對中國官方查處周案沒有多少影響。  中國內地媒體披露了地產富豪的經營模式﹕先以一百元買一塊地,然後找相熟的測量行將其價值高估至二百元,再抵押給銀行換取貸款﹔接下來,以這二百元的銀行資金再購入同值的土地,重複以上步驟賺取四百元的貸款﹔如此類推,手頭資金由四百元、八百元、一千六百元不停地遞升。這是一種滾雪球的貸款遊戲,以這種遊戲積累財富,速度是驚人的。但是這種遊戲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求遊戲玩家必須同時跟銀行和政府有密切可靠的聯繫和共同利益。土地的使用權在地方政府手中,要向政府申請,而開發地產的資金在銀行,需要向銀行借貸。所以,一旦遊戲玩砸了,出了事就不會是小事,涉及的人也就必然是銀行和政府高官(及其親屬)。中國各地的地產富豪皆由此模式而致富,同時也使相關的官員致富,被查處和公開的只是少數,這種權力資本的運作已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 以中國目前的體制,如果打破這種共同體,將損及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們必定殊死反抗,從而導致中國的不穩。官方嚴禁報道和評論周案  周正毅案也不脫這個模式。周案發生在上海和香港,而主要在上海,上海是中國高層官場的主要來源,海外有「上海幫」之稱,因此中國官方嚴禁內地媒體採訪和發表有關周案的評論,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普京上台之初,曾經和霍氏等俄羅斯七巨富有私下協定﹕不清算巨富在私有化中非法積累財富的行為,但是今後不准再有同樣的行為﹔可以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經營,但是不能介入政治。霍氏正是破壞了這一協定而被清算的。  周正毅案的完整真相是否能夠大白於天下,端視未來中國政治權力運作的走勢,特別是中共「十七大」之後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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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不清釀驚天跨國官司  仰融在美興訟 遼寧省要求延遲開庭(郎咸平)

  涉資幾十億元人民幣的仰融案目前已演變為主權豁免官司,美國已斷絕外交斡旋可能。這宗中國政府首次被告上國外法庭的案件雖由產權糾紛引發,但發展至今已遠遠超出單純產權糾紛的範疇,而包含了太複雜的經濟、法律、外交內涵。作者認為一旦遼寧省敗訴,所有類似控告中國各級政府的經濟案件以後都不會再享有主權豁免,而必須就原告所控告的條款進行應訴,其影響之巨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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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諳國情 焉能不敗  北韓新義州特首楊斌繫獄內情始末(魯維彥)

  號稱中國第二富豪的楊斌未及上任北韓新義州特首,即被中國警方逮捕,之後以涉外經濟案件罪成入獄。楊斌之繫獄,固然有經營違規問題,但亦絕非如此簡單,本文披露楊斌之落馬,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不喜歡楊斌出任新義州特首,楊斌的跟頭就栽在他不懂外交關係的重要性。最接近楊斌的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楊斌在政治上是一個弱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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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安全急需法律保障  中國富豪五大安全引起廣泛關注(紀碩鳴)

  經濟的高速發展滋養了中國新一代富裕階層,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擁有億萬富翁一千人,百萬富翁三百萬人。與此同時,中國還有近五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嚴重存在的貧富差距,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根深柢固的仇富心理,保護富者相應的法制及社會環境也沒有形成。這令中國富豪的安全問題成為隱憂。作者分析了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安全,以及由此產生的人身安全、名譽安全、政治安全、婚姻安全等各項安全問題的隱憂,認為從制度上為富豪的安全設立保障網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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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復活的季節!」(潘耀明)

  隆冬,去了一趟北方,置身是「地球像凍死一樣」(莫泊桑)、「太陽也好像是個窮人」(雨果)的酷寒和冰冷的世界。有北國春城之稱的長春,為冰雪嚴嚴實實地包裹着、固封着。  從機艙的窗櫺俯瞰,下界是零星散落的村落、河谷、田野……在灰愣愣的天空下凍裂了,一片蒼白,泛漾着油亮亮的銀光,地界與天界呈現着一種混沌沌的氣象。在這個寒冷竦竦、朔風凜凜的環境下,我們參加了「國際冰雪節」。主人說,你們四月以後再來,這裡儼然是另一番景象,在雪融的地方,陽光斜射下,梭巡着爛漫的雲雀,天空彌漫着溫煦的春風,大地在小鳥呢喃的繁音下,欣欣地茁長着綠草和綻出繽紛的花朵,到處洋溢着春天的萬象更新和盎然的生機。即使在更寒冷的哈爾濱,在新世界絢燦多彩的冰雕和太陽島巧奪天工的雪雕中,我們也可以感染到冰封下的那一脈汩汩暖流。原來人類在冰雪的身上也可以雕出春之頌曲,讓人們觸撫到春的衣袂。  春天,散發出神奇的魅力,是扣人心弦的——  有一年的二月,我們在南面山坡上拔薔薇和金銀花根,我用雙手扒開腐臭的柄葉和發霉破碎的樹皮,忽然發現在那堆枯枝爛葉底下,一株野生的根莖上竟發出一道綠光,倔強地朝着看不見的太陽的方向伸展。我不是說我看到了上帝的神迹,我想我發現的是一株野蝴蝶花。  這株蝴蝶花可不僅僅是活了下來,它在生長,完全遵守着應有的程序生長,應和着那在人類還很年輕時就已很古老的節奏和力量。而且它的生命還是從早已遠去的冬季留下的枯葉裡滋生出來的。這根莖的生命是不可扼殺的。我掩上土,用鏟子拍拍它,告訴它耐心等着﹕春天會來的。  以上是詹姆斯.J.基爾帕特的一段春之奏曲。他以「春天,復活的季節」為題,謳歌「那些死去的,或看來好像死去的,又重新獲得了生命」的大自然景物。  環顧人類社會和眼下的香港,二十一世紀第四個春天的步伐是有點姍姍來遲了﹗特別是對於港人,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因施政的嚴重失誤,使香港經濟陷於一片蕭條,港人備嘗失業、減薪之痛,許多家庭蒙上窘迫、困頓的陰影……在北京救港措施的巨大援手之下,如實行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為充滿頹勢的香港經濟注入了一支強心劑,並開始從谷底走出來。香港這顆蒙塵的東方之珠,在歷經嚴冬的煎迫後,逐漸恢復了生機和顯現了風姿。在這個「萬紫千紅總是春」的季節,我們不禁也要動情地喊道﹕「春天,是復活的季節﹗」  在送羊迎猴的新春佳節,本刊仝人謹向作者、讀者恭賀新禧、如意康樂,並祈願﹕  金猴扶正氣  玉宇蕩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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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柏楊論宋美齡的回應(李運)

  我孩提時代(八九歲)於廣州讀小學二年級,那時粵西自成一區,對蔣介石的統治似親還疏,有點像今日的台灣,惟比較好一點,至少還認自己是屬於中國的。抗戰時我在泰國,一直至抗戰勝利後,我始終關心祖國的命運。因此,對宋美齡的記憶雖不是完全美好,但讀了柏楊《封建暴力,遇機則發》一文(見本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號頁四十),提及宋遇羅斯福夫人談到如中國遇到大罷工會怎樣辦,然後宋用玉手在粉頸上一劃,不禁生出疑問﹕  一、宋羅之會大約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而電視發明至風行則似屬四十年代末,柏楊文章云在電視上看到這個鏡頭,是否有誤﹖  二、宋很注重自己的儀容外表,那種舉動有類芝加哥黑社會頭子,宋會那麼蠢笨嗎﹖  三、中國抗戰勝利後,美國努力斡旋國共雙方妥協,但始終不成功,羅斯福夫人似沒有在中國出現,而一切不利蔣家的消息就從傳媒方面散出,終使大陸赤化。知識分子之功固大,可是毛澤東不記恩只記怨,就如曹禺在《雷雨》所寫的魯媽,知識分子也只好悲鳴﹕這是我的報應。  我和一法裔猶太人談到東西文化之相異。他說西方人不說謊,直認己錯,即如德國人,現在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不像日本人,至今尚不認錯。我覺得說得很對,但更大的錯,西方人好像也不肯承認,即如今美國攻打伊拉克,就不肯認錯。不過,東方人的確是錯得更大更多,因為我們把一切的錯推到祖宗的身上,辯說自己清白無辜,此所以我們的文化就是醬缸。  但柏楊仍比蘇曉康、劉曉波等高一等,劉最近撰文稱頌美國肩負推廣自由重任,可不知攻伊亦近乎封建暴力乎﹖余秋雨在《千年一歎》裡寫一個年僅十歲的伊拉克女孩曾說她討厭的是美國政治,不是美國人民,美國沒有理由去迫人就美﹔又說她學英語是因為語言是文化,不一定屬於政治。這女孩似比余尤為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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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萬里的知音(戴德正)

  本人是一所中學的校長,亦是貴刊的長期讀者。一直有留意貴刊刊登錢萬里先生所攝影的香港舊風景照片,實在非常美麗。這些照片同時亦可作為教學的用途,所以本人花了數月時間找尋網站、書店,希望能找到錢先生在這方面的攝影集,可惜不得要領。  故此冒昧致函一封,希望您們能指點賜教。一切有勞,不勝感激。  (編按﹕謝謝戴校長來信,錢萬里先生過去兩年提供予本刊專欄「香江萬里情」刊登的照片,均屬首次公開刊登,亦尚未結集出版。據悉錢萬里先生正計劃出版新的作品集,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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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劉長樂)

  一個人怎樣才算富有?是高官厚祿,還是榮華富貴?可惜,古往今來多少升官棄官、聚財散財的悲劇告訴人們:權力、金錢不過是身外之物,並不真正屬於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樣寶貝,是你一旦擁有就永遠伴著你、別人無論如何都搶不去偷不走的,那就是知識。  不斷學習、努力進取,才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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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放棄政改發球權(張炳良)

  繼去年「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民間人權陣線(下稱「民陣」)於今年元旦再發動「還政於民,改善民生」大遊行。由於事前社會氣氛比較冷淡,一般預期參與者不會太多,況且「七一」重點在於反對迫在眉睫的國家安全立法,對人們來說屬最後表態,但爭取兩項普選的訴求(二零零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普選立法會所有議席)才剛起步,故在壓迫感與動員方面皆不能相提並論。  但儘管民陣預計只有二萬人上街,最終人數卻達七八萬人。大多數遊行者曾參與「七一」,不過已放下「七一」時的怨氣與悲情,少喊了口號,多添加了輕鬆平和的情緒,似公益金籌款遊行。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求改變現時政制。他們因董建華的失敗而益發相信﹕惟有全民普選才可保證政府問責、施政提升。  不少遊行者呈喜悅之情,非因目標已達,而是自「七一」後,大遊行已成為香港歷史的座標圖騰,以及眾人不容錯過的集體經驗,讓人感受到港人文明驕傲的一面。這在此經濟尚處逆境之刻,尤其珍貴。  「七一」後香港的政治生態經歷劇變。以前中產階層政治低調、自求多福,但「七一」大舉上街,去年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更積極投票,把投票率推上歷史性高點,擊敗了民建聯,改寫了特區的政治版圖。今天,中產成為新時代、新力量的標誌,是各政治陣營以至中央政府爭取的對象,萬般寵幸在一身。好像他們站在哪邊,哪邊便會成為贏家似的。  民情在朝普選民主發酵,可是特首董建華卻好像仍無動於衷。在其一月七日發表的施政報告裡,只說「了解市民對未來政制發展的關注及政制檢討的重要性」,而具體的檢討模式、架構及諮詢時間表卻一律欠奉,更遑論秉承其競選時  「急民所急、想民所想」的承諾,勇於為改革政制提出抱負與方向了。  董的處境,是既不為也,亦不能也。他的政見保守,很難想像他在此港人視作關鍵之時刻,領導港人擁抱民主、改革體制。此外,去年十二月他上京述職時,中央已向他表明,香港的政制檢討須於「一國」的前提下考慮,且中央要主導進程。  故此,董只在扮演中央政府代理人角色。他在施政報告中最具體的決定,是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導的專責小組,認真研究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原則立場及內地法律專家等對有關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就涉及基本法有關規定的理解徵詢中央的意見。對於港人的訴求,他只輕輕帶過,說也鼓勵各界多思考問題、發表意見。  很明顯,特區政府旨在與中央對口。董建華已放棄了政制檢討方面的發球權,現在球在中央一方。而中央發球後,接球的港人會愈來愈覺得不需董作為中介者,乾脆直接與中央對話協商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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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黑書潮面面觀(葉永烈)

  本文作者為大陸知名作家,深受冒名黑書之害。他認為,冒名黑書已成為中國特色,在大陸愈印愈多,既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權,又侵犯了被冒名者的名譽權。不法書商已形成一個包括策劃、編輯、排版、印刷、運輸、銷售的秘密黑書集團,營銷網絡遍及全國各地。嚴厲打擊「三渠道」不法書商,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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