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選後的政黨政治  立委選舉將形成「一大、兩中、一小」格局(尚修)

  四月十一日晚間,陳水扁憋了將近三個星期,開始選後第一次的感恩晚會。在故鄉的父老鄉親面前,陳水扁以高昂的語氣指出,所謂的國親兩黨打算「公投拚真相」,這個真相就是連戰和宋楚瑜兩人輸不起,他們選後的「三不政策」,就是「不認輸、不負責、不下台」。陳水扁這番談話,已經替未來台灣的政黨政治定調,即藍綠兩大陣營已經陷入雙輸的賽局,難有脫困之日。年底立委選舉綠營穩過半  台灣立法院總共有二二五席,目前藍營以些微票數過半,綠營則是一百出頭。而台灣立委選舉採行多選區、多席次方式,在現行選舉制度下,立委在區隔市場考量下必須特意獨行,又或者必須緊抱政黨大腿甘為馬前卒,才得以過關,這也讓立法院看來就像馬戲團一樣。大家想想,當牧師與小丑雜居一室時,這裡頭的對話空間當然被擠壓得所剩無幾。  大選過後,上述狀況不會有任何改善。直到年底立委選舉綠營穩定過半,力強者勝出,台灣政局才可能逐漸走向穩定。當然,拳頭大者的「穩定」和心甘情願的「安定」是兩回事,但在政情紛擾之際,在今年底之前能達到相對穩定,對台灣來說已屬繳天之幸﹗目前看來,藍大綠小的立院格局將會改寫,民進黨在立院將成為貨真價實的第一大黨,而李登輝的台聯卻可能逐漸邊緣化。民進黨慣用「政治語意學」  民進黨在二○○一年立委選舉中,正式成為台灣國會的第一大黨,取得二二五席中的八十八席。這個數字光鮮亮麗。如果深入分析,不難發現民進黨的運氣奇佳,在台灣主要二十四個選區裡,最高票落選者,國民黨就佔了十二席,民進黨才二席。「天佑台灣」的結果,讓民進黨成為第一大黨。但今年不同,原因是在總統大選中,陳水扁囊括一半以上選票,在這種「衣尾效應」、母雞帶小雞的情況下,民進黨的席次與票數都應該有顯著增長。  再者,民進黨的政黨發展與先進民主國家的政黨背道而馳。別人是從「以黨領政」到「黨政合一」再到「黨政分開」,但民進黨卻是將黨政軍大權交於陳水扁一人,「有權無責」的制度設計讓陳水扁有偌大的揮灑空間。陳水扁現階段要的是歷史定位評價,要的是名,也敢貫徹提名的意志。目前配合民進黨從政者多處於黃金時代,吃過白色恐怖的苦頭,也常打不用錢的選戰。更重要的是,這群民進黨的精英慣用「政治語意學」,並極為熟悉媒體操作。這些條件配合下來,民進黨年底立委選舉,應該有穩定突破一百席的實力。  談到台聯,可能出現的變數就多了。台聯過去約百分之八的選票,在其政黨色彩定位在民進黨的右翼,也就是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加上李登輝的光環,才有機會與民進黨分進合擊。現在台聯把自己的路走岔了,走到民進黨的左翼,台獨色彩比民進黨更鮮明,按照歷來選票推估,台聯如果能夠維持平盤,已經相當不容易。一旦提名失控,台聯走向泡沫化的可能性恐怕不低。  藍營的狀況可能就不太樂觀了。多年來,國民黨在中國意識的框架下處理「台灣意識」的論述,經過大選後證明,這種拼湊式的台灣論述,拆將下來不成片段。孫中山先生曾云﹕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也是一種力量。現在,國民黨的思想像爛泥似的癱成一團,試問力量從何而生﹖國民黨內部所謂精英,搞論述的一堆,但僅止於一些學術期刊中玄之又玄的文章,成天在雲端裡,就是不肯步入凡塵一步。這種玻璃式的思想要是能幫國民黨起死回生,那才是活見鬼哩﹗連不退位國民黨失機反省  反過來說,國民黨本土派掌握主流民意,偏偏在內部最不用功、形象不佳者也是這些人。這些人以為自己靠派系可以呼風喚雨,實際上是沒有錢就不會打仗,現在碰到陳水扁要清查國民黨黨產,更是嚇得六神無主。最糟糕的是,黨主席連戰敗選後,以真相未明為由未定退位時間,也讓國民黨錯失反省敗選、重新出發的時間。看樣子,連戰恐怕是想在「鞏固領導中心」底下,到明年三月才卸任黨主席。在沒錢也沒腦袋的情況下,國民黨想在立院維持過去六十八席,相當困難。  至於親民黨可能狀況會好些。雖然從地方組織觀察,親民黨的地方基層一塌糊塗,但親民黨內的立委戰鬥力較強,學歷、口才、媒體形象都較國民黨吃香,而且這群人都習慣打沒有錢的選戰,在吸引泛藍選票時,親民黨的力度會更為銳利。可惜親民黨在總統大選時選擇了國親合,蓄意壓抑政黨的主體性。這時候想力圖振作,面臨國民黨同室操戈,難免力不從心。想「戰」,擔心撕裂泛藍團結假象﹔想「和」,鐵定在基層中被夾殺出局。尤其黨主席宋楚瑜態度曖昧,既想留在親民黨裡,卻又恨不得回到國民黨內,當起大宅門底下的「白老二」,贖回整個家當。親民黨能否另出機杼,關鍵在於宋楚瑜必須盡速擺脫游移不定的性格。  總體而論,大選過後藍綠對決態勢仍然鮮明,內耗衝突仍會繼續﹔立委選舉綠營勝出機會稍大,形成「一大(民進)、兩中(國民黨、親民黨)、一小(台聯)」的格局。可以預計,台灣未來四年政局斷無寧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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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將成接替連戰要角  中國國民黨改變為台灣國民黨大勢所趨(辛宜)

  連戰因大選失利,導致國民黨內世代交替呼聲四起。被視為國民黨本土派最後希望的王金平,在這個尷尬時刻,又將成為對連戰逼宮退下黨主席、完成國民黨世代交替的要角。而王金平一旦扶正成為國民黨主席,本土化方向將會加速進行,甚至趕在民進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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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尊重令狐沖的精神(潘耀明)

  劉再復教授於三月底應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的邀請,參加在深圳舉辦的時代華人大會。作為大會的演講嘉賓,劉再復曾為大會準備了《雙向思維與大時代基調》講稿,因了某種緣故未能發表,本刊特全文披載。這篇文章在此時此地發表,意味深長。  文章歸納當前世界的三邊互相較量的思維﹕「第一種是單向思維,這是直線的、獨斷的、命令式的、一個吃掉一個的思維,即『你死我活』的思維﹔第二種是雙向思維,這是平等的、對話的、協商的、互相尊重的思維,可稱為『你活我也活』的思維﹔第三種是恐怖主義自殺炸彈發生後出現的『你死我也死』的思維,即『與汝偕亡』、同歸於盡。」劉再復從中國歷史發展出發,認為中國已經從革命時代進入建設時代,應及時揚棄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進入你活我也活的談判桌的雙向思維時代,即以談判桌為歷史新平台的時代,「談判桌是圓桌,沒有高下與尊卑之分,每個參與者都擁有被充分尊重的一席之地。在談判桌上,任何一方都沒有權利居高臨下,即不可能獨尊、獨斷、獨贏,只能共贏與多贏。」  劉再復慶幸中國已走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並且走上建設現代國家的道路,作為當代的中國人,「應當到了從歷史文化的制高點上確認惟有階級協調、雙向平等對話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好方法的時候了。」  一百多年來,由於中國蒙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巨大失敗的恥辱,急於翻身雪恥,因此總是崇尚單向鬥爭的哲學,這雖有其歷史合理性,但並非健康的、正常的思維方式。當時代重心轉入經濟活動之後,確實需要改變以往的思維慣性,從單向思維走向雙向思維。所謂雙向思維,我們的理解是誠意的、包容的、協調的、互相尊重的,「哪怕是反對派的聲音,也要給予表述的自由」,雖然互相有思想交鋒,但決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殘酷戰鬥。  過去中國的鬥爭哲學與中國的專制人格病毒有關。「由於中國專制的歷史過於漫長,因此專制已成了精神和心理的病毒,幾乎每個中國人都難免成為專制的帶菌者,而多少具有專制人格。甚至一些反專制人士也往往具有專制人格,動不動就使用語言暴力。」雙向思維是主張民主、包容的,專制思想恰恰與此相反,天生惟我獨尊,聽不進不同的聲音。海峽兩岸三地沸沸揚揚的爭端,其禍源也基於此。專制的政權固然不能容納多元聲音,那些自命不凡、以反專制為口號的民主派的言行舉止,也往往流露「非我族類」的專制人格。  我們十分贊同劉再復的呼籲﹕「知識分子的天性應是天然地為人類、為國家的多數人着想,沒有私利,只有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職業良心。這種特點,注定使他們不可能站立在全黑全白某個陣營之中。」劉再復所揭櫫的知識分子超越非白即黑的思維框架的獨立精神,也是陳寅恪所說  「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引伸,也是本刊一直所追求的價值中立的境界。劉再復更把金庸筆下人物令狐沖的心境,巧喻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處境,認為令狐沖竭力超越正邪兩極鬥爭,與中國知識分子希望超越兩極對壘、尋求「第三空間」的心靈走向是一致的。我們應給令狐沖以批評、沉默和逍遙的自由。  我們誠意向讀者推薦劉再復這篇文章,它對處於當下兩極分化的社會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安身立命,具有指向性。  本刊今期一舉登載幾個不同文化背景的知名作家的講演和文章,由於出身背景和所處的環境迥異,他們對海峽兩岸三地的社會和形勢的見解不盡相同,有些觀點甚至是針鋒相對的。不管怎樣,我們歡迎這種從文化層次去探討中國的歷史,和以新的視角去評論當前中國政治社會生活的文字。與此同時,我們也認同陳映真先生的看法﹕「我們這個民族,不管是哪一黨派,都應該盡力克服民族反目的基本因素,最終達成民族團結和民族統一。」  台灣大選後的走向和兩岸局勢的變化,仍是華人社會所關注的,本期專題「選後的台灣往何處去﹖」,其中不乏新見解的力作,值得一讀,敬希讀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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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文章令人感慨(李運)

  讀到柏楊最近發表的又一妙文《髒話的魔咒》(見本刊二○○四年一月號),不禁又生感慨,這則非洲土人的無知引來的笑話,我早已聽過,但畫龍點晴之處在於結論﹕「現在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就是那一群土著……」所評頗夠中肯,那這不就等於說,柏楊便像那船長,而大陸同胞就是非洲土著嗎﹖  封建社會的老古董,經過「文革」的大風浪,卻屬「海棠依舊」﹖因為我們只能剝掉傳統的衣服,卻不能剝掉傳統的靈魂,而這靈魂也是我們的根,就是經過自由民主的洗禮如台灣,也依然有痕迹可尋﹗換句話說,你不如除去「中國」兩個字,只剩下這「個人」就更切題一點﹖中國文化錯在太看重這「個人」,以為不須神聖的寄託,如西方社會有天主教和基督教,印度有多神教和佛教,並非這「個人」就可解決自己的問題……但話得說回來,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現在被扔在垃圾堆裡。又想到王蒙、金庸對談「快樂的君子」,後者大談儒學,君子其實是不快樂的,魯迅早就有殭屍臉上的微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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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華人榮辱與共(學田)

  名報人陸鏗老先生曾專訪台北市長馬英九,並撰文以記《明報月刊》二零零三年一月號(《從保釣志士到台北市長——訪馬英九》)。  觀文憶往,老先生昔年不忍林森主席畫像流失,義奔紐約購存,誠懿行也。台港隔海而相望、華人榮辱乃同根。寶島亦傳承中華文化,存蕪存菁,在乎一心﹔對奕前路,執中守正,能不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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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林光如)

  在隨身攜帶的記事本裡,我一直夾著兩張一角錢的人民幣,經常翻出來瀏覽,為之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五十多年前,我父親英年早逝,全家立即陷入飢寒交迫的絕境。我母親為了養活我們這些嗷嗷待哺的子女,便去挑煤炭謀生。不論嚴冬還是酷暑,她都是早出晚歸,每走八里才能掙得人民幣二角錢。這二角錢,對很多人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對我們一家來說卻非同小可,因為它不僅令我們得以活命,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自食其力的精神,維護了做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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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與中港的文化落差(葉國華)

  對北京來說,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解釋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只是「執正」來做,是理所當然的,為的是全面正確落實「一國兩制」。但對香港的泛民主派以至不少市民來說,釋法是為政制發展設置關卡、對港人不信任及破壞高度自治。雙方對釋法的立場可說是南轅北轍、互相衝突。導致這樣的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文化方面的落差值得探討。  釋法的前哨戰是年初愛國愛港的爭論。當讓香港社會清楚知道要以愛國愛港的人為治港主體後,中央便出手釋法,而特首亦快速提交了建議啟動二零零七及零八年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報告。可以說,北京已從去年的被動捱打變為今年的主動應對。最近中央採取了稍微緩和的舉動,但泛民主派與北京還是劍拔弩張。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九月立法會選舉之謀略考慮外,還因一些基本認知的歧異,亦即文化落差。  從北京來看,回歸的香港可以是特洛伊木馬,也可以是唐僧的白馬。前者是屠城的馬,會造成災難﹔後者則是載經歸來的馬,有利於國家建設優質文化,可以吸納。接受「一國兩制」,就是認為香港基本上是白馬。但香港這幾年瀕臨失控,中央或許因文化落差,導致對港人的行動有不同解讀,而傾向認為特區可能變成特洛伊木馬,泛民主派則是屠城士兵。循此思路,北京會劃清界線,採取對敵鬥爭的策略,清除建制中的異己,加強控制。若如此,北京對港政策將有不可逾越的底線﹕一是香港不能成為西方和平演變大陸的示範地區,二是香港不能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港人接納回歸但希望自主  香港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主流價值是西方的、國際的,市民擁護民主、自由、人權。他們雖然接納回歸,擁護「一國兩制」,但不贊同簡單的愛國論,不接受把愛國標籤化。他們傾向認為過去幾年的管治出現問題,主要是由於港人的民主參與不夠,市民不能有效監督政府。他們雖然確認香港離不開中國,認同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有參與權,但傾向認為釋法會衝擊高度自治。港人是矛盾的,但顯示他們希望自主。  香港的政治回歸可說是完成了,但在法理上,由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未完成,故在北京看來,法理回歸仍然是不完整的。若從文化上看,香港跟內地落差大,文化回歸遠未完成。在制訂基本法時,當時的起草者估計到二零零七年,香港與大陸的文化應該磨合得差不多了,香港內部也已取得共識,可以考慮推行普選。現在看來,當時大家低估了文化落差造成的巨大隔閡。  現在是中港雙方為回歸在文化、價值上的落差「補課」的時候了,這還是要從拉近文化落差着手。某些大陸官員以至在港親中人士看到香港在政治、法理上回歸中國的事實,但對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現實——由英國管治多年、有西方文化沉澱、與西方有重大利益聯繫及受西方巨大影響——估計及重視不足。而香港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某些在英治時期已是精英的民主派議員,仍只執着於香港的國際元素、西方價值,對香港回歸要與內地進行文化磨合的體認不夠。這兩方面的人物都沒有與時俱進,仍以舊思維、舊觀念來看香港的新情況和戰略格局。  為了彌補雙方在這認知上的基本不足,筆者近期在不同場合提倡「中國特區新香港人」的概念。新香港人立足於香港的新時代,以符合新時代的文化理念、思維來看事物。但他們要有中國文化的沉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同時接受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市民擁有國際價值觀的事實,也要認知中國要進步、與國際接軌的方向。若能建立此新香港人的認知,然後經過雙方朝向共同目標的磨合,相互信任必然增加,就香港政制發展必然容易達成共識。  這需要中港雙方的共同努力。而由於中央擁有支配全局的權力及直接影響香港經濟、民生的無可匹敵的資源,要分清應付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國際政經利益鬥爭與爭取民心的策略的區別,從階級鬥爭的政黨文化轉向執政興國的政黨文化,是可以及應該採取主動及積極的態度促進雙方的融合。北京應以大家長的身份,用更大的寬容對待與家族重合不久的香港「兒子」。況且這兒子並不頑劣,只是對家裡的規矩、生活不了解、不習慣,且有自己的一些主張。在同一屋簷下,這些紛爭是可以解決的。普選不是解決管治問題的靈丹妙藥  當然新香港人認知的建立,仍不足以令香港政制發展順利及達至香港與北京共同滿意的目標。現在愈來愈多人認為,普選並不是解決香港所有管治問題的靈丹妙藥。比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都是普選產生,兩者都具合法性,如何改善兩者的關係﹖為了有利於施政,保證行政主導,是否要修法讓行政長官參加政黨﹖是否因此制訂政黨法﹖繼續實行高官問責制,應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普選需要許多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獲得成功。比如推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如何保證均衡參與﹖是否需要由各功能界別提出候選人,讓全港選民投票﹖為了防止過分民粹主義的投票傾向導致過度的福利政策,是否需要改變稅制,讓更多市民作出稅務承擔﹖為了防止黑金政治,是否要制訂獻金法﹖  事實上,要做好普選的配套及準備,時間相當緊逼。儘管我們可以把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普選訂為爭取的目標,但屆時要做到普選具高素質、符合港情及國情,並不現實。我們可以努力爭取,但也要在理念上多作討論、溝通,把「中國特區新香港人」這認知建立起來,及把普選的配套及準備扎扎實實做好。我們的目標是改進管治,逐步發展民主政制,達至基本法訂定的普選目標,讓香港成為繁榮、安定、民主、自由、進步、安居樂業的好地方,同時對中華文明起良性實驗作用。  有人認為在香港推行政制實驗太奢侈,不宜進行,這是對實驗的誤解。實驗是可作多種設計的,從保守到激進都可以,現在的「一國兩制」也是實驗。事實上,香港的經濟措施已作為經驗移植到內地。香港的社會文明發展的一些做法,也可作為經驗加以取捨。若能如此,將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額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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