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怎麼說,現在還怎麼說(戴晴)

  一九八九年「六四」清晨,在學生們已撤到六部口時,坦克居然追在後邊輾壓。我得知這消息時,正好有外國通訊社打電話進來,當即宣布退出中共,並於緊接着的第一個工作日,到我任職的《光明日報》(也是黨支部所在地)交上退黨申請。支部口頭挽留,但我堅持,遂上報黨委除名。這年年底,我在監獄裡從廣播中聽到中共鄭重公布的對我的開除。依照黨章,對黨員的開除必須向本人宣布。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反問那宣布者﹕「開除戴晴﹖可她在一九八九年初夏已履行手續退出了,難道貴黨開除非黨員的黨籍麼﹖」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七月初,輾轉從朋友那裡知道了兩個文件﹕一是第三批逮捕名單,一是「對鮑彤等十六人作品查禁、全部書籍下架的通知」。兩個名單裡都有我。不少朋友出主意﹕「想清楚了,當康有為還是譚嗣同。」清楚記得有兩位香港朋友打來長途電話﹕凌鋒哭着勸我快想辦法﹔張五常只說他必須在廣州見我,有要事相商,「旅館房問已經給你訂好了」。另有一位朋友是外省警察,讓我趕快到他那裡去。對凌張兩位,當局是沒辦法了,外省警察朋友隨即被捕,坐了兩年牢,公職也丟了。  那年初春,我本來已接到原西德一家電視台邀請,請我去做個節目,種種手續都在辦理,公務護照也在身邊。七月十三日,原西德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突然到我住所,告訴我她中斷了在意大利的休假,特別回來處理訪問事務。我們都沒提剛過去的鎮壓和即將到來的清肅,但心裡都明白,她的掛有外交牌照的房車就在門外。我記得那時已忍不住眼淚,快步跑向洗手間,回來謝她說﹕「節目計劃可能得擱一擱,中國這邊的事情有了結果,我會依照計劃前去。」部分中共官員的良苦用心  她離開不過十分鐘,一個自稱來自市公安局的警察來了,寒暄後,詳細問我明天的日程,特別是幾點鐘能在哪裡找到我。傻子都知道這是要抓人了,抓人而前一天來通告,什麼意思﹖十五年來,這情景依舊歷歷在目。後來結合我在牢裡專案組對我的詢問,以及別的成功出逃者的經歷,我估計當時喬石主持的公檢法系統,雖然不能說已在遵循司法或行政獨立原則,但起碼已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將毛澤東和他的意識形態爪牙們的決定奉為全黨、全國必須立即遵行的金科玉律。對我的審訊只集中在﹕到廣場去了幾次﹖這期間和什麼人聯絡了﹖並不涉及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寫作」,也可窺見力求遵守法制的中共官員的良苦用心。  「六四」前,我是《光明日報》「學者答問錄」專欄主持人,《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等聲名卓著的報刊的特約撰稿者,兩家新創刊物《東方紀事》與《國情研究》的編委。我的三本著作正在出版社編輯排版,由我領銜的一套研究權錢交易的《他們是怎麼富起來的》叢書和《「文革」口述歷史》也在進行中。坦克輕過,專欄取消,全部做到一半的工作中斷。所有上述提到的報刊都被當局關閉。在清肅中充當先鋒的《光明日報》,從它鼎盛時期的發行量一百二十萬份跌到如今不足二十萬份。寫三峽的書被禁出版  一九八九年二月底,我和我的記者同行出版了一本《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集)。這本書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在文化界義賣,並分送當時正等着在北京參加「兩會」的代表。坦克輾過,國務院本已確定的「今後五年之內不上三峽」變成了「早上快上」。《長江長江》奉命化漿,《誰的長江》只能在香港出版,翻譯完畢並已獲得版權的《大壩災難》等書,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接。  出獄後,我被報社當局收回記者證。一九九二年,他們借口我被國外一所大學錄取出國研究一學年,以「自動離職」為名,解除了我的公職。從此我沒有工資、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補貼等。如今我可以寫作,卻不能在大陸出版,無論是紙上還是網上﹔可以通電話和電郵,但可能每句話都被記錄在案。  大約在一九九三年紐約一次聚會上,我聽到前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的夫人向別人介紹我﹕「她是我認識的大陸人中惟一一個過去做什麼、現在還做什麼,過去怎麼說、現在還怎麼說的人。」畢竟是小說家,一句就點到要害,我自己竟沒有注意到。只是這「還在做什麼」須更正為「還在努力做什麼」,因為所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想做並已做起來的事情,在坦克輾過後的「江李體制」下,已沒有可能再做。至於「現在還怎麼說」,大體不錯,但在這十五年間,隨着事實真相的不斷披露和原先公眾人物本性的逐步顯現,我也在不斷糾正自己,比如我在牢裡狠罵劉曉波不滅火還澆油,後來得知關鍵時刻四君子的果斷作為時,就只有欽佩和自愧的份兒了。  十五年來,主導中國的精神支柱是「富起來」。因為不許公眾過問「怎麼富的」和「富起來幹什麼」,中國的資源、環境和數億人為國奉獻幾十年的財富儲備,遭受到前所未有和幾乎無法恢復的破壞式掠奪。然而,在這令人沮喪萬分的逆流中,一批批年輕勇士正在成長﹕不顧坦克曾經輾過,他們接過上世紀初和八十年代的艱難的啟蒙,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民主社會的基本元素開拓出新的空間,做着點滴的扎實努力。我為他們驕傲,也為他們不計較我頭上有標籤、身後有警察而依舊「帶我玩」,感到無比的欣慰與榮耀。  *戴晴,早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一九八九年時任《光明日報》專欄主持人。八九民運期間曾赴廣場勸說學生。「六四」後一度被收容審查,後獲釋。一九九零年後曾任境外媒體、論壇和大學的特約編輯、研究員及客座學者,長期致力於三峽工程的追蹤批評,從事政論、雜文寫作和翻譯,後來還與親友在京郊承包荒山保護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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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公民權的趙紫陽 拒絕檢討「六四」 質疑社會主義(鮑彤)

  在「六四」中落台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已屆八十四歲高齡,趙紫陽對「六四」、對社會主義是如何評價的?本文記述了趙對社會主義提出疑問、拒絕檢討「六四」、遭粗暴剝奪公民權、排除眾議提名朱鎔基任市長、不主張共產黨「領導一切」等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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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傷年輕一代理想主義湮沒 「八九」人士應拒絕主流體制的收編(王丹)

  王丹認為,「八九」一代青年知識分子非常傷感,但他們也是在社會轉型中承前啟後的一代。「承前」,是承襲上一年代的理想主義,也可以為轉型中的社會搭建一些理想主義的基礎;「啟後」,是因為「八九」一代已經體會到,面對社會最基本的武器就是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即使我們無法主動改變社會,把自己做好也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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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潛心宗教到回復入世之心 我的心脫軌始自「六四」 但脫軌為了換軌(封從德)

  「六四」遭通緝的封從德離開中國的前夜曾發一大願:盡我所能求取知識以脫無明之苦,再以真知回報社會和有情眾生。「六四」過去了,封從德在法國索邦大學的一個宗教歷史系讀了十年的書,且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作者決定放下在學院中尋求教職的努力,只因心繫大陸,那裡還有許多人為之失去生命和自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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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善深藝術的人生(杜威)

  昨日,整個維多利亞海灣烏雲密布,沉甸甸的氣壓令人有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恐怕一場傾盆大雨快將降臨。楊善深老師正忙着為珠海的別墅前的大道上種植十多株紅棉而勞心費神,又忙着為到澳門觀看「萬象乾坤——楊善深近作書畫展」邀約朋友。他因腳痛而不能前往主持開幕禮,為此耿耿於懷。另一面,《明月》總編輯耀明兄忙着為楊老師準備資料,個多禮拜前他才向香港電台高層推薦應把楊老師列入《傑出華人系列》。昨晚深夜,在我們都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一代藝術大師突然間離開我們了﹗  我和朋友們總以為楊老師以他那強壯的體魄、清晰的思路、充沛的活力,一定能安享高壽,媲美藝壇上的朱屺瞻、齊白石,但現實是﹕他去世得太突然。對於熱愛楊老師書畫的美術愛好者來說,實在深感惋惜、萬分傷痛。全能國畫大師創作不輟  楊老師從事書畫創作超過七十多年,一生沒有為生計而從事別業,堅持不懈地創作,不論山川草木、花鳥蟲魚、走獸飛禽、美女高士,無一不能。他的書法取材自各家名碑,如祀三公山碑、好太王碑、廣武將軍碑、石門頌、西峽頌等,而自成一家。楊老師廣為藝林所重,被譽為全能國畫大師。前輩藝術家徐悲鴻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為楊老師的展覽寫序﹕「楊君善深粵人最工寫花鳥……」張大千云﹕「知善深兄造詣之深,根源所自。善深兄卓然自成家法,又非居氏昆季所能方擬,惜不得與悲鴻共賞之也。」程十髮更稱他為「南天筆一枝」。可以說,楊善深的一生是藝術的一生。一直到過世前,他每天都在創作。他最後的一幅作品寫雙白雞,配上竹籬秋菊,輕輕渲染,用筆工意兼備,盡意而為,是一件成熟的楊氏畫派作品。  楊老師的藝術創作中,很值得一提的是白描作品,我們叫它寫生稿,是用毛筆、宣紙寫成的。每逢旅行,只要有時間,及環境許可下,老師便會拿出紙和筆墨寫生。他生前經常對我說﹕「時下很多畫家都沒有寫生,而我一生都離不開寫生,我的寫生稿至少也有千多二千張。」言談間他對自己那種對藝術的執着、一絲不苟,很引以為榮、為傲。直到老師過世前,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寫生,澳門的「萬象乾坤——楊善深近作書畫展」裡面就有他多幅很好的寫生稿近作。筆者所收藏楊老師的二百多幅寫生稿,種類繁多,各有面目。作者用勾勒、皴擦、點染、乾筆、拖筆等筆法,又用濃墨、淡墨、焦墨、潑墨等墨法,準確描繪出景物的形象、結構,並寫上大量文字,記錄當時同遊者的姓名、相關的資料以及感受。只要細心觀看,楊老師確是用極其認真嚴肅的態度,用無限熱愛藝術的感情去描寫大自然的景物。一草一木、一蟲一獸、一山一水,都是畫家發自心靈的創作。我和很多藝術界朋友談起,都一致認為楊老師的寫生稿只要蓋上一個印章,便是一件很出色的畫作了。  今年三月在朋友的喜宴上,楊老師對筆者說,他畫了一張烏鴉紅柿,用墨恰到好處,他自己很喜歡。第二天早上我趕往春風草堂,二話不說便從畫框除下此畫。大師用濃、淡、焦三種墨色,在眼部少許留白,畫成了烏鴉,樹幹用乾沙筆一剔而就,紅柿的分布更突顯了烏鴉的神采、神氣。鳥兒栩栩如生、渾然天成,簡直是神來之筆。楊老師說﹕「用墨在宣紙上畫飛禽、走獸,極之不易,因為一筆下去,墨色隨着宣紙的肌理和水分化開,不由得控制了。」  香港回歸祖國後,楊老師目睹祖國的發展一日千里,政通人和、經濟飛躍。他十分願意把自己的藝術創作捐獻給國家,先是二丈的《千年松樹》,獻給北京人民大會堂(詳見《明報月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號)﹔又把七點七米長、寫足百花的百花卷再捐予廣州藝術博物院﹔今年三月,老師更不辭勞苦,親身帶着一丈二尺的《竹報平安》送給國家聖地中南海。  楊老師生前,希望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一個甚具規模的個人展覽。他認為他最好的作品,大陸同胞從來沒有看過,他很希望把自己從嶺南畫派中走進來、打出去的歷練,把藝術創作推到一個新高度的藝術結晶,呈現給廣大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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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沉浸在藝術追求中 楊善深情繫故鄉 一生儉樸(楊君澤)

  本文作者為楊善深胞弟,他回憶了楊善深自少喜歡繪畫,形容他窮一生精力,花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在繪畫上。並記述他抗戰期間不願替日本人做事而避居澳門、在澳門居住時買屋的佚事。落葉歸根,楊善深辭世後長眠在將軍澳山上。作者祈願胞兄無憂地長眠,逍遙另一個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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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記三位與心靈對話的世界精神領袖(王鵬翔)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於四月中旬在加拿大高調重申西藏乃中國的一部分,引起各界高度反響,本文作者此文寫下背後玄機。其後達賴喇嘛聯同另外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圖圖(Desmond Tutu)大主教與伊朗伊巴蒂(Shirin Ebadi) 教授在卑詩大學舉行「靈、智教育並重」問題的圓桌對話會,三位世界精神領袖一同探索人類世界苦難之起源及解決良方,不乏真知灼見,本文也錄下是次對話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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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之花結出的思想之果(潘耀明)

  大抵十四年前的金秋,我因赴法蘭克福參加每年一度的國際書展,回程途經法國巴黎,遇到一位曾是中共中央智囊團級的流亡者,他滿腹牢騷向我訴苦,他甫抵法國的時候,迎接他的是無數的鮮花和滿堂的掌聲,還有權貴們的殷殷款待。但幾個月下來,他的門庭車馬明顯稀疏了,甚至被冷落了,靠一點補助金過活。他為他的巨大付出和犧牲得不到應有的酬報而憤懣不平。  與此同時,我在巴黎聽到一位學運領袖的真實故事。這位學運領袖流亡巴黎後面對冷酷的現實,沒有自怨自艾,一逕撂下虛名酬酢,刻苦學習法語,在巴黎的公園覓到一份收入微薄的看更工作,利用工餘時間進修。  漫漫十五個寒暑春秋,可以磨煉、造就一個人的意志,也可以消蝕、淹沒一個人的銳氣。上述所說的學運領袖原是一個叱咤風雲的青年偶像,他甘願放下架子和知識分子的虛幻,接受另一種現實的考驗,打一份在中國知識分子眼中「下賤」不堪的工作,以平常心學習別國的語言文化,努力擴大自己的視野,最終還拿到博士學位。這是一條悲欣交集的堅實人生路,這位學運領袖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名滿京華的封從德。他是第一個在「八九」學運發生後對這場運動作出深刻反思的人﹕「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號)  歷史上每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是在情緒亢奮下進行的,期間每每激發起仇恨之火,運動發展到後期,便陷入狂熱妄動。羅曼.羅蘭筆下的  《約翰.克利斯朵夫》有一段文字描寫示威群眾的盲目冒進,很是深刻﹕「……大家愈擠愈緊,像一群牲口,覺得全群的熱氣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湊成了一個整體,而每個人都等於是全體,跟巨人勃里阿萊一樣。熱血的怒潮不時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聲音含着殺氣。躲在第三四行的人開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臨街的窗口張望,彷彿是看戲,他們一邊刺激群眾,一邊焦灼不耐地等軍隊開火。」  讀了這段文字,令人不寒而慄。一邊是群眾的躁動,一邊是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的虎視眈眈,對抗一旦白熱化,便會釀成流血事件。在這個時刻,感性已全部取代理性,加上躲在暗角別有用心的人的鼓動,大悲劇便由此發生。  十五年歲月篩下的激動情緒,已是高屋建瓴的總結和前瞻。曾進入「八九」學運中心的領袖人物周舵寫道﹕「歷史不是單行線,存在的不是惟一合理的,它僅是諸多可能性中實現了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惟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和反對派中的溫和派的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解決分歧』,這種可能性本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幸的是,最終卻是雙方當中堅持不妥協的強硬派、極端派佔了上風,這才導致了誰都不願看到的流血慘劇的發生。我們從中應當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永遠不要讓極端派成為主流。」又說﹕「中國無論如何不能再搞激進革命,我們必須走漸進民主之路——這就是我十五年來上下求索、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漸進民主的改良主義之路是最難走的,需要我們具備極大的道德勇氣、韌性、政治技巧和智慧,但惟有這條路代價最小、成果最確定。」(周舵﹕《摒棄仇恨,實現漸進民主》)這兩段話可說是大徹大悟,它反映出一些理性知識分子已從悲劇中學到最寶貴的經驗。  「六四」平反是遲早的事,但最可貴的是從這場鬥爭中記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不要讓極端派成為主流」,「摒棄仇恨,實現漸進民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付出慘重的代價才領悟到的真理,這也正是「六四」悲劇之花結出的思想之果,很值得讀者注意。我們從中不但看到了中國康莊民主道路的曙光,而且看到中國祥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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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讀者的鼓勵(鄧曉揚、李駿民、袁嘉威)

  我們是沙田崇真中學中二甲班的學生,我們因課業關係,所以有機會閱讀 貴雜誌社的《明報月刊》。  我們認為 貴刊文章內容很廣泛,有的是中國「非典」的疫情,有的是關於國際的事,如美國攻打伊拉克等。而文章的字數雖多,但其實用詞準確和生動,寫得很仔細,讓人對主題有深入的了解。我們認為閱讀 貴刊,能夠令我們學到更多的知識。  我們覺得 貴刊二零零三年第五期「非典型肺炎肆虐透視」是最精采的,因為當時正值「非典」的高峰期,作者能夠用文章來告訴我們當時的疫情,令我們全面地知道有關「非典」的消息。  對於 貴刊,我們認為文章的字數比較多,令讀者要花更多時間去閱讀,以致覺得沉悶,所以我們建議 貴刊文章的字數可以更精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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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楊鐵樑)

  《老子》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的生存不為自己,故能長存。聖人自己居後,反而佔先,把自身置之度外,反得保存。因為他無私,反而符合了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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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了夫人又折兵?(張炳良)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草基本法開始,普選一直是富爭議的問題。當時民主派與工商派爭持激烈,達不成共識,於是中央官員提出所謂時間表的協調辦法,即特區政制以工商派保守方案為起點,最終達致民主派倡議的普選目標。這就是基本法附件所規定的十年後經檢討可作改變的政治背景。至於是大變還是小變,則按香港實際情況,由港人自己的意願作決定。  四月六日人大釋法,確定了政制發展的啟動權在於中央,已在港引起不少非議。接着,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多數民意支持二零零七及零八年實行「雙普選」(即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皆由普選產生)而社會上仍未展開就二零零七及零八年政制改革具體方案的政治協商的情況下,並在特區政府的政制專責小組仍未撰寫有關政制發展方案的報告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便快刀斬亂麻地否決雙普選。  政治耳語是﹕中央怕特區政府在政制改革問題上應付不了民主派的攻勢及民意的壓力,故代董建華承受政治反彈,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前把普選「去議題化」,使親政府政黨如民建聯及自由黨可以中央已否決普選為理由,不用承受放棄普選訴求的政治代價。  縱是如此,中央的如意算盤也未必打得響。港人在現實政治環境下,或已預期中央最終不容二零零七及零八年雙普選,及在政制諮詢協商過程中因工商界大力反對而無法達成社會共識,讓特區政府在其最後報告書中可不以普選定調。但是,港人仍十分重視「應有程序」。在漠視程序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一鎚定音,揭露了諮詢的虛假性,民眾之反感可以想像。  向來主張理性、溝通、協調的學者們也感到極大挫折,有人覺得受騙,認為在中央強權壓制下,政改已經無望。泛民主派陣營受震盪,激進民主派固然認為中央不可信,而溫和民主派也感到溝通對話之路走不通,整個社會陷於一片政治無奈之局。  為求把普選之議題打掉,中央似乎不介意令「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及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犧牲民建聯。所有迹象顯示﹕民情嚴重受挫,其反彈短期將見於九月選舉,長遠而言會使中央與特區關係陷於緊張乃至倒退。  弔詭的是,若民建聯等親中政治力量在九月再遭滑鐵盧,中央會更擔心香港政局失控,從而將進一步收緊政改的空間,愈加依賴強權逼使港人屈服。如此一來,特區政局會走下坡,無法走出自回歸以來的惡性循環。  去年「七一」後,民主派曾一直維持反董但不挑戰中央的政治底線。人大釋法及否決雙普選後,民主派議員對中央高度不滿,民主黨在立法會上欲提出譴責人大的議案,雖被立法會主席裁決為不合議會規程,卻使中央與民主派關係進一步惡化,也會成為中央箝制特區議會權力的誘因。中央否決雙普選,既平息不了港人訴求,又令特區政府失信於民及親中力量受挫,更擴大了中央與香港民意及民主派的鴻溝,政局不穩亦已引起國際評級機構憂慮。這是否賠了夫人又折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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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實力消長之反思(張保民)

  兩岸競爭的新形勢,就制度上的差異言,已明顯是「陸」強「海」弱。就實質的效果言,更見大陸後來居上,逐漸取得優勢。無論如何,台灣的經濟發展已面臨進退維谷的新瓶頸,政治上「少數政府」的困境也不易在短期內擺脫,而大陸的經濟潛力卻仍未完全發揮。由此觀之,至少未來十年的兩岸競爭形勢仍將不利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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