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文學的弔詭遊戲(萬之)

  前幾年奧地利舉行大選的時候,右翼政黨曾經到處張貼這樣的競選宣傳畫,標題是「你要文化,還是要耶利內克﹖」耶利內克在這張宣傳畫上不僅成了政治符號,而且也成了文化符號。  右翼宣傳畫提出的問題,不僅意在鼓動選民尤其是那些有著「高貴」日耳曼血統的選民作政治選擇,也是作文化選擇。選擇了右翼,就保留了文化,這當然是指維也納代表的歐洲典雅文化傳統。而選擇了身上有猶太血統的耶利內克,將不僅是政治錯誤,也是文化背叛。耶利內克當然不是「沒有文化」,但那是一種不登右翼大雅之堂的離經叛道的「另類文化」。  耶利內克是個公認的左派,甚至是左翼中的最左派,就是說,她在政治上比一般作家都活躍,所以還成了一個能登上大選宣傳畫的政治符號,但文化上總是在邊緣甚至邊緣之外,出了格,而且幹着顛覆主流文化的事情。曾經是個「西方紅衛兵」  在我的感覺中,耶利內克確實也有點像中國「文革」中的紅衛兵,是拿起筆作刀槍破四舊、掃蕩傳統文化和商業文化的造反者,能創造出一套標新立異的革命文化語言。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從巴黎到維也納到斯德哥爾摩到奧斯陸,西方的大學生們也跟着狂熱,而耶利內克當時是奧地利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說她曾經是個「西方紅衛兵」,大概也不無道理。  政治上耶利內克是失意的,因為右翼在大選中獲勝了。要說奧地利現在是歐洲右翼保守勢力最猖獗的國家大概不過分,極右翼的人民黨還在數州佔絕對優勢。被選民擯棄的耶利內克顯然感到失望、憤怒、悲哀和孤獨。她曾經停止奧地利劇院演出其劇作的權利,斷絕和所有奧地利媒體的來往,公開表示仇恨這個國家。「我居然還住在這麼一個國家簡直荒唐,如果不是有我的老母牽掛,我早搬走了」,這是她自己咬牙切齒說的話。她被右翼政府宣布為「國家敵人」,這讓我聯想到同樣為政治原因離開祖國的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他也因為政治觀點不同而出走意大利,然後悲憤地寫出了名劇《國民公敵》。  政治與文學之間的弔詭遊戲當然沒有結束,政治上失敗了的耶利內克在文化上獲得報復的機會。二零零四年十月,瑞典學院以其特殊的方式回答了奧地利右翼「你要文化,還是要耶利內克﹖」的問題——他們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奧地利右翼認為「沒有文化」的耶利內克,讓耶利內克在文化上出了一口惡氣。「別以為這是獻給奧地利的花」,耶利內克得獎後如是說。照我看,這當然不是捧給奧地利的花,而無疑是搧在奧地利右翼政客臉上的一記最響亮的耳光。  弔詭的還是耶利內克的獲獎,與其說是文學或文化上的勝利,還不如說是政治上的勝利。很多人認為瑞典學院這次決定毫無疑問是政治意義大於文學意義,是明顯的政治頒獎,這次評獎結果引起相當多的爭議,因為耶利內克本人就是個引起很多爭議的人物。  對於耶利內克獲獎是否實至名歸,她的作品是否優秀到了能和諾貝爾文學獎大家族中的大師之作並駕齊驅的程度,瑞典有很多人持不同看法。這次瑞典學院公布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讓瑞典所有媒體的預測都落了空,讓瑞典很多準備在結果公布後熱賣一番大賺一筆的書店都叫苦不迭,因為他們的倉庫裡都找不到一本耶利內克作品的譯本,也讓很多喜歡褒貶作品、發表高見的評論家們感到尷尬,因為他們連一部耶利內克的作品都沒有讀過。瑞典學院左派的勝利  在我的感覺中,連評選機構瑞典學院內部也一定有過激烈爭議。如果有人告訴我,當主持評選的主席舉起了議事槌一槌敲定的時候,有人憤而離席摔門而去,我也毫不奇怪。我以為耶利內克獲獎也是瑞典學院內部左派勢力的勝利,是那些一向主張評獎不干預政治、主張文學的普世性價值的自由派院士們的失敗。  這次公布結果時有些現象非常蹊蹺,只要細心地看看瑞典學院網頁上發布的實況錄像,就可以見到一點端倪﹕今年宣讀的新聞公報出奇地短,只有兩行需要院士們集體通過的頒獎詞,其中除了對耶利內克創作的事實的描述性文字之外,正面評價的褒義詞幾乎沒有,而通常由常務秘書執筆的熱情洋溢的長篇評論介紹從缺,一字不寫,顯然有罷工之嫌。  我們可以比較去年庫切得獎的情況,當時常務秘書賀拉蘇.恩格道爾宣讀新聞公報整整用了二十二分鐘,仍意猶未盡,而今年只有兩分鐘就結束了,然後對記者來了句不陰不陽的反問﹕「大家還有問題嗎﹖」如此懸殊的對比,厚此薄彼大概確實也太露骨了,肯定引起一些人的不滿。  恩格道爾大概也感到了來自內外的批評壓力,所以第二天該錄像增加了恩格道爾回答記者問題的鏡頭,約十分鐘,算是對耶利內克的補充介紹。然而即使補充介紹,我們也看到他雖然不失紳士風度,但用詞謹慎,其中又透露他並不讚賞耶利內克的端倪。比如說,他說他一開始也看不懂耶利內克的作品(可說明耶利內克不是他推薦的),看了幾個夏天才看明白(說明耶利內克過去確已多次入圍但都被否定)。再比如說,這個過去最忌諱說政治評獎的恩格道爾,公開承認耶利內克是「最政治性的作家」﹔這個過去最強調作家個性和個人聲音的常務秘書,說耶利內克作品中幾乎聽不到「個人的聲音」,而頒獎詞不就特別提到了「聲音」和「反聲音」嗎﹖  可以肯定耶利內克在政治上得了一分,而文學上到底是否算勝利,我看確實還不大好說。我自己看過根據耶利內克小說改編的電影《鋼琴教師》,但沒有看過耶利內克的原著,沒有資格妄加評論。今年九月我去挪威參加國際筆會年會,正好和奧地利筆會會長烏爾夫岡.格萊森奈格爾(Wolfgang Greisenegger)教授有很多接觸,他執教維也納大學戲劇系,而我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因共同興趣而聊過當今德語戲劇的情況。他不無自豪地告訴我,現在奧地利戲劇比較繁榮,甚至出口德國,德國劇院居然主要靠演出奧地利劇作來維持。現在看來,這大概要歸功於耶利內克。自從德國當代戲劇的領軍人物斯特勞斯(Botho Strauss)謝世,耶利內克現在大概成了德語戲劇的主將。  耶利內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後,我打電話給格萊森奈格爾表示對奧地利作家獲獎的祝賀,並問問他的看法。他興奮地告訴我,耶利內克是他在戲劇系教過的學生,他很高興她能獲獎,也對這次評獎結果表示肯定。他說,當年耶利內克不是他最欣賞的學生,是個醜小鴨,沒想到她會成為天鵝。他續道,政治上他不一定贊同耶利內克的激進,但他強調耶利內克的語言是獨特的,對德語文學的發展肯定有她的特殊貢獻。我想,作家能有所傳世的主要成就不就是語言嗎﹖如此看來,她得獎也就有道理了。  當然不喜歡耶利內克的人也很多。一些人說她精神不正常,而她在音樂學校讀書期間確實經常因為精神病症狀而休學。她說她不能來領獎,因為她有「社交恐懼症」,不習慣在大庭廣眾下露面。但世界上有精神病而成為文學大師的不乏先例,連托爾斯泰也發過瘋。我也知道確實有保守人士無法接受耶利內克的作品,對其政治觀的偏激和性描寫的大膽寫真,有不少人搖頭掩目。但易卜生當年當年寫出《群鬼》的時候,蕭伯納當年寫出《華倫夫人的職業》的時候,勞倫斯寫出《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時候,不都遭受過媒體和保守勢力的咒罵嗎﹖如今他們卻都是舉世公認的文學大師。所以,耶利內克是否實至名歸,最好還是等歷史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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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卑微女人的悲劇  耶利內克劇本《一部體育劇》節譯(耶利內克撰、巴黑譯)

  體育所營造的氛圍及其廣泛的社會聯繫,一直是耶利內克最為仇恨的題目之一。她認為體育作為另一種形式的戰爭、一種大眾現象及「暴力的惟一的神聖化的出場」,這是貫穿這個劇本的主線。體育中的勝利者和失敗者與戰爭中的並沒有什麼不同。隱喻其間的是戀母情結和戀父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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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祖國是「有罪民族」(潘耀明)

  《鋼琴教師》(Die Klavierspielerin,1983)作者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感到意外。因為耶利內克的作品,若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百分之百離經叛道的。小說的主角鋼琴教師艾莉卡(Erika Kohut)在孤高的外表下,卻是一個喜歡偷窺、具性虐待與性被虐甚至亂倫傾向的雙重性格的人物,理應受到道貌岸然的社會所排斥,在華人社會相信更會受到詬病和非議。然而,這部受爭議的作品改編成電影後,卻獲得多個電影大獎,廣受歡迎,包括《鋼琴教師》在內的耶利內克的作品一直在熱銷中。佛洛依德認為﹕「性力如果一旦放肆,回復到它原始的目標,社會文化就將遭受到最大的危機。」我想,耶利內克之成功,是她在相當程度上突顯了當今人性的病態,現代人的壓抑、孤絕感所帶來的原始性的反彈,這正是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病態的人性與病態的社會息息相關,因此,從另一角度來看,耶利內克的作品是具有反諷作用的﹕鋼琴教師形象是高貴的、冷傲的,但鋼琴作品作為心靈的律動,則是複雜的、感性的。鋼琴教師在憂悒的孤憤中去尋找原始性的自慰以填補空虛,頗符合人性的邏輯。  耶利內克的另一部小說《美妙、美妙的時光》( Die Ausgesperrten,1980 )更有象徵意義,她把人性的逆反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讓人看到黑色的精靈﹕「她披一身夜裝,持一束黑色的『惡之華』,向我們走來。這裡的黑色是痛苦、恐怖、病態和死亡的象徵。」(傅正明﹕《黑色的精靈——耶利內克的創作特色》)這個黑色精靈不是別的,正是耶利內克。耶利內克的成功之處,是她把男女兩性關係的「黑暗面」刻畫到了極致,這也許是因為她深諳箇中「黑幕」之故。但她不僅僅止於黑暗的描寫,其況味如顧城的詩所寫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她的作品有針砭,也有謳歌,她對當下奧地利極右政權作出了指控,是基於她對奧地利顢頇統治的洞察﹕「奧地利自由黨的勝利是平庸淺薄的絕對勝利。正如海德格爾無法領導領袖,精神無法領導非精神,智慧也無法領導平庸。」對於奧地利這個曾經在二戰中扮演法西斯角色的民族,她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撻﹕「奧地利是一個犯罪的民族,但它的罪惡很快就被辯解了,儘管事實上奧地利像希特勒一樣反猶。當我以法國來對照時,我僅僅想到人們怎樣創造了一個『無罪』的神話,而奧地利,對我來說,這個國家既有犯罪的前科,現在也還是一個有罪的民族。」  耶利內克不是一個自命不凡、經營所謂「純文學」的酸文人。她敢於關懷,敢於進行社會批評、政治批判,敢於挖瘡疤,以致毫不畏懼地說出自己的祖國是個「有罪的民族」,很不簡單。耶利內克對奧地利的深刻省視,是基於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深沉情感。她沒有全盤否定她的祖國,她依然歌頌祖國美麗寧靜的土地,她曾激情地寫道﹕「你到過這個擁有眾多山谷與丘陵的美麗國家嗎﹖/遠方的美麗山巒勾勒出它的輪廓。它有一條地平線,這是很多國家所沒有的。你見過這個國家的草場、農地和田野嗎﹖你見過那些寧靜的屋舍,還有生活在那裡的平和的人們嗎﹖(《情人.跋》)」  耶利內克熱愛祖國的山河、祖國平和的同胞,她把這些美好的東西與低能的政權區分開來,對於這種敢於揭露政權及國民性弱點的文學俊傑,你能說她不愛國嗎?!作為一個作家,她具有像白樺筆下《苦戀》中的知識分子眷戀家國的情懷,她之所以不會像白樺等中國知識分子被扣帽子,她的作品之所以不會被甩鞭子,反而受到嘉獎、肯定,是因為她生活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沒有人會懷疑她批判民族性的醜陋是「不愛國」。這是她的幸運,也正是她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本刊像往年一樣,組織「諾貝爾文學獎」特輯,對耶利內克的獲獎和創作歷程作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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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國奴」是侮辱性的說法嗎?(焦國標)

  據說大約在清末,日本人是稱中國人為「清國奴」或「支那豬」的。我沒有什麼日本朋友,更沒有什麼日本敵人,認識的日本人很有限,所以沒有親眼見過日本人親口講這些詞。如果有機緣,我將就此訪問一些日本人。現在媒體上說,一些受日本右翼影響的日本人,提到清末中國人時,仍然使用這樣的詞。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國際先驅導報》刊登駐東京記者藍建中《日本右翼企圖美化歷史 打響選用教科書前哨戰》的報道,說「由於歷史教育的欠債,加之右翼的煽動,日本年輕一代的心靈已經遭到腐蝕。在日本經常會聽到日本年輕人的一些論調﹕『我們確實將大量的清國奴(戰前對中國人的侮辱性說法)從這個世界上解放了出來。』」順便說,報道中看不出這個「戰前」是指甲午戰爭前還是抗日戰爭前。  日本人所持的解放中國人之說,筆者不敢苟同。實在不知道日本人是怎樣「解放」的,因而決不敢貿然領日本人這個情。倒是他們用的「清國奴」這個詞於我心有戚戚焉。在我看來,「清國奴」不僅不是「戰前對中國人的侮辱性說法」,反而是非常恰切地對當時中國人生存處境的客觀表達,一點都沒有添油加醋,或蓄意醜化。因為,清末的中國人確實就是奴隸,確實就是奴才。  「清國奴」,字面展開,就是清國的奴隸,或清國的奴才。清國就是大清朝廷,「清國奴」就是大清朝廷的奴才或奴隸。當時的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奴才或奴隸,難道還是大清朝廷的主人不成﹖如果說「清國奴」是侮辱性的說法,難道只有「清國主」才是正確、恰當的說法嗎﹖設想一下,在清末,如果你說你不是清國奴,而是清國主,那肯定是你活得不耐煩了,看大清朝廷不撕爛你的嘴﹗恐怕光撕嘴還不行,拉到菜市口也是可能的。當彼之時,中國人對清朝統治者都自稱奴才,而清朝統治者也蓄養奴才。  八國聯軍入侵大清國時,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家奴是誰﹖家奴就是中國人。康有為、梁啟超鼓吹變法時,榮祿大人有句名言﹕「大清朝就是亡了國,也輪不到你們趕來救﹗」為什麼輪不到改良派來救﹖因為他們與全中國人民一樣,都是大清朝的奴才。救國是清國主的事,不是清國奴的事。  稍後,孫中山、章太炎的革命黨之所以提出「驅逐韃虜,回復中華」的理想,其邏輯前提仍然是滿清朝廷奴役、壓迫中國人(大漢族),所以要驅逐之,回復之。什麼叫「奴役」﹖像驅用奴隸一樣役使,這個「奴」是一個名詞作狀語的形式。  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當時就是不折不扣的清國奴,一方面自居於朝廷的奴才地位,另一方面朝廷根本上就拿你當奴才。所以說日本人稱清末的中國人為「清國奴」,不是侮辱,而是中國人當時確實就是那樣生活的。質言之,「清國奴」一詞,如果說有什麼不妥的話,也不是日本人不拿中國人當人,而是中國統治者不把中國老百姓當人。由此還可以進一步推測,不僅不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侮辱,甚至反倒可能是日本人對中國人民生存處境所抱的不平,是對不講人權的大清統治者的抗議和譴責。在這個意義上,「清國奴」約等於「可憐的清國人」。當然,在那些持種族優越感的日本人眼裡,「清國奴」一詞不排除包含有侮辱性。但我相信更有一部分日本人使用這個詞時是悲憫的,是譴責(對不把自己的子民當人看、反動、愚昧、落後的清朝政府的譴責)的。用今天的國際政治話語說,是日本人對鄰國人權狀況的「說三道四」,屬於干涉大清國內政的言論,是憤中國之世、嫉大清之俗的國際「憤青」的口吻。  至於「支那豬」,情形也差不多。過去我們自己不也常說嗎﹖在那萬惡的舊社會,勞動人民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云云。的確,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不是奴隸,不是奴才,比豬狗(不是現在歐美的寵物豬或寵物狗)過得好的日子,並不是很多。  可見,在清末「清國奴」和「支那豬」的說法,其含義應該是複雜的,有客觀表達,有悲天憫人,有政治譴責,當然也有侮辱。可是為什麼而今在一些中國人的心目中或筆底下,這些詞只剩下「侮辱性的」一種意義了呢﹖我想這裡面最主要的原因是狹隘民族主義,不是孫中山、章太炎時期的民族主義,而是當下的民族主義。孫、章時期的民族主義是強調滿族與漢族的民族仇恨,當下的民族主義是突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裂痕。我們一部分中國人做另一部分中國人的奴才,一部分中國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當成奴才或豬狗,那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在我們中國人之間,我們可以是奴才,可以是豬狗,也可以奴才之、豬狗之,但是決不允許你們日本人說出之。無論日本人是客觀表述,或是悲慨其事,或是對內政的說三道四,或是確係意在侮辱,我們都不答應,都一概視為對我們的侮辱。簡言之,我們中國人自己侮辱、奴役、豬狗自己則可以,你們日本人說出這種侮辱、奴役、豬狗的現實則不行。  (編按﹕「清國奴」、「支那豬」是否含侮辱性,也可從中日關係史和日文中去考察探求。焦教授來論則從兩個漢詞演繹,是另一種見解,謹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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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思 這才是講究(吳靄儀)

  十月號的《明報月刊》有一篇精采的特稿,教你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講究。講究,絕不是時裝手表首飾一律名牌、皮鞋手袋襯成一套套那麼膚淺的。《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是《最後的貴族》作者章詒和記述她的父親和京劇名家馬連良的交往。馬連良的講究,就真的是出神入化了。  其實都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但心思就在其中。譬如服飾,京劇藝術,當然行頭極盡精美,但馬連良的着眼處卻是講究「三白」﹕護領白、水袖白、靴底白。這三樣雪白無垢,其他的花團錦簇才會悅目起來。非但三白,人也要修飾得整齊乾淨。他的戲班,演戲前必得理髮刮臉﹔他自己下午就要到清華池泡浴,要專門師傅修腳。穿了戲服靴鞋,又有誰看到他的腳﹖但是講究的人,裡裡外外都非講究不可。  又譬如食,好材料好手藝自不待言,但他吃得細緻。他愛吃兩益軒的烹蝦段,每次必吩咐要「分盤分炒」,即炒三、五對蝦,用八寸盤盛上,吃完一盤,再炒一盤,寧可連吃數盤,也決不讓一大盤炒上。  最有趣的一段故事,是作者的父親章伯鈞要在家請他吃飯,知道他是回民,就問他應當怎樣吃法,馬連良答應一手包辦。豈料這個包辦徹底得驚人,下午開始,就一隊隊人派來,徹底洗刷廚房,從頭在院子裡搭烤爐,運來蘋果木作烤鴨的柴火……廚房裡桌面、案板,處處鋪上白布,連抹布都是雪白的。章詒和於是驚歎﹕哪裡是父親在家請客﹖簡直就是共赴聖餐﹗  (原載《蘋果日報.副刊.名采》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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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金聖華)

  有些人不知何故,總喜歡緬懷過去,懼怕未來。天天只知嗟歎失去的,奢望未得的,卻偏偏對身邊人、手中物、眼前事毫不珍惜。這些人把自己拘牽在種種局限和困境裡,就好比長鎖在防衛森嚴的禁宮中,潮濕幽暗,蔓草叢生。心園荒蕪了,心鎖生鏽了,獨自緊閉一隅,無論如何,都不願掙脫自加的重種枷鎖,也無力卸下枉負的重重包袱。  有一天,直至有一天,心扉輕輕一推,就如打開一扇門,這就會發現門外的世界,竟然如此遼闊!在晨曦裡、晚風中,原以為荒無人煙的郊野,竟有左鄰右舍展開笑顏,他們正隔著阡陌,向你遙遙揮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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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阿扁的「善意」(曹景行)

  今年十月十日,陳水扁在他的國慶致詞中,向對岸釋放出事前張揚已久的「善意」。表面上是講給北京聽的,但誰都知道他的臉實際朝向華盛頓。同樣,三天後北京國台辦發言人給了阿扁狠狠一巴掌,也是打給美國人看的。這樣的一來一往,小布殊應該有所領會,遂趕在大選前急派鮑威爾赴北京,就是要確保此時此刻台海不會冒出新的麻煩來。  台海兩岸也都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北京估計,如果小布殊連任,美國現行的兩岸政策應該可以維持下去,但如果新保守主義勢力在小布殊第二任政府中進一步加強,對台灣出售更多先進武器,會不會令台獨更受鼓舞呢﹖而如果克里入主白宮,又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把握兩岸問題複雜且微妙的脈絡,進而有所調整呢﹖  十二月台灣立法院改選,藍綠再次對決,如果泛綠首次成為立法院多數,選後局勢又會與現在大不同。此前不管台北還是北京,都不會有實質性的動作,阿扁的「善意」也就是文字遊戲,何況更有「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明確宣示,讓世人聞到空前濃厚的台獨味道,北京豈會傻到陪他玩下去﹖  陳水扁的「善意」,主要是建議兩岸以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為基礎,尋求「雖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這樣的表述,初聽起來與他過去完全否定「九二共識」似有很大變化,但第二天台灣陸委會官員立即解釋,阿扁說的「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只是希望雙方都能擱置政治分歧,也即誰也別管「一中」,先談其他事情。  這實在叫人弄不明白,此班高官究竟是真的不懂還是在裝傻﹖要是一九九二年雙方不談「一中」,還有什麼可談的﹖要是當時雙方在「一中」原則上不達成某種共識,能有第二年新加坡汪辜會談嗎﹖北京認為「九二共識」的實質是雙方同意各自表述「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北則含糊稱之為「一中各表」。而現在阿扁的  「善意」,連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的核心問題都完全否定,卻又笑嘻嘻地要以那次會談為基礎,騙誰﹖騙哪些弄不清或早就忘了當年談些什麼的人﹖  兩岸一九九二年在香港的會談本來就是完整的過程。筆者曾問過某位陸委會高官﹕「你們堅持沒有『九二共識』,只有『九二精神』,那麼能不能不管它是共識還是精神,北京把他們當年說過的話再說一遍,你們也把台灣當年說過的話再說一遍,雙方都確認當年說過的話每個字都算數,行不行﹖」他回答﹕「那不可能,因為情況變了。」阿扁和民進黨當政了,台灣當年說過的話就不算數了,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陳水扁害怕「九二共識」,卻又不得不觸及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可見他也知道兩岸問題要有任何進展,這堵牆是繞不過去的。當前兩岸正式會談大門深鎖,而且愈關愈緊,阿扁如果不想最後被「憋死」,還是留着「九二香港會談」這扇小窗為好。如何以那次會談為基礎,阿扁和他的官員今後也可以換一種解釋,反正善變本來就是他們的政治特色。屆時如果實在不好意思遵照北京的要求承認「九二共識」,不妨就像筆者建議的那樣,把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的「腳本」找出來重演一遍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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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艷遇(邁克)

  朋友們聽說我到意大利遊玩,不知道為什麼,都異口同聲地問﹕有沒有艷遇﹖這香噴噴的名詞,上世紀末在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娛樂圈的張三李四跑到外地打個轉,殷勤的記者總要探聽﹕有沒有艷遇﹖就像偶一不慎打開窗戶,外面春光便會情不自禁奪框而入似的——還是奪框而出﹖  我的答案當然是「沒有」。可是接二連三被詢問,漸漸自己也有點懷疑﹕短短一個多星期的旅程,或者真包含那麼一次半次叫旁人羨慕的邂逅吧﹖讓我想想……啊,有有有,的確有。  那晚在翡冷翠,去維弗利買冰淇淋途中,應該是抵達意大利後第一個晚上,念念不忘多年前嘗過的甜頭,但店舖的正確位置模糊了,翻開地圖專誠尋去。饞雖饞,習慣了東張西望,路上忽然瞥見似曾見過的舊時相識,還是不由自主地怔住了。並非真的一模一樣,套用《紅樓夢》的描寫﹕「好生奇怪,倒像在哪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不及定睛細看,一把操加州口音英語的女聲在旁邊嚷起來﹕「快來看,打字機﹗」  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正向身後四五歲的小男孩招手,示意他欣賞擺放在櫥窗裡的古董。她大概也覺得在街上大呼小叫有失儀態,含笑解釋﹕「他們這一代,沒見過打字機。」我幽幽答道﹕「不是普通打字機,是奧利維蒂(Olivetti)。」她沒有什麼反應——一般人不會對「外星語」有什麼反應。  最近翻譯艾慕杜華(Pedro Almodovar)新作《聖.教.慾》(Bad Education)的中文字幕,慘遭勒索的前神父臨危仍有憐香惜玉之心,眼見敲詐他的男身美人手忙腳亂搬東西,順口問﹕「要我幫忙嗎﹖」後者樂得有人自動獻身當搬運工人,忙說﹕「拿奧利維蒂,那是最重的。」我實在覺得直譯只會令觀眾一頭霧水,擅自改為﹕「拿打字機,那是最重的。」  那時在三藩市賣英文(章)為生,靠的就是一架翠綠色的奧利維帝。不是我的私有物,是A在地攤買回來的二手貨,被我無賴地長期佔用。以外文車天車地,當然沒有大信心,完稿後總央他代看看文法有沒有錯。他在洋葱紙上以藍筆勾勾畫畫,有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委屈表情,書寫工具莫名其妙過了戶,還要當義務編輯。擲還稿件時不忘加一句﹕「打字機是我的。」無可奈何的語氣,就像荷李活巨製片尾「本片故事人物純屬虛構」的聲明,自己也知道說了等於白說,卻又不忿氣不說。  有時我還會若無其事地回答﹕「你不說我都忘了,墨帶快沒墨了,勞駕買卷新的。」甚至抱怨﹕「怎麼不挑紅色機身﹖紅的漂亮多了。」經典的手提奧利維蒂型號叫華倫坦(Valentine),鮮紅色,像在托斯肯陽光下熟透的番茄,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面世,早被視為現代設計的殿堂傑作。數年前龐比度中心一個物質文明大展,就把它端端正正「供奉」在聚光燈下,只差沒有搭一座神龕。那次我簡直賴在展覽廳不肯走,幾乎要勞煩警衛人員催請。參觀展覽我有一個非常可笑的習慣,臨離場總賊頭賊腦問自己﹕「若能帶一件展覽品回家,會帶哪一件﹖」連尺碼也在考慮範圍之內,太巨大的多想無謂。既然是手提打字機,當然便於攜帶——如果意淫是罪,我老早就是意識上惡貫滿盈的江洋大盜。  翡冷翠這架奧利維蒂是奶油色的,以前沒留意過,是近年復刻的版本嗎﹖不及紅的囂張亮麗,沒有綠的雅淨晶瑩,乍看有如趕不及髹漆的牆,或者主人心情太倉皇、顧不得開燈的房間——八成不是主人,是個過客。再看,也就有點明白它的美麗,俗世裡安安份份守着自己的落伍,並不希望再領年輕時的風騷,貪圖食之無味的鋒頭。  幸好維弗利就在轉角處。學著當地人的口音尖起嗓子說﹕「諾喬拉﹗」嘴裡幾乎馬上填滿冰涼的微甜。就這麼簡單,翡冷翠的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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