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最後輝煌 (謝 泳)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在四川成都大邑縣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舉行了「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頒獎典禮。國內媒體似乎沒有對此表現出特別的熱情,我印象中有報刊只是在二十多天後才以廣告形式刊出了一張參加者的合影,用了一個很不恰當的題目:「知行天下,歲月如歌」。當天揭曉的「十大精英」名單是:宗慶後、秦暉、馬原、姜昆、馬蔚華、吳思、徐純中、馬未都、陳丹青、劉永好,「特別致敬獎」授予了樊建川。  這是一個純粹的民間活動,從所選擇的人物身份可以發現,大體代表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特徵,一是知青,二是平民。如果要說代表性,這個選擇出的名單,以知青為主,這也非常自然,在如今這個年齡段中,如果沒有知青身份,而要在中國社會中有所成就也很不容易。這個選擇有思想史意義,也有社會學意義。就社會影響來說,這個名單的代表性相當強,它是一個偏重思想文化的選擇,比如秦暉、吳思以學者身份當選,他們的學術影響了近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想。秦暉和吳思雖有公職,但基本是體制的邊緣人物,並不受體制的青睞。馬原、馬未都、姜昆、陳丹青、徐純中在文學藝術界中也有大影響,其他如宗慶後、劉永好、馬蔚華就是企業家了,而他們之中,似乎也只有招商銀行的馬蔚華有一點公家色彩。「一九三〇年曲線」   從自然年齡常常可以判斷社會成員的基本素養和思想,成才與時代條件相合是基本常態,也就是說,好社會成才容易,壞社會成才難,社會的好壞當然不可一概而論,或者可以見仁見智,不過能保證個人的一般自由是基本條件,這一點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如果我們從十九世紀末算起,每隔十年左右計為一個時段,可以發現,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人才出現的曲線是下降的,如果以一八八一年魯迅出生算起,上升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即開始下降,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很難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領域做出大的貢獻,因為時代不再提供適於他們生長的條件,當然這是以中國大陸為限。就以一九三〇年出生為界,他們在一九四九年是高中年齡,以後如果有機會進入大學,也是思想改造後的大學,思想高度統一的大學。近來流行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一九四九年後的六十年間,中國沒有多出現創新人才,其實也恰好與這個自然年齡的曲線相合,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人中間不再出現偉大的人物。原因就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社會沒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基本條件。這個曲線我個人以為到一九七〇年後出生的那一代人才開始發生改變,但這也主要取決於這個時代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成員的創造性活動提供自由條件。  在「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名單中,年齡最大,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宗慶後,和年齡最小,一九五七年出生的吳思,基本都在「中國大陸一九三〇年曲線」的最壞點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確實相當不易。沒有科學家之謎   一個基本事實是這十大精英在如此惡劣的成長環境中尚能成就一番事業,說明他們的天資和秉賦相當優秀,個人勤奮也異常突出。但我們也要注意,這十大精英中以文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為主,沒有科學家,甚至沒有專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這個特點說明了他們成長階段的教育有嚴重缺陷,事實上這十大精英中,基本不具備完整學歷倒是一個明顯現象,文學藝術、學術思想和企業活動,多數依賴閱歷、機遇和先天秉賦,對於系統訓練顯得不那麼絕對重要,而科學活動卻與系統和完整的訓練更密切相關,這也自然造成了知青一代中,文學藝術、人文學術人才多而科學家少或者無的現象。知青一代,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一代,這不是他們個人原因造成的,是時代的選擇,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個人前途。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現在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核心動力是緩解將要到來的就業壓力,以政治運動的形式解決常態社會中將要出現的就業壓力是極權體制自然的選擇。按常理說,青年到實踐中鍛煉並不是完全沒有必要,但只顧眼前利益的短期選擇,其實是最大的誤人子弟,因為把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學生放到鄉村去,這一行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公民受教育的權利,除了在義務教育階段國家應當保障外,還應當有自由選擇更高教育的權利。另外我們觀察這一時段的歷史時還要注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基本與中國大學停辦是重合的,大學是常態社會吸納青年的一個主要場所,而大學停辦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的青年出路,必然成為社會最主要的問題,雖然一九七三年後,大學恢復了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數量非常有限,根本消化不了適齡的青年學生,選擇把他們放到農村去,其實是一個國家最愚蠢的決策,也是對國家民族前途最不負責任的選擇。知青經歷影響從政生涯   知青運動中一個比較令社會成員感覺還公正的地方,是當時有相當一部分高幹子弟也參與了這一運動,雖然事實上高幹子弟無論在中國何處都有可能獲得遠比其他社會成員多的有利條件,但這一運動本身畢竟讓他們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為他們後來從政時對社會保持關切還具有真實生活體驗。當這些紅色貴族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要成員時,知青生活的經歷有可能在他們的從政生涯中發揮正面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中,我個人以為還應當再加進來一個官員的比例,因為事實上,現在中國政治精英中的知青比例很高,比如習近平、薄熙來、李克強等,都曾有過知青經歷,這個經歷如何影響他們的從政生涯,當然非常複雜,但知青中的政治精英有可能迎來他們的輝煌時代,而在一般的社會行業中,知青已經基本退場了。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於廈門大學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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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族命運的想像 (吳 思)

  本文是吳思在「十大精英評選」頒獎典禮的發言。他追問﹕「如何重建一套新的世界觀,能夠更好的預測民族的命運?」他以自己的經歷,從追隨毛澤東到反省毛澤東的世界觀,到現在以「努力擴張公民社會言論空間」和「保衛每一個公民自身的權利」為使命,述說自己在不同階段,對民族命運的不同想像。——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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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燦爛文人相惜的歷史盛會 (江東雲)

  令人難以相信,這個文學會議基本上是作家學者自行籌辦的。文人之情 文學之愛   會議主要籌辦者是郭楓,主要襄助者是劉再復。  高齡八十的詩人郭楓,兼寫散文、小說、文學評論,一生站在台灣主流文壇之外,從不參加黨政活動或文學社團,被媒體文化記者稱為「文學獨行俠」。可他直諒多聞,喜與君子交遊,文學好友遍及兩岸和海外各地。去年春節,他與旅美的劉再復通話,提起要辦這個文學會議,劉再復在電話那端熱烈回響。他們計議既定,便攜手籌備起來。  籌辦會議最困難的事,竟然不到三個星期,組成了王蒙、劉心武、劉再復、高行健、謝冕、馬森、瘂弦、陳若曦、李歐梵、鄭培凱、王潤華、董健、閻連科、黎湘萍等二十餘人的盛大陣容。  一群真正的文學家,以盛大與會陣容,支持老友辦文學會議,表現非凡的文人之情、文學之愛。  台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的文學院長及相關系所主任,憑其學術基礎和行政經驗,迅速和新地文學季刊社簽訂合辦會議協議書。郭楓指出:他於三月三十日上午,在台灣大學文學院與文學院長葉國良、中國文學系主任鄭毓瑜和台灣文學研究所長梅家玲,四個人商談一小時,立即確定雙方合辦會議。四月一日上午,他和成功大學文學院長陳昌明通電話,簡單談了幾句,陳院長隨即表示雙方合辦會議。中興大學和東華大學的「合辦」商談,亦皆如此暢遂。  這些頂尖大學的名教授們,明快決定合辦會議,同樣表現了可貴的文人之情、文學之愛。  作家學者們攜起手來,文學情愛的能量,不容小覷。見解深刻 評論直切   文學高峰會議,傑出作家與會和頂級大學合辦,只是召開的重要條件;會議召開的意義以及功效,端在議程內容和研討情況,整體上要對文學表現出高度的熱情、真誠和嚴謹。  文學高峰會議,在議程內容方面,有論文發表、大師演講、作家對談、專題座談、文學討論等多層次多面向的研討活動。作家二十餘人,環島十天密集研討活動的結果,展示了兩大特色。  首先,文學大師的演說和論辯,可謂「群星燦爛」:  高行健各場演說,靜思內斂,熱情外爍,剖析文學美感和存在哲理,給人許多啟發。人們也從而懂得他的攀登高峰,有其品格上、思想上、藝術上的特殊造詣。劉再復提出「文學的自救」問題,呼籲詩人作家必須從商業潮流中跳出來,回歸個人的本真自性,進一步從學養、趣味、靈魂等三個層次向上提升。王蒙「文學中的情愛滄桑」演說,歷述過往中外作品如何描繪女性,痛批時下暢銷作家下流的性愛書寫,一席風趣睿智的談話,揭示當下文學許多深刻的問題。劉心武從自身遠離文壇中心的獨立位置,談「邊緣寫作」,指出作家應該依據經驗從事非受命寫作,關懷政治而不涉入政治,熱愛人群而不露才揚己,是提升個人靈魂品質的大法。閻連科深感「文學的愧疚」,指出當代中國作家,學習太多西方的各種文學主義和技巧,失去對人和土地的痛與愛,缺乏對時代的焦慮和不安,沒有激情參與社會發展的進程,不知為何寫作。他在演說時痛苦流淚,全場也隨之欷歔!李歐梵、鄭培凱、馬森、謝冕、瘂弦、王潤華等大師的演說或發言,皆曠達深刻,各極其妙。此外,在座談或對話中,論辯極為精彩,讓聽眾感動不已!例如:黎湘萍、劉心武等,對擔任講評的論文,論是評非,客觀直率,顯露了作家學者正直不苟的風範。  成功大學陳昌明院長,用「太震撼了!」表述聽到演說和論辯後的感受。大家皆認為,這些傑出的言論,必將在華文文學發展史上,產生巨大深遠的影響。  其次,文學大師互相敬重的態度,展示「文人相惜」的特色:  在會議報到的四月十五日那天,郭楓設一晚宴。王蒙、崔瑞芳,高行健、西零,劉再復、陳菲亞,謝冕、陳素琰,郭楓、蘇葉等伉儷,加上劉心武、馬森,一席十二人,都是難得聚首的老友。晚宴間,大家敞開心扉,撫今追昔,彷彿回到遙遠的年輕歲月,開懷暢談劇飲,十分愉悅!王蒙說,這是一場歷史性文學晚宴。劉再復說,我們的情感真摯,彼此乃是「文人相惜」。這種文人相惜的風格,也展現在十天三十場每場研討會上。在研討會上,作家學者辯難詰責的態度,嚴肅正直,毫不含糊!從會場下來,彼此愈加相知,愈加敬重。許多作家都說,自己從這次會議得到不少啟發和增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機會。  二〇一〇年五月記於台北  (作者是台灣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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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夢想 (卷首語:潘耀明)

  最近到內地參加了兩次大型文化活動,一次是四月十二日在四川成都大邑建川博物館舉辦的「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頒獎典禮;另一次是六月八日在湖北隨州舉行的「二〇一〇年世界華人炎帝神農故里尋根節」,頗有一番感觸。  在建川博物館舉行的座談會上,我曾表示,精英只有在自由開放的社會才能產生,如果中國沒有改革開放,沒有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空間,也不可能產生文學、學術、企業具有大成就的精英人物;在「隨州炎帝文化名家論壇」上,主持人曾徵詢我,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偉大科學家?我舉獲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及高錕為例。我指出,他們都是地地道道的炎黃子孫,他們獲獎後都表示得益於中西文化背景。他們對科學研究都有一種獻身精神,與這次大會所表彰的炎帝神農氏為族人福祉而捨身的精神是相一致的。今天中國沒有出現偉大科學家是因這種精神的失落、還是有其他深層次的原因,是否也值得我們好好反思?  令人尋味的是,就算上述在建川舉辦的獲獎精英人物,也沒有科學方面的人才。  最近在內地知識界興起「錢學森之問」,提出為什麼建國六十周年沒有出現偉大的創新人物。廈門大學謝泳教授有以下注解:「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人中間不再出現偉大的人物。原因就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社會沒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基本條件。」①  至於近年內地為什麼出現了一些精英人物,我覺得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只有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停滯,建構更大的自由民主的空間,中國才能出現偉大的人才。   《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在建川論壇上的講題是《對民族命運的想像》,這是大焉哉的題目,有點憂國憂民的況味。他表示,他在不斷尋求歷史的真實。在這個黑白已渾然摻合、不辨真偽的年代,這是一條多麼艱難曲折的道路啊!②  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人不是變得混沌,就是變得亢奮,找不到自己的立腳點,眼下這一情景,彷如《西遊記》第一回所說:「混沌未分天地亂」,總之是一片茫茫渺渺不見真章。譬如有一方之尊的特首,忽然心血來潮,主動選擇一位辯才勝於己、身體語言比自己優勝幾籌、形象娟好的女大狀來辯論、做公開秀,這種做法,我們不敢說是智障問題,迷失了自己、不知道「我是誰」則是肯定的。  走筆至此,我不禁要翻出尼采所寫的《我是誰》來重讀一次了——  或許我本人就是一位聖人的化身。  但儘管如此,或者更明確地說——儘管不是如此,也從來沒有比聖人更虛偽的人了——我即是真理的化身。  ——不過,我所說的真理是可怕的,因為到目前為止,謊言已被稱為真理。對一切價值的重新評估,即是我對人類最高的自我肯定方式。  我是第一個知恥的人類,我的命運注定我將是第一個可敬的敵人,注定了我將感到我是要長久以來的虛偽對立的……  我是第一個發現真理的人。  我是第一個由於發覺虛偽之虛偽而發現真理的人。我嗅出他是如此的……我的天才在我的鼻孔之間。  我是一個矛盾的人,過去從未有人有過我這樣的矛盾。然而,我絕不是一個消極的人。  我是報福音的使者。  我認識那些前人從未想過的神聖任務,由於我的存在而讓人類重燃生命的火焰。  因此,我必然是一個關心命運的人。因為當真理與長久以來的虛偽相鬥時,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有許多震撼和地震,以及高山峽谷的重新組合,是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夢想過的經驗。  我想,像尼采、像吳思等等知道「我是誰」的人畢竟太少太少了。做一個今天充斥着謊言和虛偽社會的清醒者,肯定是痛苦的,甚至備受折磨和責難的,這都是可以想像得到,之所以擇善固執,也許都為了一個夢想!  注:  ①謝泳:《知青的最後輝煌》,本刊二〇一〇年七月號  ②吳思:《對民族命運的想像》,本刊二〇一〇年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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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門之役到韓戰爆發 (孫 克)

  《明報月刊》二〇〇九年十二月號刊一文,記述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國軍第二〇一師師長鄭果,奉命率領兩個團(六〇一團和六〇二團)從台灣開往金門前線,十月下旬迎戰登陸古寧頭的共軍。該文着重描寫六〇二團團長傅伊仁的戰功和英雄氣概,為他事後未得升遷而鳴不平。假如以「金門戰役一團長」為題,倒是題文相符;有錯亦屬次要。可是,《金門古寧頭戰勝共軍六十周年》,分明是紀念整個金門戰役,是否應該寫得全面些?按﹕金門一役,國軍有三個軍參加作戰﹕原來駐守金門的是第廿五軍(軍長沈向奎),歸第廿二兵團司令李良榮指揮;稍後加入作戰成為反擊主力的,是第十八軍(軍長高𣁽元)和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歸第十二兵團司令胡璉指揮。兩個兵團三個軍,並聽命於在台灣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陳誠,如何配屬,如何迎戰,都由他策劃。這一切對整個戰局至為重要,該文隻字不提;反而將陳誠淡化,突出孫立人,使讀者誤會孫對此役重要。第二十五軍轄三個師,該文也隻字不提。固然不說該軍擁有第四十四師(師長范麟)和第四十五師(師長勞聲寰),番號、人名都不提,也不把二〇一師當作該軍的一個師,而且也將鄭果師長淡化,突出傅伊仁團長,使成戰場主角。第十九軍,本與第十八軍一齊登陸,反擊古寧頭共軍,該文卻把「十九軍」說成「廿五軍」,張冠李戴(十九軍這番號固然勾銷了,而廿五軍也說成同二〇一師無關)。該文更颳浮誇風,形容古寧頭一戰「扭轉乾坤」,「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促成經濟起飛」,無異掩蓋了古寧頭戰後國軍依然兵敗如山倒,棄守大片土地,使「反共基地」台灣形勢更加惡劣的真相。任何人只要一讀歷史,都會知道,所謂「拯救」、「促成」,都與古寧頭戰勝共軍無關,而與八個月後韓戰爆發才有關。因此,我將從金門一役到韓戰爆發的時局發展交代一下,俾讀者了解金門一戰的作用,而恍然於「扭轉乾坤」的真正轉捩點。共軍誤判敵情大敗   為使讀者明白金門戰勝共軍,不是一個團長叱咤風雲的結果,有必要介紹此役的前因後果。  遠在一九四八年,大陸戰局已經逆轉,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次年一月宣告「引退」,交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務,自己在幕後策劃繼續反共。他以陳誠為台灣省主席,經營這個面積僅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寶島為「反共基地」,陳又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將多個戰役敗退下來的國軍整訓,並盡量保全嫡系部隊實力。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後中共百萬大軍渡江,橫掃東南各省(另一方面也橫掃西北各省)。退駐金門的是第廿二兵團第廿五軍。胡璉統率的第十二兵團退到廣東汕頭。十月十七日,中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佔領廈門,乘勝將攻隔海相望的金門,交其第廿八軍(軍長朱紹清)和第廿九軍(軍長胡炳雲)負責。葉、韋判斷﹕只需用五個團兵力,即可「解放金門」。由於所徵船隻不夠用,只能以三個團(廿八軍兩個團,廿九軍一個團)於十月廿四夜乘船先行。又為潮汐所誤,到廿五日凌晨二時後,才能登陸金門古寧頭,遇到全副美式裝備的國軍以強大火力對抗。原來這就是陳誠由台灣調來配屬於廿五軍的二〇一師。由於共軍船隻都被炸沉或擱淺,無法返航更載援軍。葉、韋緊急徵召小量船隻,只能運載四個連到金門增援。古寧頭方面,雙方鏖戰竟日,儘管共軍英勇穿插,突破國軍防線,但亦損失慘重。正於此時,胡璉率領的第十八軍和第十九軍,出乎共軍意料,登陸金門,以優勢兵力,將共軍三個團四個連圍殲。十月廿七日戰事結束,國軍宣佈斃傷俘共軍一萬五千人(其中俘虜七千零五十九人全數運往台灣)。  共軍自十月廿五日宣稱「登陸金門」後,三十年後才有下文,透露金門一役,是第三野戰軍成立以來第一次打敗仗;損失數字,一曰傷亡九千餘人,一曰傷亡七千餘人另加俘虜。國軍損失多少?據說僅「一千二百零二十七人陣亡」,信不信由你;但古寧頭大捷,不由你不信。共軍之敗,在於屢勝而驕,誤判敵情,例如以為攻下汕頭前,胡璉率眾浮海而去,是「保全實力」,可能撤往台灣。哪知胡璉在海上兜個圈,速往金門登陸,為此仗爭取了「決戰點優勢」。蔣介石不認為「扭轉乾坤」  蔣介石在台灣得到捷報,也未認為「扭轉乾坤」,他將胡璉等人擊敗共軍,比作二千年前戰國時期齊將田單在莒城反攻,用火牛陣,大破燕兵,當作自己反攻的起步點,手寫「毋忘在莒」四字,叫人拿去金門刻石,振奮士氣。事實上,他未嘗不知,金門雖獲小勝,大陸方面兵敗如山倒。  金門十月廿七日奏凱,共軍卻於此時由廣東打入廣西。十一月廿三日至十二月四日,共軍連陷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寧。此時,共軍又由湖北、陝西分頭打入四川,十一月卅日佔領重慶。十二月九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分別以昆明、雅安投共,使中共兵不血刃而得滇、康兩省。十二月廿七日,共軍佔領成都,結束了四川戰事。國府代總統李宗仁,先已逃往香港再飛美國,國府在大陸的管治告終。  沿海島嶼,亦紛紛棄守。一九五〇年一月,共軍攻佔廣東(近香港)的萬山群島和福建的東山島。二月,國軍放棄浙江的舟山群島——這有段插曲。守軍十五萬(比金門戰勝共軍者多三倍左右),由第九兵團司令石覺率領,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即撤往舟山保全實力。此後每當黑夜,浙江沿海(近舟山)居民,都可看到舟山上空「打下舟山,奉送台灣」八個霓虹大字,金光燦然。消息傳開,觀察家多謂﹕必然有劇戰,好戲在後頭。又豈料十五萬大軍,於某個黑夜分乘十六艘巨輪悄悄離去,翌日天亮,發覺「兵去島空」。香港某報社論為之諷刺曰﹕「從此中共永無打下舟山之虞,台灣自然不必奉送!」三月份幾個黑夜,共軍以營或團為單位,分批乘船偷渡琼州海峽,四月三十日全佔海南島。此島面積也是三萬多平方公里,與台灣相差無幾!金門大捷兩個月後,國軍丟掉桂、黔、川、康、滇共五省,再過四個月,又丟失了相等於台灣面積的諸多島嶼。「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時辰未到!美終於全力撐蔣   古寧頭大捷之後,國軍處境更加惡劣,有目共睹,但蔣介石在台灣「處變不驚」。他寄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雖則歷來都惹人嘲笑,我認為他的估計沒有完全落空。蔣氏明白,中共敗於金門,必再組織更強大的兵力準備再大打,而國共雙方軍力又不成比例,如無外國特別是美國支持,台灣「反共基地」恐怕不保。他對此亦早有打算。在「引退」前,已先後訪問菲律賓和南韓,和兩國反共的總統(季里諾和李承晚)談及反共計劃。對於美國,則不斷派說客,游說參眾兩院親蔣議員,取得他們支持以影響美國政府,改變一九四九年「白皮書」的對華政策,再度援助老蔣。當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重申對華採取不干涉政策,強調美國將不介入中國內戰。換言之,不肯出手援助台灣。親蔣人士(包括台灣的和美國的)都忍不住勸蔣寫文章大罵美國當權派,蔣只說要「忍辱負重」。果然,一月廿四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宣佈一項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的計劃。原來,這是親蔣的美國參議員諾蘭「影響」美國政府的結果。美國政府高層,不再相信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必然「一邊倒」倒向斯大林,他們對付美國會有共同行動,美國要鞏固「太平洋防線」,就一定要支持蔣介石,支持南韓、菲律賓及其他東南亞的反共勢力。儘管美國給予台灣經濟援助後仍繼續觀望,但形勢發展,說明諾蘭一派的預見。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北韓突然大舉進攻南韓,南韓措手不及,三天之內,首都漢城(今稱首爾)失陷。當時美國已得到情報﹕北韓突襲,出自斯大林主意,北韓軍亦全副蘇式裝備;而北韓軍更包括在東北與中共軍合組的軍隊,他們曾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美國政府全力撐蔣,就此決定。六月廿七日,杜魯門總統除了宣稱派海空軍支援南韓抗共,還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聲言要阻遏中共進攻台灣。本來中共已結集十五萬兵力,準備再攻金門,面對美國艦隊,自然不敢輕舉妄動。而「把國民政府在風雨飄搖之中拯救過來」,就是韓戰爆發和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干涉中國內戰。  韓戰發生後,北韓軍勢如破竹,佔領漢城後,直下大田,擊潰駐韓的美軍第二十四師,俘虜師長狄恩,長驅直進,打到大邱,只因戰線拖得太長,暫且停止前進。而美國因大田一敗,老羞成怒,不但在聯合國動員各親美的會員國「援韓」,而且直接派出陸軍入韓。九月五日,美軍在西岸的仁川登陸,迅速向東擴展,截斷深入南韓的北韓軍退路,並以優勢兵力,大舉北進。先前是北韓軍越過「三八線」南下,現在是美軍和南韓軍越過「三八線」北進,且佔領北韓首都平壤,十月,美軍飲馬鴨綠江,美國飛機轟炸中國東北。中共也在十月出兵,「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以五十萬之優勢兵力,壓逼美軍使其退回「三八線」附近。大陸隨即掀起「抗美援朝運動」。局勢發展至此,中共已面對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集中力量「抗美援朝」,無力也不敢在東南面「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及其「反共基地」台灣也就轉危為安。換言之,韓戰爆發才真正是「扭轉乾坤」的轉捩點。  今年六月廿五日是韓戰爆發六十周年,也是美國「把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國民政府拯救過來」的六十周年。至於所謂「經濟起飛」,當時未有眉目,是多年後的事,與韓戰無直接關係,同金門之役更是「離天九丈遠」。說到蔣介石寄望於世界大戰爆發,雖然不中,亦不太遠。韓戰是兩個陣營角力,又有十八國參加作戰,規模雖不如兩次世界大戰,畢竟也是國際戰爭。要靠外援,才能在台灣立足,蔣在這一點有自知之明。韓戰還給我們何等啟示,已不在本文範圍了。(作者是香港資深戰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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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與激化  論當前香港政治的困局 (張楚勇)

  今年五月底支聯會主辦的「六四」大遊行,出現了以社民連為首的激進民主派直接挑戰支聯會的局面。當激進派挑戰司徒華     當天,在遊行隊伍抵達中環政府總部西翼大樓時,社民連的成員便開始高喊「平反六四、勿通匪類(注:匪類即中國共產黨)」的口號。這群以年輕人為骨幹、人數過百的社民連隊伍,在抵達政府總部前面的空地時,便集結到支聯會在空地上蓋搭起的司令台的右前方,以揚聲器繼續高喊口號。這批激進民主派在現場的聲勢明顯蓋過了支聯會的集會和司令台上的發言。他們的攻擊目標,正是司令台上支聯會中與北京當局就香港政改問題進行對話的溫和民主派領袖。當大會邀請患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司令台上發言,並要求社民連暫停喊口號時,激進民主派示威者並不理會,致使與會者根本聽不到司徒華的發言。激進和溫和民主派分裂的局面,已到了難以挽回的地步。  這種分裂,不只在政治和社會行動的活躍分子之間出現。在輿論界,激進和溫和傾向的評論人也在進行理念的交鋒(例如呂大樂和沈旭輝的反高鐵圍立法會的論爭,以及朱凱迪對傳统民主派發育不良的批評) 。在網絡世界中,不少主張與北京對話的普選聯學者,更遭支持公投的年輕人在Facebook內圍攻,就我所知,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在他們朋輩之間,也因為這激進和溫和的分歧出現緊張。「六四分野」還會延續   原初,由於方案並沒有充分回應溫和民主派關於功能組別方面的關注,大家對方案能獲得立法會通過已不存厚望。但在臨近表決前的周末,北京和特區政府傳來的訊息顯示,中央願意接納民主黨「一人兩票」的新增區議會功能議席的方案,修正後的方案最後獲得通過。同時民主派內部已出現了不能彌補的裂痕,其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鄭家富更決定退黨。在這情勢下,社會會否進一步分化和激化呢?  我相信激化局面已經成形。因為下文所說的種種社會和政治矛盾,愈來愈多的民主派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傾向衝擊目前被認為是維護特權的體制。因此,像社民連這些較激進的民主派,將會繼續狙擊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派,以壯大激進派的力量。若激化的局面處理不好,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會進一步分化。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回歸以來便存在着一個所謂「六四分野」。換言之,有六成的市民支持香港在野的民主派;而支持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建制派的,則有四成。這個分野在九七年以來的立法會分區直選的結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主派在過去四屆立法會大選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七至百分之六十二。這代表了大多數香港人支持和要求盡早在特區實行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擁護自由、法治、人權、公義、多元開放等核心價值,並對違反上述價值的制度和政策具有高度的戒心。  當然,支持建制派的香港人並不一定否定上述的價值。不過,他們顯然認為「一國」、主權、防範外國勢力干預、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價值來得更根本更重要,對民主派的政治立場和企圖也不放心。在香港政治上,這個分野可能是最根本的。有分析認為,今年出席紀念「六四」維園燭光悼念活動的人數創歷來最高(警方數字十一萬、主辦者十五萬),而且愈來愈多出席者是八九十世代的年輕人,標誌着「六四分野」在可見的將來還會延續下去。社會問題催生激進政治   我並不認為二〇一二年政改方案的爭議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在政治上的「六四分野」。但由於民主派內部的嚴重分歧,加上在民主派的支持者中,對溫和民主派與中央的對話策略還是充滿疑問,我估計香港的反對派政治將會愈趨激化,而泛民的支持者將被迫在溫和與激進之間作出抉擇。  一個地方的政治轉趨激化,往往代表了該地方的常規制度在處理牽涉社會重大分配或分歧的議題時,未能使相當一部分人信服。因此,這些人便訴諸常規以外的行動,試圖衝擊甚至改變既有的規則,以突顯現有制度的不公不義,並爭取社會上更多人的支持。在這個衝擊過程中,如果社會本身已存在深層的矛盾,激化的政治便有可能和這些矛盾結合起來,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  回歸以來,香港實質的和觀感上的社會經濟矛盾不斷增加。眾所周知,近年香港貧富懸殊的程度,是發達地區全球之冠。有分析指出,儘管自九十年代中以來香港的人均GDP有所增長,但最低收入的三成香港人,經濟境況不升反跌。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上不少人認為,香港缺乏向市民直接問責的管治制度往往向工商金融界和大地產商傾斜,造成官商勾結;升斗市民的工資、工時和就業的保障嚴重不足,社會流動性因為經濟結構的轉型而大大減慢,就連專業中產的年輕夫婦也沒有能力置業安居,讓社會充塞着不少怨氣。在這樣矛盾重重的背景下,一旦二〇一二政改爭議導致激進政治抬頭,那香港的管治困局,將會面臨更巨大的挑戰。激進政治抬頭三大原因   香港的政改爭議為何會導致激進政治抬頭呢?這裏有三個互為因果的原因。第一,回歸以來,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太慢,追不上社會大眾的期望,有些地方更出現倒退(例如恢復區議會委任制以及取消了兩個民選市政局),加上二〇〇五年以來政制原地踏步,使愈來愈多支持民主派的香港人感到沮喪、氣憤、不耐煩,其中年輕的更容易按捺不住,走上衝擊目前體制(如包圍立法會、衝擊中聯辦、與警方對峙推撞、訴諸種種公民抗命行動)的道路去。  其次,由於特區原有的行政主導和維護小圈子功能組別的管治體制明顯向既得利益者傾斜,並不代表多數人利益,又缺乏民眾認受和民主問責,於是政制愈停滯不前,便愈缺乏政治上的正當性。這種被認為是不公義、向大財團利益輸送的制度,惹來社會上反消費物質資本主義的情緒抬頭。持這樣想法的活躍分子通過環保、集體回憶、保育等反發展至上的運動,從天星皇后碼頭到保衛喜帖街菜園村等一浪接一浪的衝擊政府政策,發展到年初八十後青年大規模包圍立法會反對興建高鐵的運動,直把政治矛頭指向最缺乏公眾認受的功能組別。政府每一次成功克服這些反對者的挑戰,卻愈顯得現今制度的不公義,因為如果政府不是得到功能組別的利益捍衛者保駕護航,立法會的決議便不會變成代表多數選民的議員要服從由小圈子產生的功能組別和建制派的少數。政制停滯不前,政府每一次頂多只能慘勝,卻同時開罪了更多支持民主公義的市民。現在連官立學校的老師也公開挑戰政府的不民主制度,試問特區政府的權威所剩餘幾?  第三,大部分對香港政治體制有認識的人都同意,目前的制度實在難以使香港擁有良好管治。著名的香港政治學者史葛(Ian Scott)教授把今天的政制形容為是「不配套」(disarticulated)的制度,其中行政(包括政治問責團隊)、立法、公務員系统這三大管治支柱並不協調,三者關係發育不良,容易互相責難,使整個體系變得難以運作。專業聽命業餘的迷思   其實政治活動和足球比賽在某方面是頗為相似的,那就是除了有實際參與活動的人員之外,還有大批的評論員和觀眾從旁參與,而這些從旁參與者的態度取向,又往往決定有關活動的成敗。香港目前的不配套,正是有一群很希望積極成為參政的人士(例如各政黨),卻只能被選為政府的批評者(例如立法會議員),專責代表市民對政府提出批評,卻無須也不能直接參與政策的制訂和推行。至於實際執政的公務員和問責官員卻缺乏民眾授權,前者較專業,後者卻多業餘,但前者卻要聽命於後者。他們在缺乏主場之利(也就是市民並不認同他們是代表自己)的情況下,要制訂和推行各種措施應付政府面臨的挑戰。試想一個參加世界盃足球賽的國家隊在比賽時不但得不到國民支持,並且被國民選出來的專業球評家不斷批評球隊的表現,而這些球評家又無須對其批評負上責任,因為他們就是不滿意球隊的表現,自己卻又沒有機會披甲上陣,這樣的情況又怎可能期望球隊能在南非奪標呢?  目下的困局,如果找不到出路,便會成為激化政治的溫牀。球迷對球隊的忠誠一般是不可理喻的。但當香港的不少南華足球隊擁躉據說因為其主將陳肇麒為政府拍「起錨」的政改宣傳片而大肆抨擊南華時,激化政治和分化社會,已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難題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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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個考驗 (司徒華)

  司徒華華叔剛接受新一輪抗癌電療,從媒體所見身體較前虛弱,但仍出席民主黨黨大會發言五分鐘,並受到個別泛民議員的攻擊。本刊曾聯絡華叔,請他撰文對泛民紛爭表達個人感受。他欣然寫下這篇短文,抒發他積極樂觀的精神和應對末期癌症的決心,言簡意賅,令人感動,雖未切題,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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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政改方案背後的各方角力 (劉銳紹)

  二〇一二政改方案通過後,一些後續建議已經向北京提出,本刊獨家披露。而中央和溫和民主派接觸,最後兩星期更突然接納民主黨和普選聯「一人兩票」的改良政改方案,原來是背後一群遊走於中央及香港之間的有心人多番努力的成果。劉銳紹先生熟知箇中未為人知的來龍去脈,包括特區政府曾向中央提出一個「過於保守」的方案、「即使胡錦濤也無法說出具體的普選時間表」,還有民主派與中央就提名門檻的博弈等。亦釐清曾蔭權繞過習近平向胡錦濤陳情的傳聞,剖析中聯辦分批約見民主派的原因等。——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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