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的路在何方?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有感 (王曉明)

  今年五月,世博就要在上海開幕了。在中國大陸,上海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最符合一般人想像的「大都市」的城市,這屆世博又明確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中文口號。凡此種種,都讓我一看見世博的廣告和工地,就立刻想起「城市化」。對「城市化」缺乏研究   在中國大陸,「城市化」可是個越來越耀眼的詞。政府將它定為長期國策,資本家——尤其是房地產業的資本家——全力投入其中,主流財經學者更大吹喇叭,斷言它是「發展」的必由之路。最近三十年,「城市化」成了中國大地上聲勢最浩大的一項工程。幾乎所有困擾社會的重大問題:土地、房價、經濟增長模式、「中產階級」、社會民主、腐敗、「部門壟斷」……也都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會合。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就出來了:當「贏家通吃」式的「發展」模式逐漸將社會推入危機的時候,「城市化」的路怎麼走?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需要開闊的視野,更需要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可是,與「城市化」的大規模展開形成矚目對比的,是對「城市化」的研究的稀少和薄弱。中國的大學裏,尚無類似「Urban Studies」那樣的學科。若干地方有一些掛着「城市學」之類名牌的機構,但無論研究程度還是人員規模,都還在起步階段。甚至還有更不像樣的,拿着都市研究的名義投政府所好,去企業「打秋風」。未掌握「後進者」優勢   七十多年前,費孝通在博士論文的最後一章裏寫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是一個「後進者」,因此,中國有條件避免西方人的失誤。可是,因為種種原因——不僅是研究的薄弱,今天中國的官員、媒體人和公眾,對「城市化」的認識普遍不足。一說起「城市發展」,就是造高樓,就是GDP,就是人均收入,好像除了這三樣,就沒別的了。因此,中國大陸的「城市化」運動,非但沒能顯示「後進者」記取前人教訓的優勢,好像比兩百年前西方城市大擴張的時候,還更莽撞,更不知利害、顧頭不顧尾。最近二十年,城市建設的決策失誤舉不勝舉,甚至在官方宣傳上鬧出很大的笑話,具體例子,就不說了。  今後相當長的時間,相信「城市化」的狂潮還會在中國大地上持續翻滾。因此,現在就更要盡快展開對「城市化」的充分討論。這討論必須是廣泛的、全社會參與的,不能局限在精英分子和強勢代表的圈子裏;更必須是全面的,要有宏觀和歷史視野的,要深入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不能局限於對技術問題的狹隘處理。  這樣的討論當然只是第一步,要真正落實費孝通所說的後進優勢,還要做太多長期的事。但是,首先要開啓這樣的全社會的討論,讓公眾、政府、媒體人和學術界明白,目前這種「城市化」狂潮,是一件蘊含了多大風險的事情,我們應該如履薄冰、小心踏步。只有具備清醒的危機意識,政府才可能舉措得當,不鑄成方向性的大錯誤,學術界也才可能真正向社會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助中國的城市在這遍布陷阱的時代,走出一條生路。  那麼,哪些城市化的問題是不能忽略、必須要首先討論的?我覺得至少可以列出如下這些:城市經濟以外的功用   第一,如何處理城市生活的經濟部分和其他非經濟部分的關係?這是上海這樣雄心勃勃的大城市特別要盡快處理好的難題。城市的土地,是否僅僅只是一種資本,賣得越貴越好?城市的空間,是否都可以拿出去賣錢?如果不是,那不能或不應該賣錢的部分,應該是哪些?它們和那賣錢的部分,比例又該如何?再說得寬一點,城市居民「上班」之外的生活內容,是否主要就是「消費」?那些不能歸入「消費」的部分,又該如何展開?當規劃城市的時候,如何滿足居民的非經濟要求?政府在定位城市的時候,除了看到經濟效益——例如上海的「四個中心」論,還應該關注什麼?現代都市的真正的優越性,究竟在哪兒?無數在城市長大的人,捨不得離開,無數鄉村的年輕人,要搬進都市:這是為了什麼?除了讓人有較多的機會去賺錢和升職,城市還向人提供了什麼?還應該向人提供什麼?城內城外的排斥機制   第二,如何降低城市的排斥性?城市本來是靠廣納四方起家的,可今天中國的許多城市,特別是那些熱門的大城市,卻表現出極強的排斥性。不光是用名目繁雜的准入制度,對城外的人關大門,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內部,形成一系列有形無形的壓抑和排斥機制:囊中羞澀、無助地看着房價日日上竄的年輕人,在ATM機前不知所措的退休者,招聘會場上的女性求職者,在富麗堂皇的大飯店門口低頭快走的普通工薪族,在人行橫道線上被轎車逼停的行路人,在各種交際場所不懂英文、自慚形穢的「土包子」,在堆積着標準化產品的商場中徒勞地尋覓符合個性需要的器物的消費者,說不好普通話、因此結結巴巴的本地人,或者反過來,不懂本地話、同樣結結巴巴的外地人……請想一想,如果上述這些人越來越多,城市的生活還有什麼未來?資訊因千篇一律而匱乏   第三,如何讓城市真正成為資訊中心?這裏的關鍵並非資訊的數量,而是資訊來源和傳播渠道的數量。如今的中國城市,到處都是商業廣告,在上海,連計程車的前排椅背,都普遍安裝了商業視屏,乘客不想看也得看,因為司機會兩手一攤:「機器設定好的,我關不掉!」可是,這並非真正的「資訊爆炸」,而是相反,資訊因千篇一律而匱乏,死水一潭。要想讓城市真正成為資訊交換的中心,如下這些事情就必須做得好:公共圖書館的藏書量和服務水平、互聯網的管制限度、政府資訊的公開化程度、傳媒的商業化限度、公共傳媒的獨立性、學校教育的自主程度、出版業/書店業的市場化狀況、危機時刻的輿論控制水平、新媒體的生長環境……我當然知道,以今日的現實條件,並不容易做好這些,但是,中國的城市別無選擇,沒有豐富而多樣的資訊的長期滋養,人就會變蠢,生活也會很糟:這兩樣不行,城市還有什麼「競爭力」?不要把自己弄成一塊飛地  第四,怎樣發展城市與周邊地理/社會環境的良性互動?今日許多在經濟上先行一步的城市,都用一種類似在富家得寵的小妾打量娘家窮街坊的眼光,看待自己周邊的地區。即便有時候招呼兩句,也是居高臨下的憐憫:算啦,分你一杯羹!甚至居心不良,以分利的名義,轉嫁自己的累贅。更糟的是,不但如此打量周圍,也如此打量城內,我就親耳聽一位官員這般訓誡學者:「你們的眼界怎麼這麼小?要知道,我們的房地產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為了本地居民,是為了全國和全世界來掏錢買房的人的!」可是,如果一座城市的經濟發展,不是立足於本地和周邊的需求,而是聽命於遠處的資本,不知不覺將自己弄成一塊飛地,與周邊的地理和社會環境日漸脫節,那麼,終有一天——由於全球經濟和資本運轉周期的日趨加速,這一天還會來得越來越快,被遠處的資本「始亂終棄」、卻又回不了舊家的窘況,就會落到這些沒腦子的城市頭上。因此,下面這些問題:城市經濟與本地需求的關係,「國際化」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社會——注意,不僅是經濟——互動,城市發展與地理條件的長遠關係,環境安全與區域共治,城市的「飛地化」和「國際化」的限度……必須擺上城市居民、首先是其中的官員、學者和媒體人的桌子,成為關注和處理的一等大事。用寬闊視野理解「城市化」  問題還有許多:城市的公共部分和私人部分的比例、城市生活的速度和規模、城市交通和居民日常的活動半徑、城市環境的人工化限度、城市文化的豐富性和創造性、城市生活的「低碳」程度……礙於篇幅,就不一一展開了。但有一句話必須要說,這些問題的重要程度,一點也不比前面展開的那四個問題低,它們其實是一字排開、齊頭並進的,其中任何一個的解決的滯後,都會拖累其餘,令城市的生活狀況整體下降。  顯然,「城市化」是對人類——特別是被動現代化的第三世界——的一大挑戰。當然可以期望,「城市」將令「生活」變得「更美好」。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城市化」絕非只關乎高樓、高鐵、GDP、年收入……它更關乎我們生活的幾乎所有重要的方面——只有以如此寬闊的視野來理解「城市化」,以絕大的智慧和韌性謹慎行步,我們對城市的上述期望,才有可能不全部落空。  二〇一〇年四月上海  (作者是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紫江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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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局的扭秧歌前進現象  訪杜導正談《人民日報》溫家寶紀念胡耀邦文章 (辛 草)

  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紀念胡耀邦文章,引起各界激烈迴響。本刊專訪《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他認為溫家寶此舉證明中國政局正在「扭秧歌前進」,但如果興高彩烈期望太多,難免有些天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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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別再讓媽媽哭泣了 (卷首語-潘耀明)

  媽媽,請別為我哭泣  今夜  那小小的城變成了矮矮的墓塋  墓塋裏長醒着一個個年輕的靈魂  那是我的手足同胞  滄桑過後  我們會哽咽成  一顆顆將要萌芽的種子  踩破聲聲蕭然  撕裂寂冷的黎明  長成紀念的青藤   陪伴你鬢髮如銀的歲月   媽媽,請別為我哭泣  風雨之後  總會有一道明媚的彩虹  絢爛你不眠的窗扉  而我還是你那小小的嬰兒  在美麗的晨光中  為你展露粉紅的笑靨  這是寫於二年前汶川大地震後的一首小詩,曾經感動了無數人。這首詩隨着汶川大地震的重建及歲月的嬗變,似乎已逐漸遠去。而今,一場青海玉樹大地震,又有多少莘莘學子長埋於瓦礫中,在無邊的黑暗與親愛的媽媽泣血?當汶川大地震的滄桑過後,為什麼見不到風雨後那一道明媚的彩虹?取而替之的卻是汶川大地震的重演、撕心裂肺的悲慟和慘情的翻版。為什麼那些因失去親兒而哭泣的媽媽的不幸,恍如夢魘、永難超脫?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本刊曾指出:「日本於二〇〇五年發生了七點二級大地震,地震後清點災場只有六十一人受傷,無一人死亡。這一事實說明,日本及西方發達國家事先已做了不少預防措施。從小學教育開始,便教育孩子如何應付地震、暴雨、大雪等各種自然大災害。除此之外,在發達國家也都有NGO組織(非政府組織),由各地民眾組成的志願機構,一旦發生災害,大小NGO組織人員便可以就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救災,比軍警的效率還要快。反觀這次四川地震,由於事先沒有做預防措施,也缺乏對孩子關於災害應變的教育,加上貪污舞弊的豆腐渣建築工程,首當其害的竟是學校和莘莘學子,令人浩歎!」①  痛定思痛,我們原希望以後地震帶來的災禍可以在前一次的經驗教訓中得到舒緩和減少。同樣是七級大地震,為什麼別的國家可以把傷亡減至最低、而中國仍然一次再次的傷亡枕藉、滿目瘡痍?!  筆者剛赴四川成都參觀了建川博物館之汶川大地震館——這個民間博物館為我們展現了汶川大地震下學校因人為豆腐渣工程被夷為瓦礫的照片,以及一捆捆幼如鐵線、建築學校用的「鋼筋」的實證,還有那一張張已變形無告的屍臉……,一直盤桓在筆者腦海,恍如幢幢鬼影,揮之不去,拂之不掉。  大地震後,中央領導人親自到災場視察,場面感人,可是如何汲取教訓、如何防患於未然、預防大災難的再一次發生,是否也提到這些領導人的議事日程?!  這次玉樹大地震倒塌的不乏是不堪一震的中小學校,活埋了逾千天真無邪的無辜小生命,難道不是豆腐渣工程所致嗎?!  已有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的前科,也已付出了幾十萬人罹難的生命代價,為什麼這次玉樹大地震之前沒有嚴重的警戒、風雷厲行的預防?!據報道,之前已有地震預警專家向國家地震局發出玉樹地區有強烈地震的信息,卻被國家地震局扣押了,這不是玩忽職責嗎?  離汶川大地震才兩年時間,在前面的道路,我們還要重蹈幾回災難?覆轍幾道心靈傷痛之軌?難道不是我們在仰望星空時、應該好好思索的問題嗎?!我們總希望這一次次傷亡代價後,「總會有一道明媚的彩虹/絢爛你不眠的窗扉」,讓其餘千千萬萬的父母睡可安眠、告別哭泣;讓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宛如一朵朵搖曳多姿的向日葵,在平安和陽光的環境下展現燦爛的笑靨。  別再讓中國的媽媽哭泣了!注:① 潘耀明:《從柏楊談到人禍天災》,本刊二〇〇八年六月號(更正:本刊今年四月號《活着是寄宿,死了是回家。》一文尾二段第五行,「……在俗世與出世之間游弋,最終激流湧退……」,激流湧退應為「激流勇退」之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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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和清的再回應

  本刊二月號刊出柳和清藏林風眠畫作,劉健威先生三月二日在香港《信報》發表文章質疑這批畫作真偽,柳和清先生已作了回應,詳見本刊四月號。四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劉健威又於《信報》發表《拙劣的仿作》、《假作真時真亦假》,指出林氏畫作編號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幅仕女畫是偽作,柳和清再作回應。  ——編者  健威先生大鑒﹕  你的大文《拙劣的仿作》和《假作真時真亦假》針對我收藏的三幅林先生的裸女畫提出質疑。現說明如下﹕  一、本人不懂畫理,但我認為任何一個新課題的完成都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我介紹一些當時的背景情況﹕五十年代初林先生到上海定居,其間經常看越劇、京劇,還看皮影戲、木偶戲。我曾替他購買過北京的泥塑京劇的人物小面具。還記得在閒談中斷斷續續聽他講過,石膏像、模特兒是西洋畫的基礎必修課,又講過人體畫都在畫面中間,其背景都要用光線、色彩來表現,人體在景色之中表現可能對畫面更好,林先生特別讚賞馬奈《草地上的午餐》這幅畫,他把這張畫放在畫桌上。  這幾張人體畫安置在大自然中,我認為這是林先生的一種探索嘗試,我稱它為野外人體畫(並不一定合適)。  這些畫作,畫評人士分析說,可能是林先生在五六十年代表現自然環境中的裸女形象的嘗試(參見陳龍《柳和清藏林氏畫作之我見》,頁廿六,《明報月刊》二〇一〇年二月號)。但是,當時五十年代初文藝政策比較單一,並且收緊,林先生後來就中斷了這方面的創作。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林先生與我一起在大光明電影院聽張春橋動員文化大革命的報告,散會後,我推了自行車,林先生在我身後碰了幾下,並在我耳邊講了一句「來了」就走開,嗣後林先生憂心忡忡,他十分擔心他畫的這些人體畫,如果被紅衛兵拿到,是嚴重的罪證。我冒着風險將他的一批畫裝了二大包,包括這三張,還另有一些初稿,以及未完成的作品等,保存起來。  我再補充一句,如果是「作假」,主要是為利益所驅動,作幾張林先生從未發表過的假畫,目的是什麼呢?  三、現在發表了這幾張探索的畫,應該說不一定符合林先生的本意,但我覺得這些畫對研究林風眠先生的藝術是有意義的。  我相識林風眠先生後收藏他的畫作,共有一百三十多幅,其中覆蓋時間年代較長,其中有未完成的,探索的,有他自己裱畫的,還有紀念品,如趙無極送他的畫刊,傅雷先生送他的書刊,歡迎你來滬指教,鑑定。  祝  近安  柳和清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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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娜--人生小語

少年不識愁滋味,年紀輕輕的人也會出言稚語,來一句「人生如夢」,可真要體會人生,卻要經歷滄桑。好夢、噩夢,那些你已實現、那些你曾放棄、那些你想留住的記憶……每個月最後的一天,用草草數行寫下你要記憶的「人生如夢」,年終時也來一個簡單總結。月復月,年復年,不時再翻閱一下,原來你在人生不同的階段,價值觀卻有所差距,在舊夢中發現新的自己,人生小語,回味無窮。(編按:本刊編輯於今年二月十一日致函給狄娜女士,邀請她撰寫「人生小語」。二月二十六日編輯部接到狄娜女士助手的回覆,表示「自己何德何能?既不是社會賢達、名家、學者,更沒有任何生活體驗,今草就『人生小語』,請潘耀明總編輯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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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三個「心魔」 (劉銳紹)

  四月中,港府忽然拋出諮詢後的政改方案,當中作了少之又少的「雞肋式讓步」,只同意採取比例代表制在區議會中產生立法會議員,沒有其他進一步的改善;溫和民主派要求一個明確的普選時間表,港府都不能答應。其後,全國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更明言二〇一七可以有普選,但卻不能說「一定有」。這種說法比二〇〇七年時更加保守,令泛民主派感到無法接受,並表示將集體否決政改方案。  大家都知道,港府不能拿出較進取的方案,皆因北京不願意多放手。溫家寶三月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談到香港的五個「深層次矛盾」時,也承認其中一個矛盾涉及政制改革,但他沒有詳談內容。實際上,這個「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與北京的放手程度之間的矛盾,是「快」與「慢」之間的差距,也有前衛與保守的矛盾。  那麼,為什麼北京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如此不放心?對溫和民主派提出的終極普選方案為什麼不嘗試接受?連接觸的機會也沒有,就此關起門來呢?細探之下,原來北京高層長期以來受三大「心魔」困擾,令他們的決策遠遠落後於現實情況和實際需要。  第一個「心魔」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內地有人擔心公民黨和社民連大力鼓吹「公投」,而終極普選大聯盟則推出相對溫和的方案,兩者之間會不會是「唱雙簧,扯貓尾」?他們認為,普選大聯盟雖然由形象溫和的教協馮偉華當頭,多名學者支撐大局,十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都是成員而沒有擔大旗,這可能是一種引誘北京與普選大聯盟接觸的陷阱。如果他們與公社兩黨在背後默契,一個紅臉,一個黑臉,那就險象更多,北京務須小心,不能輕易接觸,否則就會上釣。  其實,民主派之間也有很多利益矛盾,有些還已公開化,路人皆見,但北京不敢輕信,以致他們遲遲不敢與溫和民主派公開接觸,延誤了溝通的機會。  第二個「心魔」就是擔心香港的民主發展速度太快,對內地的政治衝擊將會更大和更早出現,所以不能讓香港走得太前。  北京經常說,香港政改要循序漸進,要均衡參與,都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會引起混亂和衝突,但實際上是擔心香港民主發展對內地的輻射作用。這種心態源於積累已久的對「顛覆基地」和「前哨基地」的恐懼。內地一些研究香港問題的專家引述歷史,指香港歷來都是「世界三大情報中心」之一,外國利用香港作為刺探中國情報、向中國滲透意識形態的橋頭堡。如果讓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過快,不單香港可能失控,內地很多地方也會受到香港的啓發,有樣學樣,向當局爭取政改。尤其是達賴喇嘛經常說,他不是要西藏獨立,而是像香港那樣高度自治。北京一想,過去香港的流行文化、經濟模式,以至生活用語,已不斷影響着內地新一代,所以,在政治上更不能隨便放手了。  第三個「心魔」就是如何強化一眾臣子對自己千依百順,維護政權穩定。中國歷代皇朝的一個管治方法,就是給利益集團內的諸侯、侍臣、從僕多點好處,讓他們歸心。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方法,一是理念,二是利益,後者尤其重要。在這種心態下,北京經常想:如果對民主派寬鬆,就會引起「自己人」的不滿,不再臣服於自己。所以,香港政制的設計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如果香港的政改方案不利於建制派,北京又如何鞏固在香港的管治呢?  上述三個「心魔」,反映北京的狐疑症是多麼的強,信心卻是多麼的弱。而且,這些實際原因都不能直接宣之於口,所以北京只有用「循序漸進」、「五個步驟」、「大局觀念」來軟化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北京現時的策略是,通過港府和建制派人士創造輿論,引導市民支持政府的方案,並用民意壓民主派。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民意既不喜歡激進的做法,但也不喜歡保守的政策。北京和港府雖然很想通過政改方案,但如果一味拖延和迴避核心問題,那只會令社會更加分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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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迅速解凍中美關係?  北京採行務實外交戰略 (楊力宇)

  今年初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及宣布對台軍售,北京立即宣布停止兩國軍事及其他有關交流。然而,不到兩個月,中國宣布胡錦濤四月中訪美。作者針對中國的最新行動,與美國有關人士交換意見,獲知華盛頓並未承諾今後停止對台軍售,總統亦未承諾不再會見達賴,美方只是重申一中政策。本文分析北京最近的外交言行及其務實外交戰略。——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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