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念 (陳芳)

  才道是,所謂界限是無法跨越的。不管凡俗或超聖,柔弱或強碩,都無法稍微挪騰,哪怕是一點點。  「吳冠中先生過世的消息在黃昏雨中得悉。難怪下了一整天雨。」六月廿六日日記劃下了一道界限,再也回不去了!  正月初五,打電話給吳先生,他打算把今年新作的幾幅畫交給月刊,並且一貫體貼溫藹地交代:「看適合不適合,不一定要刊登。」這是最後一通電話,已成夢幻泡影。香港藝術館三月廿六日開始舉辦「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畫展」,三月卅一日專誠第二度細看畫展,一對年輕男女觀賞吳先生散文手迹,一個說:「看,筆痕多麼深。」啊!可沒有告訴吳先生呢。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記下:  今天竟接到吳先生寄來的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畫語錄》。……都說吳先生把畫一批批捐出,「無畫一身輕」,在擁擠車廂裏靜下來想起,不禁淚意盈盈。吳先生其實在安排好事情,樁樁,件件,那麼灑脫。  不忍寫「安排後事」,但告別,在雨中,猝然而至。憶來唯把舊書看   因為編輯工作,十年來偶爾與吳先生通電話通信,短短幾句,卻總是透發一股力量,教人不期然留下日記片段。手稿和信,一張張好好珍藏。吳先生信末愛寫「握手」,墨痕猶新。  憶來唯把舊書看。  二〇〇〇年至〇三年,吳先生的稿子是郵寄來的,往往附了短信。稿子和信都以黑筆寫在薄薄的方格子原稿紙上。吳先生待人熱情,暢開懷抱,〇〇年三月信:「讀來信,很高興,更感謝你對我作品的共鳴,知音,我們會成新朋友。」十月信:「編者和作者間的信、稿交流,增進了彼此的理解,信任,誕生真誠的友情,很珍惜。我忽然想,如果你們幾位編輯站在一起,我是否能認出誰是你呢,氣質和外表間應有隱密的聯繫,或屬基因。」心情起伏時,吳先生親切安慰,九月信:「你最近好嗎,諒工作依舊,也許心情時有微波,生命永遠去遠行,一路千山萬水。」熱情的吳先生渴盼知音,有時迫切交代筆下深意,十一月信:「附上新稿《摩爾在北海》,這篇短文我自己很喜愛,深入淺出,雅俗共賞,適合北京讀者,中國讀者,不知你的感覺如何?新出版的《談美》(《吳冠中談美》)集中收入了你編發的一些新作,將寄贈留念,也望你能喜歡!」又如〇一年六月信:「最近寫了一些自己作品的畫外話,附上幾篇你看看,雖未見畫作,你當會感受到作者的脈搏。」吳先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忠忱創作,可謂纏綿悱惻。他批評畫壇不良風氣斬絕如投匕首,即使招致許多誤解仍傲岸不屑隨俗,而他的無限包容,人們又豈能猜想得到?二〇〇〇年,吳先生寄來畫作底片,我問,畫上署名「荼」,是誰呢?吳先生回答說那是他作畫的署名,絲毫不以為忤。命裏苦瓜成正果  二〇一〇年六月廿五日深夜,此岸與彼岸斷然創裂。遺棄在漆森森此岸,溯洄從之,溯游從之。一遍遍翻看舊書,一線聯繫,哪怕細弱如游絲,卻以千鈞之力緊緊抓着。  二〇〇三年,「沙士」爆發,吳先生吳太太這一年都大病一場,他們在幽靜的龍潭湖畫室居住養病,常常同遊龍潭湖公園。老病,似乎促使人思索生命:  我們從龍潭湖走回畫室的路上,秋風從背後送來一群落葉,落葉包圍着我倆狂舞,撞我的胸膛,撲我的頭髮和臉面。  有的枯葉落地被我踩得劈啪作響,碎了!  隨手抓一片,仍鮮黃,是銀杏葉,帶着完好的葉柄;有赭黃的,或半青半紫,可辨血脈似的葉絡。有一片血紅,是楓葉吧,吹落在綠草地上,疑是一朵花,花很快又被吹飛了,不知歸宿。  樹梢一天比一天光禿,誰也不關注飛盡了的葉的去向。  西風一天比一天凜冽,但她明年將轉化為溫柔的春風,那時候,像慈母,她又忙於孕育滿眼青綠的稚嫩的葉。(《我負丹青!丹青負我!》)  「樹梢一天比一天光禿,誰也不關注飛盡了的葉的去向。」儼然是天地不仁,而凜冽西風將轉化作溫柔春風,孕育生命,不改一往情深。吳先生最苦澀的畫作,探入深底,仍舊隱隱沁着一絲清潤,比如《苦瓜家園》,怔怔對着白亮亮長條苦瓜似無助的幽靈囚禁在團團塊塊黑莽莽中,仍不禁暗想,說不定哪裏就有希望之光。請仔細看,仔細尋。吳先生這幅畫寫了畫外話:「苦瓜藤上結苦瓜,血統也,命也。多少事,光環與花圈,都靠苦瓜成正果。苦瓜不苦,我曾題四字:嚼透黃連。」  苦瓜成正果,吳先生的散文風格也一以貫之。少時貧苦困乏,抗日戰爭期間流徙奔走,文革時期病苦無助飽受打壓,吳先生決非字字歎苦,而是從容道來,厚篤有大度。  吳先生有些畫作,似乎不能說是代表作,例如朵朵墨暈蒲公英小花球,恰似帶着夢幻的童眼,又如嫣紅蘆葦叢裏拂藏着小紅鵝,蘆葦稈舒展身姿柔潤若水,這些畫作童「畫」氣息卻呼之欲出,然而果然無關愁苦,一派甜柔醇美麼?最好還是讓吳先生自己作答:  草地,近看原來彩面朝天,而且天天月月都永葆姹紫嫣紅的青春。其實呢,每朵花只開幾天,展現了幾天的美麗後,她便枯萎,永遠消逝,讓新綻的花替代了自己。為了維護花草地的月月歲歲鮮艷,誰知有多少花朵獻出了自己僅有一次的生命。我喜歡表現花草地,我用油彩和水墨畫過無數次野草閒花。(《藝海浮沉,深海淺海幾巡迴》)  尋繹吳先生畫作之形象美,不意又走入散文裏涵泳不盡的意境美、文學美,有一把嗓音,浸潤江南水鄉的聲息,那是吳先生在殷殷叮嚀,可不要做美盲。美盲可比文盲更多呢!  在警報頻繁的璧山,當地姑娘和兒童喜着紅衣,似榴火灼亮。青年吳先生十分醉心,特地做了一件大紅袍,風流自賞,不顧他人議論。光陰逝水,老友巴黎重逢,直問吳先生:「如果你當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無極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後悔嗎?」吳先生搖頭道:「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與三十年前的巴黎依舊,三十年前的失落感也依舊依舊,這失落感恐來自故國農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園。」(《藝海浮沉,深海淺海幾巡迴》)這般措辭口吻,一如當年狂狷不遜的英雄美少年。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一日

更多

獨立風骨 遺愛香江 (鄧民亮)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我們尊敬的藝術大師吳冠中先生透過他的兒子吳可雨先生告知,表示希望再捐贈五幅作品給香港藝術館,並着我們從速辦理。六月二十四日,吳可雨先生將吳冠中先生親自簽署的文件連同畫作安然送抵香港藝術館。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無比歡欣,向傳媒及廣大市民宣布再度獲得吳冠中先生捐贈的喜訊。始料不及,當晚十一時,吳冠中先生卻悄然離我們遠去……——作者

更多

香港議會三分天下  政改後的政治格局 (張楚勇)

  政改方案六月底在立法會獲大比數通過後,香港的議會政治格局產生了自八九天安門事件/九一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以來的最大變化。由於反對派最大政黨民主黨破天荒與中央政府成功破冰,在特區政府接納了該黨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後,在立法會議決政改方案時投下了贊成票,造成反對派陣形分裂。香港議會政治恐怕從此不再一樣。  八九天安門事件在香港促成了以民主抗共為基調的反對派大聯合。九一立法局引入十八個直選議席後催生了香港在野政黨政治的出現,並逐步形成了回歸以來在選舉政治中百分之六十選民支持民主派,百分之四十選民支持建制派的所謂「六四分野」。在政治民主化這個香港的根本憲政問題上,這種壁壘分明、互不妥協的僵持局面維持至今已十三年。今天這局面一旦打破,香港議會政治從此很可能會變成三分天下;除了右翼的建制派政團和左翼的抗爭民主派之外,現在還出現了可以和中央以及特區政府保持一定對話關係的溫和民主派。儘管這三分天下的政治會如何具體發展目前還是難以逆料,但未來的特區政治看來會變得更複雜多樣,同時也更有意思。香港的選民也變得有更多的選擇,更有可能通過選票向代議士問責。  政改投票後,雖然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和投下反對票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不斷強調,泛民必須繼續團結,爭取全面普選。但基於下文所分析的判斷上的分歧而導致泛民的兩條路線的分野,再加上實際政治情勢的考慮,我相信抗爭派和溫和派泛民很難在政制民主化的議題上再達成真正的合作了。  我相信溫和民主派和抗爭民主派起碼在以下幾點重大的判斷上有根本性的分歧。抗爭派﹕打破群眾張力   首先,抗爭民主派認為,只有不斷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維持強大的群眾不滿張力,並在適當時機通過大規模的群眾動員,才有機會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就範,讓香港爭取到真正的雙普選。抗爭派相信,今年初的反高鐵、五月份的公投運動、加上「六一七」的曾余辯已成功地動員起群眾間對建制的強大不滿情緒。在這情勢下,如果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被否決,將會進一步激起民間對北京對曾蔭權的不滿和憤怒,把今年七一推向另一個反政府大遊行的高峰。他們相信,只有在這種壓力下,北京才會願意在民主步伐上作出不能逆轉的讓步(例如交出普選路線圖)。但如今民主黨在未能取得民主步伐不能逆轉的讓步前便作出妥協,無異於把辛苦經營得來的群眾不滿的張力一朝瓦解了。這種做法輕則是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斷送了一片大好的政治形勢,重則無疑是出賣了香港的民主運動。民主黨因此惹來抗爭民主派極大的不滿,甚至懷疑民主黨已經變節。民主黨﹕怕港人心灰意冷  民主黨當然並不認同上述的判斷,並認為在香港,單靠群眾運動是很難迫使北京作出讓步的。他們認為,假若政制再一次停滯不前,困局再不能有所突破,只會令不少政治有心人心灰意冷,令不少香港人對政治更厭倦,使香港管治危機進一步惡化。所以,假如通過談判能取得階段性成果,增加政制民主化由量變到質變的機會(例如改良方案首次讓立法會內近百分之六十的議員得向全港三百多萬選民負責),他們作為負責任的政黨,便必須把握這個契機,尋求突破,然後再作下一階段的爭取和對弈,這中間根本不存在變節不變節的問題。溫和派更反駁部分抗爭派粗暴和上綱上線式的辱罵和批評,根本是侵蝕民主的做法。  抗爭派並不認為管治危機進一步惡化是一件壞事。他們認為目前這個向特權傾斜的政制,你民主黨為它作改良,不但不能為香港爭取真普選(例如增加了功能議席的數目),反而是幫助延長這不公義制度的生命,並且繼續讓這制度官商勾結,無視低下層市民的疾苦。抗爭派擔心在政制發生民主質變前,民主黨自己便因為願意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妥協而變了質,忘記要倚靠群眾力量來保護弱勢社群和廣大低下階層的利益。溫和派對這質疑的回應是,改良後的議會雖然未能取消小圈子產生的功能組別,但當近百分之六十議員得向三百多萬選民負責時,主流民意不是更有機會主導議會政治嗎?儘管立法會內的議員提案繼續採用分組投票,但政府的提案如果有悖主流民情,大部分議員不是能投反對票不讓它通過嗎?日後要進一步通過政改方案落實雙普選,向主流民意負責的議員不是更有機會取得三分二的多數嗎?建制溫和抗爭三分天下   從目前溫和派與抗爭派的爭論看,雙方的分歧,已不光是技術性的或策略性的分歧。抗爭派事實上是對溫和派的判斷提出了根本性的不信任,認為這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失誤,對他們來說,民主黨已偏離了爭取民主的大道,很有可能逐步變成建制的一部分。  基於以上根本性的分歧,兩派要繼續衷誠合作真是談何容易?加上泛民這一分裂導致以下政治情勢的改變,更增加雙方的合作難度。首先,抗爭派為了重建群眾對建制不滿的張力,勢必繼續對溫和派大加討伐,並從此佔據反對派的中心位置,以吸納不滿民主黨的選民。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抗爭派成功地成為反對派的領軍人之後,反對派政治將進一步激化,與溫和派愈走愈遠。  此外,泛民的分裂也很可能導致選民對政黨的支持的大重整。以往的「六四分野」會怎樣改變,大概還要看下一步的形勢發展。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原本百分之六十的泛民支持者會一分為二,部分流向抗爭派,部分繼續支持溫和派。此外,一些原本對以往壁壘分明導致政治僵局不滿的中間選民可能會因為今次的突破而變成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進一步確立三分天下的議會民選政治這一格局。如果這個分析不無道理的話,抗爭派和溫和派要合作便變得難上加難了。更有助用選票監督泛民  香港政治格局的重大改變,對香港來說究竟是禍是福呢?對香港政治形勢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價值取向,會直接影響這問題的答案。因此,我以下的分析也難免受我個人的判斷和價值取向所左右。  首先,站在選民的角度而言,我歡迎這個邁向三分天下的格局,因為以往的二元對立不但往住讓政局陷於僵局,也不能更好地代表市民的多元取向。作為一個泛民的支持者,泛民一分為二,將更有助我利用手中的選票監督泛民的代議士。抗爭派或溫和派哪一方做得比對方好,更能反映或預期選民的判斷,便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壯大其在議會中的力量。有競爭才有進步,泛民兩條路線之爭帶來泛民分裂,卻讓泛民支持者有了真正的選擇,這將使未來的議會政治更多樣化和更複雜。  其次,這次民主黨的決定雖然受到抗爭民主派的大肆批評,但卻似乎得到多數民意和主流媒體的支持。從政黨發展的角度看,作為反對派的民主黨首次在影響香港的重大問題上,擔當了關鍵的角色,作出了在政治上極為困難的決定,並願意為此而付出代價。這明顯表徵着民主黨已超越了只會從事類似壓力團體式的反對黨政治,開始嘗試承擔更大的政治責任,敢於在最敏感和充滿爭議的議題上擔當領導角色。雖然沒有抗爭派的壓力,光靠民主黨的談判是難以成功的。但如果民主黨只滿足於在其熟悉的範疇內安享它的反對派政治,便大可不必冒這樣的政治風險作出今次的決定。換言之,如果民主黨在泛民分裂後重新站穩陣腳,並繼續保持其政治上的獨立性,它將是香港政黨政治上一個相對成熟有為的政黨。  最後要提出的是,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次抗爭派的判斷或對政治情勢的分析比溫和派的立場更有說服力,但我還是認為他們在香港政治上擔當了重要角色。一方面他們代表了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對政制不民主的不滿和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同時他們也是與弱勢社群最接近的。任何執政者忽略弱勢者的福祉,就是不公不義。  中央政府在這次政改爭議中能放下和民主黨在「六四」問題上的分歧,反映出他們擁有政治家的視野。但如果北京和特區政府因為政改方案獲得通過而忘記了抗爭派雖然行動激烈但卻並非只在無理取鬧,那便是一個嚴重錯誤的政治判斷了。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更多

特首已成「過海神仙」  回望「余曾辯」與前瞻普選路 (余若薇)

  特首與余若薇的政制電視辯論,開創了香港官方與在野政治黨派公開辯論的先河,從歷史角度而言,是香港政治的里程碑;從客觀現實角度而言,也是政改取得突破的其中一個關鍵事情。余若薇與我們談談如何準備這一場辯論,亦闡述政改方案通過之後,公民黨政治定位問題,以及香港普選路的未來。——編者

更多

政改風雲的個人感想 (劉慧卿)

  直接參與跟中聯辦談判的民主黨代表是何俊仁、張文光和劉慧卿。民主黨的六人小組報告是以何俊仁為第一身敍述,另外二人的想法是什麼?本刊邀請劉慧卿作一點補遺。對於民主黨被指「轉軚」,劉一直站在最前線捍衛,今番撰文說理剖析一番,並對惡意的攻擊高呼:「他們並非同路人。」——編者

更多

對香港鍾愛的他 (潘耀明)

  香港電台電視部較早為了拍攝《吳冠中的藝術》節目,特地訪問本刊,要我說說《明報月刊》與吳冠中的關係。  翻查了四十多年的《明月》,發現吳冠中與《明月》的交誼已有近三十年了。  大約七十年代開始,《明月》便開始刊登吳冠中的作品。從八十年代開始,吳冠中便給《明月》寫文章,之後是寫專欄,斷斷續續,卻從未真正間斷過。他給《明月》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寫於二〇一〇年一月的《天葬林風眠——及外一章》,時間是在他逝世的半年前。  作為一代宗師的吳冠中,與一本香港文化雜誌結緣的時間那麼悠長,足見吳冠中是多情的、長情的。他不僅是長期作者,幾乎與《明月》的每一任主編、編輯都做了朋友。  當然,他情之所牽,還不僅僅是《明月》,還有他多次蒞臨和作實地寫生的香港。他對香港的感情是再深厚不過。他有一次很直截地對我說,他喜歡香港!他鍾情燈火璀璨的維多利亞港和香港繁華背後的古舊建築和小街陋巷。  吳冠中覺得香港這花花世界有庸俗也有通俗,套他的話說,庸俗與通俗貌合神離。很多人把庸俗看作通俗,其實是一大誤會,兩者只是貌似,在骨子裏,庸俗與通俗完全是走在雙軌道,擰不在一塊的。通俗,並不等同庸俗。  吳冠中與世俗的香港結了緣:他跑到香港雀仔街,從狹窄、湫隘的鳥市,寫出世俗氣息;在侷促的李節街喜見弧形的涼台爬滿藤蘿花;在花布街欣睹一疋疋流瀉出來的花團錦簇;在尖沙咀的燈紅酒綠中,體驗「紅燈區、綠燈區,人間甘苦」;在雜色的香港都會中寫下《海市蜃樓》……。   只有好的文化素養及敏銳的眼光,才可以諳通庸俗與通俗之分,才可以從通俗中析離出美的元素。  吳冠中以《走向未知》為題,撰文闡釋了他的藝術觀:「今天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有距離,今天的中國人與古代的中國人距離更遙遠。明天的中國人與明天的外國人距離將大大縮短,明天的中國人與古代的中國人距離更為遙遠。在中、西之間,在今、古之間,我感到面面受敵,總須橫站,橫站生涯五十餘年矣。傳統這條長河不是順流而下,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從達芬奇到馬諦斯,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反傳統,反反傳統,反反反……傳統。今天的西方現代藝術,早已是世界藝術的混血兒。」  在香港藝術館,我瀏覽「吳冠中的藝術里程」,眼簾浮泛蒼茫的大地、巍峨的山、逶迤的長城、湮濛的庭院、斑駁的樹幹、莽莽的都市建築群、黑暗與光明爭奪的都市之夜……。畫筆鋒芒,暈染着幻與真的妙諦:「那出人意表的作品,是世上那些使人思想動盪而且使多年夢寐不忘的作品之一。」(莫泊桑)  吳冠中也曾自稱是「藝術的混血兒」,也許他之愛惜香港,正因香港是中西文化、古今中國文化的雜交的產物。也許香港這爿土地曾給大半世紀「橫站藝術生涯」的他,有過心靈的交會,以至他在臨終前,特地把他最喜愛的五幅作品讓他的兒子親自帶到香港,送給香港藝術館,可見他對香港的鍾愛。  作家劉再復曾在不同的場合強調「香港是一塊寶地」,意喻千萬不要把這塊寶地搞砸了。他認為香港是中國境內最自由開放的社會,涵蓋多元文化,應該受到小心保護。  當不是香港人的文化大師對香港寄予款款殷切的期望,恐防香港特有的社會生態受到人為的破壞而憂心忡忡,如果香港人包括管治香港的人,或以激烈的手段,或以暴力的語言,或以泛政治化的手腕,企圖去改變香港的現狀,肆意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他們如何面對這些熱愛香港和熱愛香港文化的大師和向歷史交代?

更多

「城市化」的誤區 (賀越明)

  作為一場文化饗宴的上海世博會開幕,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引發《明報月刊》五月號上幾位文化學者談論「城市化」的特輯,可謂適得其時,切中肯綮。然而,從文化視角觀照「城市化」的圖景有先天不足,如王曉明先生的連串發問在文化層面只能是 「無解之問」,因為「城市化」在中國是一個戰略問題,直接關係邁向現代化之途的路徑選擇,首先決定經濟發展,其次會影響社會變遷,進而衍生或消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果將「城市化」視為一種政策取向而不是文化現象來探究,不難看出某些認知的誤區正在導致實踐的偏差。  誤區之一,「城市化」取代城鎮建設。城市與城鎮,雖一字之異,但內涵不同。只講「城市化」,忽視小城鎮建設,必然造成城市與農村缺乏過渡的中間地帶,城鄉無法形成良性互動,更不用說發揮城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農村的輻射作用了。王曉明文中提及費孝通先生,這位從鄉村田野調查起步的著名社會學家,一九八〇年代還親自帶隊調查,寫出題為《小城鎮,大問題》的系列文章,認為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要靠加快小城鎮建設,城市化應走小城鎮模式,小城鎮發展是鄉村工業帶動的結果等。在「城市化」顯然有「市」無「鎮」的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曾獲高度評價的政策建言呢?  誤區之二,「城市化」變成化農為工。在某些官員眼裏,「城市化」的使命之一,就是把農民引進城市打工。針對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近年來改革現行戶籍制度的呼聲很高,這從道德、人權的角度而言無可非議,但歷史形成和遺留的社會結構和戶籍制度,是否應該或能夠在這兩年完全改變,實有必要存疑。農民進城務工,有助於一定程度上脫貧,但也給城市的就業、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環保、福利保障、治安管理等帶來巨大壓力,絕非有限的社會資源所能承載。況且,當農村青年背井離鄉,來到深圳如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工作,收入肯定比種田多,但他們會覺得被所在的城市完全接納嗎?會由衷感到幸福和有尊嚴嗎?  誤區之三,「城市化」等於貪大求洋。在一種累積並展示政績的官場心理驅動下,各地城市發展形成攀比之風,小城市變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變大城市,大城市變大都會,於是向外擴張,汰舊建新,勢必蠶食農地,強拆民居,隨着一片片石屎森林拔地而起,為失地、失房抗爭的一齣齣慘劇輪番上演。前不久,先有新聞稱粵港澳合作「打造」珠三角世界級城市群,後有文章說長三角城市群「咬定」世界級,似要在「城市化」上傲視全球。殊不知,被國人視為「世界級大都會」的紐約、倫敦和東京,是在一個多世紀工業化進程中自然形成,而非當地政府以行政力量強力構築的。更關鍵的是,倘若一個國家「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即便將來有幾個城市躋身於國際大都市之列,又有多大的意義?  其實,「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表達的不過是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文明的初級訴求,而現今是原居民感覺有減無增,新移民願望難以實現,大規模「城市化」正在或將會造成的弊端歷歷可見。王曉明文題為《中國「城市化」的路在何方?》同樣,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吳建民接受媒體訪談時也表示:「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太難了」(見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廣州《南方周末》)。的確,方向有誤,路況不明,怎麼會不越走越難,越走越錯呢?  (作者是澳門資深媒體人。)

更多

王鼎鈞--人生小語

「設身處地,坦誠相待」, 說來順口,其實兩者常常並不同在。設身處地者體諒別人,坦誠相待者呈現自我;設身處地是修養,坦誠相待是天性。許多人正因為「坦誠相待」,不能設身處地;有時候正因為「設身處地」,必須收起自我。人的遭遇,成為他的歷史經驗;人的歷史經驗,形成他的歷史判斷。以上你我他都是一樣。以下你我他就有了分歧:有人汲取新的歷史經驗,修改已有的歷史判斷;有人拒絕或扭曲新的歷史經驗,強化已有的歷史判斷。

更多

從默克爾訪華看中國對歐新戰略 (邱震海)

  德國總理默克爾周前訪華,被中國總理溫家寶稱為「歷史性的訪問」,也有中國媒體將默克爾稱為「老朋友」。默克爾從〇七年會見達賴受到中方強烈指責,到今天被稱為「老朋友」,其中的戲劇效果及其背景十分值得探討。人性角度感受中國崛起  中歐關係近年發生的變化,有隨着中國崛起,中西關係態勢發生整體變化的原因,也有歐洲新一代領導人的成長背景及其個人風格的原因,同時更有中歐原先被掩蓋了的雙方文化思維的不同,以及這一不同在新態勢之下的重新顯現等多種原因。但中歐雙方如何研判雙方關係的這些變化,如何研判中歐關係的本質及其在雙方外交戰略中的定位,並如何從戰略角度展開彼此關係的調適,十分考驗雙方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  首先,中國崛起給西方世界造成的心理衝擊有相同和不同的兩面。相同一面是,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感受到中國崛起在能源、市場和勞動力方面的衝擊;但美國政治精英更多地是從中國未來能否或如何挑戰美國的角度來評估中國崛起,因此美國對華思維中必然糅合着相同程度的政治和戰略成份;而歐洲則更多是從人性的角度感受到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  美歐之間的這一差異來自雙方國際定位的不同及其與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差異。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歐洲則早已跨越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大國角逐階段,改為以地區整合和融合來替代民族國家間的利益爭鬥。而從中國未來的發展雄心和邏輯而言,中國的發展決不僅止於成為一個地區大國,而是成為全球大國。因此,中美潛在戰略衝突是必然的,但中歐則不存在這個前提。  但是,在歷史文化和民族性格上,歐洲的理想主義色彩,在未來將是導致中歐之間產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只不過,這層差異在過去的歲月裏,或是為冷戰框架以及中歐互為需求的情況所忽略,或是為中國尚未崛起之時中歐之互相欣賞所掩蓋。如今,當中國崛起,歐洲的這一層理想主義色彩就可能從深層浮上表層,並在連歐洲人自己也無法理清的情緒之下得以爆發。  另外,除薩爾科齊和默克爾等人的個人因素外(如默克爾成長於前東德,並曾是前東德的民主運動積極成員等),這一代歐洲新領導人的成長環境也與其前任們有相當的不同。老一代歐洲領導人登上政壇及其中國觀形成之時,正是冷戰時期以及中國與西方的戰略蜜月期,當時中國在西方眼中是「最好的共產主義國家」,但冷戰結束後這一態勢產生逆轉,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先後出現「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而這時恰好是新一代歐洲領導人登上政壇及其中國觀成形之時。美中歐鼎立的格局    現在的默克爾和薩爾科齊其實十分類似於小布殊八年前剛上任時的牛仔風格,其根源是既缺乏外交經驗,同時又對中國缺乏認知和興趣;而這兩個特徵在中國崛起給西方造成整體心理衝擊的基礎上,就很容易轉化成以機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中國。  因此,面對歐洲新一代領導人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挑戰,中國方面是應該回應的,但同時也不應由此而模糊了對歐美本質差異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崛起期整體戰略需求的研判。  中國崛起期的整體戰略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必須在未來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為中國長遠發展尋找合理的支撐點和環境。  美中歐三足鼎立的格局,無論在歐洲還是中國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歐洲來說,美歐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基本上一致,但歐洲在包括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等一系列問題上,依然有着與美國不同的利益;恰恰在這方面,歐洲迫切需要來自另一個重要經濟體,即中國的協助和協調;對中國來說,如果說美國必將在本世紀與中國存在十分微妙的戰略競爭關係,那麼中國就必須嘗試爭取另外一個戰略夥伴,而非樹立一個新的戰略競爭對手,即是歐洲。  當然,由於歐美的同質性大大超過中歐,尤其是面臨中國崛起,歐美的協調大大增加,其各種針對中國的反應從表面上看,也有日趨相似之處。中國需要準確研判的是:一、中歐關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二、中歐關係持續受損,最終受損的到底是誰?三、如何在堅持自己立場的基礎上,維持一個基本平穩、對中國具有戰略建設意義的中歐關係?  今天的歐洲,是一個理想色彩濃重,但卻與中國沒有本質戰略利益衝突的大陸;而今天的美國,則是一個實用主義至上,但卻可能與中國存在實質性戰略衝突的國家。在這一研判的基礎上,中國如何與歐洲展開巧妙的戰略互動?如何既維護自身立場,同時又不失去戰略迴旋的空間?這些都是十分考驗中國對歐和全球外交戰略的問題。而默克爾訪華被中方稱為「老朋友」和「歷史性的訪問」,可見中方的對歐戰略正在發生調整。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