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朱厚澤 (丁 東)

  朱厚澤先生於五月九日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歲。他雖有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式的遺願,但五月十一日上午,還是有數百位生前好友自發趕到北京醫院為他送行,其中李銳、何方、杜導正等九旬上下的老人就有好幾位,李普和曾彥修甚至坐着輪椅,趕來送他最後一程。著名的「三寬」   朱厚澤是至今最後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宣部長。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不足兩年。一九八五年七月從貴州省委書記調任中宣部長,一九八七年初即去職。其間,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寬」。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面來。保持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於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  今天看來,「三寬」本是當政者對待思想文化問題乃至整個國家社會治理的明智主張。但對於幾十年習慣於搞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來說,當時既是石破天驚,也是大逆不道。朱厚澤沒有來得及把「三寬」付諸實施,自己卻隨着胡耀邦下台而離開了中宣部。兩年以後,他又在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任上,因同情學潮,再度去職。站在時代的高處   朱厚澤離開了領導崗位,卻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他自己說,我是東張西望,看一些書;東遊西逛,有時間到各地轉一轉;人家叫我說,我就東拉西扯。其實,朱厚澤晚年思想十分活躍。這和他的經歷有關。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參加革命的,文革前就是中層領導幹部。但「四清」運動把他打入社會底層,有過上訪者的經歷。他曾經靠修理收音機謀生,自己買元件裝配過電視機,所以在電子方面的動手能力遠高於同齡人。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網民,大約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就開始上網。他既當過封疆大吏,又曾在中南海行走。愛讀書,善思考,閱歷豐富,交遊廣闊,使他總是站在時代的高處,着眼歷史的大處,關注全球的風雲,憂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他回顧了二十世紀人類四種思潮的興衰和演變,一個是以列寧十月革命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潮,一個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潮,一個是以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一個是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他觀察了前兩種思潮的衰亡和後兩種思潮的前景,還比較了二十世紀不同的民族獨立運動。如中國孫中山的武裝革命,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尤其是南非用改良的方式,達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結果。進入新世紀,他又關注低人權、低生態、高增長的中國模式,給人類文明帶來的新挑戰,並預言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大問題。他以一個在野思想家的角色,繼續發光發熱,呼喚陽光政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為出版社着想婉拒出著作  我認識朱厚澤先生比較晚,已經是九〇年代中後期。先是在北京知識界的一些小型討論會上,聽到他的高見。面對思想見解各異的中青年,他一點也不擺前任高官的架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的語氣,從容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有一些國家主義情結特別強烈的青年,主張對台灣動武。朱厚澤沒有正面批評這種主張的荒謬,而是從貴州山區農民心目中的國家和當政者心目中的國家的不同,講述了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歷史範疇,啓發青年告別狂熱。許多複雜棘手、糾纏不清的問題,許多不便公開爭論的難題,往往經他一說,馬上教人豁然開朗。  一九九八年,上海三聯書店要組織一套叢書,讓我出一本,我知道朱厚澤的電腦裏保存了不少文稿,於是產生了一個念頭,想請他也出一本。最初在電話中和他商議,他沒有拒絕。後來我到他府上拜訪,想進一步落實。他卻鄭重地說,還是不出了吧。他曾是新聞出版系統的頂頭上司,對中國這個領域的潛規則太清楚了。他是不想給出版社帶來麻煩。即使書的內容挑不出毛病,因為出他的書,就可能給出版社帶來滅頂之災。他的很多文章和講話都在知識界不脛而走,但直至他去世,除了一本攝影集外,竟然沒有出過一本以文字為主體的著作。生前無著作,竟成了中國當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是這樣,何家棟是這樣,朱厚澤又是這樣!  二〇〇一年,我參加「大學人文讀本」編委會,這套書旨在向大學生系統介紹普世價值,一共精選了中外學者作家的二百文章,構成了一個思想寬銀幕,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三卷,以楊繼繩的《三大矛盾與五個一般》一文壓卷。而五個一般,即現代市場經濟一般,民主法治國家一般,公民社會一般,現代科學技術一般,以人為本、多元開放的當代人文精神一般,正是朱厚澤先生的觀點。這套書出版以後,我幾次見到朱厚澤,他都鼓勵稱讚。有一次我和幾個編委在杭州機場候機,巧遇朱厚澤,他和大家握手,幾位編委都很高興。但這套書印刷多次、流通數年,在大學生和知識界產生廣泛影響以後,到前年還是遭到了官方的封殺。即興演說驚動最高層   二〇〇三年,當局啓動修改憲法,此舉的首要目標是讓「三個代表」入憲,給剛剛退位的江澤民送一份大禮。但民間學者曹思源以此為契機,在青島舉行了一次修憲學術討論會,意在暢開思想,認真討論憲法和憲政問題。馮蘭瑞、江平等在會上都有精彩發言。朱厚澤先生也應邀與會。他原來不準備發言。當晚我到他房間聊天,說起李慎之先生去世以後,給中國思想界留下一個巨大的空白。特別希望像他這樣眾望所歸的前輩能多發表意見,把這個空白填補起來。第二天吃早餐時,他對曹思源說,我考慮了一下,你在會議結束前,給我留半個小時,我談一點想法。當天上午十一點,朱先生即席發言,談到中國當前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談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關鍵在於權為民所「授」﹕  憲還是要修。憲法關鍵要解決國家權力的授予和制約。領導人要求各級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海外稱為「新三民主義」。靠什麼保障它的實現?憑覺悟、憑良心嗎?我認為關鍵還在於「權為民所授」,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還談到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演變為常人政治﹕  強人已去,中國應及時地轉入常人政治。什麼是常人政治?不用學術語言、論文的形式來解釋的話,常人政治就是可以是張三,也可以是李四主持的政治。強人有他產生的歷史原因。毛鄧都是中國歷史造成的強人政治時代的強人。在他們行將離去或者已經離去的情況下,中國只能轉入常人政治。鄧以後的領導人,如果意識到了強人已去而強人政治必將隨之消失,他沒有「強人」這個基礎,他只能制定規則,到人民中去尋求新的資源做支撐,適時轉入常人政治。  他這些看法,經《鳳凰周刊》報道,驚動了最高層,被懷疑有所指。後來這次會議受到官方興師動眾的追查,對朱厚澤先生也施加了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胡耀邦:可惜連累朱厚澤  當權者為什麼對朱厚澤格外警惕?除了他的議論點到了穴位,還有更深的心理負擔?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以後,曾私下感慨,可惜連累了朱厚澤。原來胡耀邦非常欣賞朱厚澤,認為他是可擔總書記大任的人選。  胡耀邦沒有看錯人。朱厚澤無論思想水平、行政才能、人格操守,都是難得的治國人才。但時代沒有給胡耀邦這個機會,也沒有給朱厚澤這個機會。歷史給中國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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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二首.呈厚澤病榻 (邵燕祥)

  一  地震災連沙暴天,清明穀雨倒春寒。早年抱負成遺恨,同樣遭逢亦夙緣。一入病房如禁錮,頃聞呼吸已艱難。何時歷史出三峽,執手相期四十年。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晨  二  今春遲見柳飛綿,棖觸情懷慘不歡。大地囚籠尊一士,時光隧道憶三寬。百年功過歸青史,終古憂思薄遠天。堪笑都門誇首善,牂牁一樹自昂然。  同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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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採訪  深深懷念朱厚澤 (杜明明)

  朱厚澤是《炎黃春秋》的編委,多次在該雜誌發表文章。杜明明特別撰文講述她和父親杜導正與朱厚澤交往的點滴,以及杜導正與朱厚澤在醫院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況。時為三月下旬,朱厚澤堅持要與杜導正等人合照,也許是朱厚澤最後一張照片,本刊獨家刊登。——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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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最偉大的中宣部長 (魏承思 口述、郭 威 整理)

  「現在世人只知道朱厚澤是『三寬』部長,其實,他有更深刻的思想。」作者與朱厚澤私交甚篤,由一九八五年至今,每次見面都會進行長時間、深入的交談,對朱厚澤的思想十分了解。今口述與朱交往經過,以及梳理朱的思想大概,讓讀者了解朱厚澤還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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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最大的秘密是愛 (潘耀明-卷首語)

  最美好的人生,是向普通模式看齊的人生,這樣的人生是有序的,雖無奇迹,卻不荒唐。①  ──法國.蒙田  青海玉樹大地震與二年前四川汶川大地震,同樣震出了人性的光輝。兩個很平凡的香港人,譜寫出不平凡的事迹,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  先說黃福榮,他在玉樹地震中捨身救人的事迹,感動了香港,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被稱頌為「香港的光輝榜樣」、「真正的英雄」。  其實,黃福榮的人生軌迹是再平凡不過的——四十六歲的他,原是香港一名貨車司機,生活並不富裕。他像其他的香港老百姓一樣,掙的錢不多,也沒有多少積蓄,卻有一顆躍動的愛心。二〇〇二年,他用七個月時間獨自從香港步行到北京為中華骨髓庫籌款,一向省吃儉用的黃福榮,卻為救治白血病患者而捐出自己全部的積蓄。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他到四川災區做了兩個多月義工。這一次,他是到青海玉樹的慈行喜願會孤兒院做義工。四月十四日地震發生後,黃福榮本來倖免於難,但在得知三名孩子和三名老師仍被困後,即折返現場協助搜救。救出幾名師生後,黃福榮在一次餘震中不幸罹難。  在黃福榮未出事之前,他與上百成千的其他香港熱心義工一樣,跑到僻遠的貧瘠山區當義工。這些人之中,有的當了山區民校老師,有的當了現代的「赤腳醫生」,有的當了殘障兒童的保育員……,他們懷着一顆虔誠的愛心,奮不顧身地埋頭為人民服務。  如果黃福榮沒有出事,他也許與其他義工一樣,把剩餘的生命獻給那些無告的、倖存的人群,一直到老死,默默無聞。  當英雄並不是他們的初衷,他們只問付出,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正如黃福榮所說的「我們要做實事」②,他們感情樸素、真摰,決心和勁頭很大。即使「做實事」的黃福榮,在那個什麼都引起猜疑的社會,也不是很順利的,他在做這些慈善事業時,曾被有關當局跟蹤調查,但他並沒有動搖。③  無求才能無畏。像最近在網上報道另一位港人八十二歲的施建治婆婆,她為了幫助汶川地震的失學兒童,把香港跑馬地的居所賣掉,把賣屋所得的三分之一共二百萬元捐建災區的幼兒園,自己則返閩南老鄉居住,過着簡樸的生活。難得的是,施婆婆平日省吃儉用,自己的生活費每月只花一二百元,她每月還資助十五名孤寡老人和兩名貧困大學生。  無巧不成書,黃福榮與施婆婆都是香港人,基本上沒有受過社會主義教育,慶幸他們沒有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扭曲人性,淹沒良知,仍然葆有那一顆人之初的赤子之心和施恩不望報的大愛精神。羅曼.羅蘭說得好:「偉大的人格,形成了崇高的舉止:不為自己而活,也不為自己死亡。」黃福榮與施婆婆都具備了這種崇高的品格。  黃福榮與施婆婆雖然都是不起眼的人物,他們都有大志向:沒有進過學堂的施婆婆捐建幼兒園是為了下一代;黃福榮的腦海中更構思了一幀遠大的遠景。黃福榮的善行不僅止於眼下,他還有不少鴻圖大計。據黃福榮的義弟李樹忠回憶,黃福榮幾個大計劃包括:環保方案、組織全國義工的計劃,讓內地義工團體壯大起來,方便他們到處行善,及將川震中倖存的殘障兒童的故事紀錄結集成書,引起社會關注……。  黃福榮親自設計的海報,是令人沉思的:一輪圓月下,一名男子跪在無邊無際、龜裂荒涼的黃土地上,揭開龜裂的土塊,卻驚見地下全是廢置的電器用品,單張上寫着「零污染在行動」,並有兩行小字:「我們每天都在填埋需要幾千年、幾百年才可溶解的垃圾,我們留給子孫再多的先進,都不如留給子孫一個潔淨的土地!」④  難怪雪萊說:「道德最大的秘密是愛」。像黃福榮、施婆婆的愛是無私的、無邊的,他們不光愛現世的人,也愛下一代,愛人類的未來。所以蒙田認為,「在我們的知識中,昇華到最高層次的知識似乎更通俗、更易於理解。」⑤因此,最美好的人生,是那些具普通模式而有序的平凡人,他們腳踏實地,樸實、克己、謙遜,忠於自己的理念而遺愛人間。  注:  ①⑤蒙田:《心靈的歌吟〈美好的普通人民〉》,喀什維吾爾文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②《救人犧牲 黃福榮英雄安詳睡了》,《星島日報》,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日  ③黃福榮網誌:《傻人有傻福的空間》,二〇〇八年  ④《黃福榮遺下的環保夢》,《星島日報》,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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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雙寧--人生小語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在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創造的精神財富。GDP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血肉;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人不能沒有血肉,不能「魂不附體」,人也不能沒有靈魂,不能成為植物人。經濟的力量、軍事的力量可以佔領一個國家的市場,佔領一個國家的領土,但不能佔領人心,先進文化可以佔領人心。政治是暫時的,經濟是長遠的,文化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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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國情」之新例  你說不拆,肯定把你拆了! (王培元)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在國務院門前屠戮請願民眾,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導致當場和事後死傷者達二百餘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血案。  然而,對於被虐殺的徒手請願的群眾,政府卻又下令,誣之為「暴徒」;接着,又有所謂學者文人,散布陰險的流言,說請願者是被人利用的。魯迅說請願   魯迅出離憤怒,發而為文,連續撰寫了《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和《如此「討赤」》等文章,揭露、怒斥這種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更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殘虐險狠的罪惡行徑,並莊嚴正告道: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  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他還把三月十八日,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但在文中,魯迅又懇切地期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其實,對於請願的事,他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並把這意思,反覆地申說: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的人心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的魯迅,為什麼不認同、不支持請願呢?請願在中國是例外   他的看法是:「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他還以為,在中國,有志於改革的覺醒青年,數量是極有限的,因而也是異常寶貴的。「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所以,他主張韌性的戰鬥,主張塹壕戰,不贊成許褚式的赤體上陣,「這並非吝嗇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統治者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  他還以為,「群眾領袖的錯處」在於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三一八慘案的沉痛教訓,使他反思省查,之前,他自己不是「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嗎?但這一次也沒有料到當局竟如此之「陰毒和兇殘」。  在他看來,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與其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做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於是,深味了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的魯迅提出,施行何種戰法,一定要看對手、要視具體情況而定,「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有的文人學士不是說政府門前是「死地」、是「槍林彈雨」的地方嗎?「死地」在前,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也就不應該再輕死了吧。——這是痛定思痛、長歌當哭的魯迅的殷殷忠告。中國另有監獄精神  清醒、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正是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的「精神界之戰士」魯迅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關押於南京監獄,翌年當局以「危害民國」罪對其進行審判,他們立即以絕食作抗議,但是,沒有絲毫效果。對此魯迅議論道:「牛蘭夫婦,作為赤化宣傳者而關在南京的監獄裏,也絕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麼效力也沒有。這是因為他不知道中國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異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豈但和仁政並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於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且介亭雜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這大約也算是一種「隔膜」 吧,於是乎我想。究其根本,大概在於他們無論是誰,無論是在國內還是來自海外,大概都不了解中國自有其「特別國情」。所以,才會如此這般的吧。  而且,這「特別國情」的強固威力和悠長餘烈,恐怕是我輩所難以逆料的。官不畏民死   據《新京報》報道,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黃川鎮一戶村民為阻攔鎮政府強拆自家的養豬場,二人澆汽油自焚,六十八歲的男子陶會西死亡,其九十二歲的父親陶興堯被燒傷。目擊者稱,兩人自焚後,拆遷工作人員並未施救,拆遷工作也未停止。」《中國青年報》三十日發表署名汪強的評論說,這叫「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懼之」。  如今在會場上、在文件裏、在報告中,咱中國的官員們,不都是人民的「公僕」嗎?不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嗎?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嗎?不都是「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嗎?怎麼黃川鎮政府的公僕和勤務員們執行起公務來,就把這些東西都統統拋到爪哇國去了呢?  陶氏父子既然無法阻止來自鎮政府的公僕和勤務員的強行拆遷,就以為靠自焚這種非常手段,能夠喚醒官員們的良知和同情心,或者至少可以嚇住、鎮住他們。然而,痛乎惜哉!你自焚你的,和我有什麼關係呢?結果是,自焚只管自焚,豬場照拆不誤。  唉唉,別忘了這可是在咱中國啊!別忘了魯迅說過的,牛蘭、甘地的那套絕食把戲,「倘不挑選興行場,就毫無成效了」啊!  可見,說話、辦事、想問題,切莫不切實際,切莫輕忽了「中國特色」、「中國模式」,忽視了、忘記了「特別國情」,委實是萬萬要不得的呀!「牛逼」劉書記   近日,又見媒體報道,天津市寧河縣東棘坨鎮史莊中心小學的英語老師張熙玲,對政府單方面制訂的拆遷補償標準不滿,堅持不在拆遷協定上簽字,於是,縣教育局黨委書記劉廣寶找上門來,對她說:「在英國,你說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國,你說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這一句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在全世界牛逼!」  「牛逼」劉書記,偉哉一世之雄也!  官員、公務員不是要勤勉恭謹地為納稅人服務,不是要努力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不是要站在納稅人的立場來思考、辦事、說話嗎?難道不是納稅人的錢養活了官員、公務員嗎?  不過,這裏有一個小小不然的提醒:那可是施行了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啊!咱這兒不是有咱的「特別國情」 嗎?咱們奉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雖然已經久矣夫並非一日了,但是,「普世價值」畢竟是不適合咱的「特別國情」的呀!這可是個關係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啊!  所以,咱中國的官員、公務員,才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呀!不是嗎?  二〇一〇年四月五日於首善之區之蝸牛廬  (作者是內地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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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事件與文明洗禮  上海世博啓示錄 (林泉忠)

  究竟上海世博是中國進入「盛世」的象徵,還是國人初次接受文明洗禮的契機?世博局快刀斬亂麻處理世博推廣曲抄襲風波,究竟是為了保住顏面、減少對上海世博的傷害;還是負責任地直面中國的「山寨文化」,洗心革面,帶領神州走向「中國創造」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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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調控難定輸贏 (曹景行)

  精彩摘錄:當前的關鍵並不在於當局要不要進一步干預房地產市場,而是能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辦法。市場真正擔心的,是當局可能開徵房產保有稅,大幅提高炒樓成本。但要走出這一步,各地政府仍然有相當顧慮,主要是如何才能既打擊炒家,又不傷及一般老百姓,否則只會讓中國的房地產政策變得更加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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