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哲學體系的門外描述 (劉再復)

  本文綜述李澤厚哲學體系中的「六大板塊」,包括純粹哲學、歷史哲學、倫理哲學、文化哲學、政治哲學和美學哲學。其中李氏的純粹哲學以「人類如何可能」來回應康德的「認識如何可能」。對「人是什麼」這個問題,李氏提出獨到見解:人類「自我建造」使人類成為可能。而李氏歷史哲學指出,歷史主義講「發展」,倫理主義講「善」,兩者必定有矛盾,為此他提出了「度」,把握中道。——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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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奇觀  《諾頓理論和批評選集》(第二版)「李澤厚」條評介 (賈晉華)

  精彩摘錄:李澤厚繼一九八八年當選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之後,著作又入選《諾頓理論和批評選集》,並獲得與世界古今第一流哲學家、理論家、批評家相提並論的高度評價,這些代表了當代中國哲學、理論及批評「走進世界」的重大業績,成為華夏學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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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溫關係:擁有耀邦情懷  專訪杜導正剖析胡溫深圳講話 (辛 草)

  深圳特區三十周年,溫家寶和胡錦濤先後發表講話,溫家寶說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胡錦濤的講話卻對此隻字不提。胡溫政見分歧的傳聞自此不脛而走,但杜導正不同意,認為胡錦濤「對改革、對特區先行先試的強調,也包含着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並認為胡錦濤是支持溫家寶的。——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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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相與析  記「柳和清藏林風眠作品展」暨學術研討會 (本刊編輯部整理)

  為紀念林風眠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上海江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受委於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假上海土山灣美術館舉辦「柳和清藏林風眠作品展」暨「疑義相與析——學術研討會」,由上海美術界知名美術評論家朱樸、謝春彥、陳龍主持,展出一百三十五件柳和清藏林風眠作品。這批作品自發表後旋即引起中國藝術界的廣泛關注。這次研討會請來五十多位知名的中國藝壇畫家、批評家及收藏家,本着緬懷大師、共同研究的立場,集中討論這批藏品的真偽判別問題,本刊鄭重發表這篇研討會記錄稿的重要內容。白樺先生也參與是次會議,他親自整理講稿,交本刊發表,聲情並茂,令人低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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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冒昧的拜訪 (白 樺)

  精彩摘錄:「我的藏畫原本是很多的……現在,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說到這兒,林先生竟會粲然一笑,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動。他說:「沒想到,回來以後,在一個抽屜的角落裏還躲着一男一女兩個娃娃!火柴盒裏的火柴頭都脫落了,盒上的畫揭下來還是鮮活的。我把他們貼在牆上靠近我的牀頭,可以常常模模糊糊地看着他們……怪……怪討人歡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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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充滿謊言的汽球 (卷首語-潘耀明)

  命運並不能解決問題。人是思想的探索者,只有思想方面的探索能使人找到新出路。①  ——勞倫斯  勞倫斯曾說過:「人生就是不斷在意識領域冒險的過程。雲柱和火柱、晝與夜輪番在人面前穿過時間的荒野,直到人開始向自己一次次地撒謊。然後,謊言就走在人的前頭,就像螞蟻頭上頂着的胡蘿蔔。」②  當中國十億人像螞蟻頂着胡蘿蔔,遮蔽着雙眼講瞎話時,鄧小平以一個清醒者、思想探索者,敢於「在意識領域冒險」,用毅然決然的勇氣和氣魄,從瀰漫神州的滿天謊言中排眾而出,提出人所不敢道的、樸素的社會價值新準則——「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才使中國社會經濟發生翻江倒海的變化。  中國在開放之前是一個充滿謊言的碩大無朋的汽球,而且這個汽球還不斷在膨脹,卻沒有人敢把它吹破,只有鄧小平敢於摸老虎屁股,把它一舉捅破,其爆破聲,不啻是驚天動地的。  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探索者,他以開拓者的精神,提出他同輩的共產黨人從未提出或不敢提出的,甚至偏離原有軌道的口號,大膽喊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惜從潘朵拉盒子放出欲望的魔鬼,才有改革開放,才能開創出中國嶄新的局面。深圳特區開放三十年的成果和中國經濟迅速起飛、人民生活極大改善,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國改革開放後雖然取得纍纍的成果,但伴隨而來卻是貪污、腐化,而且問題愈來愈嚴重。記得八十年代初曾與劉賓雁談論過這問題。劉賓雁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比較樂觀的。他說過,在一個開放社會,貪污是難免的,這是開放市場後必然的現象,只有留待以後再糾正過來。  劉賓雁的說法是言之成理的,也許開放初期所產生的貪污腐敗,不過是健康人生出的一個良性瘤而已,不必大驚小怪。但開放三十年後,貪污、腐敗已徹底侵蝕了整個體制,原來的良性瘤已轉化為毒瘤了。明眼人都很清楚,這個毒瘤如果不趕快進行化療並設法摘除,讓病情再惡化下去,很可能是治不了的。  目下中國的貪污腐化病菌已從黨內傳染到黨外,套一位知名學者的說法是「全民皆貪」,是整個社會道德觀的淪落。換言之,中國欠缺一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去抑止和防止這一現象繼續惡化,即如何把潘朵拉盒子放出的惡魔給予合理制約,不讓他胡作非為。遺憾的是,當這隻惡魔張開猙獰、貪婪的血盆大口,當政者卻措手不及,無以應對,只好用美麗的口號去掩蓋體制內的腐敗。  在此之前,剛逝世的謝韜教授曾提出過一個良方——在中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模式」。這一改革模式,是借鑑北歐瑞典的社會制度。它融合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點,那是政治民主加社會福利制度加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今天來看,這個制度也是最成功的:人民享有全面的民主權利,資本家又有積極性,不斷創造財富,財富再進行二次分配,福利制度保障了社會相對平等。③  謝韜曾呼籲中國當政者要「改變了理念,認為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公平不再是哪一個階級所有,而是人類社會發展智慧的結晶,具有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就建立在這一理念基礎之上,經濟繁榮、人民幸福、社會和諧、政治清廉的現代化公民社會。」④  謝韜生前曾援引他的好友李慎之的一段話,以為自己對中國未來的願景:他說李慎之希望自己「來生」當一個中學「公民」的教員,「要讓新一代的中國青少年,從小就知道民主與自由,是每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從小就知道批評和監督國家與地方領導人,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從小就知道如何保衛自己的權利不受侵犯,如何完成自己應盡的批評和監督國家與地方領導人的義務。」⑤  作為「思想探索者」的謝韜已逝,我們的耳畔仍響起他的遺言:「中國的未來屬於新一代的中國公民!」⑥今天的中國正亟需要一個鄧小平式的人物,在意識領域作一次新的「冒險」,用大智慧進行一次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改革,敢於捅破另一個裝滿謊言的汽球!  注:  ①②勞倫斯:《探索》  ③今天,瑞典人均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超過60%,全國平均工資佔人均生產總值超過90%,反映工資分配上接近人人平等。按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分析,瑞典名列頭五大,證明政府主導、工人福利及經濟發展三者可並存之同時可以不構成衝突。  ④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關於中國改革前途問題》,本刊二〇〇七年十月號  ⑤⑥謝韜:《風雨同舟六十載——歷史與現實的反思》,收錄於《懷念李慎之(續一)》(內部傳閱),二〇〇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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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釣魚台撞船事件的兩大錯誤 (邱震海)

  中日釣魚台撞船風波,日本將中國船長詹其雄按國內法司法程序拘留,不但導致中日外交風波,而且再次引發中國民間反對日本錯誤做法的浪潮。截至九月二十日,各地華人都有示威聲援之後,日方仍未釋放詹其雄,中日關係誓受考驗。利用釣魚台作博弈籌碼   首先必須指出,日本將此次撞船事件以國內法的司法程序處理,是完全錯誤的。由於中日在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日本的國內法完全不適用於釣魚台海域。雖然日方可以目前實際控制釣魚台,並否認中日存在釣魚台主權爭議為理由予以辯護,但誰都知道,中日關係極其錯綜複雜,目前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首次漫長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因此日方若有善意和誠意,面對這樣的突發衝突,最好的解決途徑就是尋求外交途徑溝通和解決,而不是使其進入司法程序,尤其是日本國內法的司法程序。  日本意在向世人證明,釣魚台是日本主權範圍,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染指。因此,日本此舉實際上具有極其重要的示範效應。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方在幾天內連續召見日本駐華大使,而且召見官員的級別也不斷提高。如果中國任由日本用國內法的程序審理這一事件,那就等於默認了日本對釣魚台的主權訴求。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民間此次也表現出極大的憤慨。  從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來看,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曾提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路,並表示後人的智慧將超過這代人,顯示中國願意長久擱置這一爭議。最近若干年,隨着中國的崛起,中日關係日趨複雜,釣魚台問題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若干程度的質變,亦即由原來中日之間的主權爭議,演變成日本利用釣魚台來與中國展開戰略博弈的籌碼之一。認為中國僅止於抗議   以此次釣魚台撞船事件為例,日方沒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簡單事件,更在中方抗議一再升級的情況之下仍拖延放人。日方之所以這樣做,既有時任國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誠司的個人對華傾向強硬的因素,也有日本高層對中日戰略態勢和中國態度整體研判的原因。  近來,日方內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漁船進入釣魚台海域增多,是中國政府授意或默許所為;美國國防部內部也認為,中方的這些偽裝漁船與中國軍方的行為渾然一體,均意在實現奪取釣魚台的目標。正是在這些戰略研判的基礎上,日本加強對釣魚台周圍的警戒,並在此次撞船事件中採取包括國內法司法程式在內的異常強硬的態度。  日方所以有這一強硬和錯誤的做法,是因為日本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的戰略猜疑和敵意。近年,隨着中國整體國力的崛起,尤其是中國軍力的崛起,日本對中國的戰略猜疑不斷上升;再加上中美全球矛盾的地區化,日美安保也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驅動力。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和首相官邸對中國在此次撞船事件中的底線出現了錯誤研判,認為中國將僅止於抗議而已。如何制約日本?   面對日方的這兩個錯誤研判,中方應有相應的作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前原誠司已經成為新任日本外相,他的對華強硬基調不但在此次撞船事件上,而且也將在未來的日本對華政策中表現出來。中方的反制,最近已由之前的升級抗議擴大至實際的制裁,包括減少對日遊客、停止中日東海能源磋商及單方面開發春曉油氣田等。這些制裁若繼續擴大,顯然將對中日整體關係造成衝擊,而且也將面臨日方的反制,但還是對日本高層的錯誤做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約作用。這種適度的強硬,也是中日關係整體調適過程的題中之義。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關係的適度改善,也將對於日本高層的錯誤做法起到一定制約作用。從更宏觀的意義上說,中美日三方的戰略互信,雖然在地區局勢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將十分艱難,但卻並非毫無可為。畢竟今天的全球和地區格局已非冷戰狀態,各方既有對抗,也有互相依存關係。中美日三方的戰略敵意,也只有在三方探索戰略互信的機制和過程中才能逐漸消除。  至於此次中日撞船事件本身,要求日方放人雖然是中方的訴求,但卻不應成為中方的最終目標。中方的最終目標,應是迫使日本放棄其強硬而又錯誤的立場,其一是完全否認釣魚台的主權爭議,其二是低估中方對日方錯誤做法的反應程度。  可是,由於前原誠司成為了日本新外相,即便撞船事件落幕,預料中日關係也將在未來一段時間裏經歷一些起伏。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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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還能再「特」下去嗎? (曹景行)

  精彩摘錄:過去十年,不斷有人提出,深圳應該從經濟特區變成政治體制改革的特區。但實際上,當政治體制改革漸漸觸及深層次矛盾時,深圳就無法「特」起來。或許,未來的深圳之「特」,不再是政策方面獲准先行或突破,而是自身對公民社會的實際構建。深圳應該走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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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劉紹銘)

  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友聯出版社的中譯本在香港面世時,已經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一九九一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台灣版的《小說史》。二〇〇一年香港中文大學獲授權出版《小說史》,二〇〇五年第二次印刷,二〇一〇年第三次印刷。耶魯大學出版社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小說史》的第二版,其後版權由印第安那大學取得,在一九九九年出版了第三版。  大陸版的《小說史》,經過一波三折,終於在二〇〇五年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刪節本。夏志清的反共立場,數十年如一日。他論述中國三四十年代文學所持的價值觀,處處離經叛道。復旦大學要把這位「異見分子」的著作引進中國大陸,非得刪節一些「備受爭議」的段落才能過關。負責此書編務的陳子善教授在《編後記》交代出版緣起:「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英文本和中譯繁體字本相繼少量地進入國內,受到許多希望打破僵化研究模式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視,錢鍾書先生在讀了此書後也寫下了『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迥異點鬼簿、戶口冊之論,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傳世』的讚語。」  早在一九九六年,陳子善已有意在大陸「引進」《小說史》,一九九八年志清先生還為預期出版的刪節本寫了序文。計劃拖到二〇〇五年才完成,不難想像這是跟作者的「政治取向」有關。其中波折雖然不能在這篇短文細說,倒不妨簡單的交代一下陳子善教授在取得作者的同意後,怎樣處理「犯禁文字」的策略。其實除了刪刪改改外,再沒有什麼策略。刪減得最多的是張愛玲。論《秧歌》和《赤地之戀》的篇幅合計八千餘字,但因小說描寫的都是「赤地」後的大陸情況,不得不全數刪掉。其他的改動不易察覺,但非常關鍵。繁體字版原文:「一九四九年,上海淪陷。」簡體字版:「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這一類的改動,不勝枚舉,但上列例子有助觸類旁通。  《小說史》另外一個離經叛道的地方是拒絕神化魯迅。繁體字版這麼說:「一九四九年他皈依共產主義以後,變成文壇領袖,得到廣大讀者群的擁戴。他很難再保持他寫最佳小說所必須的那種誠實態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場的淺薄,為了政治意識的一貫,魯迅只好讓自己的感情枯竭。」這段文字在簡體字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正」。  我在本文開始時不厭其煩的交代了《小說史》各版本的細節,為的是要說明,此書之能一版再版,絕非因為史料豐富(因為參考資料早已過時),而是因為作者評說文章確有一家之言的識見。《小說史》既把「通俗」的張愛玲提升到「嚴肅」的文學殿堂,也把「蛋頭」學者錢鍾書「說話人」的天份突顯出來。《小說史》一版再版,足見其經典地位一時尚未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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