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已成民眾災難  喝茶傳喚與截訪監禁 (冉雲飛)

  兩會代表十多天糜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終於落幕,這只不過是六十年來諸多愚民演出的延續,了無新意,於社會進步根本沒有助益。兩會代表基本上是以官員為主體、以商人為輔助、以部分精英為點綴的組成模式,其代表強勢利益集團的走向完全在意料之中。  一般說來,代表可分成三大類型:其一為雷人型代表,比如申紀蘭和倪萍,前者當代表五十五年未投過反對票,後者說愛黨愛國就不投反對票;其二為木偶型代表,從不發言不提議案,只是點頭哈腰並贊同;其三為侵害民眾權利的代表,嚴琦之主張政府辦網吧、沈長富之要求互聯網和手機安裝監視軟件、高萬能之要求網吧零點斷網、劉慶寧之要求修改《刑法》,增設「擾亂信訪罪」,無不是以侵害民眾權益為主旨。  至於說偶爾能講幾句真話的代表可謂稀如星鳳,至於能提出像樣的保護民眾權益的議案,少到近乎沒有。申報財產慢 限制利益快  兩會代表均不是納稅人公開推選的,就注定了這些代表並沒有真正的代表性,沒有代表性卻硬要代表民眾進行一系列「表演」,那就只有在官方的統一組織下,遮罩真相、搞輿論一律、愚弄民眾,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民眾要求代表提議並盡快制訂法規,敦請官員申報財產的時候,從普通人大代表到監察部長都出來表態說,公布官員財產還不是時候。但當他們要出台限制民眾利益條款的時候,卻是相當迅捷而準確,可謂雷厲風行,效率奇高無比。兩相對照起來,可謂雷人且令人瞠目,但在當下中國卻已成為一種常態。在民眾沒有選票實現真正民主選舉之前,如此兩會開得越多,只能糜費納稅人更多錢財,並使民眾損失更多的權利。政府機關刁難民眾   兩會代表帶給民眾的困擾遠不止於此,民眾不只不能選舉真正的兩會代表,利益受到嚴重剝削,而且在兩會期間有許多民眾受到政府權力機關的多方刁難。從三月初開始,我在網路上收集兩會期間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共得不完全名單二百七十一人。為什麼說名單「不完全」呢?除了我個人視野有限,更主要的是我採用實名制,有名有姓有事實,才納入名單。所以對於那些群體性人數中的「等」(如王潔等農民工學校師生)、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之類不具名的,我都沒有收納。因為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在目前沒法證實的情況下,只好從略。其次,如溫育群夫婦(爺爺、奶奶、大哥)共同上訪,雖然可以確定上訪的人數,但我也只羅列了溫育群一人。這樣的情形並不只有溫家一例,雖然這樣做可能減少了對受迫害者人數的統計,但這樣的名單經得起各方的挑剔和檢驗。  換言之,實名制是為了有案可稽,數據可靠,使得這樣的資料無論從反映當下現實還是作為將來的歷史紀錄,都有相當高的真實性。與此同時,我盡量在名單之後,羅列出主要的資料來源及網址,以便有心者查證。兩會結束後,我會再一次總結和羅列此一名單,以便全程觀察兩會到底有多少人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以便將來有機會搜集另外一些敏感日的名單,做對照觀察,以分析政府管制的力度。個體訪民 沒有組織   從二百七十一名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名單來看,大約百分之九十是一些為爭取自己權益的個體訪民,這說明上訪者既沒有組織亦沒有抽象的政治目的。其中更有兩位是小朋友,分別只有四歲和七歲,他們是跟着父母一起上訪受到了驚嚇和脅迫的。  從職業結構上講,他們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少數為農民,其中有數名退伍軍人因不滿其安置工作而上訪,也有數名被辭退的湖北警察。  除了百分之九十的直接維權者外,還有一部分是道義行動維權者,如陽光公益的劉安軍、鄭琳、史大磊、王冰等人都是因為救濟貧困人士和流民,而被強行監禁或者強迫「旅遊」。  此外,還有道義言論維權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異見人士。他們大多關注言論自由,關注弱勢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努力,幫助那些實際維權者,將他們的聲音和努力擴展開來,讓世界上更多人和新聞傳媒知曉,利用實際行動的力量和言論傳播的力度,形成一股對侵害權利者的壓力,使更多人的正當權益得到保護,亦為社會的良性發展在客觀上做出貢獻。  至於我,也可說說自己的經歷。二月二十八日元宵夜,我們一家人早早吃過湯圓和晚飯,一起步行去游泳。晚九時已過,游完泳,在四處鞭炮聲和漫天孔明燈中,與家人很享受地步行回家。還在到家的路途上,我就接到屬地派出所片警的電話,說她和一位副所長想來看我。我當然也知道想來「看我」是什麼意思。雖然心裏不高興,但想他們也在節日中,於是讓他們來,在我家院子門口站着說了二十分鐘。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不說你也應該知道。」我說:「我知道什麼呢?你們的敏感點太多了,我根本猜不出來。」於是他們說,兩會快到了,請不要亂說亂動。不要亂說嘛,就是不要動不動就批評兩會;亂動嘛就是去外地要告知,北京當然是不能去。我當然覺得這樣的要求很可笑,但我想他們是基層警察,也懶得多說,於是匆忙結束這場沒有喝茶實質的「喝茶」。  雖然我沒有統計過去幾年兩會時期,被喝茶傳喚、截訪監禁的人數,但憑我的記憶,以及對網路舊帖的搜索,我認為今年兩會期間的管制——保守估計「被維穩」的人數可能近千人——遠甚於前幾年。只要制度不朝着良性的方向發展,沒有民主自由之改革,權利受損的人將會越來越多,其波及面將難以估量。「灰色收入」被去掉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資料來印證此點:從這幾年《政府工作報告》接受兩會代表的修改意見來看,二〇〇七年共修改三十三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二〇〇八年共修改三十二處,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十二處;而二〇〇九年只修改了十七處,重要改修只有七處。這證明了向左轉的強硬姿態,與他們對維權人士的強硬打壓一脈相承。  值得一提,報告中最為「搞笑」的是,把第一稿的「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修改為「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說明「灰色收入」四個字,讓官方覺得敏感,從中不難看出他們害怕民意之一斑,因為灰色收入已成為許多公務員特別是官員收入的主要來源。  如果不在制度上加以切實的改革,使兩會代表逐步由民眾選舉,以便能真正代表民意,那麼每年的兩會不僅是一場浪費納稅人錢財的表演,也是民眾利益受到侵害的因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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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寄宿,死了是回家。 (卷首語-潘耀明)

  蟄伏多時的思想家李天命,最近完成《智劍與天琴》引語:《天琴四要》,並交給本刊發表。  文章的主題關乎生死。天命說:「逝是正常的,無人能免逝去如風。」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因了昨日的死,才有今日之生。  天命說:「如何面對死亡陰影而仍能豁達通透?箇中最能見效的功夫,就在於深心懷有天親意識。」②  什麼是「天親」?按照天命的解讀,因父母是我們此生的來源,所以我們稱之為「父親、母親」;「上天是我們最最根本的來源」③,所以稱上天為「天親」,「在人生路途上能盡人事聽天命,尤其在人生終段上能放心前行——安順天親——這種體會與心境,拙作謂之『天親意識』。」④  天命在這篇文章還談到「情侍精神」、情侍生命。  陳獨秀在為蘇曼殊的小說《絳紗記》寫的序言中指出:「人生最難解之問題有二:曰死、曰愛。」  也正是這位寫《絳紗記》、學貫中西的蘇曼殊,勘不破生、死與愛之謎,備受煎熬。  蘇曼殊是旅日僑裔,少年家道中落,發奮讀書,精通英文、日文和梵文,翻譯過拜倫、雪萊的詩作、雨果的《悲慘世界》。他也曾組織「拒俄義勇隊」,投身救國行動。蘇曼殊後困惑於紛擾的塵世,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徘徊,遺世獨立,酒色財氣無所不沾。當他感到苦悶與絕望時,便遁入空門。在寺廟勾留數月後,出而雲遊四方,自稱「行雲流水一孤僧」。他的一句「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的詠歎,閱盡人生的孤獨、苦悶與滄桑。他因一度徬徨無計而自棄,暴飲暴食,罹致胃病,病逝上海廣慈醫院,年僅三十四歲,死時口占一偈:「一切有情,都無掛礙。」他是短命鬼,落得一了百了的歸宿。  當眾人詬病蘇曼殊的乖離時,陳獨秀卻排眾而出,認為蘇曼殊「於人情世故是看得過於透徹而不肯俯仰,實佯狂免禍罷了」。換言之,他比常人更清醒,也清白。  拜倫說過:「知識是悲苦: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歎一條不祥的真理——知識的樹不是生命之樹。」知識帶給蘇曼殊悲苦,同樣的悲苦,也發生在王國維身上。郭沫若曾說過:王國維「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從《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到《宋元戲曲考》,從《簡牘檢署考》到《流沙墜簡》,從《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到《殷周制度論》,王國維在學術上的建樹,特別是辛亥革命後,使世人常記得他『穩坐高齋讀古書』(魯迅語)的一面。」⑤  像王國維這樣博學卓識的人,簡單地把他一九二七年自沉於昆明湖說是殉清,不免失之草率。有人只看到王國維跟博大精深的國學成果,看不到西方叔本華、尼采哲學觀對他心靈的影響和蒙上的陰影。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灰黯與乎西方哲學的悲觀、頹廢雙重枷鎖,壓得王國維透不過氣來。  王國維自稱,他曾想將自身的心靈淡泊於自然神韻之中,但是終未能成功,「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⑥而人生的問題終歸不是自然所能淡化的,人生的種種苦惱、欲求,要想解脫,只有兩途:一是觀察他人的痛苦,二是體驗自身的痛苦。「然前者之解脫,唯非常之人為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⑦為什麼呢?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痛苦之閱歷,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  王國維曾有「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之句,與上述拜倫詩句中所透析的人生悲苦為知識所誤相一致。  也許蘇曼殊與王國維精神之困頓與他們缺乏「天親意識」有關。與此相反,自費留學日本、才華出眾的文藝家李叔同,在文學、藝術、佛學均有大建樹,也曾投身於革命的洪流,在俗世與出世之間游弋,最終激流湧退,解除世俗一切拘牽,遁入空門,成了正果,體現「儒治世、佛治心」的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吉祥善終。可見知識可誤人,也可導人。  至於生死的含義,南懷瑾曾援引禹的一句話加以點破:「生者寄也,死者歸也。」⑧活着是寄宿,死了是回家。孔子在《易經.繫辭》中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意喻明白了黑白交替的道理,就懂得了生死,真的說到點上了。注:①②③④李天命:《天琴四要——〈智劍與天琴〉引語》,本刊二〇一〇年四月號⑤周岩:《百年夢幻——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⑥⑦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⑧劉清海:《聽南懷瑾講述九十九個人生道理》,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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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可疑的「秘室」》 (柳和清)

  本刊二月號刊登柳和清藏林風眠畫作,有一個叫劉健威的先生三月二日在《信報》專欄發表文章,質疑這些畫的真偽,柳先生作了回應。此前,馮葉女士曾於一月廿五日與本刊編輯通電話,獲悉本刊發表這批畫作,她認為是假畫。當時馮葉父親過世,她在上海奔喪,編輯希望她看到作品後,若真如她所說是作假,歡迎她作出回應和澄清。當時她答應回港後寫文章給本刊發表,結果一直沒有消息。劉健威的文章發表後,她也曾與本刊聯繫,也再表示會寫文章來。本刊誠懇表示,歡迎她寫文章並提出理據。遺憾的是,本刊到截稿前,既找不到馮女士,也未收到馮女士的文稿。——編者  《信報》副刊專欄三月二日刊登署名劉健威的文章《可疑的「秘室」》。文中提到敝人,現答覆如下:  一、我與林先生交往已有六十三年。我從未說過,這批畫是文革前,一次性從林手上購得的。而是分幾個時期得到的:(一)五〇至六〇年代從林手上購得的。這一時期可以說我是林的主要經濟支持人。(二)文革前夕,林委託我保管或毀掉的。其中裸女和草稿佔多。(三)林獲釋後收我小女學畫,因而保留的一些教學用畫稿。(四)林離滬前特贈的(有信為證,見圖一)。(五)到港後,林親手送我的和委託我代賣的。  二、文革前,我自己買下的和經我手代人買下的,數量不少,絕大多數是因為喜歡,而不是因為「套匯」。我可列出好幾位香港的地產商,烟草商及其夫人們當時買的畫(包括我的)目前仍在手上,就是明證。  三、「馮葉由小到大在林家長大,故她熟悉林風眠的交往」,此話太可笑了,你也可打電話(上海)問一下馮葉的親生母親,她們同意這種說法嗎?在馮出生前,我已經與林交往好幾年了。說到林到港後一直沒有與我見過面,更是胡說八道。這正說明,林在港的一些活動是不願讓馮知道的,免得麻煩!  四、說到這批畫的「真偽」,我可保證全部出自林風眠之手。至於說到「優劣」,那就各表高見了。至於那些草稿類的,是有人認為還有研究價值,所以才拿出來的。我從來沒有想去找買家,只想留個紀念。如果有人一口咬定這是假畫,那麼你得拿出證據,要知道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另外交代,林先生文革期間給我的信,因當時緊張時期,收信後都不敢保留,以免被羅織罪名。林先生給我的信件,都是他自己放在我家信箱中的,信封上都寫清楚收信人和地址,恐怕被人拿掉。幸運保留的幾個信封(圖二),可惜信件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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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矛盾「軟硬兼施」 (劉銳紹)

  總理溫家寶過去先後兩次談到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但一直沒有詳細說明。在三月的全國人大記者會上,他終於親自開腔闡述,而且首次談到深層次矛盾涉及民主發展的政治內容。雖然聽起來只是原則性的話,虛無縹緲,似有還無,但了解情況的人士則感到,他的話似虛還實,意有所指,而且頗有針對性,需要像參佛偈那樣,多方印證,才能沙裏淘金。  溫家寶說,希望香港人「包容共濟,凝聚力量,團結一致」,按《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單看這些話的表面,找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但如果把它放在當前的香港政治形勢來看,就會發覺這些話的背景正是香港目前的兩個政治難題。  第一個是立法會補選將引發一場外弛內張的戰鬥,不單涉及立法會的議席,更重要的是選舉性質的問題。在北京眼中,社民連和公民黨正不斷把補選扭曲成「公投」,並藉此引發新一輪香港與北京的衝突;民心如何走向,正是北京較難駕馭的。  第二個問題是政制方案能否通過?如果通不過,二〇一二年政制將會原地踏步,那麼二〇一七年就可能沒有普選,因為這不符合北京說的「循序漸進」。但北京也面對兩個困難:其一,全國人大已說過「二〇一七年可以有普選」,如果屆時沒有,那麼這個深層次矛盾將會更深,香港社會將會更撕裂。其二,曾蔭權曾說「即使二〇一二的政改方案通不過,也不會影響二〇一七可以有普選,因為這是中央的莊嚴決定」。曾蔭權原意是肯定北京的誠意,但卻令北京變得被動,京官們都暗罵他的政治水平太低,二〇一二原地踏步,二〇一七怎可能有普選?雖然,北京可以玩文字遊戲,「二〇一七年可以有普選」,換言之「如果條件不成熟也可以沒有」,或把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但這樣只會令北京言而無信,形象更差,香港社會的內耗和碰撞只會更厲害。   現在唯一的辦法是,盡一切可能令補選不會被扭曲為「公投」,同時又令政制方案通過。與此同時,北京觀察到香港出現兩個苗頭,一是溫和民主派逐漸抬頭並成為主流;二是香港市民要普選但多數不認同「公投」。這兩個苗頭令北京感到有些事情可以操作,於是制訂出硬軟兼施的方法。  硬的是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香港中聯辦的聲明,加上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發言,照本宣科,言辭強硬地道出北京的立場,直指「公投」違憲和挑戰《基本法》。這是要警告激進民主派不能越軌,但這效果弊多於利。  軟的是由中央領導人用委婉的方法勸喻香港人。習近平會見香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的發言,以及溫家寶說的「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都沒有直接觸及「公投」,也沒有回應個別建制派人士催促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他們只作原則性的表達,不直接碰觸敏感問題,無人能夠反對北京這些立場,這就可以吸引屬於中間的溫和大多數,不會像以前那樣無端刺激起香港人的逆反心理了。  有人形容這是傳統的「一手硬一手軟」,也有人形容北京有進步,懂得多元手法,「軟硬兼施,雙管齊下」,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獨沽一味,惡形惡相。此外,北京還亮出願意溝通的姿態,同意安排包括泛民在內的立法會議員參觀上海世博。據了解,如果此行有良好效果,日後還可能安排其他活動,逐步拉近距離,例如廣州亞運會、「十二五規劃」中香港與珠三角的發展項目、香港在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等,都是可以把握的契機。  不過,面對北京的「軟硬兼施」,泛民陣營懂不懂接招也是一大疑問。在政治技巧上,官與民同樣需要掌握「互借東風,進退有度」。且看泛民如何回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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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台灣論述」三步棋  掌握歷史詮釋權是為了恢復「中國」坐標? (林泉忠)

  台灣從戰後的「中國化」到八○年代後期以後的「本土化」,經歷了從「中國」坐標轉到「台灣」坐標的變遷。馬英九上台後試圖連接兩者,然而,在方向曖昧的「不獨不統不武」策略下,馬英九究竟如何設定台灣的新坐標?「全民總統」的「台灣論述」三步棋為何走得如履薄冰?——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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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剩女」的青春和尊嚴請命 (劉劍梅)

  二十一世紀出現了許多新辭彙,「剩女」應該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如果查百度百科,對「剩女」的定義是:「教育部二〇〇七年八月公布的一百七十一個漢語新詞之一。指現代都市女性,她們絕大部分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長相也無可挑剔,因她們擇偶要求比較高,導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而變成『剩女』的大齡女青年。」  有人認為,「剩女」現象是女性自己製造出來的,因為這些女性的女權主義意識過強,所以不能與男性妥協而共處傳統式的家庭。換言之,「剩女」是一個帶有強烈的傳統價值判斷的詞,內含諷刺「嫁不出去」的大齡女青年的貶意,同時也暗諷現代都市女性過於個性化、過於自我與女權主義意識過强的生活方式。  我在國外有許多女性朋友早已選擇了所謂「剩女」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多過得非常瀟灑。她們聰明能幹,獨立工作,買得起房子車子,之所以成為「剩女」,不是沒有愛過,而是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步入婚姻的時機,到了年紀大一些的時候,不願意勉強結婚,寧可選擇獨立自在的單身生活。她們的這種選擇,在多元的現代都市生活方式中是很平常也很正常的,她們的自尊與獨立不僅不會遭受任何非議,反而會受到同事和朋友們的尊重和認可。相反,我在國內的「剩女」朋友們,則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好像「嫁不出去」是不得了的錯誤,是因為她們的自我過於膨脹,不能委屈求全地過傳統式的婚姻生活,而到如今年老色衰還單身一人,在世人眼中成了「多餘人」和「剩餘人」,被社會視為異類。  衡量「剩女」的標準之一,就是青春,就是女性的年紀。倘若還是妙齡青年,還有嫁出去的可能性,還不至於淪落為「剩女」。選擇新型的獨立生活的女性,有職業有房子,但是沒有婚姻,而逝去的青春,則成了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命名她們為「剩女」的標準。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著名劇作家田漢曾經寫過的一篇題為《為演員的青春請命》的文章,他為女演員短暫的演藝生命抱不平,呼籲領導對演員要有更細緻親切的關懷,不要把她們寶貴的光陰消費在開會上。借用田漢這篇文章的題目,我也想為剩女的青春和尊嚴請命。  在國內,女性只要一過三十,如果還沒有結婚對象,就有可能被稱為「剩女」,就要忍受周遭異樣的眼光。這種衡量女性的標準,不是用「三十而立」,而是用「三十而嫁」;不是用學識和成就來衡量女性,而是用婚姻和美色來衡量女性。為什麼這些擁有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的女性不能得到最起碼的尊重而被視為「多餘人」呢?為什麼女性只能以貌美立足於社會,或者總得像灰姑娘一樣耐心地等待着白馬王子的出現才能得到救贖呢?  曹雪芹的《紅樓夢》固然是「女性主義」的先驅者。不過,他只把青春少女看得如此神聖,對上了年紀的女性就沒有給予同樣尊貴的地位,因為在他眼裏,嫁了的女性已經成了濁泥世界的男性價值觀的傳聲筒。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對上了年紀的中年婦女的描寫,不是對「賢妻良母」的歌詠,就是對類似《金瓶梅》中蕩婦的塑造,而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剩女」這類充滿個性的現代都市女性的正面描寫也才剛剛開始。  倒是西方文學傳統對「剩女現象」一直都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比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就有許多「剩女」,像著名的女作家簡.奧斯汀在自己的小說中寫了這麼多的男歡女愛,可是自己卻一生未嫁。她在未完成的小說《華生一家》中,通過兩姐妹的對話,表示出對「剩女」的肯定:「我寧願在一所學校當老師(我再也想不出更糟的事情了),也不想嫁給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在當時,家庭女教師或學校的老師是對女性開放的職位,選擇這些職位的女性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婚姻而生存的,但最後往往錯過了婚姻的機會而淪為剩女。十九世紀的英國女作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在她的小說《克蘭福特紀事》中寫了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小鎮,鎮裏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上了年紀的「剩女」,或「老小姐」,所以這個小鎮幾乎可以被稱為「剩女國」。在這個平靜的百年小鎮裏,她們的生活非常簡單純樸,雖然沒有瓊瑤式的大起大落的浪漫史,可是有點點滴滴充滿人性的溫馨,有相濡以沫的感人的友誼,有歡欣純淨的日常生活,有最基本的倫理道德秩序,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和尊嚴。當現代性的象徵——鐵路即將侵入這個古老的小鎮時,她們一起抗拒着鐵路的來臨,共同保護着這個平凡可愛的世外桃源,鎮上的其他居民不僅寬容地接受這些剩女,而且非常尊敬愛護她們。小說中的這些「剩女」們的年紀都非常大,不但不是鎮裏的「邊緣人」或者「多餘人」,反而是鎮裏的主流,她們都很有自己的尊嚴和獨立人格,也都受到社會的尊重。  可惜在國內,「剩女」還是一個帶有貶意的辭彙。這些「剩女」被社會遺棄,被推向邊緣,是社會把她們變成了「多餘人」的,也可以說,「剩女」就是中國當代女性中的「多餘人」。  說起「多餘人」,我們都知道這是十九世紀末俄羅斯文學中出現的一組特殊的形象群體,如普希金的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等。這些「多餘人」是在俄國專制社會中最早覺醒的一些先進的貴族青年,他們不滿沙皇統治,不願意與腐敗的貴族階層同流合污,拒絕遵守社會的常規,於是被社會所拒絕與排斥,最終在社會上苦悶徬徨,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在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形象富有深刻的精神內涵——雖然是社會把這些先進的貴族推向「多餘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自己主動地選擇了「多餘人」的位置。他們的這種選擇,並不只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是個體有意識而能動地去思考與探尋人的心靈與靈魂的一種方式。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實際上也是一個「多餘人」,是與傳統價值觀念格格不入的充滿宗教悲憫情懷的「檻外人」。  在我的眼裏,「剩女」就像這些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與主流的世俗的價值觀格格不入,但很有個性,很有自己的思想,是值得敬重的。她們重視的是如何做一個不卑不亢的依靠自己能力生存的人,而不是成天琢磨如何能夠嫁給一個有錢有勢的男人,也就是說,她們的人生立足於自己的獨立價值上,而不是立足於男人的恩賜與救贖。如果真正的愛情來臨,她們也一樣會愛得天翻地覆,但是愛情沒有來臨,她們也不自怨自艾,因為她們有支撐自己的才幹,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房間,有不隨波逐流的意志。在男人的價值世界裏,她們硬是勇敢地在隙縫中開闢了一個充滿女性氣味的感性世界,並不為俗世的觀念所動搖。  「剩女」這個新辭彙,從表面上看彷彿是由年齡所命名的,但從深層上看,還是由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所規定的。為此,我不僅要為剩女的青春請命,而且要為她們的智慧、勇氣、尊嚴和獨立的人格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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