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壯士》戲裏戲外 (林青霞)

  一九七六年台灣中央電影公司籌拍《八百壯士》,戲裏有個角色是中國女童軍楊惠敏在日軍的炮火下,衝過英租界,拼命游過蘇州河,將國旗獻給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  許多女明星都想爭取楊惠敏這個角色,導演的要求是女主角一定要會游水,於是我天天練游泳,有一天導演到泳池來看我,當場就決定由我飾演。  記得開鏡那天,許多當年的女童軍穿着童軍制服到現場,年齡大約都在六十左右,楊惠敏精神奕奕的走到我面前,她很懷疑這麼瘦小的我能不能勝任勇敢的女童軍(五呎六高的我當時還不到一百磅)。她用她那又粗又大的食指一邊大力戳我那滿是排骨的胸膛一邊說:「你要硬起來!知不知道!你要硬起來好好的演。」我被戳得退後兩步,心想,她真不愧是女中豪傑。上了岸才後怕有蛇   一場游過蘇州河的戲就分別在很多場地拍攝,然後把在河裏、水溝裏和水底攝影棚裏拍攝的戲剪接起來才能完成。當時我才二十出頭,年紀小膽子大,導演叫我從橋底往河裏跳,我撲通一聲就往下跳,反倒是導演揑了一把冷汗。中央電影製片場有一條阻塞多年的大水溝,臭氣衝天,平常也不注意有這麼一條溝,那天去片場,場務拿着一條長竹竿很高興的告訴我:「一會要拍你從這兒游上岸,我把水溝都清理乾淨了,你放心。」我沒怎麼多想就下了水溝(其實想也沒用,片場導演最大,他說什麼都得照做),還好沒怎麼NG,上了岸我說剛才好像看到蛇。化妝師和工作人員抿着嘴笑說他們也看到,只是不敢講,怕我知道後不肯下去。我心有餘悸的往回看:「啊呀!有條大便!」場務裝腔作勢的說:「沒有啦!那是香蕉!」  最後是在水底攝影游泳池拍,那天寒流來了,氣溫在攝氏六至八度,所有人都穿着厚大衣,講話嘴裏冒白氣兒。導演說那天一定要拍,因為第二天就要放水了,我穿着卡其布童軍服,脖子綁上了綠領巾,背着書包就跳進那冰冷的游泳池。拍了一會兒,我扒在池邊等拍下一個鏡頭,整個臉給凍得都縮了,副導演見我可憐,叫我上去,給了我一口酒,要我到火邊烤一烤。沒想到酒加上一冷一熱的反差,令我即刻全身發抖倒在地上,彷彿要窒息似的,我突然大叫起來,叫得驚天動地。只記得一大堆人一邊吆喝一邊把我抬到辦公室,我還是不停的抖,身上的濕衣服也沒法脫,一陣忙亂中,隱約見到一支好大的針筒往我身上扎。等我醒來的時候,媽媽和哥哥都在我身邊。  因為《八百壯士》,我贏得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獎。走進現實世界   一九八五年應導演謝晉的邀請到上海商討拍攝白先勇的小說《謫仙記》一事,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參觀四行倉庫 。我望着那殘舊的倉庫和狹窄的蘇州河,想像着當年八百壯士英勇奮戰的情景和楊惠敏橫渡蘇州河的動人事迹。  電影裏楊惠敏獻給團長謝晉元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四行倉庫樓頂上升起,八百壯士和我望着冉冉上升的國旗,舉手敬禮,熱淚盈眶。那是一九三七年發生的事。經過半個世紀,我到上海四行倉庫看到樓頂上飄的是五星旗,我淚眼模糊了,彷彿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和紅底金黃五顆星重疊在一起。  看了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才知道八百壯士撤出四行倉庫時只有三百五十八人,這些人一出來就被英軍下令且繳械關進收容所,過着受英軍監禁、日軍包圍的日子。四年後日軍入侵租界,孤軍成為戰俘,分送各地集中營,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做苦勞後勤。而電影《八百壯士》結束的畫面卻是英勇的壯士們在《中國一定強》的雄壯歌聲中,眼神堅定的踏步邁出。現實的世界有時比電影演的還殘酷,比戲劇還要戲劇。(作者是著名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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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粵劇大師輝煌成就  唐滌生任劍輝展覽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二〇〇九年是唐滌生(一九一七—一九五九年)及任劍輝(一九一三—一九八九年)逝世五十及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特別舉辦「梨園生輝——唐滌生與任劍輝」大型展覽,讓市民可從逾三百件珍貴展品中,回顧兩位粵劇大師的藝術成就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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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古人的白色與黑色  談林風眠的畫 (王澤良)

  在香港的最後十六年是林藝術道路的收官之旅。也是後人評價其藝術地位的關鍵所在。一方面脫離了長期禁錮的牢籠,自由使之精神振奮;另一方面過於商業化的庸俗環境又使他很不習慣。然而開放的國際大都市畢竟更多地傳遞着更新的現代化思想、理念和視覺衝擊。引領着我們的大師繼續求新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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訕笑之後 (邵家臻)

  對陳志雲的訕笑像鐵軌一樣長。  三月十一日清晨,廉政公署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有員工涉及串同製作公司董事,從中收取利益,拘捕五名懷疑涉案人士,其中包括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事件當然轟動,無綫要封城,雜誌出號外,各大小傳媒總動員跟進。  不過,今回的電視城風雲,固然值得關注,但達到這種程度,說穿了,都是因為陳志雲這個人。那張口罩遮住下半臉的新聞圖片,將會連同他那醒目的煲呔和深邃的笑渦,成為香港人又一集體回憶。  回憶裏頭,盡是訕笑。或者,以訕笑作為回憶。「志雲犯局」、「志雲犯罪」、「迷雲黨」、「迷雲陣」、「志雲末路」、「志雲風暴」、「志雲飯聚」……不一而足,當然還有些粗鄙不堪的嘲弄,完全是幸災樂禍的心態。  「志雲風潮」,算是個頗準確的說法。它的來、它的去,都是匆匆的。自二〇〇六年開始,陳志雲已經佔據了報章、電台、電視,也填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像是任何人都可以為此發表議論。然而,他的聲線,我們分不清楚;他的職銜,我們經常弄錯。不過,儘管如此,仍未阻礙他踏上「名人」之路。  「名人」有很多種,有些由於世襲得來的優勢,成為「世襲名人」,例如英國威廉皇子;亦可以憑着過人技術和才幹,成為人中之龍,亦即是「打拼名人」。不過「陳總」跟這種「名人」有所不同,他更接近「小報名人」。專研名人的文化研究學者認為,隨着媒體與資訊爆炸,需要大量且快速的消費名人的文化需求,於是媒體名人工業日漸壯大,媒體市場滋生了對於新故事、閒話與名人照片的需求,也因而出現了「小報名人」的現象。所謂的「小報名人」,這種壽命短暫的公眾人物,他們吸引媒體一天的注意,第二天便遭遺忘,這也像是「拋棄式名人」的概念。「小報名人」的生命周期愈來愈短,如同酒精揮發一樣,一去不回頭。  在這樣的名人文化消費的利誘下,媒體正式參與了這一場認同與欲望的文化建構。「陳總」的媒體表述,則是大部分媒體的娛樂新聞頭條內容,由電視傳媒到電子傳媒,再到文字傳媒;由每月到每星期,再到每天的追蹤訪問以及偷拍式報道,都在說明「陳總」的熱潮是媒體強力配合、大幅報道、共同炒作出來的媒體事件,處處充滿着媒體製造的痕迹。另一方面,這個由媒體主導的明星建構計劃,也改寫了明星概念的意涵和想像。這種所謂明星建構的結構性轉變:從精英到平凡。人們一面慶祝名人的本質平凡性,一面又膜拜名人的菁英地位的非凡價值,使名人論述出現詭異和矛盾的怪相。  檢視「陳總」的媒體再現,便會發現香港社會的名人論述不無這種詭異和矛盾性。傳媒一面搜羅「陳總」優秀的一面,毫不吝嗇地對他的學歷(八三年港大一級榮譽文學士畢業)、履歷(政務主任、商台副總經理、無綫電線史上最年輕的總經理) 如數家珍,甚至用上「才子」、「靚聲王」、「精英中的精英」等讚美之詞,延續了名人天生異稟、不可企及的非凡價值。另一方面,又會發現有關「陳總」的流言蜚語只會嫌多,不會嫌少。他的性取向、注重外表、用人唯親、招搖作風、烟視媚行,更令「陳總」聞名。這跟以往的聞名之路大相逕庭。古代無論任何社會,聞名皆與「立德」、「立功」、「立言」有關。儘管名人可能有醜事,但成名的人多少都會受到較強的社會規範約制。但來到今天急劇轉變的社會,規範性減弱,庸俗性增強,漸漸地使「名」與「德」分離,最極端的甚至出現「不管好名臭名,聞名就是好」的聞名文化。  陳志雲被捕是一回事,陳志雲被瘋狂訕笑卻是另一樁值得細嚼的文化現象。究竟是香港社會對「小報名人」的厭惡,還是只在乎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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