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好稿最快樂 (胡菊人)

  《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恐怕是最長期的定期刊物了。我一時想不到有比《明月》更長期的。而且,還一直出版下去,沒有停止出版的一天,實在值得慶祝。金庸先生在本刊三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列舉了極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如《新民叢報》、《新青年》、《語絲》、《新月》、《創造》、《小說月報》、《文星》等,都沒有《明報月刊》長壽,就這一點,已是難能可貴了。  回顧平生,發現我把自己最精壯的歲月,都獻給《明報月刊》了,從三十多到四十多歲,都勤勤懇懇的服務,這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做自己志趣相投的工作,以取得最好的稿子為職志,這些最好的稿子,有作者自己寄來的,也有我們主動特約的。說到收到好稿的興奮,真的喜樂無極。因此,總編輯潘耀明兄邀稿,以《我在明月最難忘的一件事》為題,那麼,就是收到精彩稿子的時候,是最難忘的了。  其中之一,是收到陸鏗《三十年大夢將醒乎?》大作。我想,這是可以作為範本的好稿子。我們知道,批評共產黨施政的文章很多,且也相當有見地,但與陸文比起來,仍差了這麼一截,其原因是,文章沒有他寫得好。可見文筆好是很吸引讀者的。這篇稿作者筆名為陳棘蓀,是為紀念他的好友。  文筆好是作者的文字功力,可要是內容平平,也算不得是好文章,必須兩者都好,才能算是上乘,而陳棘蓀的文章就是兩者兼美。文字並不誇耀,而是平實的,但是配合上內容,就成為上乘的傑作。怪不得美國政府也趕緊翻譯作為主要參考,台灣當局也要軍人閱讀,而邀請作者赴台,可見文章的感染力。  在《明月》,難忘事固然不止這一件,然而這是其中之一,因以為記。  (作者是本刊前總編輯〔一九六八年六月號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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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的《明月》 (古德明)

  《明報月刊》創辦至今四十五年了。今天的《明月》當然很好,但我還是比較喜歡舊時的《明月》。  舊時的《明月》,是「北角英皇道六五一號」。墨綠色的九層明報大廈,《明月》在第四層。編輯室俯臨古舊電車軌,對面是一排矮矮的舊唐樓,不遠處有一個兒童圖書館。北角的鬧市,隔在步行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之外。《明月》的周圍,是一片小鎮風情。  而《明月》當時還沒有電腦,連傳真機都是和其他部門共用的。稿件幾乎全部手寫,由綠衣使者送來。看作者手迹,往往如見其人。蘇文擢的詩稿,用毛筆寫成,那書法本身就是一頁藝術;容若的文史論述,字字一畫不苟,和他的治學精神一致;阿鏜的音樂小品,字體微草之中見豪邁。總之,每一篇來稿,都有作者的性情。  這些稿件當然要請排字部排字,還要人工排版。有些稿件,字體潦草得編輯部無法閱讀,交給排字同事,不少「字謎」就會迎刃而解,再經校對整理,變成字字清晰的文章。  那時候,報館包辦員工膳食。我們午飯一般會上屋頂的有蓋露台吃,每一期雜誌編好之後,輕鬆一點,則會上北角鬧市的酒樓,最常去的有敦煌、新益、東潮。  二十年彈指過去。現在,這些酒樓都只能在記憶裏依稀重見。北角的《明月》,也已變成高欲凌雲的商業樓宇,玻璃為牆,「科匯」為名,名字和玻璃一樣冷。當年的兒童圖書館,更被幾幢摩天大樓吞噬得無影無蹤。  今天的《明月》,位在電車軌不到的柴灣。柴灣明報工業中心的規模,遠勝舊時的明報大廈。《明月》的編輯室,人人桌上都有一台最新式電腦,稿件十之八九經電郵傳送,字字一般模樣,都打得清清楚楚,不必再麻煩排字工友。排版同樣可以利用電腦,再也不必剪剪貼貼。中央冷氣的明報工業中心餐廳,設備新式,完全不是舊時明報大廈半露天的屋頂廚房可比。一切都很先進,但我還是比較喜歡舊時的《明月》。  那當然不是說月刊的內容。  (作者是本刊前總編輯〔一九八九年六月號至一九九一年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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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四十五年大事分享

1966年:創刊  1966年,《明報月刊》創刊,同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開始,本刊以「獨立、自由、寬容」為原則,為文革受迫害的人發聲,給予他們一個自由的園地抒發己見,發揚中國文化。1981年:鄧小平接見查良鏞  1981年7月18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查良鏞先生,談論中國當時的若干重要問題,本刊全文刊載新華社的報道外,亦特別訪問了查良鏞先生。1989年:89民運,6月號創紀錄共印4個版次  1989年6月號本刊特別製作「中國學潮專輯」,受到讀者關注,不斷加印至4版,其間發生「六四」事件,內容亦作了增補。1993年:張浚生vs.彭定康  1993年1月,時任港督彭定康和時任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同為本刊撰文,對「一國兩制」各抒己見,這次亦是唯一一次二人的文章同時在同一刊物出現;1994年7月,彭定康再為本刊撰文,張浚生同時接受本刊訪問。1997年:九七回歸特輯  為慶祝回歸,本刊於1997年5月至7月,一連三期推出「回歸討論系列」,以「公共空間與新聞自由」、「尋找殖民地歷史的真相」和「『一國兩制』的互動效應」為題,分析回歸前後的各種問題。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  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高行健,1992年10月起已在本刊發表文章,首篇文章為《中國流亡文學的困境》。高行健獲獎後,本刊總編輯潘耀明第一時間跟他做了一次獨家、深入的越洋電話訪問。2007年:500期誌慶  2007年8月號,本刊迎來500期誌慶,邀請到《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先生和民主社會主義提倡者謝韜先生來港參與誌慶酒會和「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研討會。2007年:見證回歸十年誌  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十年,本刊組織了一個全年刊登的專欄「見證回歸十年誌」,並於七月號刊登「回歸十年的見證」特輯,邀請社會各界回顧回歸前後種種,陣容鼎盛,包括許家屯、彭定康、陳方安生、魯平、周南、張浚生、梁愛詩、李柱銘、司徒華、李鵬飛、范徐麗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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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的小插曲  (張健波)

  精彩摘錄:這個編者按與文章一起遭到一些人批評為反共,而且,它還有下篇未刊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在《月刊》工作十九個月之後,查先生第一次要求我將還未付梓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下篇交給他看看。(作者是本刊前總編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至一九八九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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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新序 (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研究陳寅恪先生的第一篇專稿《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刊登於香港《人生》雜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號。五九年香港友聯出版社翻印《論再生緣》油印本並收了《書後》作出版前言。不料,這驚動了中央領導人,郭沫若等親自披掛上陣。這是余英時研究陳先生著述遭遇的第一次風波。八十年代初,余先生在本刊陸續發表《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等文,其後本刊接到署名「馮衣北」的反駁文章並且刊登。「馮衣北」的反駁是在當時任中共中央局委員的胡喬木的指示下及廣東省委文教戰線負責人的布置下進行的。這是第二次風波。回顧兩次風波,余先生道——把眼光從官方移向民間,展望陳寅恪研究的將來,我是極其樂觀的。余先生還指出: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陳寅恪先生在大陸學術界越來越受到敬重。其中關鍵並不在他的專門絕學,而主要繫於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並不只是說說而已,在最後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實踐的。——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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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風眠與其成為名畫家的學生  中國美術今日與明日的思考 (何懷碩)

  期望當代美術研究者,以林風眠等第一代與第二代學生的藝術差異為論題,深入比較研究,必能對中國美術過去的理解、今日的反省與未來的前瞻有貢獻。……西方自居世界先進的主流文化,以「世界性」、「全球化」的口號來迷惑、同化非西方文化。願向其輸誠者或臣服者,給予獎賞、晉封、加冕、鼓勵。設獎項、辦雙年展、邀請展、設策展人等,一切以虛妄的「世界性」為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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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國會擁抱民主  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感受 (劉慧卿)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何俊仁、李卓人和我一同飛往挪威首都奧斯陸,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典禮於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在奧斯陸市政廳舉行。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無法出席,因為他被關在遼寧省錦州監獄,因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十一年。簡單,莊嚴,非常感人  頒獎禮歷時一小時十五分,簡單,莊嚴,非常感人,有超過一千人出席,包括挪威國王和皇后,以及來自多國的政要和活躍人權分子。大會以一張空凳代表未能出席的劉曉波,對當日的嘉賓和國際社會,空凳一方面代表中國政府民主精神的欠缺,一方面象徵中國人民對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的追求和渴望。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Thorbjørn Jagland)發言,指這是七十五年來第一次沒有得獎人或其家屬或代表出席頒獎禮。亞格蘭是挪威前首相,他謂委員會決定頒和平獎給劉曉波是因為他英勇和非暴力地為民主和人權抗爭。委員會認為,中國成功發展經濟,令數以千萬計人脫貧,北京居功不少。在某程度上,中國及其十三億人,正肩負人類的命運。亞格蘭謂,若中國能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也能兼顧公民權利,那會對世界起着極大的積極作用;若不然,中國可能會有社會和經濟危機,對國際社會也會造成很壞的影響。  他又謂,中國變得強大亦意味着其責任也相應增加。中國一定要懂得接受批評,而不應單單因為一個人對國家應如何治理表達看法,便把他判囚十一年。很多人都會質疑,這是否暴露了中國的脆弱?委員會主席的發言簡單、直接、精闢,簡直一針見血,其間更多次獲與會人士站立鼓掌。頒獎並非要侮辱中國  典禮前一天,亞格蘭向新聞界表示,今年(二〇一〇年)秋天,中國官員數次警告他和挪威外交大臣不要頒和平獎給劉曉波。亞格蘭謂委員會不理會北京的威脅,但強調頒獎給劉曉波並非要侮辱中國。他稱,委員會的想法是與一九六四年的情況相似:當年委員會決定頒獎給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因為他為爭取民權而作出反抗。和平獎幫助推動美國作出改革,他希望二〇一〇年的和平獎對中國亦有同樣的效果。  北京常常指責其他政府干預中國內政,但在這事件中,北京除了警告挪威政府,更不斷游說和警告多國,呼籲他們不要出席頒獎禮,否則後果自負。北京發言和行為自相矛盾,毫無原則,令很多國家忿忿不平。  頒獎禮上,挪威女演員莉芙.烏曼(Liv Ullmann)代劉曉波朗讀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英文翻譯版,台下許多人熱淚盈眶,包括一些於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抗爭的學生。這些人已流亡海外,因此可以自由前往奧斯陸出席典禮。但獲劉曉波太太劉霞邀請、超過一百名的中國大陸親友,全部被北京禁止離開中國,不能出席典禮。盼犧牲能換來人權自由  何俊仁、李卓人和我可以從香港飛往挪威,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香港人可以享有在一九九七年前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時所享有的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但我們三人被禁止返回大陸,且情況已持續了二十年。我期望有朝一日,所有中國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人權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當這個日子來臨,我們要感謝像劉曉波等人所作出的犧牲。  北京不但成功游說十六個國家不派代表出席頒獎禮,連聯合國人權專員也缺席,其不斷施壓和所獲得的效果,不可忽略。雖然中國崛起有正面的作用,如令千萬中國人脫貧,但亦削弱了國際人權系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社會將一些普遍共同接受的人權原則編成法典,如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宣言,他們皆包含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主張,而成為國際人權系統的基石,這些內容亦見於劉曉波全力推廣的《零八憲章》。  但中國崛起改變了這現象,因為北京視絕對國家主權為國家完整的關鍵,北京亦極力推動集體發展比個人權利重要的文化。因此中國的主權概念與國際人權系統的文化規範形成強烈對比。  在有些人權受到極度摧殘的國家,中國卻是這些殘暴政權的支持者,如蘇丹、緬甸、朝鮮、伊朗、津巴布韋和斯里蘭卡。若沒有北京的支援和保護,這些政府可能無法繼續生存。而中國藉此所得的利益,包括外交上的合作和一些自然資源的協議,亦因為這種關係,一些國際保護人權的努力對這些極權政府不能產生效用。北京反應適得其反  北京對劉曉波獲頒和平獎的舉措是異常愚蠢的,其打壓不但令事件成為國際焦點,令許多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知道其存在。有人不明白為何一件通常會讓國家感到驕傲的事,會變成國際大笑話。北京歇斯底里的反應適得其反,更顯露其極度缺乏自信,其惡霸行為將事件變成一個公關災難,嚴重影響中國的聲譽。  為了抗衡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內地不知名的「民間團體」發起了「孔子和平獎」,在北京將獎項頒給台灣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連戰不出席,他們便安排一名女孩代領。輿論形容這做法不知所謂,醜態百出,北京更被批評自取其辱。作為一個現代、自信和強大的國家,中國政府可以不理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北京應有聽取不同意見的胸襟和量度,不應將異見人士關在監獄。  正如劉曉波所言,表達自由是人權的基礎,他期望有一天所有不同的政見可以被擺放在陽光之下,讓人民選擇。他亦期待他將是中國綿綿不絕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但其願望落空,繼他之後再有無數中國人被以言入罪。不過這些犧牲不是白費的,中國始終是會擁抱民主,因為愈來愈多中國人開始擁抱劉曉波所代表的普世價值。  (作者是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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