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茉莉花革命」集會中,一名青年手持一朵白色茉莉花。(明報資料室) 茉莉花革命與政治伊斯蘭時代終結 (陳 彥)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從北非的突尼斯傳出了第一聲衝決羅網的春雷。迅即,埃及、阿爾及利亞、也門、約旦、敍利亞,茉莉花革命的衝擊波迅速挺進,猶如自由之光突然降臨阿拉伯世界。當然,目前還不是下結論的時候,即使是相對順利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也還將面對嚴峻的多重挑戰。在長期被視為民主的化外之地的廣大阿拉伯世界,以多元、世俗、輪替等為運行機制的現代民主制度要成功紮根絕非一蹴而就之事。基督教﹕使人類走出宗教的宗教  不過,今後阿拉伯世界走向民主的路途無論如何多舛,甚至出現反覆,都不能否定突尼斯革命的劃時代意義。筆者在此說突尼斯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不僅僅着眼於這一被稱為「茉莉花革命」的歷史事件具有顛覆專制、推動整個中東社會民主轉型的政治變革意義。從更為深廣的人類社會演進的角度,突尼斯革命所呈現的很可能是傳統伊斯蘭教社會世俗化進程的新起點,而這一起點又建立於以伊朗伊斯蘭革命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光環退隱的社會背景之上。  從人類現代性進程的角度着眼,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提出了伊斯蘭世界能否走出宗教、建立民主的大命題。近代民主政治始發於歐洲,這是歷史的常識。然而何以只有歐洲能夠孕育出民主制度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區?對於這一問題,顯然存在着多種多樣的回答,政治、經濟、科技、思想等各個層面均存在着抑制民主制度生長的障礙。法國思想家郭舍(Marcel Gauchet)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從民主與宗教的關係角度提出近代社會的世俗化進程的機制——傳統社會走出宗教統治的問題。郭舍的結論是:基督教是「使人類走出宗教的宗教」。按照這一立論,民主制度的確立必須以社會的世俗化為前提。而在基督教君臨社會的歐洲得以確立民主制度,則得益於基督教內在的推進世俗化的潛力。換句話說,基督教作為推動「走出宗教」的宗教是民主制度得以誕生的基礎條件之一。以此推論,在伊斯蘭教主宰的阿拉伯社會,近代的世俗化又何以實現呢?如果伊斯蘭教社會無法走出宗教,民主能夠實現嗎?  從這一思路解讀阿拉伯世界,民主在此地區難以植根似乎順理成章。阿拉伯地區不是伊斯蘭宗教世界的全部,但是伊斯蘭的起源地和核心地區。除少數國家(如土耳其),阿拉伯世界在一戰前後沒有走上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道路。因而也沒能進入民主時代。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東歐蘇聯。但是中東、北非伊斯蘭國家不僅沒有受到衝擊,而其伊斯蘭教極端勢力似乎還逆勢而上,以宗教名義向其本土的世俗政權及其支持者西方發起了恐怖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極端伊斯蘭恐怖勢力更一度成為世界的首要防範對象。影響所及,對於眾多的西方觀察者來說,不僅在近期看不到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曙光,甚至也看不到阿拉伯社會世俗化進程前景。茉莉花革命是世俗革命  然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打破了這一認識論成見。突尼斯革命清楚呈現於世的特點恰恰是:此一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世俗革命。這場革命的動力來源不是宗教,革命的目標也非宗教。突尼斯革命推翻的是世俗專制,反對的是一黨獨裁。突尼斯革命發生於一個伊斯蘭教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革命的參與者自然不乏宗教的信仰者,但是革命的訴求是世俗的:要求就業、言論自由、社會權利,反腐敗等等。目前看來,包括突尼斯的伊斯蘭政治黨派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均對宗教的地位存有共識:伊斯蘭黨派應該也只能是多元政治光譜中的一元。從民主政治得以奠基所必須的社會多元的角度,民主並不排斥宗教,民主還須給宗教留下一席之地,民主需要防止的是宗教對政治空間的壟斷。從這一意義上講,即使我們目前還不能下結論說突尼斯社會已經徹底走出宗教的一統天下,但至少,突尼斯革命標誌着突尼斯社會世俗化進程達到新高度。從這一角度而言,突尼斯革命滿足了現代民主賴以確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一認識成立的話,我們便可以向郭舍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伊斯蘭教本身是否也蘊含着走出宗教的潛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伊斯蘭社會的世俗化動力又來自何處?  從阿拉伯社會近代,尤其是二戰後歷史演繹出發,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同樣開創了歷史新紀元。二戰之後,中東、非洲國家漸次走出殖民時代。同這一去殖民化的歷史大潮相平行的是,阿拉伯部分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敍利亞等建立了世俗政權,但是宗教力量並沒有在該地區有所退隱。歷史的悖論是,這些以壓制宗教勢力、剝奪基本自由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世俗專制不僅未能有效削弱伊斯蘭的力量,反而激起了宗教的反彈。面對世俗專制,部分民眾將希望寄託於宗教,從伊斯蘭教義的道德理念中看到了既能夠抵禦西方入侵,又能夠拯救阿拉伯民族的烏托邦幻象。從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到九十年代的塔利班在阿富汗執政代表着這種所謂「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崛起。這是一種企圖將宗教意義上的伊斯蘭擴展至政治、經濟等社會的各領域,建立一種神權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然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反其道而行,革命由普世世俗價值所主導。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後政治壓倒宗教的事實與神權國家無法主導社會的「再伊斯蘭化」過程已經表明了「政治伊斯蘭」 的失敗。而二〇〇九年六月伊朗民眾由於第十屆總統選舉作弊起而抗爭, 則表明伊斯蘭共和革命烏托邦的幻滅。換句話說,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世俗革命性質既預示阿拉伯國家告別「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幻象,也宣告了世俗專制對抗激進伊斯蘭的歷史時代的終結。  (作者是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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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  香港的角色 (白先勇、李歐梵、董 橋 演 講,張 繼、陳 芳記錄整理)

  「永遠的白先勇」——每回聆聽白先生大力鼓吹崑曲、鼓吹中國文化復興,越發相信這句話所言不虛。華瑋教授說:「大陸有那麼多崑劇團,如果沒有白老師,不仍然是一蹶不振嗎?……個人做事比較被動,需要白將軍登高一呼。」李歐梵教授說:「每次看見白先勇苦口婆心談中國文化復興,我都很感動,所以說,如果香港要有一場文藝復興,我們一定要請白先勇來做旗手。」那麼,白先生怎麼說呢?他說:「人生沒有夢想的話,就太沒意思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有沒有可能,不知道。可是總得有這個夢想。」  二月十九日,中文大學校園裏,白先勇、李歐梵、董橋諸位先生發表一個半小時演講,另有一小時的講者和聽眾交流。主題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香港的角色」,盧瑋鑾教授做主持。這場演講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開頭提出,文化界的有心人,無不翹首期待。白先勇先生提出了香港的優勢,證明她為何可以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這場運動裏擔當角色。李歐梵先生潑了冷水,指明香港不足的地方。董橋先生冷靜異常提出解決方法:各人做好本分就夠了,復興不復興是其次。演講台下,聽眾提問發言也頗多真知灼見。演講圓滿結束,誠如大會主持盧瑋鑾教授所言,引起關注和討論,是好的開始,並非結束。  本刊在截稿前把八千五百字長文及時整理出來,因為我們深信「文字守護心靈」,深深盼望白先生興滅繼絕的「悲願」能感染眾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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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香港的外交事務與對外事務 (沈旭暉 主講、林曉倫 記錄整理)

  去年發生的馬尼拉人質事件,是一件外交事務,還是一件對外事務?香港的人在外地出事,算是國家層面的事,還是我們自己可以處理的事?灰色地帶本身已經影響我們對不同事情的處理和演繹,可一亦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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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的背後 (卷首語:潘耀明)

  波斯灣六國掀起民主改革浪潮,引起舉世矚目。起源是突尼斯及埃及的民主運動的成功。傳媒把波斯灣國家的人民革命一概稱作「茉莉花革命」。這是一個很具詩意的名詞,意喻「和平、美麗、芳馨」。  可惜突尼斯、埃及的民主運動釀成巨大傷亡事件,逾百外國記者受到襲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女記者甚至慘遭二百名暴徒毆辱和性侵犯……,從而給這場「茉莉花革命」蒙上了陰影。換言之,這場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世人所嘉許的那麼和平美麗。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態。  中東國家情況比其他西方國家複雜得多了,其中還包括宗教的因素,後者更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的。這次埃及的「革命運動」,其中也有宗教因素,有人更指出,這次運動與埃及長期被政府打壓的穆斯林兄弟會有着密切關係。①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具有五千年悠長歷史和文化,如巍峨壯觀的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收藏埃及歷史文物和寶藏達十萬件之多的埃及博物館……。古埃及大約在公元前三三〇〇年發明了象形文字,公元前三二〇〇——公元前二二八〇年,已產生了歌謠、詩歌、故事和箴言等。古埃及文學在題材或體裁上對古代希臘文學、科普文學和中世紀的東方文學曾產生深遠的影響。  說起當代埃及的輝煌,也是與文學藝術相關的。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於一九八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是首位獲得此一殊榮的阿拉伯國家的作家,曾引起頗大的震撼。然而,馬哈福茲這一榮譽卻幾乎導致他喪失生命。一九九四年,也就是馬哈福茲獲獎六年後,一個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襲擊了他,刺傷了他的頸部,造成他右臂癱瘓。襲擊事件發生後,馬哈福茲雖然繼續發表報紙專欄,但已經不再寫小說了。馬哈福茲一生都居住在埃及首都開羅,二〇〇六年逝世。  馬哈福茲受到襲擊,肇因是他於一九五九年創作的《格貝拉威的孩子們》(Children of Gebelawi)。小說的主題是寫人性和創作。小說描寫上帝造人一直到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等先知。小說中,一個名叫格貝拉威的富有的埃及人在沙漠綠洲上建造了一所豪華住宅。其實,格貝拉威代表了上帝。他的家族成員則包括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重要人物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等。為了爭奪格貝拉威留下的土地,他的後代變成世世代代的仇敵。小說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雖然世人膜拜的神都是由一個上帝創造的,為什麼要倒戈相向?用意良苦。  這篇小說是在開羅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上分期連載發表的。小說全部發表後,伊斯蘭宗教界的權威強烈反對這篇小說。後來雙方達成妥協,就是馬哈福茲保證不把這篇小說以書籍的形式發表。馬哈福茲原以為這起風波已得到平息,萬萬想不到他的得獎會燃起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怒火!  世界要達至民主、和平,如何解決宗教問題才是頭等大事。旅美作家王鼎鈞曾引用一個典故,以說明宗教的歧義,是人類的自作孽:「唐朝的吉瑣和武則天有過一段對話:一桶水,一堆土,會發生衝突嗎?不會。水加土和成一攤泥,泥中會發生衝突嗎?也不會。若是把泥拿來做一尊佛、一尊玉皇大帝呢?那就要發生衝突。」②  反觀各個門派的宗教教義,雖然都是提倡仁愛精神,但一涉及不同門派的宗教便火水不相容,甚至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由此而釀成歷史上的宗教戰爭不知凡幾。王鼎鈞認為,要消弭宗教之間的歧見,關鍵在於重新引申和解讀各個宗教的教義,正如聖嚴法師所說的:宗教經典中如有妨礙世界和平的文句,現在要重新作出詮釋。  世界各大門派的宗教如果能夠和睦相處,則達至世界和平不遠矣,在和平環境下過渡到民主法制,比起空喊民主口號更切實有效。建立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是需要民智的開啟、民眾對民主的基本認識,凡是民眾缺乏民主基礎建立的所謂民主國家,大都是弄巧反拙的,如菲律賓、印度、印尼等等便是活生生的例子。相對這些國家,埃及有其優勝的地方。後者基本實現了小學、中學到大學免費教育及基本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的制度。此外,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對宗教信仰也是相對自由的,埃及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回民,過去一概反對外來宗教,埃及政府近來積極推動宗教和平相處政策。二〇〇三年,埃及政府更宣布過去被取締的古老基督教擁有合法地位③,其他宗教在埃及均受到應有尊重。  注:  ①獨立媒體網站:《埃及變天:穆斯林兄弟會的啟示》,二〇一一年二月四日  ②王鼎鈞:《看草生長就好——宗教對抗時代應該結束》,《明報.文化人間》,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③《聖地通訊.教友生活周刊》:《埃及的宗教自由,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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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獨生子 (方潤)

  貴刊一月號剛刊出葉廷芳先生的《尊重自然設定的「警戒線」——一胎政策的各種問題》。我想很多讀者都逐漸明白一胎政策帶來的問題和嚴峻局面。正如葉先生舉各地例子,隨着社會發展,鼓勵「二胎」也不會令人口失控,而且還有助減輕因父母重男輕女而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對於葉先生的建議,我很希望中共能夠接納落實。  可是,為了強調一胎政策的問題,而強調「獨生子女心理問題多」,卻有如把眾多獨生子女「拉下水」作陪鬥般,令人十分不快。更有甚者,借用個別專家之口稱「獨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種病態」,這樣豈不是把獨生子女都打成「病人」﹖我想主流心理學界不會有這樣的認定吧﹖  當然,內地「小皇帝」都是獨生,但外地也有很多「自然」出現的獨生子女,並不見得心理就較有兄弟姊妹的脆弱。例如日本心理學家田村正晨在《我家有個獨生子!》提及,獨生子女的心理和成長中面臨的困難有其獨特之處,但這不代表獨生子女只有缺點沒有優點。例如因為家中沒有兄弟姊妹相爭,獨生子女的安全感比較強、較易信任別人。獨生子女有他們獨特的問題和優點,有兄弟姊妹的也有他們的問題和優點,就像慣用左手右手一樣,沒有「誰較好」的問題。  內地「小皇帝」的問題,並不純粹因為「獨生」,而是因為「整個國家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失去比較標準﹔「倒金字塔」式的家族結構令他們「萬千寵愛在一身」﹔再加上出城打工的農民工多,於是把子女留給祖輩照顧。這些才是導致「小皇帝」問題的元兇。至於外地的獨生子女,一來童年已有其他「有兄弟姊妹」的玩伴可以觀察、二來家長亦能學習家族中其他有兄弟姊妹的親戚的育兒態度,所以家長不至於像內地的一面倒,子女亦不見得都被寵壞。(當然外地子女一樣有被寵壞的,無論是否獨生,但重點是並非集中於獨生子女身上。)  歧視獨生子女是源自長久以來的刻板傳統印象,現在已是廿一世紀,應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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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曾媛琪--人生小語

我認為人生最大的福份是能夠擁有夢想,並能一步一步把夢想變成真實。回首我的人生道路, 我滿懷感恩,因為有無數愛護我的人,猶如天使,幫助我去實現夢想……。小時候,父母容許我放膽嘗試、甚至反叛任性;學習時,良師鼓勵我自由探索,甚至挑戰權威;成長時,信仰給予我目標方向,學習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為人生理想。今天,我殷切希望藉着支持與鼓勵,能與他人,特別是年輕人,分享尋夢的興奮與滿足。(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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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胡耀邦 寄望溫家寶  中國政改的崎嶇之路 (楊力宇)

  二〇一〇年四月《人民日報》發表中國總理溫家寶追憶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關懷民眾疾苦的作風之長文,令筆者想起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在北京曾與筆者進行了一次令人難忘的長談。在談話中,他表現了對民眾的關懷及對知識分子(包括學者、作家、藝術家)之尊重,並力主政改,希望政經改革同步進行,至今記憶猶新。(詳見本刊二〇〇九年四月號)  胡耀邦逝世後,他的名字即從中共的報刊及公開文件中消失。然而,胡錦濤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即決定於胡九十冥壽之日舉辦胡耀邦紀念會,並擬親自出席,但黨內似乎頗多反對聲浪,紀念會只好改為座談會低調進行,溫家寶親自出席,胡錦濤本人卻因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而未參加——筆者本以為中共將為胡耀邦平反,並撰文支持,但這個期望卻完全落空。溫家寶肯定胡耀邦  二〇〇五年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後,中共報刊甚少再提到胡的名字,直至二〇一〇年春,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追憶胡的親民、愛民作風,對其關懷民間疾苦高度肯定,字裏行間透露了他對胡耀邦的懷念,又令筆者想起胡對我的親切談話。  此後,溫家寶又多次公開肯定胡耀邦,最令人矚目的是二〇一〇年十月對美國CNN電視台的談話,他特別指出胡對改革開放、推動真理標準的辯論及平反大批被迫害的人士之貢獻。溫說:「我是公正評價這個人的歷史,他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人。」  溫家寶深受胡耀邦的影響,他經常深入民間及災區(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後),親自探訪民間疾苦,推動、督導救災工作,且曾親自與上訪民眾談話(他是首位也是唯一曾與上訪民眾談話的中國總理),獲得甚多海內外人士的讚揚。  溫家寶也是胡耀邦逝世後唯一多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的在位中國高層領袖。他曾在深圳、聯合國大會、國慶招待會等場合提出對政改的主張及呼籲,並在接受中外媒體(如美國CNN電視台及紐約《世界日報》與其他華文報刊)專訪時更進一步說明他的政改主張。他向CNN記者說:「推動政改,風雨無阻,至死方休」,顯然希望實現胡耀邦的遺願。他談論政改的頻繁,用字之懇切,明顯希望獲得國內各方的認同及支持,用心良苦。  與胡耀邦一樣,溫家寶深知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勢不可擋,因而提出政改的主張。他也深知推動政改的阻礙與困難。  與胡耀邦相似,溫家寶對其政改主張之內涵並未具體說明。他們兩位的政改理念並非照搬西方的民主體制,當然也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及中國的有關問題。  根據他最近半年多來的公開談話,溫家寶的政改主張大致有以下數項:  --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應先從「限權」入手(因中國的權力過份集中)。  --政治體制不改革,中國現代化事業就不會成功。  --政府應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會「得而復失」。  --政府應「依法治國」,執政黨的「意志和主張也要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憲法和法律的條款」。  --政改必須強調民意,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死路一條」。  --人民的力量會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  --中國應成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長江後浪推前浪,下一代中國領導人應會超越這一代(似暗示下一代領袖會更進一步推動政改)。  溫家寶的政改主張透露了他的某些基本看法:  --政治體制改革是重要的、必須的。  --沒有政改,經改也不會成功。  --中國現代化必須包括政改及政治現代化。  --「改革開放」應包括政治改革開放,也應有光明的前途。  溫家寶的親民作風及政改主張獲得甚多西方媒體的重視,美國《時代》周刊因而將溫家寶的照片刊在其去年十月其中一期的封面上。中國政改沒有具體進展  中國推動經濟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並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國現已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十至二十年內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雖然中國內外問題仍多,但除經濟外,中國在外交、軍事、科技、太空等領域的實力迅速上升,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現國際社會已有G2(二大)之說,中國似乎與美國「平起平坐」。  然而,在政治改革上,中國並無具體進展,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自由與人權之批評仍然相當廣泛。  從胡耀邦到溫家寶,中國的政改遭遇無比的困難,溫家寶因而登高一呼,要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改的崎嶇之路令人感歎。雖然其總理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任滿前不可能推動全面性的政改,但溫家寶希望實現胡耀邦的遺願,至少在卸任前開啟中國的政改之路,希望下一代領袖繼續努力。溫家寶繼胡耀邦之後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公開主張、呼籲推動政改,希望獲得黨內外人士的支持,中國人民與歷史應會予以肯定。  因此,針對中國的政改,海內外各方對溫家寶多寄以厚望。  (作者是美國西東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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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變天引起北京對香港疑慮 (劉銳紹)

  精彩摘錄: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南下深圳,與港區人大和政協會面,表面談了「十二五規劃」,但重點卻是如何穩定香港局勢。聽罷教誨的人士感到,喬曉陽的講話精神就是:請大家按中央指示辦事,做好準備,應付未來經濟挑戰,此外還有區議會、立法會和特首選委會等工作,更不要因為形勢變化而間接增添麻煩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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