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藝術家 (江青)

  兩周前的一個下午,獨自去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逛逛。在博物館新的攝影展中,意外看到了艾未未的一組作品。這組作品我在他家中看過不止一次,但這一刻在眼前的牆上掛着,並且注明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新收藏,心中不免欣喜。我在展覽廳中盤桓良久,看着未未的這組照片,不禁勾起了點滴回憶。  不料第二天就得悉未未在機場失蹤的消息,雖不覺得太意外,但還是十分震驚。記得去年春天我去他家午飯閒聊,分手時我還一直不放心的反覆叮囑:「哎,小心點啊!」當時他笑着對我說:「我知道,但該來的躲不了。」八十年代燦爛的紐約藝術生活  我和未未是八十年代中期在紐約認識的。當時有一批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和藝術家在紐約住下。那時的中國藝術圈子並不大,除了未未,還有譚盾、陳凱歌、袁運生、陳逸飛、胡詠言、葛甘儒等人,都是在那個階段結交的。我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小小年紀由上海到北京舞蹈學校住讀,反右、除四害、大躍進、大饑荒、下放農村的那些歲月都經歷過,這段經歷使得我在去國幾十年後仍然對中國懷着刻骨銘心的「不了情」。尤其是自己七〇年到美國後那段艱辛歷程,使我在遇到由中國來美國搞藝術創作的朋友時,情不自禁伸出援手,大家也覺得我對國情比較了解,所以當我「自家人」。  記得初識時,就告訴未未我和他父母相識的經過:一九八〇年春我到北京回母校講學,演出現代舞,母校在陶然亭,於是被安排住在同區的北緯旅館。那時旅館生意冷落,開早飯時飯廳空空蕩蕩,鄰座男女兩人見我是外來客,就開始和我聊起天來。知道我是搞現代舞的,男的馬上自我介紹:「我是搞現代詩歌的艾青。」啊!那真是有眼不識泰山,艾青的詩歌曾經伴隨我成長。接着幾個星期,如果在餐廳碰到他們,有時就會搬到一桌一起吃。艾青平易近人,熱情洋溢,開門見山的談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通過交談,知道他們全家不久前剛由新疆搬回北京,政府在修他家的院子,所以安排他們在北緯旅館住。跟未未一提到他父母,距離頓時就拉近了,有「一見如故」之感。  八十年代中期在紐約,譚盾拉小提琴,艾未未擺畫攤,上學之餘在西村(West Village)街角上結伴討生活,我的舞蹈團排練室在蘇豪(蘇荷)區,離西村不遠,排練工作完畢,常逛過去給他們送吃送喝。有許多時候他們看我來了,見行人不多,沒多少生意,就乾脆捲鋪蓋走人,大家找地方聊天去。這段生活回想起來真快活,紐約的藝術創作生活一片燦爛,海闊天空。  八六年我編排了新舞《變》,要在紐約演出,我設計會變化出各種造型的屏風舞台布景,八卦書法王方宇先生設計,但是要裱裝,製作工程很大。一般搞舞台布景的外國人不熟悉這種技法,專家我又請不起,眼看演出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正一籌莫展,未未自告奮勇拔刀相助。一連幾個夜晚他和弟弟丹丹馬不停蹄把八卦雙面屏風完成了。我不知該如何酬謝兩兄弟,結果他們提出的條件竟是請吃烤全羊腿。這可是我先生Birger的拿手菜,於是找了一個晚上痛快的吃喝了一頓。在晚飯桌上,兄弟倆告訴了我們他們在新疆十多年的生活經歷,吃烤羊腿的習慣也是在那裏練就的,到美國後即無設備又無條件,聽得我心中發酸。  八七年,我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擔任歌劇《圖蘭朵》的編舞和藝術顧問,群眾場面很大,導演Franco Zeffirelli希望盡量找東方人擔任特約演員,於是我安排了未未、丹丹兩兄弟加入劇組,他們的生活困窘暫時解了圍。此外,參加排演能近距離觀賞James Levine大師級指揮以及Placido Domingo(飾演Calaf)Eva Marton(飾演Turandot)兩位大牌歌劇明星的排練和演出。記得有時候兩兄弟到舞蹈教室來看我,我老是笑他們不是來探我班,而是想看漂亮姑娘。「六四」:聲嘶力竭揮拳怒吼  而讓我開始真正認識未未是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我曾經在《往時.往事.往思》的《天安門》一章中描寫過紐約三萬同胞,六月九日在哈瑪紹廣場示威遊行的情景:「是大難當頭的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青年人的鮮血喚醒了我們,把我們這三萬個黑髮的同命人的心凝聚在一起,將我們帶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率領遊行隊伍的是巨幅的(國殤)橫幅和後面隨行的巨棺。」當年第一排的遊行隊伍中一馬當先的是艾未未,他在腦門上纏了弔喪的白布,聲嘶力竭揮拳怒吼,激情慷慨。回想當年,至今我仍然不能理解的是,在這最殘酷、黑暗的時刻,我認識的很多大陸知識分子、留學生居然把頭縮起來,理由是:怕中國使館拍照,怕防礙將來回國前途,怕連累在大陸的親友……左怕右也怕,說穿了明哲保身最保險最實惠。還有人冷言冷語:救中國有很多方法,很多條路,不必非要如此這般等等。當然中國這樣的「聰明人」太多了,但艾未未絕不是,他是位有良知,講道義,具有社會良心的人。  再見未未時他已回到中國,父親病重加上他深厚的中國情結,使他作了人生上重要的選擇。隨着時間推移,他的創作越來越多樣化,雕塑、攝影、裝置、設計、建築、策劃、紀錄片製作等,老是許多項目同時並進,氣魄、眼界、胸襟也越來越宏大。他的時間越來越不夠用,但對老朋友總是熱情洋溢,並堅持原則。「那社會還有救嗎?」  幾年前我回北京帶了幾個古董表要修理,其中有Birger母親的遺物。我在王府井一個胡同口看到一個修理鐘表攤位,就懵懵懂懂把那幾個表交了出去。第二天取回後,回到旅館才發現所有的表只有表殼,表芯不翼而飛。我氣急敗壞趕回去,哪知道攤販破口大罵,全不認賬,我反倒被嚇着了。過路行人都對我行注目禮,我的反應是惹不起但躲得起,趕緊溜之大吉。當日傍晚在東四未未家中相聚,我自歎倒楣跟他講了我的「奇遇」。不料他二話沒說拉起我就往外走,飯都不讓我吃,一定要陪我去講理!一天下來我已氣得夠嗆,沒有精力和勇氣再面對一場有理說不清的口舌戰,我更怕圍觀的群眾,死活不肯去。僵持一陣後,未未說:「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我無法勉強你,我以為你一貫是個有原則的人,現在怎麼了?」我無言以對。實際上我滿腔熱血,想在中國做點事,但這幾年中已被坑騙了好幾次,從中央芭蕾舞團前團長不尊重知識產權,到廣西《劉三姐》實景演出合同形同廢紙,兩年工作付諸東流無人搭理,而這一切一切都訴諸無門,國內的有關部門不予置評,媒體無人敢碰,誰敢觸碰權勢?誰敢觸碰大腕兒?相比之下現在這幾個表又何足掛齒。未未對我在中國碰到的這些窩心事都很清楚,常說:「聽着都叫人氣,你太天真了,好人被人欺。」他對我那天的軟弱態度既無奈又生氣,說:「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你那麼孬種,那社會還有救嗎?」  不記得是哪年春節了,我獨自一人在北京,他和太太路青邀我去他新家草場地住,年夜飯後我們開車去了北京遠郊,帶了一車鞭炮去放了大半夜。「『六四』之後北京禁放烟火你知道嗎?」在曠野上他問。「嗯!」我答。然後我們就一個接一個把響炮扔出去好像在賭氣,又把串串鞭炮點燃,「劈啪」聲不絕於耳。那晚我們幾乎沒怎麼多聊,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而耳邊的爆裂聲突然把我拉回到八九,「六四」,天安門。深夜之後車漸漸多了起來,天女散花般的烟火在節慶的夜晚,照亮了黑壓壓的人群。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後,基於良知、關愛、責任感,他全心全力去調查事實真相,為弱勢群鳴不平,為無辜者作證,結果招來人身攻擊。得悉他被毆打的消息後,我連連設法聯絡他,但都此路不通,很久之後終於和他通上了話,電話中他反倒要我寬心。  如今,艾未未已步入中年,不再怒吼揮拳,但仍然激情大聲的把想講的話、該說的道理,毫無懼色、坦坦蕩蕩地表達出來。在作品中,在實際行動中,在可見的媒體採訪中,我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聽到,感受到:他在堅守自己做人的原則,為了信念,不畏付出代價。  四月十五日於紐約  (作者是定居紐約、瑞典的舞蹈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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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太殘酷了,叫他愛未來去 (高瑛)

  本篇大題引自艾未未母親高瑛的《我和艾青》(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書,令人思之憮然!本刊特別從中摘刊兩篇,以饗讀者。《兒子未未》寫艾青和高瑛去新疆,決定留下孩子在北京時,兩歲的艾未未依依不捨;《地窩子》描述艾青一家在地窩子中如何生活了五年。高瑛寫的是艾青,也側寫了艾未未。本刊刊登時,曾經高瑛女士的同意。——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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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難測人作倀 (李長聲)

  東日本大震災,被稱作戰後六十五年來最大的國難,此難有三:地震、海嘯、核泄漏。特別是核泄漏,把日本乃至全世界攪得惶惶不安,打碎了最後的日本神話——安全神話。當事者東京電力公司和當權者菅直人總理一再說「想定外」,意思是沒想到竟然會這樣,也就是把責任歸之於天災,出乎意料,防不勝防。然而,真是不可預測嗎?到底是想不到,還是故意不去想?其實早就有人想到了,警鐘曾一再敲響。  畢業於京都大學工學系原子核工學專業的日共眾議員吉井英勝,曾多次在國會上提出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造成核電站危機,例如二〇〇六年十月他曾質疑:假如柴油發電機、蓄電池失靈,冷卻系統等不能起作用,那時反應堆怎麼辦?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篤之敷衍:正要求企業多方面採取措施。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長則斷言:有安全設計,不會出現電源中斷的狀況。執政黨總是把在野黨關於核電安全性論爭從黨爭的角度來消解,持不同政見的人,其科學論據也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政府到企業都不曾未雨綢繆,照樣推行既定的核電政策。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爆炸,危害空前,日本認為原因是安全意識落後,自詡高安全性。自一九六〇年代核電站運轉以來事故時有發生,但由於媒體未發揮公器作用,事故一再被遮掩過去,可以說,日本核電史充斥了欺瞞。據說,當年擔任東京電力福島核電站安全性檢證的技術人員曾從萬無一失的水準建言,要想到飛機掉下來正好砸在反應堆上的可能,被斥為千年一遇,也就是杞人憂天,不予「想定」。各種可能性全都被排除,剩下來的即所謂安全。現今日本出問題,各國都趕緊自讚自家核電站何等安全,恐怕還是多想想千年一遇的可能性較好,因為這一遇,未必在九百九十九年以後,也可能就在明天。事故前廣瀨隆一再敲響警鐘  日本反核電大有人在,其一是廣瀨隆。生於一九四三年,所學為應用化學,參加過學生運動,一度從事技術工作,一九七二年辭職,專事翻譯與寫作。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他從此關注核電問題,致力於反核電運動。一九八一年出版《把核電站建在東京!》,質問:如果核電站安全,為什麼不建在最需要電力的東京圈,卻不惜輸電成本,建在遠離東京的地方?一九八六年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翌年廣瀨隆出版《危險的話——切爾諾貝爾與日本的命運》,引人注目,媒體寵愛在一身。人們談核色變,核電產業一落千丈。但好了傷疤忘了痛是人的本性,近年來找到新理由,即二氧化碳造成地球變暖,而核能源有益於環境保護,於是重振為朝陽產業。民主黨上台,以「清潔政權」自許,更大力推動「清潔能源」,比自民黨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核電旗手」廣瀨隆幾乎被忘記,二〇一〇年七月久違地出版《崩潰二氧化碳造成變暖之說》,主張地球變暖的原因之一是核電站排出的熱廢水。  緊接着,彷彿有所預感似的,二〇一〇年八月又出版《核反應堆是一顆定時炸彈——害怕大地震的日本列島》,就大地震毀壞核電站的「核電震災」使日本破滅的可能性陳述己見,即:核電站會發生大事故;一旦發生大事故,日本基本上毀滅;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而可怕的起因是大地震。雖然拿出種種無誤的事實給讀者看,自信不幸言中的概率相當高,但內心還是希望所推導的結論是錯的吧。如果漫然接受現狀,不思慮未來,那就是日本人自己選擇的命運了。此書所言完全據「迄今所知歷史地震」預測,也多是專家的推斷,例如地震學教授石橋克彥率先提出了「核電震災」觀點。  時過半年,這種命運果真降臨到日本人頭上: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發生大地震,引發海嘯,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整個日本都不得安寧。廣瀨隆寫道:人們被大地震這一自然災害折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核輻射災害,構成最悲慘的狀況,然而在日本,包括疏散居民在內,事實上什麼對策也沒有。目睹東日本大震災一個月來的現實,不能不說完全被廣瀨隆不幸言中。於是人們要捧讀他的書了,三月三十日再刷,四月五日三刷,書店把他的書堆在了店頭。經歷了這番驚嚇,反對核能源的人會大大增多吧。國難當前,人心思定,東京都靜悄悄選舉知事,說震災是「天譴」的石原慎太郎年高七十八,第四屆連任,當選之後說,不能因這次事故而全面否定核電。原來東京都政府就是東京電力公司的大股東。  二〇一〇年四月廣瀨隆和鈴木篤之在《朝日新聞》上長篇對談,指出核電站的危險性。鈴木拿科學說事:這正是科學的進步,所以安全了。對於廣瀨隆的疾呼,核電推進派大都二字以蔽之曰:外行。日本原子能文化振興財團曾出書《〈危險的話〉的謬誤》批判。從專業來說,廣瀨隆確實屬於「外行」,但是反核電的人不乏專家,例如二〇〇〇年去世的高木仁三郎是原子能專家,一九九五年發表論文,明確指出福島核電站等幾處核電站耐震性劣化,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斷絕外部電力和冷卻水,呼籲加強安全對策。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  對於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人們往往以為這類人滿腦子科學,渾身上下是技術,卻忽略他們也是人,活在世上自有利益要維護。科學未必使人高尚,專家當中也不無卑劣之徒。廣瀨隆揭露,日本的電力公司建核電站,不是選地盤堅固與否,而是先定下地點,也就是大城市近便之處,然後找地質學家、地震學家來調查地質。這些人實質上充當電力公司的顧問,所以廣瀨隆告誡,「對左右我們生命的『某種專家』必須抱有嚴重的猜疑心」。原子能研究領域基本是核電推進派的天下,以各種名目得到電力公司的資助,作為回報,宣揚核電站的安全性。主導核電站建設的官僚們離職後,去處是電力公司的有關單位,共存共榮。這樣的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推行並實現政府的核電政策。京都大學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有一個「六人幫」,六位原子能研究者在反核電的立場上進行研究,亦即反體制,被視為另類。在學會裏坐冷板凳,得不到研究經費,職位也不能晉升,飽受歧視。他們一直像烏鴉一樣警告早晚會發生大事故,電視台若報道這類資訊,電力公司就用不登廣告來壓制。  廣瀨隆說:海嘯的天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日本的宿命,但悲慘的核電事故是人禍。該負責的不僅是電力公司,還有一直不作出警告的電視台,和那些上電視誇誇其談的專家。事故發生後,媒體上活躍的專家基本是核電推進派,即御用學者。當人人被要求冷靜之際,或許廣瀨隆說「也許日本真的完了」,這話才是「危險的話」。日本政府對核輻射泄漏的事故評價由四級改為五級,一個月後的四月十二日又升為七級,與切爾諾貝爾同等嚴重,對於人的健康與環境產生大規模影響。雖然廣瀨隆當初即指出福島核泄漏嚴重程度超過切爾諾貝爾,身穿防災工作服做宵旰狀的政府也不會給他一個國民榮譽獎。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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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想起鳥巢 (卷首語-潘耀明)

  春天,首先想到鳥鳴,春天的報訊者是群鳥的啁啾。即使是北國的初春,鳥兒也絕早在破曉鳴唱。我倏地想起雨果筆下的雲雀,在日未出的時刻,地上漆黑,天際是一片深邃的蒼茫:「一隻雲雀,彷彿和星星會合在一起了,在絕高的天際歌唱,寥廓的穹蒼好像也在屏息靜聽這小生命為無邊宇宙唱出的頌歌……。」①  在這裏,雲雀是報春的鳥兒。牠擅歌唱,美麗、活潑而孤高。牠不懼料峭春寒,首先引吭高歌,要把春來報。  在這個春天,恁地想起北京奧運建築的鳥巢,我沒有問過這座被《時代周刊》評為二〇〇七年全球十大建築之一的參與設計者艾未未,他這個「鳥巢」的設計意念是否來自春天與鳥。  奧運期間,關於「鳥巢」建築曾成為傳媒的熱點,艾未未成為大眾的焦點人物,但他自己卻不以為傲。套用他母親高瑛的話,這只是他一個創意而已。奧運「鳥巢」建築有一段背後故事。中國政府邀請了瑞士的建築師赫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作為奧運建築物的藝術顧問,艾未未為一個收藏當代藝術的瑞士大使向赫佐格和德梅隆推薦做中國顧問。不管怎樣,因為艾未未參與設計和提出的建議,使「鳥巢」這一奧運建築得以一錘定音。  艾未未因「鳥巢」建築而令國人刮目相看,聲名大噪。其實艾未未是一個出道很早的藝術家。八十年代,艾未未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租了一個狹小的工作室呆了十二年。格林威治村是紐約藝術家聚腳的地方,龍蛇混處。那裏小酒吧林立,卻是地上或地下藝術家、文化人、作家、詩人出沒的地方。筆者當時在紐約大學念書,也曾探望過艾未未,在小酒吧喝酒、聊天,那時候的他,恍如一塊海綿,吸收着紐約繽紛七彩的文化。  艾未未是知名詩人艾青與第三任夫人高瑛所生的大兒子。艾未未早慧,一直從事藝術創作,也許紐約——這個世界藝術中心給了他不少靈感,也使他更具有開放的襟懷和獨立的思考能力。加上他是「天生的叛逆者與破壞者,有他的地方,就有波瀾,就有數之不盡的交鋒,放肆不羈又淡泊名利」的性格②,使他在藝術領域上開創一番新天地。  艾未未雖然表面上放蕩不羈,其實在他的骨子裏,有他一套的價值觀——正氣與率真。這一點,與他父親是相一致的。艾未未曾經說過:「父親是個規矩、做事情很投入、很重精神價值的人,生活對他來說充滿了好奇和發現。他最興奮的時候還是在談繪畫、詩歌。儘管那個時候這一切都和社會不是那麼和諧,但他這樣對我們還是很有感染力的。」③艾青對文藝的熱誠,追求光明和正義是否在艾未未的身上發揮了作用,也許較難評定,但影響肯定是有的。  艾未未後期醉心於行為藝術。對他後期的行為藝術,據我所知,包括一些文化、藝術人士及民眾不一定完全苟同,但也不會太介意。藝術原來就沒有一定界限的。最近官方在沒有公開宣布的任何證據下,彰彰在目地對艾未未予以長時間拘留,人們不禁要問:法紀何在?!  客觀事實是,與官方的主觀願望相反,艾未未因此反而名振遐邇、舉世矚目,連以前對他的行為藝術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反過來對他的作品重新評斷了。官方這種既損不到人、反而嚴重損己——破壞自己形象的做法,委實令人莫名所以!  注:  ①雨果:《悲慘世界》  ② ③裴瑜:《艾未未:當代中國實驗藝術的領軍人物》,中國藝術品收藏網,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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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與北京的巴拉圭外交突破 (沈旭暉)

  拉丁美洲是中國近年積極拓展全方位關係的戰略性地區,以經貿關係為重中之重,加上拉美有豐富天然資源,又是美國後院和台灣外交最後橋頭堡,令中拉關係成為新興研究熱點。然而學者一般只着重中拉政府層面的互動,對民間交往較為忽略,其實香港企業在當中就飾演了微妙角色。北京借用香港當「白手套」是有不少好處的:首先,不少拉美小國依然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最重要的包括巴拿馬、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巴拉圭、海地等,北京直接在這些國家投資,容易引起政治聯想。而且中國進入拉美一直為美國右翼勢力擔心,並成為「中國威脅論」的佐證,因此中國國企也受到嚴密監控。再者拉美各國近年出現不同程度的反華思想,主要針對中國企業與當地產品的競爭,以及不顧本地社會福利等惡習,而改善形象、提升軟權力,恰恰都是港商的優勢。李嘉誠投資拉美港口  在九十年代開始,香港首席富商李嘉誠的和黃集團及其子公司就積極投資拉美,特別是與港口建設有關的項目,在巴哈馬(一九九七年前為台灣邦交國)、巴拿馬(目前為台灣的最重要邦交國)等地的投資都對中國外交大有幫助。巴拉圭目前是台灣在南美大陸的唯一邦交國,民進黨時代的副總統呂秀蓮曾著書立說,把巴拉圭列為台灣「海洋外交」的終點,說巴拉圭是「南美洲外交沙漠中的綠洲」、「台灣拓展南美洲外交工作的戰略制高點」,主張台灣企業利用巴拉圭進入巴西及中美洲市場。但由於巴拉圭是內陸國家,沒有港口供和黃投資,而它的偏遠位置以往也不是李嘉誠集團的關注點,我們原本難以想像李嘉誠會進入巴拉圭。  然而在二〇〇〇年開始,和黃確實開始進入巴拉圭,專注發展當地電訊業,並取得當地流動電訊牌照,建立了手機網絡。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一年是和黃在拉美大展拳腳的一年,最為人矚目的是在墨西哥得到四大港口的經營權。當年適逢民進黨在台灣執政,北京十分希望壓制台灣剩餘的國際空間,台灣邦交國中面積已是「極大」的巴拉圭自然是重點目標,和黃的投資應為北京所喜。二〇〇五年,和黃卻忽然以「巴拉圭市場缺乏發展潛力」為由,將巴拉圭流動電訊項目售予墨西哥電訊公司America Movil(即福布斯富豪榜首富斯萊姆的旗艦企業),暫時離開這個國家,但中國、中國香港的實力,已給巴拉圭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先科要為中巴建交作貢獻  我們不知道在商業考量以外和黃離開巴拉圭的原因,但在宏觀的層面,這似乎是一項接力項目,因為北京在巴拉圭的「白手套」自然不止和黃,另一以往名不見經傳的香港註冊公司先科(亞洲)有限公司,已悄悄在和黃撤離後力爭成為巴拉圭華商龍頭,作風比其他進入巴拉圭的中資企業高調得多。根據先科自我介紹,它是一家「綜合性的為石油、天然氣、石化和煤田勘探開發等行業提供設備和技術的頂級服務商和供應商」,而跟和黃不同的是它的內地色彩極強,網站強調「與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它目前在巴拉圭有大量投資,包括對巴拉圭的石油、木材、礦產等,以及開發當地的中國商城,令來自香港的入口佔巴拉圭全國入口的百分之五。雖然中國商城所在的東方城原由台灣經手,但它的香港特色也頗濃厚,居民無須簽證就可到鄰近的巴西,目前是繼邁阿密、香港、巴西伊瓜蘇之後的世界第四大免稅商城,相信先科也引進了不少香港經驗。  先科的香港色彩容或不及李嘉誠,但近來也積極打香港牌、軟權力牌,最為人熟悉的是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贊助巴拉圭國家足球隊訪問香港踢表演賽,此前它剛落實成為巴拉圭國足的贊助商直到二〇一四年世界盃,先科的商標更印在巴拉圭隊衣上。事實上,雖然巴拉圭隊作為在打入世界盃八強、擁有國際級球星辛達.告魯斯的南美勁旅有一定叫座力,只是以經濟成本計算,要是沒有先科,它的七百萬港元酬金絕不是門票能負荷的,也不是香港足總能負荷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先科的董事總經理已把巴拉圭政府列為公司頭號外交目標,他曾六次訪巴,自言「與巴拉圭政界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深受巴拉圭政府部門的重視與讚譽」。另外他又成立了巴拉圭華人總商會並自任會長,不但「致力於促進兩國的經濟貿易和民間文化、旅遊的往來」,更開宗明義赤裸裸的表示「希望能為將來中巴建交做出基礎貢獻」。明顯地,這已超出一般企業外交的範圍了。兩岸的外交互動  我們並不容易閱讀和黃、先科不同項目投資的所有意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們的成功,顯示拉美社會相對信任香港的企業管治,令港商的投資能起到其他中資機構難起的作用,從而改善中國在拉美的形象,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由於中資企業對企業社會責任一類概念尚未流行,港商也可成為在拉美提倡上述概念的先行者,以西方習慣宣傳回饋社會。  二〇〇八年,巴拉圭左翼總統洛高上台,多次暗示要調節歷史遺留的兩岸政策,又作出諸如提議把以蔣介石命名的街道改名一類小動作,甚至拒絕在聯合國投票支持台灣的入聯議案,這與前數年中資、港資企業紛紛進入巴拉圭似有所聯繫。只是其時新上台的台灣馬英九政府與北京達成了共識,終止外交戰爭,北京願意默許承認台灣的邦交國繼續下去,這些國家才暫緩與北京拓展正式關係,以免累及馬英九的島內民望,馬英九也宣布增加援巴經費,巴台關係才持續至今。但有了香港的「白手套」,這已不再是北京不能踏足的禁地了。(作者是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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