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共嬋娟  記《明報月刊》創刊四十五周年誌慶酒會 (陳 芳)

  著名鋼琴家劉詩昆為《明報月刊》獻上歡樂的歌劇《卡門》選曲,激蕩喜悅的音符糅合劉先生的心衷。彈奏前,他莊重發言,十年前,參加了《明報月刊》慶典,事隔十年,對《明報月刊》有許多感覺、感觸和感想。最深的感覺、感觸和感想是,二十多年來,《明報月刊》一直堅持遵循公道、公正和公義的辦刊原則。他慷慨道,定居香港二十一年了,看見香港各方面的飛快發展,惟獨很遺憾,多年來,香港的傳媒和報刊,文化水平不但沒有提高,而且下降了。世界上發達的地方,無不擁有嚴肅大報和娛樂小報,香港有的卻是娛樂大報和娛樂小報。報紙頭版爭相選用大幅明星「走光」的照片。「《明報月刊》堅守高雅的文化水平,一路走來,實不容易,教人欽佩。」一曲彈罷,劉先生攜歌手侯小媛出場,為她伴奏《小城故事》,差可比擬鄧麗君的歌聲,柔情似水。琵琶和鋼琴演奏家孫穎小姐專程與劉先生和侯小姐一同前來,他們所到之處,樂歌悠揚暖融融。美好音樂  五年前,創刊四十周年酒會,王明青小姐擔任主持,事隔五年,大會司儀王明青再度款步出場。她介紹《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系列活動七月二十六日開鑼——別開生面的陳歌辛陳鋼父子作品音樂會教人難忘。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系列講座展開。一時間,勝友如雲。作家白樺,劇作家沙葉新,音樂家陳鋼,畫家、藝術評論人謝春彥,哲學教授陳鼓應,台灣文藝評論家、作家尉天驄等諸位先生,以及香港企業家、小說作者張大朋先生發表演講。二十五日中午,最後一場演講圓滿結束。陳鼓應先生在城大稍作休息,急忙飛回北大,準備翌日授課。白樺、沙葉新、陳鋼、謝春彥和尉天驄等五位先生欣然前來做主禮嘉賓,其他主禮嘉賓還有《明報月刊》顧問李歐梵教授、劉詩昆先生、世界華文媒體集團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和明報集團有限公司營運總裁甘煥騰先生,當然還有東道主《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美好話語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集團執行主席、《明報月刊》社長、丹斯里拿督張曉卿爵士因公務繁忙未能蒞臨,潘耀明先生代他讀出題為《拚命辦好她》的講辭。張先生開宗明義說:「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捎來了對《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的祝賀。他的賀詞是這樣說的:『在(香港和)海外,一個無利可圖也無國家支持的人文刊物,有四十五年的生命力,有覆蓋全球的中文讀者圈,有如此寬闊的視野與綜合性質量,就值得祝賀與紀念。』高行健的賀詞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對《明報月刊》最大的策勵!」  李歐梵先生會上致辭說:「《明報月刊》在我們生命裏擔當重要角色,非但在香港,在全世界華人地區,把所有關心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心連接一起。知識分子要繼續為《明報月刊》寫稿,雖然稿費不高。」李先生的話亦莊亦諧,台下一片歡笑。一九三〇年出生的白樺先生雖抱恙在身,但風度翩翩,滄桑歷練作智慧和生命力,予人啟迪。他說,《明報月刊》一誕生,儼然就是文化巨人。那時候他正值盛年三十六歲,但精神和肉體卻如在黑夜裏掙扎的嬰兒。「金庸先生辦刊是決心為雜誌犧牲性命的。他認為,人都有一死,身為讀書人,為中國文化而犧牲,心安理得。《明報月刊》和文革對着幹!金庸先生那輩人,汲取中國文化的養份而茁壯成長,革中國文化之命,除其糟粕,他們贊成,但全面推倒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他們決不贊成。」白樺先生二〇〇六年讀到金庸先生這番感言,文革經歷的片段,歷歷重現眼前。文革時期他每天摸黑起來掃院子,知識分子不堪壓迫而自殺的消息時時聽聞。他掃着黃葉,內心痛惜不已:「我們的文化精英,像秋風掃落葉般,落啊落啊,何時方止?」他回想一九八七年初晤當時的《明報月刊》總編胡菊人,胡先生說他「真是中國文化劫難中的過來人」,這句話,永誌難忘。其後他有機會會晤金庸先生,得益良多。與潘耀明先生結識後,潘先生邀他撰稿,與《明報月刊》更加親近。他最後總結說,文革時,遠在香港,有一份捍衛中國文化的刊物迎着風暴辦下去。大家親切叫《明報月刊》做「明月」,這稱呼美哉妙哉!李白詩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人人熟諳,祝願一輪「明月」在萬里長空下,更溫柔地映照故鄉、故土、故人。  尉天驄先生要趕搭晚上十點飛機回台北,仍專誠到來致辭,他掏出肺腑之言:「諸位,四十五可不是小數目,減頭去尾,是我們這輩人一生最重要的歲月,而且是中國最艱苦的歲月。從前,台灣禁讀《明報月刊》,我最初是偷偷讀月刊,現在,我的文章有幸發表在這份刊物上。中國在改變,然而問題叢生,消費社會的種種毛病一一暴露眼前,我們越加需要人文精神支持。《明報月刊》辦了四十五年,在商業社會中堅持辦下去,更加重要,不在話下,因此,《明報月刊》更加值得眾人支持和期待。」美好畫作  尉先生的話,把會場一下子震住了,但嚴肅的氣氛瞬間熱鬧輕鬆起來。謝春彥先生凌晨三點起來揮毫,致贈本刊。大會展示這幅畫。畫面上松下月色清亮,古代高士展卷閱讀,書卷味淋漓酣暢。謝先生說,《明報月刊》是他心目中一輪明月,溫柔明亮。王明青讚歎,畫上「林間清輝」四字,白樺老師所題,筆迹顫抖,別有神韻。群賢畢至,興高采烈,一眾主禮嘉賓為《明報月刊》切生日蛋糕。  潘耀明先生激動歡欣地說:「剛才劉先生提到十年前的慶典,那回是高行健先生遠道而來,祝賀《明報月刊》三十五周年。五年前,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先生,以及學者劉再復先生前來見證了《明報月刊》四十周年。今天,李歐梵、尉天驄、白樺、劉詩昆、沙葉新、陳鋼、謝春彥諸位先生,一起見證這份風雨中䇄立不倒、歷史最久的華文文化刊物創刊四十五周年。饒公宗頤教授今年一月為《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題字——『皓月長明』,寄意薪火相傳,弘揚文化。」  四十五周年生日,美好的音樂,美好的人物,美好的話語,意想不到——還有美好的畫作,讓我們再一次殷切呼喚:「美好信念莫失莫忘——讓文字守護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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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命辦好她! (張曉卿)

  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捎來了對《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的祝賀。他的賀詞是這樣說的:「在(香港和)海外,一個無利可圖也無國家支持的人文刊物,有四十五年的生命力,有覆蓋全球的中文讀者圈,有如此寬闊的視野與綜合性質量,就值得祝賀與紀念。」  高行健的賀詞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對《明報月刊》最大的策勵!  過去《明月》所走過四十五年漫漫長路,是艱辛而曲折的。查良鏞先生在《明月》創刊四十周年酒會上的講話指出,他在一九六六年那樣複雜的政治環境下創辦《明月》,是「拚了命的」。中國大陸的文革就是要「革中國文化之命」,我們決心保衛中國文化。這就是當年辦《明月》的因緣。這一決定,是頗壯烈,俱見膽識和勇氣。查先生在講話中,還擔心《明月》將來「可能抵擋不了商業考慮的壓力,可能會在暴力之前害怕了、退縮了」。五年後的今天,《明月》並沒有淹沒在商業大潮之中,也沒有屈服於暴力之下,她還是那麼溫文爾雅,兼容獨立、不黨不私。為了保存她,延續中國文化的薪火,我們將秉承當年查先生「拚命辦刊」的精神,拚命地保存她、發揚她、提升她!  在逝去的人類歷史的夜色裏,不少流星光芒炫目,但稍瞬即逝;有的星宿卻孤獨地燃燒着,發光發熱。《明月》彷彿是籠罩着濃厚商業氣味天宇中一顆不屈的星宿,只要她還沒有完成歷史使命,她還是要繼續燃燒下去,發出一抹幽微的光芒。  四十五年的風雨歲月已過去了,我想在這裏重複我在《明月》四十周年酒會上的講話:「我們將不負大家的期望,勉力為二十一世紀精神文明的建設竭盡綿力。」  (作者是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集團執行主席、明報月刊社長、丹斯里拿督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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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明月》 (潘耀明)

  我是上世紀一九九一年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十七年,那是處於上一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金庸手寫聘書為之動容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應王世瑜兄的邀請,在《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辦公室內。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嘀噠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着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句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書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還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我還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二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二元八角文化品牌的價值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說了一句:「你瞧着辦吧!」當我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櫫的「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什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更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了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後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後第一天的股值躍升了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  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使《明報》成為香港「公信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查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用羅孚先生的話,《明報》是查先生畢生的事業。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後的發展是可預料的。  沒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報集團,市面上頻頻傳出對明報集團不利的消息,加上經營失利,陣腳不穩,明報集團很快被震散,差點成為孤兒。還幸馬來西亞的殷商張曉卿先生見義勇為,接手了這一爛攤子,經過好幾年刻苦經營,使她重入軌道。辭職追隨金庸辦新文化雜誌  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誌,他準備寫歷史長篇小說,並在這份新雜誌連載。於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社,為他策劃新文化雜誌。那時《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於十分尷尬局面,我毅然辭去《明月》職務,帶了一位秘書過去,準備追隨查大俠幹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對原來計劃也意興闌珊。  張曉卿先生後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呆了一年後,一九九六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期,《明月》的業務陷於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林厥先生和張曉卿先生特別助理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報月刊》,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三年!  在《明月》四十五年運行的漫漫時間之河,經歷了九任主編。第一位主編是查良鏞先生,之後擔任主編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橋、張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從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編務。胡菊人歷時達十二年;其次是董橋,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時期做了四年,後期也做了十三年了,合共十七年。  一本綜合性文化雜誌在商業社會可以生存四十五年,《明月》是一個異數。記得李歐梵兄在《明月》三十五周年紀念特輯中曾撰文,質疑像《明月》這類平面出版物能維持多久,倒是十年後的今天,《明月》依然無恙。《明月》所走的這條道路,前途肯定崎嶇不平。像《明月》這樣堅持「中性價值」、「不黨不私」、可以兼容不同意見的文化雜誌,相信眼下是罕見的。我想,只要歷史使命未完成,她還是有存在的價值的。我慶幸有一個具時代使命感的老闆——張曉卿先生,還有一班具有文化理念的同事與我一道,並肩迎接未來的挑戰。當然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一直支持本刊、不離不棄的熱心的作者和讀者!  《明月》創刊四十五周年誌慶,我們出版這本特刊,主要擷取這四十五年其中的吉光片羽,讀者從中也可約略看到她不屈的身影!  二〇一一年十月五日  (作者是本刊總編輯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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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馬悅然)

  精彩摘錄: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國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學院的建立,都絞痛人心。《明報月刊》的創辦人金庸先生表示,辦《明報月刊》是「和文革對着幹」。說來不無感傷,這句老話至今仍負有使命,這也是我對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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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不簡單 (劉再復)

  精彩摘錄:《明報月刊》在創辦之初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維護正義與伸張正義的傳統。有了正義感,就有了刊物的靈魂;有了靈魂,就會在世事滄桑、風雲變幻的長久歲月中保持一種獨立的精神和正直的品格。在政治層面上守持價值中立,並且在文化層面上一直充當時代先鋒,至少可以說,是努力充當思想先鋒與文化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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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我育我的故鄉漸行漸遠 (陳鼓應)

  前天(十月廿三日)我在「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總談上感慨地說:像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經歷過一個高度的政治敏感時期,幾十年來很難得有這樣暢所欲言的機會。感謝《明報月刊》總編輯耀明兄、城大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培凱兄邀請我們幾位講者。我們六個人(尉天驄之外,另有白樺、謝春彥講「苦戀文化」,沙葉新、陳鋼講「悲愴文藝」)合起來超過四百多歲了,這真是一次十分奇妙的聚會。雖然我們的個性不同、走向各異,但我們卻共同處在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因而有着類似的人生際遇和感受。  和在座青年人不同,我們超過大半生的歲月一直處在動盪不安中。現在回顧我們走過的人生旅途,我不禁想,能不能少一點政治,多一點文化和人性的內涵!  這幾年,我常常想起老子《道德經》開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在現代可以這樣來解讀:世界是一個地球村,不同國家民族要多多溝通、對話,了解和包容彼此不同的生活習慣、民情風俗,以建立永續發展的規則。可是,國與國之間要進行對話,談何容易?  在青年時代,我曾經十分憧憬西方國度所宣揚的人道、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念,年歲漸長,穿透表象,卻越加察覺到西方強國不斷假借民主、自由對非我族類的其他國家行使軍事霸權和文化霸權,正如《莊子.胠篋》所批評的當權者常假借仁義之名以行事,這也使我想起艾.弗羅姆(Erich Formm)在《人心》中提出人性是狼還是羊的問題。近些時來,西方霸強在中東進行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向世界各地擴張軍權,恰像弗羅姆指出的「美式的民主」「披着羊皮的狼」,這教我感觸萬分。現在言歸正傳,來談談「鄉關何處」。客家人的精神貫穿一生  我的祖籍是客家地區福建長汀,小時候住在客家村。客家人有幾個特性:第一是漂泊不定。客家人從中原飄蕩到各地,例如從河南遷到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方,是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對弱肉強食非常敏感。第二,客家人有強烈的尋根意識。第三,客家人懷鄉情濃。第四,客家人重視祖先崇拜。  客家人以村裏的祠堂為活動中心,我們敬拜祖先,奉祖先為神靈,每個家庭就是一座文化傳統的堡壘。祖先崇拜,體現了「慎終追遠」的人文傳統,也體現了歷史承擔意識。小時候入私塾背誦四書,但我心頭的「四書」卻是《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我們從《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故事裏汲取倫理、道義等價值觀念,感受到正義的激情蕩漾在胸中,而《封神榜》和《西遊記》則帶給我們想像力和美感。  客家人的精神貫穿我的一生。少時飄蕩各地,故園的一草一木時在夢中。走出故鄉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但另一方面,又因「有家歸不得」而惆悵不已。這讓我想起《莊子》描寫的「越之流人」的情景。《徐無鬼》篇中寫越國的流蕩者「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一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為什麼呢?莊子寫得多麼動人心絃:「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這很適切地表達了懷鄉的深情。  一九四九年,我離開故土家園隨父母到台灣。知識分子動輒得咎  台灣自從一九四九年實施戒嚴,美國第七艦隊橫守台灣海峽,CIA技術支持蔣政權在台灣對異己分子進行地毯式搜殺。國府當局還頒布了各種特別法,其中以《懲治叛亂條例》最為嚴酷。《條例》第二條第一款(簡稱「二條一」)對三個人以上有組織行為者以死刑起訴,五十年代初期在台北熒橋下,常在凌晨一卡車一卡車地運送政治犯去處決。《條例》第七條規定「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很多知識分子,如作家楊逵、柏楊、陳映真等,就是根據第七條被逮捕和判刑的,楊逵被判十二年、陳映真被判十年。在那個政治敏感的時期,知識分子動輒得咎。例如中南部有一位地理老師,學生問長江大橋、西螺大橋哪座大,老師說長江大橋大,這樣就被檢舉,判了五年徒刑。政治高壓也遏阻了人們的懷鄉思親之情。我認識的一位老政治犯叫黃光海,因為給香港的親友寫了三封信,被指控「連續散播不實之謠言,足以搖動人心」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在那個時期,與大陸通信都會被當作「通敵」而受到嚴懲。我留在福建的哥哥寫信給加州的妹妹,妹妹託朋友把信帶給我。我拿了信,躲到廁所裏看,看完信,擦乾眼淚出來,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和朋友繼續聊天。在大陸的哥哥來了信,不能告訴朋友,因為會害他「知情不報則與犯者同罪」。台灣對大陸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之久,思鄉之情,只有深深藏在心底。  五十年代初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我仍是懵懂的青少年。一九五五年我進入台大哲學系學習。當時台大文學院的老師都是從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等校遷台的著名學者,因此台大的校園裏充盈着北大自由獨立的學風,並且自覺地傳承了五四時期的探索精神。在這樣的氣氛激蕩之下,我們這些學生均以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相期許。在老師們的引領之下,同學們彷彿撥開了雲霧,開啟了一片新的思想視野。師從方東美殷海光先生  在眾多教授中,方東美先生和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最為深遠。方先生留美歸國後曾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但在經歷了一段內部政治意見紛爭之後逐漸遠離政治,潛心於學術。他的全集即將由北京中華書局排印出版。個人以為,方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屬於當代「新道家」。在當代哲學家中,他們兩位西方哲學的素養和外語能力最為突出,都用英語寫了許多著作。方先生是我做研究生時的指導教授,實際上,在學術上我走的是方先生的路子。  學界中人都知道我師從方先生和殷海光先生,而在現實社會中對理想的堅持,我受到殷先生的影響較大。殷先生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六十年代的台灣知識界,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言人代替了胡適的自由民主代言人的地位。(實際上,胡適晚年的言論越來越趨保守,常發表附合獨裁者的議論,在台灣知識界的地位早已被殷先生所取代;而在哲學領域,胡適的學術影響也遠遜於方東美先生。這是大陸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所不了解的。)殷先生專長邏輯和科學哲學,具有敏銳的分析力,但言談之間卻壓抑不住澎湃的感情;他講理性思考,但內心深處憤激之情卻波濤洶湧。我們見面的時間多,因此書信的往來少,但有時他會給我寫短信。一九六六年一月,我忽然接到殷先生的信,信中說:「現在燈下,提筆寫信給你,心頭有說不出的滋味……內心有難以言狀的淒涼。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人海蒼茫,但願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溫暖也。」殷先生常對我們說,現實世界如此逼仄,而學問的天地卻是無限的寬廣。我們師生之間經常在困境中會聚,相互溫暖。  一九六六年,我受到當局清算「殷黨」的牽連,人生中第一次被解聘。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措手不及,一緊張又患了胃潰瘍。經歷了幾次波折,我終於獲得了台大哲學講師的專任聘書。  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我們參加了保釣運動。在那之前,台灣一直把美國當作保護者,唯美馬首是瞻。而釣魚島本來是我們的領土,美國竟然把它交給日本,在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眼裏,台灣的權益只不過是它在國際政局中的一枚棋子。這事件之後,我才漸漸發現,美國和日本就是我前面所講的「披着羊皮的狼」。  在那白色恐怖的時代裏,我原本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由於保釣運動的發生,我在校園裏公開演講的時候提出「言論自由」的主張,這個議題在當時十分敏感。並且我公開支持保衛國土的學生運動。這樣的言論已經觸及到當局的禁忌。美式民主 披着羊皮的狼  一九七二年我獲得准許到美國加州探望我妹妹。我在東西兩岸的各大城市走了一個來回,接觸了很多保釣的留美學生。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中,有三件事情引發了我一生中的巨大轉變。第一,美國原本是我心中自由民主的聖地,但我發現美國政府竟然向全球各處的獨裁政權輸送大量坦克大炮,來鎮壓自由民主人士。第二,我到達美國一個星期後,留美學生在加州校園放映當代中國的紀錄片,片中有南京大屠殺的實況。我看到日本士兵舉刀砍殺無辜的婦女、兒童,這使我受到極大刺激。兒時和母親一起躲日本飛機轟炸的警報的記憶頓時浮現腦海,大學時讀到的近代史內容一頁一頁地呈現在眼前。由於國家貧弱,不只一個外強侵略我們,而是多個外強侵略我們;不只一個外強欺凌我們,而是多個外強欺凌我們。想到這些,民族的災難意識油然而生。第三,我年輕時很喜歡看美國的西部武打片,崇拜影片中的英雄,而在美國的土地上,我看到在電影中被塑造為「惡人」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生活的慘況。這也印證了羅素在《中國問題》書中說的白種人的兇殘勝於有色人種,以及「只要是歐洲人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我認識到民族主義有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和反侵略的民族主義的區別。自此以後,民主和民族一直是我一生中兩個重要的支柱。  原本打算在美國停留較長的時間,但在美國三個月後我突然決定回到台灣。在台大校園裏,我對親近的學生講起美國的所見所聞。我並不知道這些言論已經引起特務機關極大的關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參加一個關於民族主義的座談會,會上我和王曉波的言論,促使台灣當局作出對民族主義思潮進行鎮壓的決定。終於在寒假期間,當局在校園內對參加保釣運動的師生展開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之後就發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包括我在內的十三位台大哲學系教師連續被解聘。這是台灣學術史上政治干預學術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因為一再被解聘,我有更多時間閉門讀書。回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波折,在困境中寫《悲劇哲學家尼采》、《老子註譯及評介》、《莊子今註今譯》,都反映了我在高壓的統治和道統觀念下內心對民主的追求。落葉歸根之念  回溯大學本科,我們的課程主要是學習西方哲學,西哲的理論體系龐大,思維抽象,方法推演嚴謹。從柏拉圖到黑格爾,讓我在龐大的體系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生命感。一九六〇年,我在研究所期間研讀尼采,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了過多的神學血液」,我深有同感;進入尼采的世界,才領會到強烈的生命感。一九六六年之後的幾年中,我多次獲得台大哲學系專任講師的聘任,但都因特務機構阻撓而無法就業。這期間,我轉而注譯《老子》和《莊子》。這給了我一個機會由西方哲學轉向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由尼采而存在主義再到莊子,是我學術道路上的重要歷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環境,政治上的儒家和學術上的儒家若即若離。「若即」的地方是都在講道統,道統一如觀念的囚籠囚禁着我們。而西方傳統哲學最後總要抬出「上帝」作為理論系統的最後保證,這種在神學上「唯我獨尊」的上帝和哲學上無所不包的造物主,形成一個巨大的思想網羅,尼采和莊子的哲學精神,給予我衝破網羅的驅動力。  尼采和莊子,這兩者一古一今,一中一外,相距如此遙遠,但他們都以歌謳生命為其哲學主題。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生我育我的故鄉已漸行漸遠,兒時的美好記憶只餘回味,雖然「落葉歸根」的念頭時常縈繞心間,但我只有在尼采的領域裏尋找到我的精神家園,在莊子的園地裏尋找到我的心靈故鄉。  (這場講座十月二十五日舉行。原題為「中國文化人的心路歷程——鄉關何處」,尉天驄先生也作同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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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應簡介

  (以下簡介由陳鼓應提供。)  陳鼓應,台灣著名哲學學者。客家福建省長汀縣人,生於1935年。1960年考取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師從方東美、殷海光。  20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在政治高壓下,因言論涉及政治敏感因素,曾三度遭解聘。  第一次是1966年,因當局整肅殷海光而被波及。當時殷海光到陳鼓應任教的大學聽演講,過後被打小報告,說陳鼓應請殷海光來煽動學生的情緒,在安全單位的壓力下被解聘。在1969年正式獲得台大哲學系聘書之前,陳鼓應多年來過着困頓的生活,其間繼《悲劇哲學家尼采》之後,撰寫了後來廣為人知的《老子今註今譯》、《莊子今註今譯》。  第二次是1973年夏天,因參與保釣運動導致「台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解聘。1971年「保釣」運動在台灣校園興起,陳鼓應推動言論自由,並支持學生保土運動而受到當局關注,1972年陳鼓應曾赴美探親,回台灣後,與王曉波參與民族主義座談會,因為陳鼓應在會上的發言較為激烈,當局顧忌反帝、民族思潮之日益高漲,決意採取鎮壓手段,1973年2月(寒假期間),當局拘捕「保釣運動」的學生領袖,陳鼓應和王曉波也被警總拘留,24小時之後釋放。同年暑假,台大哲學系遭到當局整肅,連續解聘了包括陳鼓應、王曉波在內的13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講師,這就是震驚台灣及海內外學術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下放到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但不得上課、演講、寫作。由於該中心收藏了大量中國出版書刊,其間,陳鼓應閱讀了大量中國學人的文史哲著作,學術方向也因此漸漸轉到中國古代哲學。  第三次是1979年政大國關中心的解聘。自1973到1979年,陳鼓應白天閉門讀書,晚上則參與台灣異議分子的民主運動。1976年《夏潮》雜誌問世,陳鼓應和陳映真、王曉波都是主要作者。1978年,陳鼓應參加了台灣「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正式成為黨外民主運動的一員。那時候黨外已有統獨之分,陳鼓應和余登發等人都屬於統派。余登發在1979年被捕,陳鼓應和許信良、施明德等人前往余登發的家鄉橋頭示威抗議,是為「橋頭事件」。由於推動民主運動,導致陳鼓應第三次遭到解聘。  1979年第三次被解聘後,陳鼓應嘗試申請一家四口出境,竟獲批准。到美國後卻被當局拒絕返台,斷了回台灣的路。滯留美國期間陳鼓應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擔任研究員。  1984年陳鼓應前往大陸,被北京大學哲學系聘為教授,講授老莊哲學。1989年受學潮影響被停職,兩年後獲重返課堂。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返回台大任教。2011年再被北大聘為人文講席教授,在哲學系任教。  陳鼓應致力於尼采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研究。主編《道家文化研究》學刊,著有《悲劇哲學家尼采》、《尼采新論》、《存在主義》、《莊子哲學》、《老子註釋及評介》、《莊子今註今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管子四篇詮釋》、《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道家易學建構》、《耶穌新畫像》及《周易註釋與研究》(與趙建偉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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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一夢 (白 樺)

  精彩摘錄:回首歷史,那些曾經被我們嘲笑過的歷代士子,包括曾經出將入相的能臣、佞臣,他們為了依附皇權,極盡諂媚、逢迎之能事,演繹了多少悲劇和鬧劇!深知他們可笑而又可憐。此時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麼?但當時連這種醒悟也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就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舉國媒體討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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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感謝歷史和時代 (謝春彥 演講 林曉倫 記錄、整理)

  精彩摘錄:我對畫畫的主張,是寧可畫一張有缺點但必須是有特點的畫,而絕不畫那種面面俱到卻一無己心己面的泛泛之作尺寸之作。我的有些同行已經違背了從前我們所學的,你要畫畫、做藝術家、做詩人,那是靈魂工程師,現在,更多的是在經濟的狂潮之下失去了一個藝術家應該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立場,變成一個十分不守規距的低級文化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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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姿態 (卷首語-潘耀明)

  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歷史踉踉蹌蹌而去,歲月蹀蹀躞躞走過。流沙壓着流沙,狂風跟着狂風,重重疊疊覆蓋了昨天的茂密和繁華。大地在戈壁大漠深處留給我們的只有這片不屈不撓、不退不讓的胡楊林以及它們艱難生存的各種姿勢。①  日前內地某電視台來訪問我,談到「香港文化沙漠」話題。我表示,我是這樣理解的——  香港作為文化環境來說,可以說是「文化沙漠」,這是因為當政者沒有扶持文化事業,文化日益受到商品社會的強力擠壓,生存空間愈來愈狹小。香港的文化是在極貧乏的土壤中、瓦礫中、石縫中迸長出來,也因此特別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  比方《明報月刊》,這本在華人社會歷史最悠久的雜誌,不誕生在台灣、內地甚至海外,卻誕生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的地方。這使我想起戈壁灘上的胡楊樹。  胡楊樹生長在漫漫荒野,沐浴於浩浩朔風,不被上天眷顧,沒有雨水、沒有濕濡的空氣,備受熾火毒焰的煎熬,或暴風雪的摧殘,它以奇迹般的姿態,巍然聳拔地矗立在荒漠上,流誦着「活一千年不死,死後一千年不倒,倒下去一千年不朽」的傳說,「在淒涼中含有悲壯,孤寂中注滿宏闊」。②  這是大漠孤烟直的氣概,這是生命的姿態!  一九六六年,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要「革中國文化之命」③,查良鏞先生創辦了《明報月刊》,「和文化大革命對着幹」④,在那個極端的時代,查先生這樣做,生命財產也曾受到威脅,所以他事後回憶說,是「拚了命」⑤的。  當年查先生拚命辦《明報月刊》,是一種大氣概、大無畏精神。今天在物欲高熾、文化在商品價值中等於零的嚴酷狀態下,張曉卿先生堅決表示要秉承查先生當年「拚命辦刊」⑥的精神,「拚命地保存她、發揚她、提升她」⑦,這也兼具與商品社會對着幹的勇毅精神。  若問《明報月刊》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回答是《明月》四十五年來堅守的中性價值。《明月》在慶祝四十周年時曾邀請多名海內外知名學者、作家對此作了探討。《明月》特別為如何建構「價值中立的文化空間」,與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了一次盛大的講座。劉再復教授從歷史、政治、哲學、文學的層面對「價值中立的文化空間」曾作了全面闡述。⑧  當我們以鮮明的態度守持「價值中立」的辦刊立場時,也有人提出異議,說這是沒有是非的折中主義。這種批評是對「價值中立」的極大誤解。相反地,我們不是沒有是非,而是超越黨派的是非尺度在更高的人類普世價值層面上把握是非。黨派政治和市場政治確實有最明確的是非,但那是和黨派功利和市場功利緊緊連在一起的是非,當今世界、當今中國的問題,不管是什麼判斷,恰恰都被這種功利主義所主宰。而我們作為一份文化性的刊物,着眼點恰恰不是現實功利,不是黨派的是非究竟,也不是商業集團的是非究竟。我們不用功利的眼睛去看世界,只用良知的眼睛看世界,即用人類的良知去衡量一切。  所謂價值中立的立場,就是排除或左、或右、或黑、或白的功利干擾而獨立不移的良知立場。良知是中性的,良知又是終極性的。良知永遠指向人類的福祉與中華的終極福祉,而不是指向政府、集團、黨派。有價值中立的文化空間,才有良知的立足空間,才有良知自由的表達空間。中立不是折中主義。折中主義往往解讀成和稀泥,而價值中立則堅定不移地代表最大多數人說話,也堅定不移地守護人類的普世原則。凡是違背這些原則,不管它是什麼黨派,不管它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不管它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們都敢於批評,敢於批判,絕不姑息討好。  鋼琴大師劉詩昆在《明月》四十五周年酒會上曾慨然說:「……定居香港二十一年了,看見香港各方面的飛快發展,唯獨很遺憾,多年來,香港的傳媒和報刊,文化水平不但沒有提高,而且下降了。世界上發達的地方,無不擁有嚴肅大報和娛樂小報,香港有的卻是娛樂大報和娛樂小報。」「四十多年來,《明報月刊》一直堅持遵循公道、公正和公義的辦刊原則。《明報月刊》堅守高雅的文化水平,一路走來,實不容易,教人欽佩。」⑨  我們不妨在這裏再重申,我們在四十周年時所作的言詮:「當下人類社會已趨於極端化和暴戾化:弱肉強食、是非混淆、爾虞我詐、劣幣驅逐良幣,到處充彌社會暴力和語言暴力。只有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價值的中立性,才有開闊的視野和普世價值觀,才不囿於一時一地或某黨某派的偏狹之見,不曲學阿世,面對權勢時敢於道出真話,面對名利誘惑不為所動,兼具良知和道德勇氣。」⑩  這堅韌不拔的信念,正是文化生命的姿態!  注:  ①②《胡楊讚——生命的姿勢》,《讀者》,二〇〇五年一月  ③④⑤查良鏞:《拚了命出版》,《明報月刊》,二〇〇六年一月號  ⑥⑦張曉卿:《拚命辦好她!》,《四十五年的文化小屋——明報月刊紀念特刊》,二〇一一年十月  ⑧劉再復:《再論<第三話語空間>》,《明報月刊》,二〇〇六年二月號  ⑨陳芳:《千里共嬋娟——記創刊四十五周年誌慶酒會》,《明報月刊》,二〇一一年十二月號  ⑩潘耀明:《在最後的天空之後》,《明報月刊》二〇〇六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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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元--人生小語

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魯迅:《魯迅全集》)魯迅這番話,自然有其特殊的語境,而他之所謂「現在做人」的問題,在眼下,則是頗能引人深思的。人活着,在為了自己的人生、事業、家庭乃至理想奔波、打拼、忙碌、奮鬥的同時,總是或多或少地也做了些利人、利他、利民、利國之事。只有這樣,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才能健康地發展,持續地提升。然而,現在我們卻愈來愈多地耳聞目睹了某些人做事逾越了魯迅之所謂的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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