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廉恥,反喊冤屈 (堅妮)

  連月來,海外華人對薄熙來案的關注因為媒體方便暢通,比國內民眾要公開和熱鬧。各種渠道通過互聯網傳出,孰真孰假,孰是孰非,無從查證,但是讓人看得津津有味,可以推測,可以聯想,見仁見智,見黑見白。輪到英文媒體報道,直讓人覺得他們炒冷飯般缺乏內部消息渠道和洞察力,只能說,外國人怎能深諳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三味?可以原諒。  終於,鑼鼓點敲到大戲高潮,本戲主角經過千呼萬喚,千推萬擁,被推上了前面的審判台,讓我們這些本無關係的八卦小民,最後有了一個機會,將從互聯網接收的大量已經經過篩選、分析、結合個人經驗和中國歷史所作出的判斷,來一次實際的操練。展示男人品味的審判台?  首先不知道是什麼人在審判薄熙來這天發了個網評,說審判台「是一個展示男人品味的舞台」並以「精英在黨內」結句。借用台灣人愛用的感歎詞「哇晒」,我要問這個網評人是在真心讚歎,還是反諷?根據網上「挺薄」和「倒薄」兩派連月來發言的文風語氣,這完全可能是「挺」派的真心話,也可能是「倒」派的諷刺語,真心者認為中國男人就是要這樣,死也不能讓個臭女人給毀了前程,我們黨就是要靠這樣的精英把紅色江山固守萬年;諷刺者在說到了這個地步還死撐什麼?台上做戲也太低估老百姓的智商了吧。  「挺」也好「倒」也罷,堂堂崛起大國莊嚴的司法庭台,根本不是我等小民說得上話的地方,我們不過是當年魯迅筆下阿Q被插上標牌斬頭時,旁邊看熱鬧的吳媽和禿頭小尼姑之流,等着看阿Q唱「三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不過現代劇情節要複雜多了:一個外國公司套一個外國公司,連環套套三套,誰誰誰代表誰誰控制那套房產,某某某靠不住,某某某靠得住,連篇的證詞證據錄音錄像,繞得人頭昏腦脹,原來是為了給頂瓜瓜的紅二代爭奪一套幾百萬外幣價值的產權。靠不住的被殺了,靠得住的上來檢舉,多米諾骨牌效應,拉倒一大片,最後鬧得夫妻反目成仇,丈夫說妻子是神經病,妻子說丈夫的心腹是險惡小人,更精彩的是官高至省長的人居然可以用公事公辦把老婆朋友在外面幹的臭事推個一乾二淨,還振振有詞質問:你聽到過我開口要過賄賂見我親手接過錢嗎?(難道中國老百姓就這麼笨不知道這些當官的怎麼操作?為什麼會有「裸官」一詞的發明創造?)  不管「挺派」怎麼認為堂堂要當國家主席的人絕對不會為幾百美元斷送前程,怎麼堅持這是我黨兩條路線鬥爭在社會主義歷史新階段的又一場「溫都爾汗」式的陷害和激戰(編按:林彪在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不管官方還是網絡媒體上為被告人伸張正義的呼聲有多高,我只奇怪這麼多理論水平那麼高的各級評論員怎麼就沒有看到,為了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爹媽斷送了大好前程,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難道就這一件事還不夠說明問題,非要把人家留給瓜瓜以後當海外孤兒的剩下幾千萬再抖落出來才算夠分量夠有說服力嗎?難道沒有看到中央電視台播出谷開來的審判錄像上,谷開來說被她殺掉的人曾經威脅她的瓜瓜?說得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嗨,我們是什麼人?你們是什麼人?這江山是我們的父輩拋頭顱灑熱血,殺了多少人奪回來的,現在當然是我們紅二代三代先坐天下得好處,你誰踩了我的腳趾,殺無赦!薄熙來在審判庭上痛斥出賣他的人是貪污腐敗分子經濟騙子,檢舉他讓他翻船的老婆是神經病,他站在道德高地義正詞嚴,唯有太低估了讀者聽眾的智商。誰都知道這是中國官場文化的老套路,自己出來掌權說官話,貪污腐敗放火殺人的事都由身邊的親信親人去做——你什麼時候見過意大利黑手黨的大佬需要親手殺人或者開口要錢的?這個民族還要不要道德?  這個對紅二代夫妻兩人的世紀公審,一方面是讓這種沒有道德意識和廉恥的人出來在事實證據面前大言不慚地說假話大話,完全對自己的虛偽和殘忍沒有內省,讓我這種卑賤小民大大開了眼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國文化的一個大瑕疵:只要有政治行為和口號做藉口做掩護,沒有道德沒有人性的行為是可以原諒也不需要懺悔的,甚至還可以有同情者和支持者。自古以來,中國的帝王將相、江湖義士,何曾不是打着正統、均平、忠君、俠義的口號窮兵黷武、殺人越貨?只要出師有名,不怕老百姓血流成河。薄熙來就是罔顧是非,反喊冤枉:他自認為有革命理想,幹着繼承父輩紅一代的大事業,當全中國的官都在不同程度上像他一樣的操作,你們偏偏要拿他的私生活來開刀,這怎麼說得過去?  當然,薄在重慶留下改善市民生活的政績,這也是挺「薄」派最強硬的證據,也恰恰是另一種對老百姓智商的污辱:一個當官的拿着納稅人的錢,為納稅人做事,是他的本職本分工作,但是他用這個來積累政途資本,玩弄口號,愚惑民心,難道老百姓就看不出這不過是政治手段和遊戲的炒作?當他身邊的親信親人統統變成犯罪分子,他不但不覺得痛心疾首,沒有需要對自己作深刻的道德反省,而是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六親不認,反臉無情;明知中國的司法系統漏洞百出,有名無實,自己早就為自己的行為準備好藉口,上得審判台來無非是做最後的一場政治較量。  最妙的是,外面居然還有聲音為這種毫無道德廉恥、毫無人性的人叫冤,要把國家的權力保留在這種政客手裏,讓這種人代表人民管理公眾事務。這個民族還要不要道德?這個國家的權力究竟應該掌握在些什麼樣的人手裏?中國老百姓要不為此恐懼,也該為此心寒吧?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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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棟教授行誼述略 (張學明、趙鍾維)

  孫先生祖籍廣東番禺,諱國棟。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生於廣州,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廣州與何冰姿女士結褵。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先生於香港在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壽九十有一。先生係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香港中文大學董事、新亞書院董事、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新亞研究所所長、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新亞中學校監等職務,為社會育才良多;又先生為唐史名家,於史學領域成就卓著。  先生一生愛國,因景仰宋代愛國詞人辛棄疾,取居室之名曰「慕稼軒」,亦以「慕稼」為字號。一九四四年,先生在政治大學肄業期間,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呼召,毅然投軍,隸青年軍二○一師。其後,隸由抗日名將孫立人統領之新一軍,參與緬甸戰事。先生備受孫將軍賞識,留於幕內,為抗日戰爭貢獻一己之力。  抗戰後,先生從新一軍退伍而復學。畢業後,先生曾於澳門之華南大學教授歷史。一九四九年來港,曾任私立中小學教師、雜誌編輯、報社主筆。一九五五年,報讀新創辦之新亞研究所,成為首屆學生,師從錢穆先生。同時,亦有機會與學問精深之學者如牟潤孫、嚴耕望、全漢昇諸先生問學、切磋,學養精進。  受錢先生引導,先生確立唐代制度史之研究方向,並以唐宰相制為研究起點,發表首篇學術論文《唐書宰相表初校》,正式踏上治史之途。其後,先生選定《唐代三省制的發展研究》為碩士論文題目,論文後來發表於《新亞學報》,並得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讚賞。稍後,先生獲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經費補助,完成唐代門第消融之研究,確立先生於唐史研究領域之地位。先生及後陸續發表多篇唐史研究文章,影響及於當時唐宋史研究重鎮之日本史學界。治中國史境界高  先生棄政治學而治史學,亦見其關懷家國之情懷。先生向來擇善固執,未嘗為他因而扭曲己見。如先生曾著文《論國家》,提出「歷史文化」乃建構國家不可或缺之一環。先生認為欠缺作為國家軟體之歷史文化,即使擁有主權、土地、人民等硬體,仍係國不成國。大抵亦因此種對家國前途命運之關懷,使先生對中國歷史之研究臻達更高境界。  八九民運期間,先生與夫人何冰姿積極聲援內地民主抗爭;其後,先生伉儷不懈支持中國民主建設。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先生定期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學生作文化講座,致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此,先生亦曾先後撰文嚴厲批評刻意歪曲中國歷史、文化之學者及作家。   先生一生研治中國政治制度史,深明其中之不足,故長期關注中國民主體制建設,面對強權滋擾,亦無所懼;此情至老不減。《中庸》「至誠無息」一語向為先生所愛,其一生行事,確能與此語相副。   先生一生亦與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結下不解之緣,因而對母校發展極為關心。先生表示,香港大學亦為其母校(一九七三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博士學位),惟對中大,則情感更為濃厚。   先生一九五七年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後,即任教於新亞書院歷史學系,接替錢穆先生教授中國通史科,至一九八三年退休赴美。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服務凡二十六年,可謂貢獻甚大,育才無數。  先生退休前,固然致力於守護錢穆先生及諸先賢之創校宗旨,盡己之能。退休後亦不時向校方就大學之使命與願景等方面提供意見,希望中文大學能秉承弘揚中國文化之理想,努力不懈,毋負本港社會有心人士之期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一眾新亞創辦者認為辦學不應忽視基礎培育,因而力爭於農圃道原校址成立新亞中學;政府在力爭壓力下,竟要求中學在不足百日籌備時間之九月正式開學,否則校舍會另撥用途。時間逼迫,先生帶領新亞同仁終於完成此創校「壯舉」,並於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間擔任校監。先生堪任「人師」名  二○○五年,先生自美國回港後,寓居於新亞書院知行樓,仍會主動關心學生事宜。先生重視「師」之分「經師」與「人師」,認為經師僅傳授知識;人師則傳授知識之外,更能對學生起潛移默化作用,故中國重「人師」而輕「經師」。先生一生於香港中文大學與新亞書院默默為弘揚中國文化而努力,言傳、身教,受益學子甚眾,「人師」之名,先生堪任矣。  先生晚年處身香港中文大學,對校園內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仍關懷備至。先生認為現時之中大,已無新亞創校時之經濟困難,然「克難精神」則已大不如前,若要成就更上一層,則須重拾當年「克難精神」。先生如今雖已仙逝,惟此番話語,仍應為後學所記取。  (張學明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趙鍾維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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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污水」當學術!  ——致《明報月刊》編輯部的公開信 (萬之)

  傾讀貴刊今年八月號登載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今年五月在香港嶺南大學五四現代文學講座上的演講稿,感到非常驚訝。讓我驚訝的倒不是顧彬的演講內容本身,因為他的類似言論已有媒體傳播,我早有所聞,這個演講本身在我看來了無新意,並無學術價值和文學品味,而且歪曲事實,發泄私憤,惡意誹謗,是篇很有問題的文字。讓我驚訝的是《明報月刊》會刊登這樣一篇毫無學術價值和文學品味的講稿。我一向尊重《明報月刊》,把它看作是比較有學術追求和文化品味的有影響的刊物,在一個「危機」時代和一個商業化都市裏堅持至今也殊為不易,此次被顧文闖入雅堂,也許事出偶然吧。我也完全可以理解嶺南大學該講座的主辦者用心良苦,希望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討論中有些不同的聲音,不搞一言堂。對於高行健和莫言的文學創作,也不是不可批判。我是國際筆會會員,這個作家組織最重要的宗旨就是維護言論自由,反對壓制不同意見,但是,不搞一言堂,不等於可以濫用言論自由,國際筆會憲章也明確規定:「筆會會員反對散布謊言的言論自由,反對出於政治和個人目的故意撒謊和篡改事實」(見國際筆會憲章第四條)。「流亡」完全可以是「自願」  顧彬此篇演講稿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出於政治和個人目的故意撒謊和篡改事實」,故意歪曲歷史,歪曲事實,散布謊言,把學術會議當作個人攻擊的場所。他再次公開否認高行健是「流亡作家」,污衊高行健出國是出於「金錢收入的考量」,是「自願」離開中國的,不是被人「強逼」的,所以高行健宣布流亡「不過是自我推銷的一種手法」。他還用德國來比照說,「德國每年也有十萬國民為了謀生而去國外,但沒有人會說他們是流亡者」。  且不說高行健的「流亡作家」身份是否是一個學術問題,值得花費一個大學學術會議的寶貴時間來探討,值得一個文化刊物佔用大半頁篇幅來發表,即使是從學術角度來探討,根據學術界現行對「流亡」一詞規範定義,高行健的「流亡作家」身份也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而顧彬這個自稱重視語言的人在學術上就根本不及格。例如,現在學術界文學界已有過作家「自我流亡(Self-exile)」的很多討論,用這個詞在網絡上一搜索就有很多條目可查閱。就是說,「流亡」不一定被人「強逼」,也完全可以是「自願」。牛津和朗曼等比較權威的英語字典在對「Exile(即中譯流亡)」詞條的解釋中,也都定義為一個人因為政治原因「離開或被迫離開自己的本國(leave or forced to leave),這裏用「or(或)」表示兩種選擇,可以是「被迫(forced)」,但也可以不是。很多來自中國的「流亡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再復、北島、楊煉、顧城、鄭義、孔捷生和蘇曉康等等,當年都沒有「被逼」出國,都可以說是「自願」離開的。現居德國的流亡詩人廖亦武,當局甚至禁止出國,想「被逼」出國都不得,更是「自願」逃離,難道因為「自願」就可以說他不是流亡作家嗎?  定義高行健是否為「流亡作家」,最關鍵的問題當然看有無政治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當局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主要就是整肅作家和知識分子,例如作家劉賓雁和王若望都是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出黨,甚至黨的總書記胡耀邦都因為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高行健也一直在受整之列,他介紹西方現代派小說技巧的書被當作「精神污染」之一受批判,他的劇作《絕對信號》被點名批判,而《車站》被禁止公演(只允許為內部批判討論而演出),而劇作《彼岸》根本就不准公演。可以說,高行健如果當年不逃避這種政治迫害,無論寫什麼劇本都再也不能公演,他的藝術生命也就完結了。所以顧彬假惺惺地說高行健出國可惜了,好像高行健留在國內更有藝術前途,完全也是謊言。高行健認為,一個作家要自由創作,只有逃避這種政治壓迫,這種思想他在很多文章中早已有清晰的表述,而且體現在他的創作中(可參看高行健一九八九年的劇作《逃亡》)。他在國內時就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逃離北京到南方遊歷,也因為這樣才能寫出長篇小說《靈山》。後來選擇了出國,更是為了徹底擺脫政治迫害,尋找藝術創作自由的新天地,也才能創作更多更好的藝術作品。我在編輯《高行健劇作選》時寫的序言中就強調,此書我沒有收入高行健在國內的劇作,就是因為他在國內時受政治條件局限(戲劇因其藝術特性而需要經過比小說詩歌等遠為嚴格的政治審查),那些劇作都不得不做些當局要求的修改,比如加上所謂「光明的尾巴」等等。也只有他到法國之後,有了充分的創作自由,才能創作出十幾部新的戲劇作品,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成就。  一九八九年春夏北京發生當局動用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六四」事件,學生與市民遭到血腥屠殺,震驚世界。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提出抗議(包括德國漢學家馬漢茂這樣有良知的漢學家)。高行健當即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表示只要中國還是極權國家就再也不回去,還立即在海外復刊的《今天》雜誌上發表了以「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劇作《逃亡》。這個劇本後來被轉載到中共作為政治批判對象而出版的書中,而作為對他的政治報復,北京當局沒收了高行健在北京的住房和其他財產,開除了他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職務,還把已自己宣布退黨的高行健再開除出黨。此後一直到今天,也禁止他的文學和戲劇著作出版和上演。  高行健當年在中國受到政治迫害的背景,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事件後退黨抗議的態度,以及其作品直到今天在中國還由於政治原因而被全面禁止的情況,這些足可構成他「流亡作家」身份的政治原因,顧彬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一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且自稱一九七九年起成為高行健朋友的德國漢學家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是今天嶺南大學聽他演講的年輕學子未必都知道,所以顧彬不對今天大學生講述歷史真相,故意隱瞞高行健流亡的這些政治因素,居然還會把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中國和德國混為一談,把一個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備受政治迫害而「自願」流亡的作家和那些民主制度下的德國出外謀生的經濟移民混為一談,誤導學生,其手法之拙劣,用心之險惡,令人髮指。中國古訓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把「金錢收入」(利益)說成為一個作家流亡的原因,說者本來也就是一個小人而已。  顧彬的演講標題是「文學危機」,但沒有對中文文學做嚴肅認真的討論解析,所以沒有多少學術分量,顧彬的漢學生涯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時開始,所以文風學風倒很像中國紅衛兵批判作家的大字報,無非是扣帽子打棍子,給作家和中國文學潑污水而已。那種對當代中國文學否定一切的姿態氣勢,還讓人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罵遍中國作家大叫「危機」而一夜暴得大名的某位文壇黑馬。而顧彬所做的很多結論,比如他說中國文學沒有「愛」,完全不值一駁。他對高行健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解說,大多沒有事實根據,道聽塗說牽強附會,缺乏邏輯。比如,顧彬斷言高行健得獎乃是因為馬悅然這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委員,他連馬悅然並非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的評委這一簡單事實都沒有搞清楚,真是非常可笑。顧彬從未批評垃圾政治制度  顧彬的演講還有很多問題,且先不一一駁斥。顧彬如今最有名的論點是否定中國文學成就的「垃圾論」,中文文學雖然有了高行健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舉世矚目成就,無論有人怎樣否定都無損其光輝,但我也承認中國文學的垃圾確實還很多,而我認為,文學垃圾之所以多,首先是和一個垃圾政治制度有關,但是我從來不見顧彬對這個垃圾政治制度提出「犀利」的批評。我想這是因為顧彬非常明白,如果批評那個垃圾政治制度,他就會像很多漢學家(如前文提到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一樣,拿不到去中國的簽證了。顧彬能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謀生」,來去自由,如魚得水,到處開會演講,用聳人聽聞的言論吸引媒體的關注,真「垃圾」文字也照樣拿演講費稿費,有大量「金錢收入」,其至達到了名利雙收的目的,這才是顧彬的「高明」之處。  我寫此信只是想說,希望《明報月刊》繼續保持自己一貫的格調,別再讓污濁的文字侵入。也藉此為文學的正義作一吶喊!  八月十五日寫於斯德哥爾摩  (作者是定居瑞典的華裔作家、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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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自願同時又是自願的流亡者 (貝亞塔.賴芬帥德著、邱靖絨譯)

  在繪畫上以及生活中心(包括中國與他在文學上可信賴的法國)兩端的流亡與擺盪之間,高行健尋找到一個更明確更具有決定性的立足點;他於「六四」事件後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而中共也開除了他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職務,還把已宣布退黨的高行健再開除出黨。一九八九年之後,他便打算不再回到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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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土壤 (卷首語-潘耀明)

  抱殘守缺於過去的一切,我們將學不到對將來有用的任何事物,  因為未來的一切,將和過去的任何事物根本不同。我們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待將來。  ——(意)杜黑《制控權》  薄熙來的案件,牽動全球的神經線。  起訴薄熙來的案件在中國一個不大起眼的濟南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舞台不大,卻成了舉世傳媒的焦點。  薄熙來是聰明的,他知道這個不大的舞台,卻擁有全球的觀眾,正是他這個天生主角表演的大好機會。  先不說薄熙來自我膨脹的表演欲,而是觀眾的心態:看一個中共紅人倒台的戲本。  首先,薄熙來是中共的高官,權傾朝野。  他在大連的政績並不是官方描寫的那麼不濟,相反的是,頗得人心。主政重慶,使他聲名鵲起,亮出「打黑唱紅」旗號。在朝野腐敗滔天的當兒,這一口號,恰恰切中老百姓眷戀當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清廉的心態——毛澤東的年代雖然一窮二白,但在經濟、生活上卻是人人平等,無貪腐可言。可見薄熙來這一步棋下對了,大獲民心,這令他更飛揚跋扈,骨頭輕了好些許。  薄熙來這一手段,可以媲美老祖宗毛澤東的權謀。難怪當今的中央領導人也接踵親臨重慶取經,並給予嘉獎肯定。  知情人都知道,薄熙來自己是最不相信老毛那一套,他的老父、甚至一家,都在文革受過迫害,特別記恨的他,怎麼會忘得一乾二淨?!  問題是,官方不讓提文革,年輕人對文革一點也不了解,對於文革受害者而言,已事過境遷,很多當年受害的領導人,他們的官二代,包括薄熙來,無論是從商從官,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至於文革的得失已無關宏旨。曾經叱咤風雲、以打砸搶為業、而受到毛澤東表揚的紅小兵,紛紛搖身一變成為嶄新的大款或權貴。  換言之,官方一直沒有給予文革一個明確的說法,重新給予評價,更不要說「清算」了。文革的幽魂仍徘徊在神州大地,聚而不散,極左派乘興而起,死抱着文革的屍身不放,官方又不予表態,令極左思潮火上加油,甚囂塵上。  文革借薄熙來還魂——更正確地說,是薄熙來借文革紅衛兵式的群眾運動來樹立自己的威信。  文革一日不被批判,像薄熙來這種人物仍然會出現,因為由官方一手造成的大環境,頗有產生文革的土壤。  中共不敢全面正確評價文革,是怕揭瘡疤,傷了自己人的感情。  像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因當過紅衛兵,知過悔過,公開向受害者道歉,可謂鳳毛麟角,與極左派的洶洶勢頭,簡直小巫見大巫。  習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文革不是前三十年發生的事嗎?! 按官方的定調,連文革也不能否定。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像薄熙來文革式的人物還會出現,屆時中國變天的機會還是不可低估的。  一場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連根拔起,為了他毛澤東,可以批鬥父母,出賣親友,顛倒是非黑白,殘酷打擊異己,迫害無數有識之士,這種泯滅人性的舉措,恰恰是文革一大發明。  開放後,毛澤東的那一套價值觀已經沒有實質的市場,但因中國新領導的態度曖昧,胡錦濤的一句「不折騰」,使舊的瘡疤沒能給揭開,反而漚爛了。過去被否定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又沒有被恢復,令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其結局是道德淪亡、人心變壞,亂局不難由此產生!  歷史可鑑,巴金那一番苦口婆心的話,仍然大有現實意義,他在《文革博物館》①中指出: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  巴金老人已遠去,他一再吶喊的、警醒世人的文革博物館仍未能建立,誰也不能擔保文革這一惡貫滿盈的妖魔在什麼時候借屍還魂!  注:  ①巴金:《無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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