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丘成桐)

  新的一年要來了,《明報月刊》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本來不想動筆,工作實在太忙了。但是在飛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點時間,就寫了下面這篇隨想。從無知到強大  二○一二年,中共剛好完成「十八大」會議,選出了一批新的領袖。新政府執政的第一步就提出反腐反貪,真是振奮人心。百多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使中國割讓香港,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恥辱。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則徐、曾國藩和之後的滿清大臣,以至國民政府都想改革維新,然而始終不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官商勾結,官員腐敗貪婪。  我常常想,中國當時不乏有識之士,都是社會的領袖分子,為何沒有辦法將局面扭轉過來?我想除了官員腐化問題之外,還有大部分老百姓和官員的知識水平不夠,只看到眼前的利害關係,沒有長遠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國的船堅炮利,一方面無知,例如迷信風水、拆毀對國家經濟有重要貢獻的新建鐵路、發起義和拳以為赤手空拳可以對付洋槍洋炮等。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復仇的,也不乏混水摸魚的。當時很多學者還是拒絕西洋文化,只願意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視基本科學的重要性。不過,在長期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雖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國的幫助,經濟上卻與先進國家漸漸靠攏,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最為欣喜的事情。強迫中大行三年制的歲月  我在香港長大,看着香港的親戚朋友們的打拼奮鬥精神,使我極為佩服,香港居民來自五湖四海,有農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學者,我們在五○至七○年代二十多年間培養出來的學者不遜於任何地方。香港經濟的崛起,也成為東方的奇迹。我們香港人以此為傲,我們一方面倚靠祖國的供應,一方面也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居民處處仰賴着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親眼看着港督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六○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着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回歸後的失望  九七年回歸時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歸時,電台訪問我,問我期望什麼,我說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學,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有人問,今日城中,是誰家天下?有人說是地產商,有人說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則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幫忙,在民間,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事實上,我們經濟文化處處祈求中央大力支持,無復當年殖民地時的打拼精神。不求實業,但求地產,而大部分居民則蝸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間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產商奉獻。學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國院士為榮,科研目標變得次要,高科技產業更無從談起。  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年輕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我們的孩子  無論做事、行軍、做研究,我們都講究士氣,可是在今日媒體的宣傳下,我們可以說是在消磨士氣。長此以往,不單是我們憧憬的偉大城市不能實現,甚至會淪為第二流城市。  畢竟香港還是一個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揚眉吐氣,我希望香港人能夠群策群力去創業,即使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如理想,我們還是應該給它一個機會,我也希望年輕學子踏踏實實地學習,在世界學術上佔一席地位,沒有文化學術的城市,絕對不配稱為偉大。現在香港的條件比我們從前好得多,不應該灰心,記得六年前我介紹霍金到香港訪問,由鄭紹遠兄在香港科技大學主持,香港人反應熱烈,可謂盛況一時。這十年來,陳啟宗先生和我發起恆隆數學獎,鼓勵中學生參加一些有意義而又需要思考的創新活動,我們的孩子們也真的不負所望,他們的成果並不遜於全世界最好的中學生。他們好奇、肯學習、敢創新。有這些能幹而有熱情的年輕人做基礎,我希望香港能夠迅速重振當年的雄風。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陳列了從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這大炮有着我們廣東人守衛國土將士的血迹,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威海與艦俱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難道我們香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家犧牲的英勇事迹嗎?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美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眾。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敬意。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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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傳我意 (卷首語:潘耀明)

  什麼是祖國?一條流動着的河流而已。河的兩岸老是在改變,河上的波浪不斷地在更新。①  去年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出版一百周年,本來很想寫一篇紀念文章未果,便想在此趕快補記一筆。  《約翰.克利斯朵夫》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主角克利斯朵夫永遠在經歷磨難,在接受磨難;而且永遠在黑暗的生活裏追尋藝術的光與熱,他有一股不屈不撓的活力,他說:「與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寧為真理而死滅……可是,藝術,難道不也是一種幻想嗎?不,藝術不應當成為幻想,而應當是真理!真理!睜大眼睛,從所有的空際裏吸取生命底強有力的氣息,看見世界萬物底真面目,正視着人間的苦難──然後放聲大笑!」  這是偉大的生活態度,永遠不屈服於環境,永遠開拓新的生活。但,中國的文藝家,他們的經歷,比之克利斯朵夫來得更迂曲,更坎坷,更懾人心魄,他們受到的打擊是暴烈的,不僅僅在精神上,還在肉體上;不僅僅是身心的摧殘,還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經歷的,他們經歷過,克利斯朵夫所沒有經歷過的,他們都經歷了。他們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黃秋耘語)的大勇主義精神。  當然,時代不同了,中國的文藝政策已獲得比過去較大程度的開放,所以文化藝術相對地繁榮了,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便是一個例證。  至於作為《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羅曼.羅蘭,在人生路上便是一位備受磨難的人,感情的挫折,生活的艱辛,令他痛苦不堪。此外,因為他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凌厲的文章,以致得罪法國政府,受到冷遇。但他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觀點,追求人類自由、光明與正義。他在《母與子》指出:「真理決不能和祖國分開,這兩種事業是合而為一的。」他又強調:「國家(政權)不是祖國,把它混同起來的只有那些從中得利的傢伙。」  羅曼.羅蘭強調人的自由靈魂是不受支配的:「保全自己的自由,這不但是一種權利,而且更是一種宗教性的義務。」②  羅曼.羅蘭因不屈服於強權和世俗眼光,他在法國幾乎是四面楚歌,被視為「被法國拋棄的人」。  一九一六年,當瑞典學院宣布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羅曼.羅蘭時,這個已經被當時的「被法國拋棄的人」,在得知自己獲獎後表示:「這個榮譽不是我個人的,他是屬於整個法蘭西人民的。如果這個榮譽有助於傳播使法國在全世界受到熱愛的各種思想,我感到幸福。」  羅曼.羅蘭不是把榮譽歸於國家,而是法蘭西人民,說明他與人民是共命運的。  羅曼.羅蘭一生反對戰爭、反對一切暴力,與此同時,他反對那些標榜集體主義的社會制度,因為他覺得這種制度會妨害「精神獨立」,喪失了個性和自由。  正因為羅曼.羅蘭不光是一位文學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前者是感性的,後者是理性的,只有兩者兼顧,才能達到精神的和諧。所以他的批評是有理有據的,他服膺托爾斯泰致他的信所作的精警概括:「整個歷史不是別人的,而是全人類團結這一原則的孕育過程。這一思想已被歷史經驗和個人經驗所證明。人類最幸福最自由的時刻,正是發揚忘我精神和友愛精神的時候。理性在人身上找到了可能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感情則起了促進作用。」  新一年伊始,頓生不少想望,也令人浮想聯翩。作為一位現代人,對於身處的社會,如何安身立命,一直是令人困惑和尋思的事。也許羅曼.羅蘭所追求的理念,對身處廿一世紀的我們,具有啟迪意義。  正是:「春風傳我意,江草不知愁」。③ 祝讀者、作者諸君新春吉祥!  注:  ① 法國.法朗士:《黛依絲》  ②羅曼.羅蘭名言  ③李白:「春風傳我意」引自《望漢陽柳色寄王宰》;「江草不知愁」摘自《姑孰十咏.望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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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平--人生小語

初三下學期,高中大考在即,我的腦袋仍裝滿了世界棒球賽、瓊斯盃籃球賽、西洋音樂、中外電影。高三下學期,大學聯考臨門,我仍沒有放棄電視影集和文學小說。今天回首,真感謝當年的我沒有為考試而放棄那些「雜食」;它們是我一路走來最重要的養份。面對生命歧路時,堅持自我的追尋,或許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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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安倍主義」外交  「右翼」、修憲、對華政策 (林泉忠)

  挾着日本國民對民主黨三年混局的高度不滿而在去年十二月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的自民黨重新執政,總裁安倍晉三更是梅開二度、再度入主東京永田町總理府。面對內政與外交層層疊疊的棘手難題,安倍上台後隨即大膽推出與民主黨的施政思維南轅北轍的「新政」,廣受注目。立竿見影的「安倍經濟學」  內政方面的焦點是如何使低迷了二十年的日本經濟恢復活力。安倍的首相座位還沒坐穩,就隨即宣布史上規模最大、超過廿兆日圓的緊急經濟對策。這個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刺激經濟方案的主軸放在三方面,即提高通脹目標、推動日圓貶值、擴大公共開支。具體目標則是帶來百分之二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成長,同時創造六十萬個就業機會。這項經濟政策猶如三板斧既快又重,不足一個月已在金融市場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不過,即使短期內經濟會有起色,為了因應此次經濟對策的財源,日本預計將發行高達五兆日圓的建設國債,加上各項政策之間存在矛盾與衝突,長遠而言隱憂重重。  在外交方面,安倍則似乎出師不利。原本計劃拜相後首個出訪的國家是維持了長達六十年同盟關係的美國,然而華盛頓卻以籌備奧巴馬第二任總統就職典禮,而使「迎接日本首相來訪的準備時間不足」為由,將安倍的來訪推遲至二月。碰了一鼻子灰的安倍遂改在勝選整一個月的一月十六日出訪東盟成員國的越南、泰國及印度尼西亞,同時發表概括其對東盟外交基本思路的「安倍主義」五項原則。  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迅速崛起,並透過跨國企業大舉進軍東南亞。然而,此擧卻導致東南亞各國的本土產業發展緩慢,也引發雙邊的貿易摩擦。「安倍主義」取代「福田主義」?  在印尼,不少日本人在當地態度傲慢,一九七三年又發生日本大使館粗暴阻止描述日本在二戰期間奴役勞工的反日電影《勞務者》的上映,引發當地社會憂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遂使一九七四年田中角榮首相訪問東南亞時遭遇空前的反日暴動,田中在印尼時更不敢踏出下榻的酒店一步。  面對東南亞的反日風暴,一九七七年八月福田赳夫首相出訪東南亞時在馬尼拉提出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的三原則,是為「福田主義」:一、不做軍事大國,要為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和平和繁榮作貢獻;二、構築心連心的信賴關係;三、以對等立場,推動相互理解,促進和平與繁榮。「福田主義」其後長期成為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的基本原則,並獲得各國普遍讚賞,改善了日本不僅僅是經濟合作對象的形象。  這次安倍發表的「安倍主義」五項原則,被視為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亞洲東盟外交的新姿態,包括一、共同創造相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二,一起維護海洋權益和航行自由,歡迎美國重返亞洲;三、推進經濟貿易合作;四、共同發展與守護多樣的亞洲文化與傳統;五、增進相互理解。不過,這次安倍出訪東南亞的目的並不單純,還未出門已被各國輿論紛紛解讀為日本企圖構築「圍堵中國」的外交網絡。雖然東盟各國近年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時有摩擦,不過大家也不願意因此倒向日本,畢竟中國已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超標的「右翼指數」  其實,安倍再度拜相後,不僅僅是曾在二戰受到日本蹂躪的東南亞,連歐美各國也紛紛對安倍充滿戒心。究其原因,是安倍赤裸裸的「右翼思想」及受其影響的相關政策。  美國《紐約時報》在一月三日的社論,以《否定歷史的新嘗試》為題,將安倍定性為「右翼民族主義者」,並嚴厲批判安倍有意修改過去承認政府對「慰安婦」負有責任的「河野談話」的舉措是「嚴重的錯誤」。在大西洋彼岸,一月六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則指出「形容(安倍)新政府『保守』並不足以正確捕捉它的性格,因為該內閣充斥着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一月十四日,澳洲外相在與岸田文雄外務大臣會談後的記者會上,也明確表示反對安倍修改「河野談話」,認為該談話「涉及一段最黑暗的近現代史」。而在本稿截止前的一月十七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透過政府高官表達對此一問題的高度關切。  日本「右翼」的主張大多都離不開提倡「愛國」、擁護「天皇制」、反共、贊成修改和平憲法、質疑「東京審判」、反對「自虐史觀」,以及支持參拜靖國神社等。不過,戰後能做到首相的「右翼」自民黨人其實並不多,除了橫跨戰前戰後的安倍外祖父岸信介外,安倍應是六十年代以來最右的自民黨領袖,比較接近的則有麻生太郎等。  安倍「右翼」思想的形成,與「祖傳」的基因似乎有一定關係。外祖父岸信介在戰前被東條英機首相延攬至內閣擔任工商大臣。戰後岸信介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度認定為二戰甲級戰犯,不過由於冷戰格局的急速成形,美國改變戰後對日政策,使岸信介得以脫罪。其後,岸信介參與籌組自民黨,並當上黨幹事長,一九五六年更登上首相寶座。安倍晉三曾直言受外祖父影響最深。  安倍的「右翼」細胞也如實地反映在其對「歷史問題」的見解上,他質疑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認為是戰勝者強加於戰敗者的枷鎖,並直言所謂的甲級戰犯「不能被稱為戰爭罪人」、「在國內法上不是戰犯」。由於歷屆自民黨政府都承認戰後日本接受了「東京審判」的結果,並視之為日本在戰後走向和平道路的起點,因此安倍的這些言論並沒有得到主流輿論的支持。  在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上,安倍當年全力為小泉純一郎護航,並公然鼓吹參拜靖國神社是首相的職責,還企圖為首相參拜的制度化鋪路。而他本人除了六年前首相任內那一年外,幾乎年年都去靖國神社。安倍的「強國夢」  安倍揚言要打造「強大日本」的形象,其中一個重點是「強軍」。六年前,他主張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如今這一步已實現,這次則欲將自衛隊改稱「國防軍」。同時,他除了欲強化日本自衛隊的作戰能力,還宣稱將重新解釋憲法,容許日本自衛隊擁有「集體自衛權」。  然而,安倍的「強軍」政策不僅面對國際社會的壓力,也受制於日本和平憲法,因此修憲成為安倍多年來的夢想。  現行日本國憲法是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在麥克阿瑟元帥帶領的美軍佔領日本期間,由美國一手制訂的。該憲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杜絕日本再度軍事化的可能,其中憲法第九條寫明日本放棄戰爭,因此這部憲法被稱為「和平憲法」。雖然後來日本成立了自衛隊,但其功能只限定在必要的防務,在「行使武力」方面仍然受到嚴格的限制。  一九四七年制訂的這部憲法至今未曾修改過,不過幾十年來,修憲與否的議論卻是此起彼落,而隨着九十年代後期日本政治與社會的右傾化現象日益明顯,支持修憲的民意也逐漸增加。近年來日本與中、韓、俄在領土問題上的摩擦一直處於「下風」,使支持要求強化防衛的聲浪迅速高漲。  基於如此背景,安倍晉三順勢將修憲納入新政府的施政目標。不過,日本修憲的門檻極高,要在日本國民中形成共識也不容易,安倍的修憲之路並不會走得太輕鬆。  雖然日本的修憲之路障礙處處、並不平坦,然而安倍主政期間必定會大力推動,日本的修憲運動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如果一旦修憲成功,確保了日本六十多年來的和平環境就可能發生變化,這也勢將引發周邊國家的擔憂。  因此,在思考修憲的同時,如何確保日本不會再軍事化、不會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日本國民的智慧面臨考驗,同時美國與周邊國家的態度與壓力也將是未來觀察的重點。「圍堵中國」的對華政策  與六年前上台後率先出訪中國不同,安倍這次似乎並不急於改善因釣魚台衝突而跌到谷底的中日關係,而是透過先穩住東南亞各國,試圖形成「繁榮與自由之弧」即「圍堵中國」的網絡,繼而向中國施加壓力,以尋求中國在對日外交上讓步。  誠然,該策略是否奏效?而中國是否願意買賬?仍需要觀察。不過,基於日本與中國密切的經濟關係,日本社會並不願意看到日本與崛起的中國發生進一步的衝突,安倍也不可能無視日本社會的期待。   安倍兩次拜相,均適逢中日關係跌到谷底。二○○六年,因之前小泉純一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中日關係惡化,並維持了相當長的「政冷經熱」。由於「右翼」意識形態使然,安倍的「反共」、「反中」立場鮮明。然而,在日本財經界的壓力下,基於日本整體國家利益的考量,安倍一上台,即到訪北京,使中日關係獲得改善,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也因此一度回升。  過去安倍下台後的五年中,日本不僅經歷了因二○一一年大地震的經濟衝擊,國際經濟的趨勢也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中國已確定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兩年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更取代日本躍升世界第二。這次日本大選一周前,美國「國家情報會議」發布「全球趨勢二○三○」報告,指出中國將在二○三○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龍頭,美國不再是單一超級強權,同時預測日本國力會進一步衰弱。釣魚台危機難以化解  面對如此國際經濟結構的變化,為了恢復日本的經濟實力,安倍很清楚不能不與中國合作,因此安倍仍會積極尋求改善因釣魚台衝突而造成的「經冷」現象。  另一方面,中日要改善政治關係則非易事,問題卡在目前陷入僵局的釣魚台危機並不容易化解。上次是「歷史認識問題」,只要安倍一改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做法,就可立即改善中日關係。然而,這次則是領土問題,不僅安倍仍一再強調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沒有妥協餘地」,中方也繼續展示「寸土不讓」的決心。  自從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後,中國乘勢強化海監船在釣魚台海域的「常態化」巡邏,即使在強硬的安倍主政後,日本仍未能有效制止。究其原因,一是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數量有限,不足以有效守衛釣魚台海域;二來是海保廳船艦也有所克制,避免造成雙方公務船的首次衝撞。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首度出動海監飛機進入釣魚台上空,形成海空兩路「立體巡邏」勢態。到了今年一月十日,在傳出日本擬向飛近釣魚台海域的中國飛機發射曳光彈的消息後,中國即派出十多架戰機,從釣魚台以北三度飛入日本所稱的「防空識別區」內,引發日本出動多架戰機緊急升空攔截。  換言之,如今中日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劇增,並已從海上擴大到空中,從「非軍事」擴大到「軍事」的性質。如何化解釣魚台危機,安倍面臨的挑戰愈來愈嚴峻。 安倍的「親台」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安倍的「親台」背景,與其「右翼」思想的關聯性。日本政壇與社會中在意識形態光譜上被歸類為「右翼」的政、商、學界人物大多「親台」。自九十年代中葉即李登輝後期起,經過陳水扁的年代,日台關係由偏向「右翼」的政治人物與旅/在日獨派人士把持的現象相當明顯,安倍即為其中重要人物之一。  無須贅言,安倍晉三是日本政界最「親台」的政治人物。不僅長期以來是「日華議員懇談會」的主要成員,去年五月更當選親台民間團體「亞東親善協會」的會長。安倍過去曾多次訪台,與台灣政商界建立了良好頻密的互動關係,馬英九主政之後,也曾來台到總統府拜訪。  基於意識形態的「反中親台」立場,安倍在對華外交方面,自然希望拉攏台灣以牽制中國。目前中日之間涉台的棘手問題中,以釣魚台爭端最為迫切。台灣方面也希望利用日本不願看到台灣與中國大陸聯手的心理,積極促使日方在台日魚權談判上的讓步,同時尋求提高台灣在處理釣魚台爭議中的角色與地位。  安倍的新經濟政策成效如何,將直接影響於今年七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而這場選舉又直接關乎安倍是否又是只做一年的首相。而在外交上,雖然安倍頻頻出「奇招」,然而卻看不到有利於釣魚台危機的化解,而因其超標的「右翼指數」使然,在民主黨時代沉寂一時的「歷史問題」恐將死灰復燃。不僅中韓及周邊國家,連美國及西方盟友也對安倍充滿戒心,第二期安倍時代的對外關係,難以樂觀。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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