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百年「中國夢 」  透支「新政」,不如承兌憲政 (章立凡)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帶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首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今年習就任國家主席時,再度發表講話暢談「中國夢」,新任總理李克強答記者問時又加以詮釋。「中國夢」或將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執政理論基調。中國夢,美國夢?  習近平在今年三月十七日的人大閉幕講話中,描繪了他的「中國夢」願景。除重申「十八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自信)」外,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這段話的潛台詞是:黨永遠是正確的,只有跟黨走,個人才有出路。他還特別闡釋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成為講話中最為煽情的段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記使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十三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    聽到此,不禁想起耳熟能詳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自一六二○年「五月花號」登陸北美到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世世代代的美國人深信不疑的是: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新大陸給每個人提供了成功的機會,成功取決於自己的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而不是家世和背景。「美國夢」激勵着世界各地青年來此創造自己的價值,正是這種價值觀造就了美國的繁榮。  曾在美國生活過的習近平,正在將「美國夢」本土化。當前中國由於社會階層固化、利益固化,最缺少發展機會的,恰好是充滿反叛性格的九十後、處於都市邊緣的「蟻族」,以及離開土地又無法融入城市的二點六億「農民工」。顯然,新領導人已經意識到社會存在着動盪的基因,並試圖安撫公眾:跟着共產黨,一定有希望。這種「承諾未來」的革命集體主義宣傳手法,對年輕人或許還有幾分新鮮感,而我這樣的過來人,卻無論如何興奮不起來……百年夢,傷不起  中國人百年多夢,自十九世紀末的維新運動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風雲人物,無不描繪過他們的「中國夢」。  一九○○年,梁啓超在《少年中國說》中,熱情奔放地抒發了他的「中國夢」:「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孫中山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年期間撰寫的《孫文學說》、《實業計劃》和《民權初步》(合稱《建國方略》),規劃了一個宏偉的憲政共和國藍圖;一九二四年又手書《建國大綱》,以三民主義作為人民應有之「權」,以五權憲法作為政府施政的「能」,將建設國家的程序分為三個階段: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政府在訓政時期派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口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為本省自治之監督」;「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後,結束黨治還政於民,施行憲政。  梁啓超、孫中山的「中國夢」都是「憲政夢」,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描繪的「中國夢」也是「憲政夢」: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他還承諾:「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此時毛澤東描繪的「中國夢」,不僅包括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且更像是一個契合普世價值的「美國夢」。奪取政權後,這位「帶路黨」領袖卻宣布「一邊倒」,帶領中國走上了蘇聯式的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道路。其後毛澤東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所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大劫難,就不一一詳述了。如今執政黨要想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就不能不深刻反思毛時代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新政輪迴,政改無望?  從洪秀全到毛澤東,都曾通過製作西方教義的「山寨版」,描畫一張「人間天堂」藍圖,給民眾以無窮希望。一八五三年洪天王忽悠的「天國」是「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偉大畫餅是「共同富裕」,率領窮人搞「均貧富」,從「人民公社好」到「革命委員會好」,最終搞得全民均貧好鬥,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毛死後鄧小平推出新政,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吸取毛時代竭澤而漁的教訓,改提「一部分人先富」,於一九七九年畫出了「小康社會」新藍圖。此後歷經兩代領導人不斷描畫,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摸着石頭進入本世紀第十三個年頭,眼前的境況卻是權力壟斷資源和財富,社會兩極分化,環境污染嚴重,體制性腐敗積重難返……。  從江朱時代的「三個代表」,到「胡溫新政」的「科學發展觀」,一路擊鼓傳花,又迎來了「習李新政」的「中國夢」。執政黨理論家李君如解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中國夢」,現在是實現二十一世紀頭五十年「中國夢」和後百年「中國夢」最重要的一個發展階段。  二○一三年「兩會」,前任領導人的幾份述職報告,「三自信」、「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基調不變,顯然獲得了新任領導層的認同。「兩會」的文件、講話和宣傳,都迴避了政治體制改革和官員財產公開等現實主題,而着意於營造「中國夢」。  古人以十年為一代,三十年為一世。不知今後會不會是這樣一種輪迴:每隔十年來一次「新政」,每三十年做一回「中國夢」?何以久安?惟有憲政  習近平上台時稱「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強調「依憲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他和張德江就任新職時,皆誓言「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表達了「忠誠於憲法」的決心。  會後李克強會見中外記者,儘管沒有望天背詩,語速也相對正常,但過多的肢體語言,往往為了掩蓋某種不自信。絕大部分提問機會被安排給官媒和「友好媒體」,預設的問答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基本迴避了政改、反腐、戶籍制度、計劃生育、農民失地、強拆、房價等最為迫切的制度及民生問題,堪稱「兩會」史上最「和諧」的記者會。  李克強被記者問及違憲的勞教制度時,僅稱有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制訂「改革方案」,年內有望出台;暗示這種源於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的集中營制度,絲毫沒有被廢除的可能。此前由三十一位代表提出的全國人大在二○一三年底之前收回對國務院稅收立法權和法律解釋權的議案,人大法律委員會官員的回答是「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事實上予以擱置。  我認為,人民代表大會最需要改革的,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自身。按照一九四九年建國大憲章《共同綱領》第十二條的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也就是以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產生各級人大,而不是以現有的「代表選代表」方式,間接產生由省市到全國的人民代表大會。要改變人大的「橡皮圖章」形象,首先需要改革沿用了六十年的人大選舉方式。  張德江在本次人大閉幕時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樣精湛的表述讓人沒法不認同,但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執政黨能兌現承諾嗎?  十年一度的「新政」,總是與領導人的姓氏關聯;與其循環透支人治式的「新政」,不如徹底兌現承諾了六十多年的憲政,這才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之道。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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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能否綻放光芒? (馬 玲)

  中共「十七大」前,海內外盛傳李克強已被內定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十八大」後將接任總書記。但在「十七大」臨近召開前夕,突然「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習近平「反擊成功」,在「老人政治」的推舉下,飛身躍到李克強前。李克強在這個戲劇般的變化中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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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政治哲學與政治作風  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發展前景 (楊力宇)

  習近平上台後發表一系列談話,透露了他的政治哲學、政治作風、執政重點、國防戰略、政經改革及民主法治思想。作者探討習近平所面臨的考驗與挑戰及在習主政下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發展前景,評析習近平如何面對、處理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新政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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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光下生活 (卷首語:潘耀明)

  「可能」問「不可能」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呢?」它回答道,「在那無能為力者的夢裏。」①  「兩會」剛開完,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夢」,坊間反應不一。  有夢當然是好的,夢想是光明的一對翅膀,可以遨遊太虛,令人有美麗的憧憬。如果只限於幻夢和想像,沒有兼具實現夢想的大決心和勇毅精神,夢最終會破滅,光明翅膀折了翼,遺下將是一片黑暗。  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曾提出「以民為本」的口號,解讀為以人民老百姓的利益為依歸,曾帶來了一段時期的亢奮,以為共產黨將以人民老百姓利益出發,要大力整飭吏治,使國家逐漸走向健康開明的道路。因為「以民為本」比在此之前的鄧小平時代提出的「以國為本」具開創性。鄧小平說過:「『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簡言之,即國比人重要得多。那麼,還可以作出許多類推:國的利益比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國的安全比人的安全重要得多,國的意志比人的意志重要得多……。類推越多,這個命題所蘊涵的荒謬性的暴露就越充分。國的存在究竟是為了什麼?國是由人組成的,是為了保護人的安全和利益而存在的。人不是為國而存在,國是為人而存在。……」②  「以人為本」恰是與「以國為本」相對。從口號的字面意義來說,是進步了,開放了。  中國從幾千年傳統泛意識積澱下來,「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佔了主導思想。  五四運動的鼓手陳獨秀說過:「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③  在那個年代,以為只要引進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便可以救治中國,而沒有涉及民主的真諦——平等、自由,即「救治個人」④的本質問題。  待到馬克思主義傳入,救中國口號又因時而變,成為了「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社會主義本是為了救人類,不是為了救國家。在中國,解放全人類的社會主義也變換了主題,又變成『救中國』。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太頑強了,外來的先進思想都融入了國家意識。」⑤  「以人為本」可以說比之前陳獨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更進一步了。  可是在施行過程中,實際效果卻是倒退的。中國貪腐現象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套用郭羅基的說法,「以人為本」已變成「以黨為本」。中國的貪腐根源其實是來自黨內,中國領導人也不否認這一說法,也即是:獲得既得利益的一大批貪官污吏,盤據着中國的各級領導機構,漠視國家、老百姓的利益,使「以國為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財庫變為私人囊中物。  「中國夢」的實現,其中最大要訣,是如何在富國之外,讓所有國人共享成果,甚至還富於民,讓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國家強大帶來的好處。  換言之,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如何真正貫徹「以民為本」,讓人民活得自由舒暢,活得富足,而不僅是一張空頭支票或在紙上畫上一個大餅而已。  中國政府不能只提保障全民溫飽低標準要求,在全民溫飽的基礎上,今天,中國老百姓需要更多的保障。正如已逝作家史鐵生說的:「使一個人願意活着比使一個人活着,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⑥  果如是,中國必然要走向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道路,個人的應有權利和自由受到有效的保障,政府、政黨、公僕應受到人民的監督,司法獨立,人民得以在陽光下生活,這才是真正圓了逾一世紀以來中國人為之追求、為之奮鬥的中國夢。  我們翹首真正「中國夢」的實現,而不用再活在「那無能為力者的夢裏」。  注:  ①泰戈爾:《飛鳥集》  ②《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三四五頁  ③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  ④⑤郭羅基:《新啟蒙──歷史的見證與省思》,晨鐘書局,二○一○年二月  ⑥史鐵生:《我的夢想》,香港三聯書店,二○○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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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師夢」的李承鵬  (蔣 泥)

  李承鵬混迹體壇十五年,被譽為足球評論界的「魯迅」,說明他的文字具備魯迅那樣的殺傷力。魯迅是什麼人?林語堂說「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其徒子徒孫遍華夏大地,投出一篇篇寶劍匕首,「戰鬥」在最前線,很好地配合了時代,一個個「假想敵」紛紛倒下,長達半世紀還久。  李承鵬幸而只是足評界的「魯迅」,不是文學界的「魯迅」。李承鵬卻告訴我,「我不配也沒有大師夢,魯迅是走青鋼劍一類武功,我只是癢癢撓」。  「魯迅」後的李承鵬寫長篇,寫時評,話題涉足社會問題,民生民瘼。文體煥然,不再滿目為敵,不再一個都不寬恕。跳躍、包容,底子也是歡歡鬧鬧的。尤其他的幽默別具一格。我曾在《老舍的沉浮人生》裏說,國中大家,真正得幽默真韻的是錢鍾書、梁實秋、金庸、老舍。我從李承鵬身上,看到了這些大家的影子。  李承鵬的幽默才能,跟其出身和閱歷相關。他生於新疆,五歲和父母轉業回四川,兩地方言較有特色,土語中有大量幽默的辭彙,直接用進文章裏。其遣詞造句的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的時效性,讀這些文章需要精心注解,否則一百年後的人會讀得一頭霧水,雖然當時帶來很大影響,這是時評的局限所在。這也是當年梁實秋、林語堂等人抵制大作家寫時評雜文,鼓吹寫性靈美文,從而和魯迅們「打架」的原因。這樣的筆戰,至今仍在。  譬如我曾在《天才的裂變》裏分析李承鵬的《李可樂抗拆記》,認為它寫了過多「轉瞬即逝的東西」,缺少名著的定力。學者張耀傑不認同,他在《蔣泥筆下的李承鵬》裏說,「文學創作者的第一價值,應該是對於轉瞬即逝的社會公共事件及其活生生的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做出自己的快速反應,而不是斤斤計較於作品是不是能夠成為真正的名著。有定力的文學名著,恰恰是在不斷改寫積累過程中充分展現殘缺裂變的人性內涵及其天才畫像的」。這好像又回到了魯迅寫《文學與出汗》的年代。  如果硬要為李承鵬和魯迅之差異定性,我覺得魯迅那類雜文的指向朝外,情緒是焦慮的,文字是刻毒的,語氣是陰灰的。李承鵬自嘲嘲人,不像魯迅那樣端得很高,自己絕對正確,總在審視、拷問他人。這樣的文章陽光、蓬勃、調侃,有一點玩世不恭,不時讓人噴飯,讀來解氣、開心。  李承鵬在評點那些社會熱點事情時,把小說筆法融於雜文中,類似莊子筆下的寓言。其洞察力和駕馭文章的結構能力非凡,讓大事縮微成他的文工團、社區、破鞋、老鼠會、群眾演員、嫖客、妓女等,每一天,我們這些團員、破鞋、演員,都在這個唯一的「社區」裏昏天黑地度過,業主和物業掰扯,那些與民生緊貼的大事、要事、煩事、蠢事、瑣事,在其間生長、碰撞、變異、幻化,大事、要事也就形象可感了。他寫得最好的短文《清華大食堂》、《說話》、《群眾演員都很忙》、《有個文工團》、《假想敵》等(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都是典範,說出了一個個常識。  常識往往都含有正能量,這很難得。因為魯迅及其徒子徒孫的雜文多數「破」得很徹底,負能量過大。魯迅也缺少現代憲政意識和法治觀,經過幾十年的「掃盲」,我們已經完成對於憲政、法治的常識性普及,普世價值深入人心。李承鵬在這裏毫無盲點,他的《有個社區》就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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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為何拒與大陸「聯手保釣」? (林泉忠)

  自從二○一二年釣魚台衝突爆發之後,大陸多次呼籲台灣「聯手保釣」,然而在釣魚台問題上表示「寸土不讓」的馬英九卻聲稱「不與大陸共同處理」。馬英九所提出的「三大理由」如何解讀?美日因素又如何?該議題所觸及的其實正是兩岸的癥結,即對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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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改編藝術 (黃淑嫻)

  李安憑《少年PI的奇幻漂流》再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對於研究文學與電影的我,實在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我不打算在這裏仔細分析電影的改編,而是希望可以思考一下李安的改編對創作的啟發。  我想從美國電影評論者湯馬斯.列治的《改編者作為作者》一文說起。列治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一些電影大師,風格自成一家,被譽為電影作者,他們大部分作品卻是改編而不是原創的,那麼他們是如何擺脫原作者的陰影,超越文學作者的名聲,爬上電影作者的階梯?  針對這個問題,列治舉了三個例子。第一個是希治閣。他喜歡改編不聞名小說家的作品,這些作者不會跟他競爭,他甚至可以用低廉的價錢買入版權。另外,希治閣把小說的風格納入他駕輕就熟的心理驚悚電影類型之中。第二位是寇比力克,他其實改編過不少名家的作品,例如曾邀請納博科夫改編《一樹梨花壓海棠》,但最後沒有採用。列治認為寇比力克以一人的力量控制電影製作的不同崗位來保持個人整體的風格,他編、導、攝、剪,甚至宣傳。他好像一個傳統藝術家,精雕細琢,在現代的工業體制下做着反潮流的事情。第三位是迪士尼,他的卡通片改編自不少傳說與童話故事,但他個人其實不是電影的主要編劇或導演,然而我們會統稱他製作的電影為「迪士尼電影」。列治認為迪士尼的大企業以家庭模式運作,他好像慈祥的家長,領導着他的編導子女工作,這樣一切的功勞也歸入他的姓氏。  以上三個例子中,我們不難感到小說和電影之間、或是作者與導演之間的對抗,無論是在名聲、商業和藝術上,兩者都處於競爭的位置,而三位電影工作者都企圖以不同的方法掩蓋原作者的身份,好像一部電影不能有兩個作者。我天真地想:在現實的電影工業中,有沒有一些電影導演既能展現自己的才華,又能專重原作者的成果?在這個影像主導的時代,能否對文學公平一點,讓它與電影互相啟發?  我認為李安做到了。跟希治閣不同,李安不介意改編名作家的小說,他甚至把小說的題目作為電影的題目,從而突顯文學元素。跟寇比力克和迪士尼不同,李安強調合作,當年他站在奧斯卡的頒獎台上接受《斷背山》最佳導演的獎項時,他不忘讚美原作者和編劇。李安以不對抗的態度來面對原著和作者,既專重原著,又不失自己獨特的創意,他所示範的改編模式與列治所討論的不同。  李安至今拍攝了十二部長片,除了首三部電影外,往後都是跟據原著改編的,中外兼備。他的改編甚至着力貼近原著,藝高人膽大。近期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無論在故事情節、結構和主題上都與原著緊緊相扣,是一次高難度的挑戰。李安每次改編都會加入自己的看法,這次他的3D美學讓我們更能感受大自然的偉大與危險,以感性觸覺來回應小說較理性的表述。李安早年曾接受英國電影雜誌《視與聲》的訪問,影評人問他對《色,戒》小說有沒有作大改動,他的回答是簡單的:「沒有,我只是把故事擴展而已。」如果這個問題是指向《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想他可能會這樣說:「沒有,我只是把故事濃縮而已。」  李安的答案很謙虛,但我們可以感到他的自信。李安改編藝術的核心價值在於創意、知識、合作和尊重。這些價值對於講求合作的創作如電影和舞台藝術,以至於個人創作都非常重要,它們的建立往往是藝術修養高低的指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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