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脫胎換骨」的考驗 (楊力宇)

  在去年九月的書面專訪中,馬英九總統向作者指出,如當選連任,他將推動公平正義的改革,使台灣「脫胎換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然而,馬英九於今年一月當選連任後開始推動各種改革,卻遭遇無比的困難,其民意支持度迅速跌落至兩成左右。作者最近在台因而接受媒體專訪,提出批評與建言,認為馬英九現正面臨嚴峻的考驗。總統府也迅速作出回應。——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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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接受大陸流亡學生  「六四」逃亡記 (老 魚)

  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遭鎮壓後,九月,作者偷渡抵港,向港府自首,被正式拘留,經過身份甄別,合法居港。其間,作者得到李卓人,以至陌生的士司機熱心幫助。其後有關方面暗暗通知他,最好轉去第三國居住比較穩妥。香港局勢多變,特別是某些勢力的地下活動也相當活躍,恐有不測發生。——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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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家庭的宗教成份 (王鼎鈞)

  馮友蘭教授說過,他的著作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照着說」(引述前人的成就),一是「接着說」(發抒自己的見解)。我來仿效一下。  最近,史學教授王成勉邀約同道多人座談,解讀蔣介石日記中宗教信仰的部分,話題十分新鮮。  據報道,參加座談的學者指出,蔣氏一生有幾個最痛苦的時刻,如一九四四年和史迪威決裂,一九四六年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日記顯示,蔣公在面對痛苦危難時,從《聖經》和祈禱中得到啟示和支持。  按,宗教信仰不能使人免於壓力,但是可以幫助世人承受壓力,壓死駱駝的並非最後一根稻草,而是他的意志提前崩潰。猶太民族四千年來顛沛流離,歷經千劫萬難,壓不扁、打不散,在此一歷史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基督教義,「抗壓」的功效尤其明顯。  蔣氏一生,似乎嚴肅多於輕鬆,痛苦多於快樂,他當年常說一句話:「寒夜飲冰水,點滴在心頭。」說到蔣氏最痛苦的時期,我覺得不能遺漏了一九五○年他敗退到台灣的時候,一再說「我無死所矣!」他和夫人同登玉山,置身「只有天在上」的孤絕之中,讀《以賽亞書》:「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我們可以想像這兩句經文對他的意義。  報道說,學者指出,蔣氏堅決反共,見機甚早,而且始終一貫,他的宗教信仰雖非唯一的因素,但應是重要的因素。按,蔣氏是站在時代潮流的歧路上的領導人,那時他可以南、可以北,可以蒼、可以黃,結果他沒做希特勒,沒做斯大林,遍體鱗傷做了個蔣中正,不管你多麼討厭他,他這個選擇總還不賴。如果這也出於基督教的影響,可以算是基督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了。  新聞報道引述王成勉教授的話:蔣氏日記中多次提到他受到神的感召、啟示,甚至還有和神溝通的經驗,但都沒有更多的資料可說明細節。這倒是我們當時生活在台灣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這個保密工作做得好!如果這些細節當年公布了、或者由教會故意泄漏了,不知道台灣當年有多少天父附身、天兄降世的信徒,笑話可就大了。  蔣公似乎從未利用他的權力幫助基督教發展,台灣媒體從未報道他證道,雖然恆久參加主日崇拜,似乎從不發言談及他在《西安半月記》中提到讀《聖經》,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引用了耶穌一句話:「愛仇敵」,他曾應聖經公會之請寫下:「我常勸人讀《聖經》。」這樣的例子不多。他在基督教的重要節日發表過文告嗎?那是蔣夫人的事。他好像把他的宗教信仰當做私事,這個分寸把握得好。  蔣公的葬禮雖然用基督教儀式,但主持人周聯華牧師一句「請全國同胞各自向你們信奉的神禱告」,石破天驚,把蔣公扶上全民領袖的寶座,非一教一黨所得而專。我猜這樣符合蔣氏的心意。  新聞報道說,座談會中有人標舉蔣氏伉儷引領三個重要的人物皈依基督,這三個人是張學良、孫運璿、尹仲容。我想應該加上一個人,或者應該首先提到這個人,蔣經國。王教授說蔣氏日記中對於「經國受洗」有豐富的描寫,提及自己為此而感動謝恩,也談及一年來和經國共同禱告,最後由其自定受洗。可見此事何等重要,非他人所能比擬。  依我拙見,孫、尹兩位先生皈主,對公眾影響很少。張少帥本來要信佛,他闖下的瀰天大禍,最好由他放入佛法中去消解。蔣經國,他是蔣介石之後關係台灣禍福的人物,他的蘇共背景,他的特工經歷,都曾經令人惴惴不安,可是上台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大家「如逢大赦,如歸故鄉!」他的觀念為什麼會改變?似非一句台灣人民的壓力所能完全解釋。既然蔣經國對基督教的投入這麼深,豈能船過無痕?如果基督信仰也對他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家老太爺可謂用心良苦,台灣人民可以算是進入上帝揀選的名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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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與音樂教育 (路德維)

  最近特地參觀了香港藝術館的豐子愷先生畫展。在藝術館書店看到豐氏所繪、自成一格的作曲家畫像複印,便不禁想起先生精彩的音樂文章。文字一如其畫,是多麼的簡潔有致、平易近人啊!  豐氏師承弘一法師,跟傅雷先生一樣,有全面的藝術與文化觀,特別熱衷於西洋古典音樂。然而,介紹當時尚算新事物的洋樂之優長時,並沒妄自菲薄:「在規模宏大的點上,東方的絲竹不及洋樂,但旋律美的絕妙,是西洋音樂所沒有的。」他對在中國推廣洋樂有遠大的抱負。原因很簡單:「藝術及於人生的效果,其實是很簡明的。直接效果是我們創作或鑑賞藝術品時所得的樂處。這樂處有兩方面: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天真。」而音樂則是帶來樂處的上佳藝術,容許聽眾把感情移入作品中,「是藝術上最可貴的一種心境」。豐氏的音樂教育文章,着重啟導,真不愧為劃時代的開明教育家!以介紹柴可夫斯基六首交響曲為例:  在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中,都可明了地看出其作曲時的境遇與心理——除了《第一交響曲》而外。  《第二交響曲》是民族樂派傾向的表現(因其中的烏克蘭民歌曲調,故有《小俄羅斯》的別稱)。  《第三交響曲》是折衷的,並且可以窺見其舒伯特愛好者的精神 (有《波蘭》的別稱 )。  《第四》是不幸的結婚後所作,卻異常富於諧謔的分子。  《第五》始加入主觀的感情。  《第六》是老年的沉鬱的生涯的反映。  寥寥數句,如實交代每首作品特點,更鼓勵讀者去體會柴氏撰樂的心迹並了解這些作品,並不急於給作品加上標籖。豐氏若果得知現在樂團宣傳部或部分音樂老師都不時用粗陋的形容詞把音樂作品籠統定性,想必搖頭歎息。  豐氏介紹洋樂概念生動有趣,以中國人的語言去解釋陌生概念,亦說明了世界各地藝術文化的互通。說明標題音樂時,豐氏以分析貝多芬的《柯里奧蘭序曲》為例,說明一首作品的標題並不足以交代其內容:「假使貝多芬稱這曲為《馬嵬坡》,我們將聽到第一主題寫着楊妃被縊時的兇惡的情景;第二主題寫着玄宗輾轉思懷時的哀傷的心情了。」  豐氏的文章,也反映了他的寫作年代與國際視野。一直以來,香港的音樂教育都以英國學術傳統和口味為基礎,教材亦大多是英人「片面之詞」。豐先生身處的年代,卻令他有更開闊的音樂認識。例如他寫道:「在英語中,這兩個詞(major與minor)只是表示出音程大小的差別。在德語中,則意指『硬調』與『軟調』(Dur與Moll)。這明明是為了第三音升高半音,則有『硬』的感情,即陽性的、男性的感情;反之,第三音降低半音,則有『軟』的感情,陰性的、女性的性質」,讓入門讀者以多角度考慮音調的問題。至於他認為最重要的十五位作曲家為:巴赫、韓德爾、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孟德爾頌、舒曼、蕭邦、白遼士、李斯特、華格納、柴可夫斯基、理察.史特勞斯、德布西,相信未必全為現代聽眾所認同。他認為物極必反,德國音樂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轉趨式微(亦為羅曼.羅蘭的觀點),他的音樂文字雖提及如康定斯基等抽象派畫家的藝術新思潮,但縱使荀貝格和康氏關係密切,且為維也納第二樂派之首,豐氏卻對之嗤之以鼻!當然他沒多正面提及譜寫大規模作品的布魯克納與馬勒,而這些奧國作曲家正好是所謂德國音樂的繼承人。也許豐氏看重孟德爾頌與蕭邦,正是因為兩人的作品具文風雅調、簡潔有韻味,一如自己的漫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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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當代攝影「遊樂場」作品

  三名法國攝影師創造現實、虛構和抽象重疊的當代畫面。斯特凡.古突日埃(Stéphane Couturier)足迹遍全球,攝獵各地建築面貌。善於觀察變化中的城市空間,他把連續影像層疊,有如不斷變化的生物正轉化為抽象的影像,試圖捕捉物體有形的現實以及其在虛擬現實的活動(封面照片)。阿倫.布畢雷(Alain Bublex)是一名視覺藝術家,熱愛建築、設計、旅遊和運輸,他的作品Plug-In City便運用了小說式手法。二○○○年開始,他延續彼得.庫克的作品Archigram 1964:直升機吊着貨櫃箱似的房屋,好像將義肢雜亂無章地堆砌在城市上,創造未來城市發展的另一面貌(左中和左下照片)。吉爾伯特.加爾辛(Gilbert Garcin,又稱G先生) 六十五歲才開始攝影。他利用小製作、剪刀和拼貼,製造黑白自拍照,在虛幻景觀、無盡迷宮等超現實、荒誕的情景中與時間競賽,令人想起卡夫卡、貝克特或馬格利特的小說情節(右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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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杰強的水墨藝術 (莫家良)

  精彩摘錄:以積點法描繪大水,成敗實取決於筆墨功夫。靳杰強的技法精細純熟,筆下水流的速度、動感、氣勢、力量,以至大水衝擊石塊時所激起的變化,都產生震人心弦的視覺效果。靳氏的畫作不僅是自然的再現,他以富有秩序的筆墨與精心設計的構圖,將大自然的景致轉化成一種純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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