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閒適 (劉紹銘)

  我手上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三人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是二○○一年十二月第十一次印刷的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多次翻閱,一直奇怪的是,雅舍主人梁實秋的生平與著作,竟然在這文學簡史中隻字不提。本世紀初三聯書店出版篇幅龐大的《中華散文百年精華》,打開目錄一看,許多當年亮麗一時的名家作品,今天已成歷史的記憶。有些還可以在中學生的課本中聽到回響,如朱自清的《背影》,或俞平伯的《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但我們今天的「小讀者」,再也不會有耐性去聽冰心的《病榻囈語》了。許地山的散文有鮮明的淑世意識,可惜文字古板無味。梁遇春小品深得十九世紀英國familiar essay神髓,有望成大家,只恨天不假年,二十六歲青青的年紀就逝世。   五六十年前的散文,今天還耐讀的應該是魯迅的雜文和周作人的隨筆。所謂「耐讀」就是文字和內容經得起一看再看。譬如說魯迅給香港青年講的話《老調子已經唱完》,今天聽來依然有「警世通言」的味道。他說: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魯迅這番話,是一九二七年在香港青年會講的。他說我們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若對手的文化跟我們相當或更進步,那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  舒蕪替劉應爭編的《知堂小品》寫序,一開始就引用魯迅的說法,把周作人列為「中國新文學史上最大的散文家」。原來美國記者Edgar Snow在一九三六年請魯迅列出他心目中「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最傑出的散文家」的名單。交出來的名單是: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陳獨秀、梁啟超。(英文essay這個字,涵義很廣,包括隨筆、小品和雜文。相當的中譯應是「散文」。)  光拿文學作品的標準來量度,魯迅列出的名單,今天只有周氏兄弟的著作會一版再版。陳獨秀和梁啟超的雜文,內容與國情和社會動態密不可分,因此「話題」一旦事過境遷,即使曾經哄動一時的作品也會變成歷史文獻。林語堂的幽默小品,當年是一時之尚,只是今天看來,他的sense of humor有時稍嫌造作。幽默本來要妙趣天成的。知堂經得起時代考驗  算起來出現在魯迅名單的「五條漢子」,以知堂老人的小品最經得起時髦話所說的「時代的考驗」。舒蕪認為知堂平生文章,可分「正經」的與「閒適」的兩大類。正經文章多表達他的思想和意見,難免涉及他經世濟民的心願。閒適文章則多以草木蟲魚為本。這兩種文章的分別是,用知堂的話說:「我寫閒適文章,確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經文章則彷彿是饅頭或大米飯。」  知堂正經的書寫,合該列為歷史文獻的一種。賴以傳世的,卻是讓我們感到吃茶喝酒樂趣的閒適小品,如通常引為教學例子的《喝茶》和《北京的茶食》。老人說得好:「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什麼是無用的遊戲與享樂呢?看夕陽、聞香、聽雨、吃不求飽的點心和不解渴的酒,這都是。  周老夫子如果沒有靜觀萬物的閒情、沒有隨手作筆記的習慣,不會寫出像《蝨子》這種「無用」的文章來。他引了美國人類學家洛威(R.H. Lowie)的話說,老鼠離開將沉的船,愛斯基摩人相信蝨子也會離開將死的人。因此身上沒有蝨子的愛斯基摩人會覺得非常不自在。「兩個好友互捉頭上的蝨以為消遣,而且隨即莊重地將它們送到所有者的嘴裏去。」知堂補充說,這種「生吃」蝨子的習俗並不限於冰天雪地的居民。在亞爾泰山和南西伯利亞的突厥人也愛吃這種「野味」。他們的皮衣裏滿生着蝨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遠在那裏搜查這些生物,捉到了的時候,咂一咂嘴兒把它們都吃下去。」  知堂對蝨子行狀觀察之細微,處處出人意表。他對《蒼蠅》的論述,更教人歎為觀止。文章一開始就說:「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你往後看,說不定對蒼蠅的看法會有點改觀。據希臘的傳說,蒼蠅本是一名叫默亞(Muia)的少女,人長得漂亮,只是嘴巴太愛說話。她愛上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dymion),當他睡覺的時候老是纏着他講話或唱歌,使他無法安息。月神一怒,把她變為蒼蠅。化作蒼蠅後的美少女,一樣不肯讓人家安睡。她特別喜歡攪擾年輕人。  周作人通曉多種外語,尤精於日文。他說在日本俳諧詩的傳統中,蒼蠅經常出現。比較突出的是小林一茶,他的俳句選集,詠蠅的有二十首之多。小林一茶跟麻衣赤足的天主教聖人方濟各一樣懷抱,視一切生物為兄弟朋友。世人一看到蒼蠅的醜相,都要拿拍子去打,詩人馬上以俳句請命:「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知堂老人引了路吉亞諾思(Lukianos)一條資料說,「古代有一女詩人,慧而美,名叫默亞,又有一名妓也以此為名。」老人有感而發說,「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卻沒有人拿蒼蠅作為名字」。此說很難作準,因為Muia原是希臘文,沒有周作人語文根底的,那知「默亞」原來是蒼蠅?Muia聽來,就跟Lucy或Judy一樣悅耳。移民局官員,即使在櫃台上看到Muia Chen的護照,還不是一樣放行如儀?梁實秋幽默常新  梁實秋在學界的聲名立於他譯的莎劇。對一般讀書人來說,他是《雅舍小品》的雅舍主人。跟周作人的情形相似。梁實秋的作品也可大略分為「正經」的和「閒適」的兩類。不同的是,知堂寫的雖是草木蟲魚這種「閒適」的題目,用的卻是「鈎沉」的氣力。梁實秋也是有學問的人,但「真人」不露相,你看到的《雅舍小品》作者,是一個深通人情世故、看盡世間悲歡離合卻又能一直保持樂觀的老頭。他文章裏四時常新的幽默感是他的養生之道。他的幽默章法左右開弓,既開朋友的玩笑、也拿自己尋開心。晚年的雅舍主人重聽。聽朋友說話,「首先是把座席移近,近到促膝的地步,然後是把並非橡皮製的脖子伸長,揪起耳朵,欹耳而聽,最後是舉起雙手附在耳後擴大耳輪的收聽效果。」  說來說去,耳朵失聰和眼睛失明的遭遇,都是人生實苦的一個不幸環節。但讀雅舍主人的文章,切忌聽一面之詞。轉眼之間他化悲為喜:「聾子也有因禍得福的時候。凡是不願或不便回答的問題一概可以不動聲色的置之不理,顧盼自若,面部無表情,大模大樣的作大人狀,沒有人疑到你是裝聾。……耳聾之益尚不止此。世上說壞話的人多,說好話的人少,至少好話常留在人死後再說。」  跟周作人的文字風格相比,梁實秋吐屬親民。他比知堂老人更世俗、更接近鄉親父老。這可從四集《雅舍小品》目錄上載的題目看出來。他熱中的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人與事,一些說來本來卑之無甚高論的小小事情,一經他道出,就化腐朽為神奇。《理髮》一文,剛一開場就見陰風陣陣。舊時的理髮店,「門口擔挑的剃頭挑兒,更嚇人,豎着的一根小小的旂杆,那原是為掛人頭的。」好了,你驚魂甫定,昂然走進那小店,落髮的階段過後,現在是刮臉的時分了,只見「一把大刀鋒利無比,在你的喉頭上眼皮上耳邊上,滑來滑去,你只能瞑目屏息,捏一把汗。」屏息閉目期間,你盡管心猿意馬好了,可千萬別想歪,千萬別想起「相聲裏那段笑話,據說理髮匠學徒的時候是用一個帶茸毛的冬瓜來做試驗的,有時走開的時候便把刀向瓜上一剁,後來出師服務,常常認錯人頭仍是那個西瓜。」  其實舊時在理髮店刮臉,師傅的前身是「西瓜學徒」固然要提防,更要緊的,是請老天爺幫忙,千萬別在自己在剃刀邊緣時動肝火光天化日下突然來個雷電交作。此話半點沒有花假。梁實秋引了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Lynd (一八九二—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記述一矮小的法國理髮匠在雷雨中給他刮臉的經驗,「電光一閃,他就跳得好老高。還有一個唱醉了的理髮匠,舉着剃刀找我的臉,像個醉漢的樣子伸手去一摸卻撲了個空。最後把剃刀落在我的臉上了,他卻靠在那裏鎮定一下,靠得太重了些,居然把我的下頰右方刮下了一塊鬍鬚,刀還在我的皮上,我連抗議一聲都不敢。」  阿彌陀佛。時代的巨輪今天終於把這班拿着兇器給人家美容的寶貝趕去吃時代的塵埃。今天對barber的尊稱,是「髮型師」,對不對?他們「修髮」,溫柔得不得了。  梁實秋文字,含英咀華,春華秋實,小品文的造詣,獨步文壇。他成名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仍筆耕不倦,可是論文字功力,還是《雅舍小品》中的初集和續集最見光彩。近見李玲編選的《梁實秋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二○一○)。序文《樂生曠達,優雅風趣》,立論公正持平,結尾一句教人看了舒服:「梁實秋的散文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寶貴財富」。看來秋郎已經「平反」了。  (作者是香港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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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畫入舞,借題發揮  訪香港舞蹈團總監梁國城先生 (本刊專訪)

  二○○七年,舞蹈詩《清明上河圖》首演,直教觀眾耳目一新,歷歷可見中國舞之推陳出新。二○一○年,舞蹈詩《雙燕——吳冠中名畫隨想》成功演出,評論人稱舞團「借題發揮,舞中生有」,這背後,正是香港舞蹈團總監梁國城先生的心血結晶。本刊專訪梁先生,領略他的藝術熱情和帶領舞團的策略。——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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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變》改編電影 (王文興、譚家明)

  二○一一年台灣月節目精彩,其中「台灣的文學與電影——與台灣當代文學大師對談」的一場講座「電影與文學」,由作家王文興和導演譚家明主講,張曼娟女士主持,二○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譚家明設想如何使用電影語言表現《家變》的故事情節與象徵意義等,藉此把握機會,與小說原作者王文興交流意見。——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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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先生與「中國古典數字工程」 (田 奕)

  中國古典數字工程,作為全球首個古文獻數據庫,自一九八四年由錢鍾書先生首倡,並由欒貴明先生主持創建以來,迄今進程已逾二十七年之久。錢先生建議和發起該工程,同時密切關注其進展,予以多方指導,積極干預。例證舉要如下。  一、為新成立的院計算機室正名以及英文名稱的審定。  二、為一九八九年五月新聞發布會致函院新聞發言人楊潤時先生。  潤時同志﹕  得您來信,十分感愧。我因老病,承院領導關注,久未參預活動,沒有機會和您晤面,也是憾事。  文學所欒貴明同志等關於《全唐詩》速檢系統的工作獲得可喜的成果,當然由於他們的努力,主要原因還是汝信同志和您們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作為一個對《全唐詩》有興趣的人,我經常感到尋檢詞句的困難,對於這個成果提供的絕大便利,更有由衷的欣悅。這是人工知能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的重要貢獻。我因健康原因,不克身與盛會,特此書面祝賀。即致  敬禮!  錢鍾書 五月廿三日  三、楊絳先生為《人文電腦》書寫刊名,錢先生親撰《發刋詞》,並審閱部分稿件。  其中《電腦裏的唐詩》一文,經錢先生審閱修正,最後一句「實踐證明,能幫助人的電腦需要人的更多的幫助」,即為錢先生所加。錢先生還曾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寫過《糾正市儈化的短視和淺見》等文。  四、為該項目第一個成果《論語數據庫》題簽,並在原《序言》上增補《前言》部分一段主要文字:  從理論上來說,計算機和人類使用過的其他工具沒有什麼性質的不同。它在還未被人廣泛使用的時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總會遭到一些抵拒。慣用舊家什的人依然偏愛着他們熟悉的工具。有了紙墨筆硯「文房四寶」,準還有人用刀筆和竹簡;有了汽車、飛機、電報、電話,也還有不惜體力和時間的保守者。對新事物的抗拒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抗拒新事物到頭來的失敗也是歷史常給人的教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人民日報出版社。)  五、錢鍾書先生建議編纂《全唐詩索引》和《十三經索引》系列叢書,決定編輯方式和凡例,並題寫書名。該系列凡三十餘種,均已出版。  六、參與上報國務院、國家科委評審材料的修定和審閱。多次與院領導及科研負責同志談到,該項目是他本人建議立項,並說明立項理由。此後研究生院將本項目設置專門化科目,招收研究生等項措施,亦經錢先生同意。  七、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記者編輯推薦本項目成果,得到多種報刋雜誌的響應。  八、對一九八七年於上海、一九九二年於汕頭、一九九三年於北京將召開的本項目學術研討會,錢先生都積極支持。他特別強調國際交流的重要性,聽取了會議籌備情況匯報,為會議修改題辭、請柬,以及為會議禮品、題字等,由此掀起社會科學界的電腦國際會議高潮。  九、在他生前一直關切該項目的進展,提出新建議,並經常督促該項目快速健康發展。他尤其關注對人員的選擇,主張對年輕人加強培養。  十、錢先生經常用自己的稿費,在該項目遇到困難時,便通過欒先生予以資助。  錢先生為文史學科應用電腦,多次規劃目標,制訂原則,或筆書,或口授,迄今觀之,仍覺高屋建瓴,頗富遠見卓識。具體介紹已見諸各類報道,此不贅述。電腦準確反映古籍原貌  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具體建設過程頗為繁雜,茲先就構建基礎略作介紹。  與傳統紙質界面不同,要在電腦上準確反映古籍原貌,必須有一個穩定可靠的漢字平台,這是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基礎和柱石,也是項目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經與錢鍾書先生商量決定,正式採用擴充的BIG-5大漢字庫以及朱邦復先生的倉頡輸入碼,同時採用經華康公司同意使用的打印字庫。該字庫及輸入法的最大特色和優點,便在於能夠自主造字,確保原本正字不致因儲存字量不足而被迫歸併消減。本工程庫每個造字均以文獻字體為基礎,非籠統根據字書造字。既不強行統一,更不隨便借用。據大致估算,歷經二十餘年累積,該字庫從一萬三千單字,逐步擴充至五萬五千,目前入庫有效漢字量已逾六億。四大主庫格局  基礎確立之後,主體結構設計與實施便是工程成敗之關鍵所在。概括言之,古典數字工程主要由「人物」、「時間」、「地點」、「事件」等部分,構成四大主庫格局,它們猶如四根柱子,支撐起富麗堂皇的大殿廣廈。茲就梗概略述如下:  一、人名庫  以人名為核心。每個姓名均綜合採自典籍,收錄其多種稱謂、主要履歷及全部著作和子目之名稱,並一一著錄該人在正史諸版本中出現的位置,以及與其他主庫的足夠勾連串通數據。多種格式查檢,方便易得。目前已收錄總人數三十六萬,輔名十五萬,總字數二千四百萬字。超過目前最大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總人數五倍之多,總字數四倍以上。  二、歷史日曆庫  以歷史日曆為核心。逐日編輯中國四千年歷史上每位皇帝的每一天。由於同一天在中國有可能不止一位帝王,國號不一,曆法更有差別,因此曆法天數總計應是五百一十九萬天。每天著錄帝號、年號、干支以及公元年月日等十三項內容,總數達二億四千萬字。  三、地名庫  以地名及古代地圖為核心。目前已完成二十五史和三十部地理名著全部的地名著錄,製作數據已超八百萬條。每條地名下均注有文獻出處及不同年代的變動,使用起來,簡明便利。中國史地典籍中的複雜問題,由於採用全新的設計理念,即將巧妙而合理地解決。  四、事件庫  以作品為核心。目前已基本完成宋代以前全部作品,總數已超過二十二萬件,可供文字檢索的重要珍稀圖形文件達到八萬餘幅。每件作品均經過精校,注明版本來源。既能提供完整正文文本,同時錄有異文,以供比對。  除了主庫以外,還有以下的附加庫。  一、工具庫  提供一些必要的輔助查詢資料。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康熙字典》,還有借助「中國古典數字工程」新編製的《詞林》和《中華成語大典》,本工具庫或為新編,或為舊書校點,均有自主版權及使用權。  二、圖片庫  收藏了大量珍貴的善本古籍和法書圖片,數據製作時所選底本皆為優秀、可靠及古老的版本。例如《二十四史》選用的是百衲本,約七萬頁,圖片製作、整修、編號及勾連主文本數據,完全按照錢先生要求保持原貌,並與文本檔正確契合,形成方便運作的統一數據。製作清代詩文時,多方搜集精良底本,約達一百萬頁。另外,多年以來還收集了中國歷史上二百六十餘位名家,六百六十餘幅法書作品。幾乎包括了所有中國古代存有真迹的作者。每幅作品均和作者小傳、日曆庫、地名庫、事件庫緊密扣合,可在屏幕上調動查詢,極其方便。  三、地圖庫  「地圖庫」是以「地名庫」為基礎,將二十五史和三十種地理專著中的地名,配以詳細的資料,明確的出處,精確的坐標。再結合專業的地圖製作軟件,如美國MapInfo公司的MapInfo Professional或類似軟件,開發中國特色的歷史地名及地圖檢索系統。其進展及成果,已引起國內外地圖界的高度重視。  四、類書收藏庫  類書是我國古代一種大型資料性書籍,例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永樂大典》等。將這些類書再加上一些大型圖書,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續修四庫》、《正統道藏》、《乾隆大藏經》、《叢書集成》等,作為補充應用。這也是對「事件庫」進行建設和增補的基礎之一。  五、資料匯編庫  根據各界人士、機構的需要與請求,在「中國古典數字工程」中,進行文化建設專業資料搜集匯編數百種,以供參考。  出版成果  在創建過程中,不間斷利用電腦優勢,重新整理出版古籍,這些出版物加強了對中國古典數字工程的全部知識產權的確認。在積極推動工程庫建設的同時,更起到固定成果、推進發展、明確版權的作用。目前已經出版的成果包括:  一、《論語數據庫》,人民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五萬字。  二、《全唐詩索引》(三十種),中華書局等,一九九二年版,二千六百萬字,二十五冊。  三、《永樂大典索引》,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三百萬字。  四、《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二○○一年版,一千六百萬字,二十二冊。  五、《宋詩紀事補正》,遼寧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三百三十萬字,十二冊。  六、《十三經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四年版,九百萬字,四冊。  七、《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萬卷出版公司,二○○四年版,四十萬字。  八、《乾隆大藏經》,中國書店,二○○九年版,七千二百萬字,一百零八冊。  九、《千家詩選》,萬卷出版公司,二○一一年版,十萬字。  十、通行本《二十四史》勘評選,新世界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三十二萬字。副產品出版計劃  中國古典數字工程歷經二十七年,現已完成一萬五千人作品集的數據製作,此係本庫之階段性成果。而對此作品集予以進一步校對、輯佚和整理,則逐步形成了《萬人集》出版計劃。《萬人集》可謂是對傳統的四部進行一次全新的補充、演化和推進。我們知道,四部分類法是對古籍進行分類、歸綜、編目以至管理研究的傳統途徑。然而經史子集之間雖有界限,卻又不甚明晰。中國古籍浩如烟海,徒以四部分類,實不能勝任,更無法適應現代學科的演變和進化,也為保存、整理及研究製造了特別大的困難。錢先生以個人歸檔的方法,既簡單合理,又非常方便適用,是任何用人力或不盡人意的電腦編輯法所無法辦到的。  今天不妨將新成果置回四部的舊範疇,從而生動證明,新方法和新原則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麼。下面就按四部的分類闡述一下《萬人集》。  一、經部  先以《子曰》為例。孔子一生奉行「述而不作」準則,沒有存留下認定屬於他個人的著作。世人共知的《論語》,由其弟子纂輯而成。毫無疑義,該書並不可能將孔子言行記述詳盡。若能將歷代典籍所徵引孔子言論蒐集整編,對於全面了解孔子思想,無疑意義非凡。為此,欒貴明先生利用古典數字工程的豐富數據,隨手新編《子曰》一書,輯得歷代典籍所引孔子語錄近二十萬言,較《論語》原書一萬六千餘字,新增約十倍,它既是《論語》的精準注解,又是《論語》的重要補充。  再舉《詩云》為例。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歷史上一些大家,如孔穎達、朱熹等對孔子删詩多有爭議。茲借助《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將不見於《詩經》而存於其他古典文獻中的「詩」檢索出來,多達一萬餘條,去其重複,共得一百八十餘條五千餘字。  二、史部  以《竹書紀年》和《十六國春秋》為例。  《竹書紀年》作為史部重要典籍,歷來備受爭議。眾所周知,由於該書涉及文物和古字,所以版本複雜,注釋繁冗。於今我們利用電腦,將所得七個版本進行逐字比對,得到一個包含各種版本異文的統一正文版。它與其他各本《竹書紀年》均有不同,但能完整表示出各種版本的異同。這個正文文本歸屬「竹書紀年作者」名下入庫。然後再利用電腦分別製作各種文本,與原文校正,恢復整理本原貌,修正原版中認定有誤的部分,再屬於各版主名下入庫。這樣入庫的《竹書紀年》變成了準確反映不同學術觀點的清晰圖畫,既無割裂,也不混亂。  又如北魏史官崔鴻私撰之《十六國春秋》,載北朝五胡十六國史事,敍述客觀、內容完整,最稱完整,亦最為系統,所以史料價值極高,素來受史家重視,為研究北朝史之重要典籍。惟該書久已散佚,後世所輯,出自多人,大有異同,莫衷一是。如今憑藉電腦技術,將散見於各書的《十六國春秋》逸文整編成書。推論厥功,亦當不在《竹書紀年》之下。  三、子部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的諸子新集部分,有箕子、微子、老子、莊子、管子、范子、商子、荀子、列子、墨子、孫子、慎子、尹文子、韓非子等,總計八十餘萬字。正在進行中的有管子、晏子、孟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論衡、申鑒、淮南子、潛夫論、鹽鐵論、春秋繁露、說苑、揚子法言、抱朴子等。  四、集部  歷來集部最複雜,如前所述,中國古典數字工程庫以作者為中心,換言之,存世文獻,無論原先歸屬經史子集任何一部,均可編入本人集內。因此,相較原有之集部,其增量最為可觀。以《兩漢皇帝集》為例,已完成二十五位帝王的作品集結,達五千餘篇五十餘萬字。而清代嚴可均《全漢文》及《全後漢文》所輯統共纔九百八十四篇十三餘萬字。新輯之規模成果均數倍於前修,不可等量齊觀、同日而語。  中華文化源遠脈長、基厚根深、自成系統、流傳有序,歷經數千年而從未間斷。可以說,古典文獻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得以維繫和傳揚的最重要載體,也是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的根本原因。而自錢鍾書先生提出獨特的建設理念——以作者為中心的古籍數據庫,並由欒貴明先生率其弟子貫徹實施以來,中國古籍便已悄悄走上一條亙古未有的自新之路。欒先生受命建設和整理民族文化資料庫,主旨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全體大用。根本特點及其目的,就是致力於中國古代核心文獻的保存、整理、傳承與新生。他們開創了一個新的學科,培養了一批新的人才。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國家級的工程,更是一個歷史性的偉業。假以時日,其意義與價值終將為天下後世所認識和肯定。  (作者是內地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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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元硬幣的故事 (陳成漢)

  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初期,在中國通商口岸使用的貨幣同時在香港流通,即大額交易使用銀錠,小額交易用銀元和銅錢。銀錠的形狀大小不一,以重量和成色計算面值,不便於攜帶。銀元則指外國貿易的銀幣,是外商專為遠東貿易而鑄製,尤以一八二一年以前西班牙殖民墨西哥期間在當地生產的「本洋」,以及墨西哥獨立後改鑄的「鷹洋」之流通量最大。這些以機器鑄造的貿易銀幣,成色固定,大小輕重劃一,交易時可以用「枚」作結算,因此廣受歡迎。至於用作輔幣的中國銅錢,通常以「吊」銅錢為單位,每千枚為一整串,習稱「一吊錢」,一枚銀元可兌換一千二百枚銅錢。一八六六年首個一元硬幣面世  英國在香港展開殖民管治後,外資銀行相繼在本地發行鈔票。香港第一間銀行——東藩匯理銀行於一八四五年開業,翌年便開始發行鈔票,面額最低五元、最高一千元。發展至一八六六年,香港一度出現六間發鈔銀行,鈔票的最低面額一律是五元,按照當時的兌換率,等於一英鎊。這些銀行發行的鈔票,又稱為銀元券,意即寄存在銀行的白銀或銀元的收據,憑票可以隨時向銀行兌換價值相等的白銀或銀元。換言之,在香港自鑄一元硬幣前,銀元已充當一元在香港市面流通,墨西哥鷹洋更於一八六三年與剛鑄好的香港輔幣並列為法定貨幣。  一八六三年,港府開始向英國訂製一文和一仙銅幣,以及一毫銀幣,由英國皇家鑄幣廠鑄造,亦有部分一文銅幣由伯明翰希頓父子有限公司鑄製。翌年開始在香港市面流通,成為香港最早的輔幣。當時鷹洋在市面充當一元使用,所以最早的港幣沒有一元面額。直至一八六六年,港府在今天的銅鑼灣興建香港鑄錢局,才開始鑄造面額五仙、一毫、二毫、半元(即五毫)及一元銀幣。由於華人習慣在銀幣上戳上商號名字以辨別真偽,所以市面流通的鷹洋經年累月後已成爛版,市場對完好的鷹洋需求甚殷,於是香港鑄錢局開始鑄製一元硬幣,同樣含有九成白銀。該局於一八六六年五月七日上午十一時開業,自當天至八月七日的三個月內,已鑄製了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二枚一元,同年稍後再鑄有六萬一千二百七十一枚,所以一八六六年的香港一元硬幣共有四十三萬三千五百零三枚。  當時香港鑄錢局除了替香港政府鑄幣外,亦會接受本地銀行及商人將銀塊、銀條送到鑄錢局加工鑄成銀幣,鑄錢局會收取百分之二的「附加費」,或稱「鑄幣稅」。然而,把白銀及銀元改鑄港幣並無利潤可言,而且新幣的市場認受性還未得到確認,再加上新幣飾有維多利亞女皇像,謠傳在女皇像幣面上鑿刻會遭受刑責,令不少商民卻步。由於鑄錢局在本地的訂單不足,又未能拓展大陸市場,被迫於一八六八年四月底停產。這枚香港一元硬幣只投產了兩年,總鑄量約二百一十萬枚,一直流通使用至一九三五年香港政府回收市面所有銀幣及白銀為止。  在香港鑄錢局結業後,港府雖然在一八七二年起重新向英國訂製硬幣,但只有五仙、一毫及二毫等面額。一仙及半元(即五毫)分別於一八七五年和一八九○年再度出現,但始終沒有一元硬幣。原來自一八七二年十月起,發鈔量佔總值一半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取得港督堅尼地批准,發行一元面額的鈔票,以解決一八六八年香港鑄錢局倒閉而引起的一元銀幣荒,一元硬幣遂由紙幣所取代,一年後發行額已達十七萬五千元。稍後曾有新版墨西哥鷹洋、美國貿易銀元及日本貿易銀元以一元面額在香港市面流通,但都沒有納入法定貨幣,更於一九一三年起禁止在港流通。其中只有一八九五年起流通的英國貿易銀元,能夠繼續以香港法定貨幣的身份,一直流通使用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節省開支 一元硬幣六○年重發  隨着港府於一九三五年進行幣制改革,放棄了銀本位幣制,滙豐銀行停止發行一元紙幣,改由政府發行。兩年後英國貿易銀元停用,一元貨幣只剩下政府紙幣。直至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香港一元才重新以硬幣示人。根據報章及政府《年報》的報道,這個轉變的用意是為了節省開支,因為政府花費在保持流通紙幣清潔方面耗費甚鉅。事實上,紙幣的耐用程度不及硬幣,根據一九七五年港府的《硬幣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所刊載,五元紙幣的「壽命」不足一年,一元紙幣較五元的使用率更頻密,「壽命」可能更短。相反,該報告指硬幣的壽命可以長達五十年,截至一九七四年底,已有一億七千三百萬枚一元硬幣在市面流通,只有少於十萬枚需要替換。  港府重新鑄造一元硬幣時,原定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才宣布成為法定貨幣,並在翌日推出市面流通,但由於新鑄硬幣在一九六○年底已有充足數量運抵香港,所以港府提早於十二月九日刊憲,改為在十二月十二日開始使用,同日宣布成為法定貨幣。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府已發行了七百五十萬枚一元硬幣,一元紙幣停止印製,只限庫存量繼續在市面流通,直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全面停用。  截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市面流通的一元硬幣總值七千七百零四萬又三百六十六元,完全取締了紙幣。這枚以紅鎳銅合金鑄造、鑄有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肖像的硬幣,於一九七一年起曾有變動,硬幣的邊緣由安全邊凹槽改為槽紋設計,然而較大的改變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出現。太重了 七八年轉出「小一元」  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由財政司委任了一個硬幣檢討委員會,就鑄造成本、攜帶方便、存儲問題、價格模式、接受硬幣和計算硬幣數量的機器、偽造風險,以及未來通行的硬幣與紙幣關係各方面進行研究,並於一九七五年發表了報告書。報告書除了建議推出二元及五元的新面額硬幣外,亦對現有面額的硬幣提出建議。內文提到一元硬幣太大和太重,並引述了油麻地小輪公司的發言人表示,一元硬幣使該公司的投幣機不勝負荷,並因為要經常轉換儲幣箱而增加了營運成本。有見及此,新一元硬幣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面世,形狀雖與舊一元相同,但面積較小、較輕和較薄。這枚鑄有新英女皇頭像的一元硬幣,首年共訂製了一億二千萬枚,逐步取代舊一元流通使用。  自一九七八年的一元硬幣面世後,當時香港市面共有九種硬幣,包括新舊款的一元和五毫。(注:新款五毫於一九七七年面世。)據報章所示,當時已有市民投訴硬幣面額過多而眼花繚亂,而且新一元硬幣與舊五毫硬幣在色澤和大小方面相差無幾,容易在找續時出錯,直至港府宣布一九七五年及以前的五毫硬幣停用,此問題才得以解決。  上述較輕盈的一元硬幣,曾於一九八五年換上年紀較長的女皇肖像,但大小及重量維持不變。印有英女皇頭像的硬幣一直發行至一九九二年,隨着香港回歸進入後過渡期才被洋紫荊圖案的新幣所取代。九四年洋紫荊一元面世  根據一九八四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規定:「凡所帶標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地位不符的香港貨幣,將逐步更換和退出流通。」有見及此,與其在一九九七年才推出新硬幣,港府認為不如及早在一九九三年推出,避免回歸時因新舊幣交替造成混亂,亦可避免多收約十億枚的新鑄硬幣。所以,港府在回歸前推出新幣,用意在節省成本和有助順利過渡。然而,在英國尚未結束殖民地管治,特別行政區政府仍有待成立以前,如何設計出一款被中英雙方接納、政治立場中立的硬幣,這項重任便落在當時的外匯基金管理局局長任志剛身上。(注:香港金融管理局一九九三年四月才成立。)   根據金管局網站的資料,任志剛基於發行貨幣的保密原則,先藉口要為金管局設計標誌,向政府新聞處取得幾幀洋紫荊的照片,然後請人把一段包括了硬幣所需文字的文章以毛筆書法寫出,再由他親手把有關的字體複印、剪貼,成為硬幣設計的初稿。洋紫荊硬幣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推出市面時,最初只有二元和五元,至同年十月十一日洋紫荊一元硬幣才投入市場。與其他面額的洋紫荊硬幣不同,一元硬幣先後用過兩種不同物料鑄造。其中一九九三年的一元都用成本較低的鍍鋼來鑄造,以代替一九六○年起使用的紅銅鎳合金。由於鍍鋼鑄造的一元不適用於投幣機,故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起,金管局重新發行紅銅鎳合金一元,所以鍍鋼一元只佔洋紫荊一元硬幣的百分之一。由於一九九四年一元硬幣較具代表性,下文將採用此幣作比較。  洋紫荊硬幣推出時,為避免造成混亂,在重量、形狀和體積各方面,務求與當時流通的英女皇硬幣一致。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洋紫荊硬幣於一九九七年曾換上新面孔,其中一元背面鑄有麒麟圖案。當年的香港回歸紀念幣,背面圖案均出自夏鼎基夫人的手筆。夏鼎基於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一年在港府出任財政司,當年港府發行的一仙紙幣都可以找到他的簽名式樣。適逢港府於夏鼎基出任財政司期間發行紀念金幣,其夫人便為設計紀念幣而效勞。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五年及一九八六年發行的英女皇訪港紀念金幣,以及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七年發行的十二生肖紀念金幣,設計者亦是夏鼎基夫人。至於洋紫荊硬幣,只發行至一九九八年,當年港府推出了約八億枚硬幣。其後由於市民對硬幣的需求大減,加上電子貨幣日漸普及,所以政府至今再沒有新鑄硬幣流通市面。四枚硬幣的比較  上述一八六六年、一九六○年、一九七八年及一九九四年的四枚一元硬幣,皆標誌着香港貨幣史的重要轉折點。下文將以這四枚硬幣作一簡單比較,並就它們在所屬年代的購買力,道出物價的轉變。  一元硬幣在發行的過程中,體積和重量不斷減少。鑄幣的物料因應港府的幣制改革,只曾在十九世紀以白銀鑄製,在一九六○年以後悉數改為紅銅鎳合金。(注:一九九三年短暫使用的鍍鋼除外。)至於邊緣設計,一元硬幣只曾於一九六○至一九七○年間採用安全邊凹槽,其餘都用上槽紋邊緣。至於幣面圖案,首三枚硬幣的正面都鑄有當時英國君主的肖像,與因應香港回歸而誕生的洋紫荊硬幣不同。硬幣背面的廠號鑄記,曾於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的港幣出現,所以這項特徵亦只見於一九六○年一元,在「DOLLAR」字樣的「LL」下方,可以找到「H」或「KN」廠號,前者為伯明翰希頓父子有限公司(後改稱伯明翰鑄幣廠)的鑄記,後者為京士諾頓金屬有限公司的鑄記,說明了硬幣的鑄造來源。由於一九七五年或以前的一元硬幣已不再是香港法定貨幣,所以上述四枚硬幣中只有一九七八年及一九九四年一元可以在市面流通使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包括一元在內的洋紫荊硬幣仍然在英國鑄製,只有少量一九九七年二毫,以及一九九八年二毫和二元由加拿大皇家鑄幣廠鑄造。四枚硬幣的購買力  這四枚一元的購買力,亦有明顯分別。戰前的《香港藍皮書》都有記載消費物價的欄目,按一八六六年的資料,一磅牛肉的費用為七便士,一磅豬肉為八便士。當年港幣一元可兌換英鎊四先令二便士;由於一先令有十二便士,一元便等於五十便士。所以一八六六年的一元,可以購買七點一四磅、即五點三港斤牛肉;或可購買六點二五磅、即四點七港斤豬肉。  到了一九六○年,根據港府進行的一次生活成本調查,牛肉一港斤要三點二四元,豬肉一港斤要三點八二元。換言之,一九六○年的一元只可以買到零點三港斤牛肉,或零點二六港斤豬肉。從牛肉和豬肉的售價顯示,與一八六六年的購買力相差接近十八倍。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消費物價指數,一九七八年每公斤牛肉的平均零售物價為十六點二九元,每公斤豬肉的售價為十三點二一元。一公斤等於一點六五三港斤,所以當時一元只可購買零點一港斤牛肉或零點一二五港斤豬肉,與一八六六年的購買力相差五十三倍及三十八倍。  再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消費物價指數,一九九四年每公斤牛肉的平均零售物價為四十四點三二元,每公斤豬肉的售價為三十六點零六元,所以當時一元只可購買零點零三七港斤牛肉或零點零四六港斤豬肉,與一八六六年的購買力相差一百四十三倍及一百零二倍。  時移世易,今天一元的重要性已大不及前,除了是貨幣的購買力隨通脹而大幅下降外,電子貨幣如八達通的普及,亦取代了現金交易所需的輔幣。小小的一元硬幣,見證了香港滄海桑田的變化,不同年代的「香港壹圓」,似在訴說不同時期的香港故事,當中有政治經濟的變化,也裝載着民生苦樂的記憶。  (作者是香港歷史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  展覽:「香港貨幣」  時間: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至六月四日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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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赤柬殺害的王子學生  記文革中我給柬埔寨王子上課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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