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韌綿長的紐帶  記世界華文文學前瞻總結講座 (陳 芳)

  六月廿九日,澳門科學館,十五位講者薈萃一堂,聯袂出席「兩岸四地——世界華文文學前瞻」總結演講。六月廿七日上午,在香港城巿大學,諸位講者已為是次演講展開總談,同日下午再分成兩組座談。華文文學這條柔韌綿長的紐帶,把來自海外,以及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四地的學者和作家綰結起來。連熱帶風暴「杜蘇芮」也識得大體,待兩地講座圓滿結束後,三十日凌晨三點半,始於澳門形成八號風球,早上六點半減弱為三號,到了九點鐘,匆匆消褪,好讓一眾講者安全離開澳門。  總結演講由本刊總編輯潘耀明主持,澳門文化局顧問李觀鼎先生為大會開場致辭。李先生坦然說,小小的澳門,文學並不深厚,在兩岸四地中,只能說是個小妹妹或小弟弟,但澳門一樣有熱愛文學的一群。是次研討會,讓澳門同步走進華文文學殿堂,十分難得。「嘉賓四面會」,兩天的會議,學者、作家和翻譯一同探討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發展路向,他們展開的對話與交流,親切溫馨。  李先生的發言感染眾人,明顯流露在詩人余光中先生氣度雍容的言談中。余先生首先指出,這次從台灣到香港,接着來到澳門。台灣、香港、澳門的地理位置都在一水之間,面積大小依次是台、港、澳,但並不能以大小來論重要與否。余先生強調:「雖小而可為,雖遠而能影響中原。」澳門的多元和自由教余先生感到驚喜,觀光時,同時看見媽祖、聖母、觀音、關公以至哪吒塑像,十分難忘。「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  談到華文文學,余先生從文類和文法兩方面闡述。他認為現在小說和散文大行其道,而詩卻走向邊緣。六十年代的台灣文評指出現代詩很容易寫,寫詩的詩人,往往不懂寫散文。為了證明詩人能寫散文,楊牧和余先生等都同時寫作詩和散文。文類除了受文評影響,也因地而異。香港報刊專欄俯拾即是,因此散文相當發達。余先生繼而分享文法心得。他道明作家必須擺脫外文的文法影響,保持中文的特點、語法、語境和語感。例如英文必須用連接詞「和」,而中文的「春夏秋冬」、「柴米油鹽醬醋茶」等不必有連接詞;又如「他寫了一封信,打了兩通電話」,中文句子之間實不必有「和」字。他再舉出中文形容詞組的位置,短的應放在句子前,長的則應放在後面。「他是一個母親做教師而年齡十七歲的英俊少年」(He is a handsome boy of 17, who’s mother is a teacher ),明顯是西化句子,按符合中文的語法來說,應作「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美少年,母親是一位教師」,「母親是一位教師」,不管中文英文,都是置後的。余先生憑藉翻譯經驗,看通了英文語法的手腳,在中英語文之間遊刃有餘。他最後寄望作家各盡本領,寫出最好的作品,並以寫作「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警語作結,博得全場如雷掌聲。文學之大與小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甲組研討會,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陳思和主持,發言者包括姚風先生、廖子馨女士、潘國靈先生、嚴歌苓女士、李昂女士以及林白女士等六位,內容豐富精彩。陳思和先生珍賞回味,特地為澳門觀眾扼要總結內容——  第一個發言人是澳門詩人姚風先生,實際上,姚先生從北京定居澳門,他比較了不同地方的文學表達自由。台港澳地方雖小,卻遠比內地自由,他希望言論自由的地方能承擔更多的文學責任。香港作家潘國靈討論了香港文學的缺與失。他認為香港文學缺少宏大敍事,例如不論感時憂國,可香港文學有自身的特點,缺失並不是缺陷。這個城巿有自己的歷史和多元的主題,一直以來,本地和外來作家都在這個城巿裏寫作。「台灣的異端作家」李昂女士,其創作勇於批判主流的社會觀念。嚴歌苓先從內地到美國,現在定居德國,她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學的衰弱是世界普遍的,尤其受到影視傳媒崛起的衝擊。嚴歌苓本身的小說常常被改編成電影,她感到焦慮,繼續文學創作還是電影劇本創作?嚴歌苓是海外中國作家,她的大陸經驗停留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所關心的問題已漸漸被人遺忘,但她仍然追問階級鬥爭如何產生、中日民族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等。陳先生對此十分讚賞,他慨歎:「中華民族最擅長遺忘。」他繼而介紹林白從中國邊遠地區廣西來到北京,是次回應了余光中先生的觀點。余先生提出作家必須汲取來自《詩經》、《楚辭》的大傳統和來自五四新文學的小傳統,林白則以自身創作經驗為例子,表明自己來自邊地農村,希望有一種來自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能有更大的表現力。最後,《澳門日報》副總編廖子馨表示,澳門文學一直處在邊緣地方,生活平靜,但澳門人的情感交流從來都不平靜,這裏始終有自己的文學表達形式。陳先生特別點明這個看法可以回過頭來呼應香港文學的缺與失。  陳先生進一步把上述六位講者的發言歸納成三個問題,略作呼應。第一,文學必須追求自由,姚風先生提出的問題相當有意義;但陳先生揭出弔詭的地方,自由可能和文學的責任相反,越重視文學的責任,自由度越小。回看內地作家,他們處在政治和文學關係緊密的環境下,始終關注生活,表達對生活的批判和審視,追求文學自由。不能直白批判的話,便以隱語、借代、荒誕甚至魔幻的方式來表達。陳教授贊同自由度較大的地方,應承擔更大的文學責任。他接着 表明,應理解作家在自由度較小的地方,如何以良知履行文學責任。第二,文學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它的異端立場。例如嚴歌苓在寫土改問題或知識分子的時候,不由自主站在了主流的對立面,成了異端,這有別於正統、八股文章的表達方法。他也同意林白所言,文學的活力在於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也可能富有表現力。「想當初人們批評傷痕文學十分幼稚粗糙,但它批判現實,扭轉了歌功頌德的御用文學。陳若曦女士的《尹縣長》,當時內地有人認為內含反共內容,可我的老師指出,作者站在底層老百姓的立場來反省現實,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可見剛才所說,文學的活力來自民間和生活絲毫不差。真正的文學生命,產生自異端,且不單是主流政治的異端,各種主流觀念,都有異端。」陳先生接着談最後一點,文學的大和小。他認為小島會改變大的命運,蕭紅在香港寫成了《呼蘭河傳》,張愛玲在香港寫成了《秧歌》,香港獨有的文化氛圍扭轉了她們對大時代的看法,寫出了不一樣的作品。現在香港作家西西和董啟章也各有出色的創作。歸結到底,他從契訶夫的話「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引出「土狗叫,洋狗叫。百花齊放」的觀點作結。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  陳先生語音剛落,甲組發言者坐言起行,依次回應。嚴歌苓說,她正在構思寫一個關於賭博的小說,她聽過許多驚心動魄的賭博故事,觸動了創作欲望,來到澳門,專誠去參觀賭場。李昂回顧自己的創作說道,突破限制,搶得先機寫作,可以闖出有意義的創作之路。例如性和政治,被視為禁忌,她率先做了嘗試,後來寫的作者,都不得不提到她開拓的題材。目前她試圖以美食串聯台港澳三個島嶼,寫成長篇小說。她追求創新,剛完成的《鴛鴦春膳》以食物寫長篇小說,是前所未有的嘗試。廖子馨表示,澳門作家習慣邊緣,從不考慮中心,反而十分自由。歸結而言,寫作應珍惜這種「邊緣」的心態,無拘無束。林白首次踏足香港和澳門,自認收穫最大。澳門小小地方,有寺廟也有教堂,現代韻律和歷史氣息並存,她立意將來要寫有關澳門題材的作品。姚風先生指出,嚴歌苓寫過華工的故事,昔日華工被賣到美洲,所謂「賣豬仔」,往往是從澳門出發,他期待嚴歌苓把這段歷史寫進小說。潘國靈一面仰望作家身影,一面思考作家和作品的關係。「作家和作品有各自的風采,我認為讀者和文學真正的交流,應穿越作家身影,回到作品本身。」他從前不曾透過文學作品來了解澳門,這回看到不少澳門文學作品結集,首次想到,要以文學來和澳門聯繫。此外,文學還可以聯繫台灣和香港。單單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就足以開拓廣大世界。中國當代文學的三個缺點  中場休息過後,下半場會議開始。主持人潘耀明先生特別介紹葛浩文教授,他是美國翻譯家,最早把中國當代小說翻譯成英語,包括王朔、莫言、蘇童、畢飛宇等的作品,他也是蕭紅研究專家,著有《蕭紅小傳》。葛先生原本擔心來到港澳講這樣一個題目——中國當代小說之失敗,恐怕得罪許多作家,後來卻發現大家都有同感。他指出中國當代文學要進入世界文壇還是言之過早,從翻譯的角度來說,有三個障礙,第一,作家忽略了寫「人的文學」,所謂人的文學,就是發掘人性,寫人的成功,人的失敗,這些才是文學打動人心的地方;第二,小說家寫得太草率,太粗糙,應注重細節描寫,才可賦予作品深刻的內蘊;第三,語言西化,缺乏創新。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意象幽美,以精粹獨特的語言表現,當代作品這方面落後許多。他還特別提到,七十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版,七十年後,大陸一百位作家每人抄寫《講話》片段,聯合出版成書,這個現象要分外警惕,《講話》是文藝的緊箍咒,危害了不少作家,決不應走回頭路。文學與傳播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乙組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院長陳國球教授主持,發言者包括余光中先生、葛浩文先生、林麗君女士、陳若曦女士、李觀鼎先生、韓麗麗女士以及龔剛先生等七位,陳先生總結說明,整體討論都與文學和傳播有關——  陳先生說,文學之傳播,自然有賴於翻譯。當代華文文學進入世界視野,正是通過翻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先生指出,在翻譯過程中,反省華文文學的失敗和缺陷,大概有寫作不仔細、濫用陳言套語、思想局限等毛病。在美國聖母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任教的林麗君女士來自台灣,她說,早期台灣文學體現了人性關懷,在世界文壇上獲得肯定,今天反而局限於本土和地域。澳門理工學院講師韓麗麗談論了語際翻譯的問題。她說,認真思考作品原文和翻譯語言的話,可以擴大語言的幅度和彈性,使文學語言進一步發展。李觀鼎先生、余光中先生等人補充說,五四以來大陸的語文課本,都包括翻譯作品,可見翻譯有促進語言的作用。陳先生特別點出,文學語言是這場講座討論焦點。澳門大學教授龔剛提出,好的語言包括醇雅或成熟的歐化漢語,更高境界,自然是余光中先生提出的「白以為常,文以應變」。是場講座還討論了課本和文學教育的關係。大陸和香港的語文課本都包含了台灣作家作品,相反,台灣的課本不包含大陸作家作品,這是不是局限呢?挑選澳門文學作課文,似乎可進一步思考。台灣作家陳若曦女士指出,可以通過現在很熱門的文化產業和媒體,把文學介紹給大眾,帶到世界各地。陳先生作了客觀綜述,轉而分享此行感受體會。他在香港成長,工作,年紀漸長,現在有心回過頭來尋根。他在澳門出生,童年記憶裏有十月初五街、哪吒廟,母親還要他當哪吒的乾兒子。「人的流轉、文學的流轉背後,都包含某種追求。寄望文學的傳播,讓大家更關懷人性。」陳先生主持香港教育學院文學文化中心的《香港文學大系》計劃,難怪時時刻刻不忘文學流傳的故事。莫管「邊緣」或「中心」  陳先生總結後,乙組講者一一回應。林麗君女士說,不得不談語言問題。當代華語貧乏,如何豐富呢?如果余光中先生說要重新汲取傳統,她可能有個「異端」的想法,通過外文、外國文學和翻譯,給華語注入新生命。華語的貧乏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作家使用的語言,如大陸愛使用戰鬥性語言,台灣的語言偏於軟性;一個是翻譯更重視的問題,即華語貧乏,連帶所表現的意象也蒼白無力。韓麗麗談到澳門各種文化共存,引人深思。澳門一般街道有四至七個出口,不像其他地方平平整整,她暗想,這是不同族群來到澳門,每每來到人生的轉折口,遭遇煩難憂愁,就要尋找出口排解。憂煩排解了,心靈復歸平靜,所以不同族群不起衝突。她還特別指出,不少作家開始描寫澳門,不久前,剛讀了黃碧雲的《末日酒店》,取材澳門。李觀鼎先生簡要有力地說,文學處於邊緣是事實,有心創作的人,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成為自己的中心。「甭管它邊緣不邊緣,以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陳若曦女士談到自己幾點感受。第一,或許有些作家認為島嶼屬於邊緣,她卻從來不這麼想。第二,澳門五十萬人口,卻有不少作家,政府投放文化的資源充沛,回到台灣後,她要呼籲,台灣不能輸給澳門。第三,要提升文化,必須兼顧傳統和創新。  潘耀明先生急切回應李觀鼎先生,他批評不單文學,整個文化都處於邊緣。故此,舉辦是次研討會意義重大,希望這次研討會是個開端,日後還要好好辦下去。潘先生真誠銘謝與會的海內外學者和作家,聯合主辦的機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香港作家聯會和香港電台「漫遊百科」製作組,以及華懋集團和Asian Reward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來到了會議的尾聲,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致閉幕辭。他說,澳門和中華文化的脈絡從未斷層,並且與中國近代史關係千絲萬縷,是最早推動華文文學走向世界的窗口,其獨特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社會文化環境,為本地文學界提供一片沃土。雖然澳門作家、文學作品不多,澳門文學也欠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但充滿人文關懷,留下大量精彩詩篇,為世界華人文學描繪了一道美麗的人文風景線。他寄望日後更多作家來澳門體驗生活、繼續以澳門為題材來創作。  溫馨的交流,深刻的反思,真誠的祝願,為研討會劃下圓滿的句號。仔細琢磨,原來杜蘇芮誠心捎來文學消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開拓耕耘華文文學的沃土,永遠沒有止境。  (本刊實習生鄭沛琛協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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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農民以公民待遇!  也談農村腐敗現象 (劉亞洲)

  十八大前,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晉升了六名上將,包括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劉亞洲之晉升,為世界所關注,本刊獨家刊載劉亞洲撰寫關於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其中不乏對現今農村選舉制度弊病的針砭,以及對農村腐敗的鞭撻,令人深思。——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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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像蘇聯解體之前」  中共內鬥大檢閱與薄熙來案 (黃 君)

  本文是由一位海外人士轉給本刊的,作者是內地一位權威人士,文章涉及中國現在的政壇各勢力互相爭鬥的情況,權鬥包括胡錦濤的「團派」、溫家寶的「經濟實力派」、江澤民的「江派」。作者甚至掌握了薄熙來事件的一些內情。文中,作者表達了對未來國內局勢的憂慮,並認為現在的局面可比照蘇聯解體之前。本刊不盡同意作者的觀點,給予發表,謹供讀者參考而已。——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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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一扇窗子 (卷首語-潘耀明)

  少數人獨佔的文化架子已經破碎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①?  以下是筆者於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香港城市大學「兩岸四地——世界華文文學前瞻」論壇開幕禮上的致辭﹕  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與此同時,香港也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明澈的。  余光中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十一年,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詩篇。最早寫傷痕文學的陳若曦女士,她的作品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七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聶華苓女士的《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是後來在《明報月刊》全文登載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身處內地的無名氏的《金色的蛇夜.續集》,是輾轉送到《明報月刊》刊載的。  今天在座的小說家李昂女士,她的小說《殺夫》英文版,由葛浩文教授翻譯,是我當年負責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時出版的。余光中的《余光中選集》、嚴歌苓小說《第九個寡婦》、李昂小說《自傳の小說》、林白小說《萬物花開》,均收入《明報月刊》與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的《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漢學家葛浩文的《蕭紅小傳》也是在香港出版的。至於陳思和教授,也經常來香港講學。  香港也是華文文學的窗口和文學交流的橋梁。  今天,我們來自東西南北的作家、學者在這個小島暢談華文文學的前瞻,說明香港不是文化的沙漠,而是文化的綠洲、文學的綠洲。  但是,香港的文化特別是文學一直缺少了來自政府的支持,永遠屬於民間的,也只有來自民間的支持。  這次講座,是各方面努力協作的成果。首先是香港電台開設了文化電視節目,其中一個主題就是「華文文學的前瞻」,擬與《明報月刊》合作,後來分別得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和香港作家聯會同意作為主辦機構,最後得到華懋集團龔中心女士和Asian Reward Ltd.張大朋先生的支持。這次講座得以成事,是民間力量所發揮的作用,也正是香港與華文文學互動的支柱。與此同時,也是香港文學生存的理由。  其實,香港作為文化的窗子,並不純指狹義的文化或文學的窗子。「香港文化」是廣義的,是包括香港的法制、言論、社會等諸方面的文化。我想,鄧小平當年創建「一國兩制」,也許更多是從「兩岸的和平統一」着眼,我體會鄧小平「一國兩制」主要是讓台灣人有信心,所以要維持香港五十年不變。我覺得海峽將來會不會統一,香港也是一個關鍵點,「一國兩制」在香港做得好台灣人就放心,做不好台灣人不放心。  我想,以上是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但是,除此之外,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對香港這扇窗子,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呢?在中國內地政改趑趄不前、腐化現象日趨嚴重之下,香港的健全法制、開放社會的傳媒監督,是否也有借鑑、參考的地方?  香港的法制雖然源自西方,但香港社會的價值觀,大都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香港人的勤奮進取、敬業樂業、慎終追遠、知法守紀、熱心公益,……包括對國家民族領土的捍衛決心——後者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席捲中外的保釣運動和剛發生的香港保釣船硬闖釣魚台等愛國行動,甚至包括兩制之間的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等,都可視為香港大文化的主要特徵。如果內地的當政者可以正面「看待香港在中國文明範式轉移過程中的作用」②,換言之,在「井水不犯河水」原則下,內地如果可以借鑑香港一些有利於體制改革的優點或長處,「讓香港能以文明範式轉移中的先導角色,融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③則國家幸甚,香港幸甚!  注:  ①羅曼.羅蘭  ②③葉國華:《五十年的變與不變》,本刊二○○七年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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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潤華--人生小語

重返原鄉今年一月,我依依不捨地含淚告別台灣元智大學,二月重返馬來西亞原鄉,加入已經成立二十二年的南方學院,開始在熱帶雨林山居生活。我重返誕生長大的原鄉,那是倦鳥歸巢的人生路程,加入南院,希望打造一所屬於華人人文精神、又是多元文化的原鄉大學。經過半年的努力,正式批准升格為大學,果然世界各地華人都為之而興奮,但是路途還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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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前的風風雨雨 (曹景行)

    無法迴避的嚴峻考驗  按照之前的公布,大概再過一個多月,中共十八大就要在北京召開。八月上旬,中共高層會聚北戴河,應該是為十八大做最後的布局;胡錦濤七月二十三日在省部級高官專題研討班的開場演講,已經定下了十八大的基調。與此同時,當局宣布了前鐵道部長劉志軍的六大罪狀,又在合肥開審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涉嫌毒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的罪案,都帶有十八大前「政治清倉」的味道。  但是,就像半年前薄熙來事件的突然到來,十八大前夕的中國仍然風雲難測,並非當局完全能夠把握。首先是經濟形勢繼續走低,今年下半年未必就能見底反彈;如果十八大召開之時歐洲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的內外壓力進一步增大,會議氣氛以至關注重點都可能受到影響和牽制。  尤其是今年以來,越來越多產業陷入困境,就連享有壟斷優勢的中央級國有大企業,也都出現利潤大幅下降的少有局面。世界市場需求減少,使得中國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更加突出。不久前總理溫家寶提出「穩增長」,多個省市馬上跟上,相繼提出金額龐大的投資方案,被稱為地方「四萬億」,政績至上、GDP至上的本性難改。  但實際上,當前像鋼鐵、煤炭等多個產業日子越來越難過,虧損面越來越大,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二○○八年四萬億投資阻礙了本來應該加快的產業調整,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同時還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空間。而一般老百姓則因實際收入增長受限,日常用品價格大幅上漲,以及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等開支不斷加重,普遍感到生活壓力日增。  所以,十八大能不能拿出決心和實質舉措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全面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和稅收結構,有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財富,同時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緩解日益積聚的社會矛盾,不僅是評斷這次會議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指標,而且也是對十八大新班子的嚴峻考驗。因為這樣的改革和調整必然會觸動地方和中央、民企和國企、國民與政府之間的資源、利益分配架構,觸動許多既得利益群體。政府官員「脫離群眾」  如果北京當局錯失了十八大的時機,就有可能錯失挽回民心的最後機會。一位小有成就的民企老闆對筆者說:「現在沒有一個行業日子好過,我也不想再做下去了。」他正在考慮移民外國,只是還沒有考慮好去哪個國家,「大家都擔心會出現社會動盪,應該先找好退路。」  有這樣想法的不只他一位,一些「體制內」的朋友似乎更加悲觀,可能因為他們看到更多,也應該知道更多。最令人擔心的是,一旦經濟狀況惡化,本來就夠緊繃的種種社會矛盾,會不會集中爆發?當局有沒有能力和魄力趁着手中尚有一定的資源,趁着中國經濟的總體表現還算可以,在社會危機到來之前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疏導化解?  今年以來,從廣東烏坎、四川什邡到近日江蘇啟東發生的一系列官民衝突事件,對地方政權都造成前所未見的挑戰和考驗;能不能找到新的社會治理模式,有效制約權力的違法濫權,已是十八大無法迴避的嚴峻課題。追求社會穩定本來沒錯,但社會穩定的基礎是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如果官方為追求政績和集團利益,在「維穩」的大旗下胡作非為、違法違憲,肆意侵犯老百姓利益,本身就成為破壞社會穩定的最有害因素。  可怕的是一些官員依然麻木、傲慢和遲鈍,「脫離群眾」已經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像北京七二一暴雨成災,汪洋一片,損失嚴重,市政當局明明多處舉措失當,面對網絡上強烈指責和嘲諷,居然有膽用「百密一疏」來給自己解圍。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北京市決策者似乎感覺不到民眾的情緒,匆匆「發動」市民捐款救災,又引來網上新一波的嬉笑怒罵。  把網上對政府的批評視作敵對勢力  這幾年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發展,是互聯網成為民意表達的主要舞台,成為新的主流媒體,在體制內和體制外都產生了相當數量的意見領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些與官方權力比較接近的人物,卻刻意把網上對政府權力的批評視作異己敵對勢力,激化分歧,挑動對立,干擾十八大的路向。例如,《人民日報》集團屬下的《環球日報》社評,就把網上的批評與反對意見都稱為「反主流的聲音」,是專門「唱反調」的「閒人」。北京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表示,美國正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換言之,在他看來,今天中國所有依法維護公民權利、維護弱勢群體利益、要求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士,都是美國人用來滲透中國的工具。  更有甚者,某位國家機關的團委書記在新浪微博上充滿仇恨地高呼:「我只有一個願望——有一天,親手砍下信力建之類漢奸的狗頭,用漢奸的污血來蕩滌他們卑劣的靈魂,用雪亮的鋼刀捍衛民族的尊嚴!漢奸殺無赦!——這就是最高的法律,讓保護那些漢奸帶路黨的所謂『人權、自由』見鬼去吧!」而「百度百科」對信力建先生的介紹則是「中國民辦學校第一人」。  這是十八大前最令人不安的言論,或許,有些人真的已按捺不住,真要動刀動槍、人頭落地了。倘如此,中國不是什麼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時代,而必然成為新的敍利亞,以至萬劫不復。但願這只是個別人士的想法和主張,而不是體制內的「主流」,當然更不應成為十八大的選擇。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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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保釣壯舉之省思  「民熱官冷」與「四重尷尬」 (林泉忠)

  「八一五」保釣壯舉,海內外華人為之振奮。然而,整個過程中,兩岸三地政府不僅沒有護航,且多方阻擾,出現「民熱官冷」的弔詭現象,因此當七勇士成功登島的那一刻,三地政府的「四重尷尬」也隨之一一呈現。此外,「八一五」引發中國各地大規模反日遊行,在捍衛主權之際,如何防止民族主義失控,也值得省思。——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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