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如何大逆轉?  (丁果)

  百年以來,中日關係歷經各種磨難,其中有戰爭屠殺的殘酷相向,也有以德報怨的政治實踐,更有世代友好的甜蜜歲月。但是,一笑難泯恩仇,歷史恩怨總是縈繞兩國,到了二○一五年,中日關係終於走到一個關鍵的分岔口,前面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壓下日趨緊張的磨擦,在經貿為重的大環境裏勉強合作,但是未來還是要間歇性面對歷史認知和釣魚台主權問題;二是中日矛盾總爆發,以釣魚台爭端為導火線,走向局部戰爭,用武力分勝負,其中的危機是美國可能介入,最後演變成地區戰爭;三是天賜「良機」,危機變成轉機,在日本最終反省戰爭的前提下,中日關係大逆轉,以中日落實自由貿易為基礎,實現百年來中日有識之士夢寐以求的兩國平等合作,共建東亞和平繁榮的理想。  三條道路,究竟能夠走通哪一條?習近平與安倍晉三的歷史選擇  二○一五年東亞最大的挑戰就是中日關係。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中日雙方在內政上都出現了十五年來最強勢的領袖。在中國,習近平在王岐山的輔佐下,通過非常規的打虎反腐,迅速集中權力,至少從表面看,形成了鄧小平時代以來最強勢的領袖地位,以至於西方媒體驚呼:「習皇帝」的朝代是否來臨?同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完全不同於第一次上台的姿態,在高民意下進入首相府,在經濟上推動安倍經濟學,以日元貶值為軸心,三箭齊發,企圖拉抬低迷了二十年的日本經濟;在外交上又推動所謂「地球儀外交」,以日美外交為基礎,滲透東南亞為核心。上任不到兩年,更大膽解散國會,把政治生命交付選民,結果贏得眾議院大選,也贏得長期執政的基礎,其強勢地位已經超越其政治導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並有望趕上上世紀田中角榮時代。  第二,中日難以化解的歷史恩怨將在二○一五年總攤牌。雖然甲午一百二十年中日關係有驚有險,圍繞着釣魚台主權爭議差點擦槍走火,但最終還是在北京主辦的亞太峰會上實現並不令人滿意的習安峰會,雖然雙方拉着臉,但還是握了手。今年,則是二戰七十周年紀念年,日本作為戰敗國能否真正反省歷史,仿效二戰後的德國?抑或步一戰後德國的後塵,把戰敗帶來的所有委屈和屈辱化為復仇的毒焰,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這是號稱具有岸信介「基因」的安倍晉三要作的選擇。  對中國而言,能否在全球紀念反法西斯戰爭七十周年的大環境推動下,迫使安倍內閣走向真正的戰爭反省,然後放下中國對日本的百年仇恨,完成上世紀七十年代田中角榮和周恩來握手時所提出的「一笑泯恩仇」,並建立中日攜手合作的歷史性框架?抑或以保衛釣魚台主權領土的合法合理原因,與日本攤牌一戰?這是揭櫫中國夢和亞洲夢的習近平所要做的歷史選擇。天皇「逼迫」安倍改變立場?  從去年一整年的中日輿論和習近平安倍外交姿態,以及釣魚台周邊一波又一波的緊張局面來看,中日局部衝突的發生好像無法避免,只是等待「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二○一五年新局一開,形勢出現了逆轉的徵兆,而且是從日本而來的。在日本具有崇高威望的平成天皇發表了講話,罕見地將對戰爭的反省歷史界線,拉長到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日本在對華戰爭的認識上,一直存在着所謂的「十五年戰爭」和「八年戰爭」的區分,從「滿洲事變」到戰敗屬於前者,從「蘆溝橋事變」到戰敗屬於後者,而這個劃分又關聯到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長度。天皇的話可以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針對中國,即日本要全面反省對中國帶來的長達十五年的戰爭痛苦,顯示對中國的友好;二是針對安倍和日本右翼鷹派。當年「滿洲事變」的發生並非當時內閣的決策,而是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的「擅自」行動,平成天皇藉歷史巧妙提醒安倍,不要在目前敏感的東亞局勢中,讓一些鷹派「尋機鬧事」。  由於天皇在日本有很大威信,而安倍及其家族,包括其外祖父安信介和舅公佐藤榮作(兩者都是戰後首相,前者是甲級戰犯)都對天皇抱有畏懼之心,因此,平成天皇的講話,自然對安倍晉三也有很大警示作用。今年一月五日,安倍晉三參拜伊勢神宮並召開新年記者招待會,明確宣布日本反省過去,並思考今後該如何貢獻亞太和世界,因此,紀念戰後七十周年的談話,將充分考慮亞洲鄰國的感受,延續過去幾任首相包括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深刻反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給鄰國帶來嚴重傷害的「村山談話」的主旨。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做出反應,肯定「村山談話」對日本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重要性,並鼓勵日本通過友好對話的方式緩解鄰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對安倍政府的憂慮,美國甚至要求日本對中國、韓國等國家進行「謝罪」外交。  到了一月中旬,伊斯蘭國組織以日本援助美國反恐為理由將兩位日本人質斬首,引發世界震動。這是中東極端組織首次對非基督教的日本採取如此暴行。有人說,安倍正可藉此軍事擴張;但從另外一角度看,事件反而讓日本強化自己是「西方的一員」之定位,並迫使反省在侵華戰爭中出現的類似伊斯蘭國組織的非人道戰爭暴行。  總而言之,安倍的新年重任是要提升日本的經濟,要給日本人漲工資,要完善拖延到二○一七年實行的再次增加銷售稅的外部環境,他還是梳理好日本的對華和對韓關係,而二○一五年的敗戰紀念,是躲不過去的一個時間點。因此,不排除安倍晉三拋開之前處處以中國為敵的既定立場,突然轉向與中韓和好,而美國雖然希望中日互相牽制,但決不會樂見中日軍事摩擦,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因為有《美日安保條約》,肯定就會被拖下水。中國的兩手準備  日本的戰敗年,就是中國的勝利年。習近平在二○一四年接連出席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日儀式和南京大屠殺公祭,對日本的右翼化傾向發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不僅如此,習近平向國際社會宣布,將會在今年大事慶祝「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並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盛事。換句話說,北京要在今年展現戰勝國的歷史氣概,爭取喚回美國當年與中國並肩作戰,以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取太平洋戰爭的歷史記憶,並以肯定戰中戰後美英中蘇四大國制定的國際新秩序,來突顯日本今天的右翼化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否定。但是,可以預料的是,如果安倍在華盛頓發表講話,而習近平是在北京紀念抗戰勝利,那麼,安倍身邊的將是奧巴馬,而習近平身邊的則是普京,這種狀況,可以說是紀念二戰的背後,有戰後東西方陣營冷戰重現的氛圍。  但是,天皇的新年談話,給中日關係的大逆轉帶來了契機。回顧習近平的對日交往,可以看出他對安倍右翼政府和修憲政策,是相當反感的,這從他在北京亞太峰會上板着臉與安倍的握手鏡頭就可窺一二。但是,習近平對平成天皇,毋寧說是抱有相當好感的。幾年前,習近平在「皇儲」的位子上訪日時,突破既定外交行程的安排,主動提出要見天皇。在當時日本政治強人小澤一郎的竭力斡旋下,平成天皇不顧宮內廳的不滿,很高興地與習近平見面聊天,彼此產生了較好的印象。或許正因為這一面之交,促成平成天皇在新年談話中罕見提出反省十五年對華侵略戰爭,企圖為日中的全面和解創造契機。  面對日本國內微妙的政治變化,中國應該要全方位開放思想,對日推動「新思維」外交。  北京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針對安倍萬一「右翼暴走」,要做好敢於在釣魚台與日本進行局部戰爭的準備。而要贏得這個戰爭,北京要努力說服美國「袖手旁觀」,或者「消極聲援日本」,同時也要決戰快速,速戰速決,不讓美國有時間插手。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手準備,即在安倍對戰爭表達深刻反省之後,即刻對東京加以回報,即與日本舉行高峰會,商談如何放下歷史恩怨,建構全面合作的關係。其原則就是放棄與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之爭,而是與日本平等合作,鋪設亞洲人自己管理亞洲事務的基礎,從而減少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涉。  東亞要真正崛起,中日必須改變百年敵對的關係以及「瑜亮情意結」,找回歷史上一衣帶水的文化連接。這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卻也是保證東亞長治久安的基礎。陳天華的啟示  中日全面攜手合作,並非是當代的歷史呼喚。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浪人包括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宮崎滔天等人,就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觀念,那就是期待中國通過改革或者革命,能夠告別滿清王朝的腐敗和封閉保守,與強大起來的日本合作,共抗西方,建設東亞。當然,這種理想因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也變質成對滿蒙的經營和對華侵略。在這同時,一直借助日本浪人力量推動反滿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曾經發表「神戶宣言」,呼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思潮,力主中日應該聯手合作,共創現代東亞。  這種與日本克服磨擦,合作進步的觀點,在跳海自殺的革命志士陳天華的五千言《絕命書》中,有最明確的體現。作為留日學生,同時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陳天華,本來是因為不滿日本政府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引發自殺契機,但他在絕命書中卻對中日關係應有的狀態作了客觀的描述:  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本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  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指日俄戰爭),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  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並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屆今日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  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更何況,寫出《警世鐘》等反清宏文的陳天華,絕對是一個有百年政治眼光之人。他提出中日平等合作,成為盟國,才是東亞幸事,可謂一針見血。  孫文之後,從蔣介石到周恩來,他們的與日合作,都有打擊對手的意圖存在。如今,在抗戰七十周年來臨之際,北京如果能夠跳出固定對日觀,在要求安倍真正反省侵略歷史之後,能夠從中日全面合作的角度對日本伸出橄欖枝,甚至在安倍要去美國發表戰爭紀念講話的時候,將平成天皇請到中國,參加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如歐洲紀念二戰,都會邀請德國總統和首相出席),在歷史公義實現時,與日本全方位合作,奠定未來一百年的東亞和平基礎,這樣才是中日和解的最大成果。  中日關係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二○一五年是機會也是挑戰。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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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列嶼爭議一百二十年 (林泉忠)

  釣魚台問題起源於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的「秘據」過程,其後日本據有從日本列島至琉球群島,再到台灣的「第一島鏈」主要部分,其間中國無力涉足東海。時至二戰結束及兩岸的分治,沉寂多時的釣魚台命運在一九六○年代末出現轉機。歷經東亞秩序重整的一九七二年後,釣魚台被「擱置爭議」四十載。然而如今在此中日國力逆轉的過渡期,又突然一躍成為火藥庫。釣魚台風雲詭譎多變兩甲子,本文為您完整解讀。——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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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日本人對中國無好感淺析 (王敏)

  中日兩國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待各種事物的習慣和標準都不一樣。而人們都習慣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對方,結果就產生矛盾,滋長厭惡感情。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並不涉及法律,也不關乎道德,但卻客觀存在。如果沒有理解並尊重對方的習俗,越多的有時交流反會帶來越多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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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世事的真相 (潘耀明)

  讀了本期《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父親舒蕪》①,令人喟歎。  在中國大陸歷次的運動中,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其中發生在五十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便是一起株連廣泛的所謂「偏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整治知識分子大案。  胡風案平反後,成為千夫所指的、牽涉到當年「告密」的個別知識分子,其中「七月詩人」、文藝評論家舒蕪是其中一位。  「告密」是中國文化生態衍生出來的怪胎。  因為「告密」在極端的社會,是一個生存之道,甚至是一個表忠的行徑。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知識分子已被塑造成「黨的馴服工具」,連具有睿智的獨立知識分子李慎之也不得不承認,「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事無不可對黨言嘛!我們當年還不都是一樣?」②  知識分子往往是天真的,國民黨的腐化、顢頇,革命的延安窰洞成為其嚮往的明燈,此後八路軍嚴明的軍紀、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都使到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老百姓心悅誠服,正如舒蕪所說的:「……最明顯的,解放只幾年,土匪肅清了,烟館取締了,妓女沒有了,這一社會頑疾只有共產黨能治,那個巨大的變化,我們都是真心擁護。」③  毛澤東取得政權後,改變初衷,並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對《明史》及朱元璋素有研究的他,與朱元璋一樣,對知識分子採取一貫的敵視態度。  從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以至解放後的反右、文革……,知識分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當年朱元璋對文化人深痛惡絕,誅殺了不少大儒,對「文生」——國子監的學生,更立下嚴厲的禁例,第一條便是「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④  換言之,知識分子離官府越遠越好,更不得干政:「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⑤更有甚之,把知識分子貶為下三濫人物:「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⑥,都可以上書議論朝政得失,各級官府不得阻攔,惟生員不許。  在內地過去歷次運動中,知識分子一直被冷遇,被視為「臭老九」。最後連帶曾被毛澤東一度目為明朝敢言直諫的「左派海瑞」與「現代海瑞」——彭德懷及《海瑞罷官》新編歷史劇作者吳晗,一塊被打落十八層地獄。  想起翻譯家馮亦代一篇文章,如實地寫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欷歔:  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着的梵高的《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着大人腔說話,接着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如今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裏來兜個圈。……我又想到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⑦  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真和苦難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梵高則是缺乏伯樂年代的產物。他們的共同命運是沒有好下場,梵高死後名聲大噪,彰顯他的藝術造詣和價值,中國知識分子熬過浩劫後的今天,除了恢復名譽外,真正的價值在哪裏?「左派的海瑞」變成「右派的海瑞」不過是人為的戲法,歷史上海瑞的真貌才重要,正如魯迅推許曹雪芹的《紅樓夢》說的:「敢於實寫,說出世事的真相。」⑧到底在極端的社會,有多少人能「說出世事的真相」?!  注:  ①②③方竹,本刊二○一五年三月號  ④⑤《大明會典卷.七十八》  ⑥《經世文編卷.三百七十二》  ⑦馮亦代:《向日葵》  ⑧魯迅:《看中國小說中的「大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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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想 (徐尉玲)

夢 想人類因為有夢想,才可以開闊領域,推進文明,拓展科學,甚至探索宇宙。達文西、鄭和、愛恩斯坦、迪士尼等都是因有夢想而帶給我們豐富的遺產。同樣,今天的企業家因為有夢想而開發產品、產業,推動經濟。我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上也可以有不同的夢想,點燃心裏的火炬,發展抱負,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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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搶走余秀華的「拐杖」

  農民女詩人余秀華憑藉《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走紅,兩家出版社爭相出版她的詩集,各類訪問節目流水不斷,隨後,她又當選為鍾祥市作協副主席,近日還有影視公司上門,要將她的故事拍成電影。余秀華在受到空前關注的同時,也招來一些質疑,有網友感歎,余秀華已經如同一線明星了,平靜的日子已被打破,她還能寫出原來味道的詩歌嗎?   余秀華曾說過﹕「於我而言,只有在寫詩的時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靜的、快樂的。一個人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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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家陳舜臣逝世

  知名台裔日籍作家陳舜臣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壽九十歲。陳舜臣生於日本神戶市,祖父輩從台灣遷於此。長於經商家庭,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現為大阪大學外國語系)時結識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起初學習印度語,為該校助教,但因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籍由日本變成中華民國籍。一九四八年曾返回台灣,在新莊中學擔任英文教師,隔年又返回神戶,開始寫小說。一九七三年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一九八九年棄之,轉而再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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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岡城故事》的續集

  二月初,《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或譯《殺死一隻知更鳥》)作者哈珀.李(Harper Lee)將於今年七月推出作品Go Set a Watchman的消息傳出,迅即成為英美文壇熱話,每日的評論和跟進報道不絕。而在哈珀迷的簇擁下,這本據說約三百多頁的新作,已成為亞馬遜網上書店暢銷榜首位,預訂者眾多。也難怪,一九六○年出版的《梅岡城故事》,乃美國現代文學經典,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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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沉默工人的詩歌

  巷道爆破工人、煉鋼廠工人、鐵路工人、建築工人、釀酒工人、煤礦工人、薄膜廠流水線工人、鍋爐工人、羽絨服廠的填鴨毛工人、服裝廠女工……二月二日晚,十八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人,在一個「超冷的夜」齊聚北京,參加「我的詩篇:工人詩歌雲端朗誦會」。   「很多人並不知道,當代中國工人在創作出巨大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也創作了數量驚人的詩篇,但這部分文學成就被嚴重忽視和低估。這些詩歌,就像它們的作者一樣,長期消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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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評「中國模式」

  以《歷史的終結》一書而知名的弗朗西斯.福山不久前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的採訪時重申,民主主義(制度)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這一事實無可爭辯。   福山分析說,在東西冷戰期間,蘇聯曾將社會主義制度向世界各國推廣,但今天的俄羅斯已淪為靠出口能源維持的低質量國家,其制度對任何國家都不具魅力。福山認為,中國是對抗民主主義制度的唯一國家。他承認中國勢頭強勁,但也認為中國無意將本國的制度向他國推廣。福山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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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的使命  莫迪亞諾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 (萬之譯)

  二○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十二月七日於瑞典學院演講。授獎辭中稱道莫氏「用記憶藝術引出了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他在講辭中清晰回應:「這是一種特別的記憶,從往昔中尋找到碎片,那種少見的人的生活痕迹,那些無名的、不為人知的人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這種記憶方式也與我出生的一九四五年有關……」——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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