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如何大逆轉?  (丁果)

  百年以來,中日關係歷經各種磨難,其中有戰爭屠殺的殘酷相向,也有以德報怨的政治實踐,更有世代友好的甜蜜歲月。但是,一笑難泯恩仇,歷史恩怨總是縈繞兩國,到了二○一五年,中日關係終於走到一個關鍵的分岔口,前面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壓下日趨緊張的磨擦,在經貿為重的大環境裏勉強合作,但是未來還是要間歇性面對歷史認知和釣魚台主權問題;二是中日矛盾總爆發,以釣魚台爭端為導火線,走向局部戰爭,用武力分勝負,其中的危機是美國可能介入,最後演變成地區戰爭;三是天賜「良機」,危機變成轉機,在日本最終反省戰爭的前提下,中日關係大逆轉,以中日落實自由貿易為基礎,實現百年來中日有識之士夢寐以求的兩國平等合作,共建東亞和平繁榮的理想。  三條道路,究竟能夠走通哪一條?習近平與安倍晉三的歷史選擇  二○一五年東亞最大的挑戰就是中日關係。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中日雙方在內政上都出現了十五年來最強勢的領袖。在中國,習近平在王岐山的輔佐下,通過非常規的打虎反腐,迅速集中權力,至少從表面看,形成了鄧小平時代以來最強勢的領袖地位,以至於西方媒體驚呼:「習皇帝」的朝代是否來臨?同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完全不同於第一次上台的姿態,在高民意下進入首相府,在經濟上推動安倍經濟學,以日元貶值為軸心,三箭齊發,企圖拉抬低迷了二十年的日本經濟;在外交上又推動所謂「地球儀外交」,以日美外交為基礎,滲透東南亞為核心。上任不到兩年,更大膽解散國會,把政治生命交付選民,結果贏得眾議院大選,也贏得長期執政的基礎,其強勢地位已經超越其政治導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並有望趕上上世紀田中角榮時代。  第二,中日難以化解的歷史恩怨將在二○一五年總攤牌。雖然甲午一百二十年中日關係有驚有險,圍繞着釣魚台主權爭議差點擦槍走火,但最終還是在北京主辦的亞太峰會上實現並不令人滿意的習安峰會,雖然雙方拉着臉,但還是握了手。今年,則是二戰七十周年紀念年,日本作為戰敗國能否真正反省歷史,仿效二戰後的德國?抑或步一戰後德國的後塵,把戰敗帶來的所有委屈和屈辱化為復仇的毒焰,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這是號稱具有岸信介「基因」的安倍晉三要作的選擇。  對中國而言,能否在全球紀念反法西斯戰爭七十周年的大環境推動下,迫使安倍內閣走向真正的戰爭反省,然後放下中國對日本的百年仇恨,完成上世紀七十年代田中角榮和周恩來握手時所提出的「一笑泯恩仇」,並建立中日攜手合作的歷史性框架?抑或以保衛釣魚台主權領土的合法合理原因,與日本攤牌一戰?這是揭櫫中國夢和亞洲夢的習近平所要做的歷史選擇。天皇「逼迫」安倍改變立場?  從去年一整年的中日輿論和習近平安倍外交姿態,以及釣魚台周邊一波又一波的緊張局面來看,中日局部衝突的發生好像無法避免,只是等待「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二○一五年新局一開,形勢出現了逆轉的徵兆,而且是從日本而來的。在日本具有崇高威望的平成天皇發表了講話,罕見地將對戰爭的反省歷史界線,拉長到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日本在對華戰爭的認識上,一直存在着所謂的「十五年戰爭」和「八年戰爭」的區分,從「滿洲事變」到戰敗屬於前者,從「蘆溝橋事變」到戰敗屬於後者,而這個劃分又關聯到日本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長度。天皇的話可以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針對中國,即日本要全面反省對中國帶來的長達十五年的戰爭痛苦,顯示對中國的友好;二是針對安倍和日本右翼鷹派。當年「滿洲事變」的發生並非當時內閣的決策,而是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的「擅自」行動,平成天皇藉歷史巧妙提醒安倍,不要在目前敏感的東亞局勢中,讓一些鷹派「尋機鬧事」。  由於天皇在日本有很大威信,而安倍及其家族,包括其外祖父安信介和舅公佐藤榮作(兩者都是戰後首相,前者是甲級戰犯)都對天皇抱有畏懼之心,因此,平成天皇的講話,自然對安倍晉三也有很大警示作用。今年一月五日,安倍晉三參拜伊勢神宮並召開新年記者招待會,明確宣布日本反省過去,並思考今後該如何貢獻亞太和世界,因此,紀念戰後七十周年的談話,將充分考慮亞洲鄰國的感受,延續過去幾任首相包括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深刻反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給鄰國帶來嚴重傷害的「村山談話」的主旨。美國國務院第一時間做出反應,肯定「村山談話」對日本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重要性,並鼓勵日本通過友好對話的方式緩解鄰國在歷史認知問題上對安倍政府的憂慮,美國甚至要求日本對中國、韓國等國家進行「謝罪」外交。  到了一月中旬,伊斯蘭國組織以日本援助美國反恐為理由將兩位日本人質斬首,引發世界震動。這是中東極端組織首次對非基督教的日本採取如此暴行。有人說,安倍正可藉此軍事擴張;但從另外一角度看,事件反而讓日本強化自己是「西方的一員」之定位,並迫使反省在侵華戰爭中出現的類似伊斯蘭國組織的非人道戰爭暴行。  總而言之,安倍的新年重任是要提升日本的經濟,要給日本人漲工資,要完善拖延到二○一七年實行的再次增加銷售稅的外部環境,他還是梳理好日本的對華和對韓關係,而二○一五年的敗戰紀念,是躲不過去的一個時間點。因此,不排除安倍晉三拋開之前處處以中國為敵的既定立場,突然轉向與中韓和好,而美國雖然希望中日互相牽制,但決不會樂見中日軍事摩擦,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因為有《美日安保條約》,肯定就會被拖下水。中國的兩手準備  日本的戰敗年,就是中國的勝利年。習近平在二○一四年接連出席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日儀式和南京大屠殺公祭,對日本的右翼化傾向發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不僅如此,習近平向國際社會宣布,將會在今年大事慶祝「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並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盛事。換句話說,北京要在今年展現戰勝國的歷史氣概,爭取喚回美國當年與中國並肩作戰,以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取太平洋戰爭的歷史記憶,並以肯定戰中戰後美英中蘇四大國制定的國際新秩序,來突顯日本今天的右翼化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否定。但是,可以預料的是,如果安倍在華盛頓發表講話,而習近平是在北京紀念抗戰勝利,那麼,安倍身邊的將是奧巴馬,而習近平身邊的則是普京,這種狀況,可以說是紀念二戰的背後,有戰後東西方陣營冷戰重現的氛圍。  但是,天皇的新年談話,給中日關係的大逆轉帶來了契機。回顧習近平的對日交往,可以看出他對安倍右翼政府和修憲政策,是相當反感的,這從他在北京亞太峰會上板着臉與安倍的握手鏡頭就可窺一二。但是,習近平對平成天皇,毋寧說是抱有相當好感的。幾年前,習近平在「皇儲」的位子上訪日時,突破既定外交行程的安排,主動提出要見天皇。在當時日本政治強人小澤一郎的竭力斡旋下,平成天皇不顧宮內廳的不滿,很高興地與習近平見面聊天,彼此產生了較好的印象。或許正因為這一面之交,促成平成天皇在新年談話中罕見提出反省十五年對華侵略戰爭,企圖為日中的全面和解創造契機。  面對日本國內微妙的政治變化,中國應該要全方位開放思想,對日推動「新思維」外交。  北京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是針對安倍萬一「右翼暴走」,要做好敢於在釣魚台與日本進行局部戰爭的準備。而要贏得這個戰爭,北京要努力說服美國「袖手旁觀」,或者「消極聲援日本」,同時也要決戰快速,速戰速決,不讓美國有時間插手。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手準備,即在安倍對戰爭表達深刻反省之後,即刻對東京加以回報,即與日本舉行高峰會,商談如何放下歷史恩怨,建構全面合作的關係。其原則就是放棄與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之爭,而是與日本平等合作,鋪設亞洲人自己管理亞洲事務的基礎,從而減少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涉。  東亞要真正崛起,中日必須改變百年敵對的關係以及「瑜亮情意結」,找回歷史上一衣帶水的文化連接。這是一個艱巨的挑戰,卻也是保證東亞長治久安的基礎。陳天華的啟示  中日全面攜手合作,並非是當代的歷史呼喚。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浪人包括頭山滿、內田良平、北一輝、宮崎滔天等人,就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觀念,那就是期待中國通過改革或者革命,能夠告別滿清王朝的腐敗和封閉保守,與強大起來的日本合作,共抗西方,建設東亞。當然,這種理想因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也變質成對滿蒙的經營和對華侵略。在這同時,一直借助日本浪人力量推動反滿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曾經發表「神戶宣言」,呼應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思潮,力主中日應該聯手合作,共創現代東亞。  這種與日本克服磨擦,合作進步的觀點,在跳海自殺的革命志士陳天華的五千言《絕命書》中,有最明確的體現。作為留日學生,同時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陳天華,本來是因為不滿日本政府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引發自殺契機,但他在絕命書中卻對中日關係應有的狀態作了客觀的描述:  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為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本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  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指日俄戰爭),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  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並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屆今日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  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更何況,寫出《警世鐘》等反清宏文的陳天華,絕對是一個有百年政治眼光之人。他提出中日平等合作,成為盟國,才是東亞幸事,可謂一針見血。  孫文之後,從蔣介石到周恩來,他們的與日合作,都有打擊對手的意圖存在。如今,在抗戰七十周年來臨之際,北京如果能夠跳出固定對日觀,在要求安倍真正反省侵略歷史之後,能夠從中日全面合作的角度對日本伸出橄欖枝,甚至在安倍要去美國發表戰爭紀念講話的時候,將平成天皇請到中國,參加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如歐洲紀念二戰,都會邀請德國總統和首相出席),在歷史公義實現時,與日本全方位合作,奠定未來一百年的東亞和平基礎,這樣才是中日和解的最大成果。  中日關係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二○一五年是機會也是挑戰。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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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台列嶼爭議一百二十年 (林泉忠)

  釣魚台問題起源於一百二十年前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帝國的「秘據」過程,其後日本據有從日本列島至琉球群島,再到台灣的「第一島鏈」主要部分,其間中國無力涉足東海。時至二戰結束及兩岸的分治,沉寂多時的釣魚台命運在一九六○年代末出現轉機。歷經東亞秩序重整的一九七二年後,釣魚台被「擱置爭議」四十載。然而如今在此中日國力逆轉的過渡期,又突然一躍成為火藥庫。釣魚台風雲詭譎多變兩甲子,本文為您完整解讀。——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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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日本人對中國無好感淺析 (王敏)

  中日兩國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待各種事物的習慣和標準都不一樣。而人們都習慣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對方,結果就產生矛盾,滋長厭惡感情。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並不涉及法律,也不關乎道德,但卻客觀存在。如果沒有理解並尊重對方的習俗,越多的有時交流反會帶來越多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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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世事的真相 (潘耀明)

  讀了本期《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父親舒蕪》①,令人喟歎。  在中國大陸歷次的運動中,知識分子往往首當其衝,其中發生在五十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便是一起株連廣泛的所謂「偏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整治知識分子大案。  胡風案平反後,成為千夫所指的、牽涉到當年「告密」的個別知識分子,其中「七月詩人」、文藝評論家舒蕪是其中一位。  「告密」是中國文化生態衍生出來的怪胎。  因為「告密」在極端的社會,是一個生存之道,甚至是一個表忠的行徑。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知識分子已被塑造成「黨的馴服工具」,連具有睿智的獨立知識分子李慎之也不得不承認,「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事無不可對黨言嘛!我們當年還不都是一樣?」②  知識分子往往是天真的,國民黨的腐化、顢頇,革命的延安窰洞成為其嚮往的明燈,此後八路軍嚴明的軍紀、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都使到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老百姓心悅誠服,正如舒蕪所說的:「……最明顯的,解放只幾年,土匪肅清了,烟館取締了,妓女沒有了,這一社會頑疾只有共產黨能治,那個巨大的變化,我們都是真心擁護。」③  毛澤東取得政權後,改變初衷,並沒有善待知識分子,對《明史》及朱元璋素有研究的他,與朱元璋一樣,對知識分子採取一貫的敵視態度。  從延安的整風運動開始,以至解放後的反右、文革……,知識分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當年朱元璋對文化人深痛惡絕,誅殺了不少大儒,對「文生」——國子監的學生,更立下嚴厲的禁例,第一條便是「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④  換言之,知識分子離官府越遠越好,更不得干政:「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⑤更有甚之,把知識分子貶為下三濫人物:「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⑥,都可以上書議論朝政得失,各級官府不得阻攔,惟生員不許。  在內地過去歷次運動中,知識分子一直被冷遇,被視為「臭老九」。最後連帶曾被毛澤東一度目為明朝敢言直諫的「左派海瑞」與「現代海瑞」——彭德懷及《海瑞罷官》新編歷史劇作者吳晗,一塊被打落十八層地獄。  想起翻譯家馮亦代一篇文章,如實地寫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欷歔:  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着的梵高的《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着大人腔說話,接着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如今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裏來兜個圈。……我又想到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⑦  中國知識分子的天真和苦難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梵高則是缺乏伯樂年代的產物。他們的共同命運是沒有好下場,梵高死後名聲大噪,彰顯他的藝術造詣和價值,中國知識分子熬過浩劫後的今天,除了恢復名譽外,真正的價值在哪裏?「左派的海瑞」變成「右派的海瑞」不過是人為的戲法,歷史上海瑞的真貌才重要,正如魯迅推許曹雪芹的《紅樓夢》說的:「敢於實寫,說出世事的真相。」⑧到底在極端的社會,有多少人能「說出世事的真相」?!  注:  ①②③方竹,本刊二○一五年三月號  ④⑤《大明會典卷.七十八》  ⑥《經世文編卷.三百七十二》  ⑦馮亦代:《向日葵》  ⑧魯迅:《看中國小說中的「大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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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想 (徐尉玲)

夢 想人類因為有夢想,才可以開闊領域,推進文明,拓展科學,甚至探索宇宙。達文西、鄭和、愛恩斯坦、迪士尼等都是因有夢想而帶給我們豐富的遺產。同樣,今天的企業家因為有夢想而開發產品、產業,推動經濟。我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上也可以有不同的夢想,點燃心裏的火炬,發展抱負,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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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搶走余秀華的「拐杖」

  農民女詩人余秀華憑藉《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走紅,兩家出版社爭相出版她的詩集,各類訪問節目流水不斷,隨後,她又當選為鍾祥市作協副主席,近日還有影視公司上門,要將她的故事拍成電影。余秀華在受到空前關注的同時,也招來一些質疑,有網友感歎,余秀華已經如同一線明星了,平靜的日子已被打破,她還能寫出原來味道的詩歌嗎?   余秀華曾說過﹕「於我而言,只有在寫詩的時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靜的、快樂的。一個人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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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家陳舜臣逝世

  知名台裔日籍作家陳舜臣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壽九十歲。陳舜臣生於日本神戶市,祖父輩從台灣遷於此。長於經商家庭,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現為大阪大學外國語系)時結識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起初學習印度語,為該校助教,但因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籍由日本變成中華民國籍。一九四八年曾返回台灣,在新莊中學擔任英文教師,隔年又返回神戶,開始寫小說。一九七三年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一九八九年棄之,轉而再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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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岡城故事》的續集

  二月初,《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或譯《殺死一隻知更鳥》)作者哈珀.李(Harper Lee)將於今年七月推出作品Go Set a Watchman的消息傳出,迅即成為英美文壇熱話,每日的評論和跟進報道不絕。而在哈珀迷的簇擁下,這本據說約三百多頁的新作,已成為亞馬遜網上書店暢銷榜首位,預訂者眾多。也難怪,一九六○年出版的《梅岡城故事》,乃美國現代文學經典,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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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沉默工人的詩歌

  巷道爆破工人、煉鋼廠工人、鐵路工人、建築工人、釀酒工人、煤礦工人、薄膜廠流水線工人、鍋爐工人、羽絨服廠的填鴨毛工人、服裝廠女工……二月二日晚,十八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人,在一個「超冷的夜」齊聚北京,參加「我的詩篇:工人詩歌雲端朗誦會」。   「很多人並不知道,當代中國工人在創作出巨大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也創作了數量驚人的詩篇,但這部分文學成就被嚴重忽視和低估。這些詩歌,就像它們的作者一樣,長期消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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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評「中國模式」

  以《歷史的終結》一書而知名的弗朗西斯.福山不久前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的採訪時重申,民主主義(制度)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這一事實無可爭辯。   福山分析說,在東西冷戰期間,蘇聯曾將社會主義制度向世界各國推廣,但今天的俄羅斯已淪為靠出口能源維持的低質量國家,其制度對任何國家都不具魅力。福山認為,中國是對抗民主主義制度的唯一國家。他承認中國勢頭強勁,但也認為中國無意將本國的制度向他國推廣。福山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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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黃鳳祝)

  始自二○○七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帶動了新一輪的資本主義研究熱潮。除了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坊間還出版了許多相關著述。有關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的研究,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當時最有建樹的學者,當屬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一八六三—一九四一)。  作為同齡人,桑巴特與馬克斯.韋伯(一八六四—一九二○)有很多交集,在資本主義的研究上也互有影響。一九○三年,二人在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獻》雜誌時相識。在有生之年,桑巴特的學術聲望遠甚於韋伯:他在柏林過着富裕優雅的生活,韋伯則一度因病在海德堡隱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後來經由美國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的譯介享譽英文世界,帶動戰後德國的「韋伯復興」運動。  韋伯把資本主義視為「人的理性」的產物,但個人的力量無法與之抗拒。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由人建構的體系,但其運行非個人意志所能左右。儘管二人在學術觀點上分歧巨大,但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情誼。  桑巴特資本主義研究的核心觀點是,資本家通過創造性的破壞,也就是利益最大化,推動經濟的發展。桑巴特最初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認識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學說不足以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於是轉向唯心論。桑巴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意識與經濟基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韋伯反駁桑巴特  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桑巴特、韋伯與馬克思在觀點上存在很大差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和工業化的結果。桑巴特和韋伯站在觀念主義的立場上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除了物質基礎,還需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和建構。但是,對於何為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和韋伯各執己見。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的禁欲倫理,桑巴特則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植根於猶太倫理。  桑巴特否認清教的禁欲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源泉。他在《資產階級》(一九○五)一書中指出,清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財富對於清教徒來說,只是證明自己是上帝選民的手段,而不是其追求的目的。桑巴特反對韋伯把新教倫理與美國精神和資本主義等同的做法。在他看來,美國是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所謂的美國精神,實為猶太精神的濃縮。猶太人與資本家是同一類人,他們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  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一九一一)一書中,桑巴特對猶太人的經濟生活進行了系統性的概括與研究。他認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受到猶太商人的影響;而猶太人從事借貸和經商的傳統,與其所處的生存環境不無關係。首先,猶太人沒有國家,散居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個遍布全球的網絡;猶太教義存在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雙重標準,強調對族人的忠誠,對待他人則不受倫理道德的規範。其次,猶太人生活封閉,有自己獨特的信仰,不以任何國家的國民自居,也無需對任何國家負責;他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在行為上形成一種外國人的道德;商業交往以金錢為媒介,交往雙方只需對交換價格達成共識,不受情面、法律或道德的約束。第三,猶太人在城市中從事商業和借貸活動,由於不是城市行會的成員,沒有城市居民的政治權利,因此只具有「半市民」的身份。第四,猶太人在歐洲經常被驅逐,其所擁有的巨大財富在進行「資本遷徙」時,面臨諸多不便,促使猶太人建立一套金融管理方法。第五,貨幣借貸與商品買賣是資本主義經營最重要的兩種方式,現代資本主義的各種信貸方式都是從猶太人的經營方式中發展出來的。  韋伯拒絕認同桑巴特的看法。一九一九年,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修訂版中,對桑巴特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猶太資本主義是一種政治性或投機性的冒險資本主義,其倫理精神建立在賤民資本主義的理念之上。與猶太倫理相反,清教倫理屬於理性的市民企業和理性的勞動組織。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源自清教徒的四種觀念:天職、節儉、理性和恩賜。清教徒把職業視為一種「天命」,在經濟活動中獲得的財富和地位,是完成上帝使命的最好證明。禁欲與節儉促進財富的積累,但只是一種消極的方法,要得到更多的財富,需要借助理性的計算和經營。多元的資本主義來源  桑巴特和韋伯對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是硬幣的一體兩面。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動態的意識形態。其建構是諸多力量與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多元的。在《猶太人與經濟生活》之後,桑巴特又出版了另外兩部著作《奢侈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以及《戰爭與資本主義》(一九一三),探討資本主義精神的另外兩個來源——奢侈消費和戰爭消費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促進作用。  猶太倫理和清教倫理之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貢獻之一,在於猶太人和清教徒把牟利行為從封建道德的束縛中釋放出來。法國大革命前後,商人一直為爭取貴族和市民的認同而抗爭。隨着商人地位的提高,猶太人的經濟地位也隨之上升。十八世紀末商人逐漸贏得歐洲社會的尊敬,「奸詐」的商人,搖身一變,成為市民階層品行的代表。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對商人精神極為讚賞:商人積累的財富造福民眾並帶來世界和平。桑巴特在《商人與英雄》一書中也指出,商人與悲劇英雄不同,他的成功沒有留下血的痕迹。  (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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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古典 (邵頌雄)

  老饕嗜食,所喜每為傳統食制,對新派菜式不屑一顧。古典音樂的世界內,老樂迷念念不忘的,也是各國學派的傳統美學及其孕育出「黃金時期」的傳奇大師,對於近時流行的演奏模式,詬病甚切。兩者不同的是,美食家還經常光顧幾間堅持以古法烹調的食店,但許多樂評卻已高喊古典音樂已死,甚至近二十年前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已為這門藝術「解剖」,細說其致命因由。  二十年下來,古典音樂仍是不少人的生活一部分,音樂會和唱片亦尚有市場,宣告古典音樂已死,似言之過早。但其市場急速萎縮,卻是不爭事實。古典音樂的沒落,與此門藝術的獨特「生態」有關。畢竟,能夠賣座的作曲家和曲目有限,當少人熟識的樂曲難有市場,唯有長年累月演奏或灌錄同一類「耳熟能詳」的作品,豈有不令人卻步之理?音樂會的入座率每況愈下,主辦單位所獲贊助愈來愈少,再加上樂團工會的壓力,由是近年出現的窘境,隨便一數便有底特律交響樂團與三藩市交響樂團分別於二○一○年及二○一三年發生的樂手罷工、費城管弦樂團於二○一一年的破產申請等。至於唱片,亦不復昔日風光,受到數碼下載、YouTube和Spotify等平台的多重夾擊而喘不過氣來,銷量直線下跌。  然而,樂迷真正關心的,卻是演奏水平的不斷下滑——不是技術上的,而是專指音樂造詣而言。這趨勢固然與新世代器樂家或指揮的成長,與經典作品的文化背景相距太遠有關。但更實際的原因,卻是唱片公司的宣傳方針。  一九八九年,甘迺迪(Nigel Kennedy)灌錄了一張已有不計其數版本的韋華第(Antonio Vivaldi)《四季》(Four Seasons),EMI卻採用流行歌曲的宣傳手法,成功締造出銷售奇迹,賣出逾二百萬張;翌年,於意大利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以帕佛洛提(Luciano Pavarotti)聯同杜鳴高(Pl??cido Domingo)及卡拉斯(Jos?? Carreras)三「大」男高音攜手獻唱的音樂會,作為球賽閉幕的慶祝項目,不但全球廣播,唱片亦同樣受到古典樂迷與平常不好古典者的青睞,瞬即成為有史以來最高銷量的唱片之一。自此,古典唱片工業便明顯分成所謂「核心」(core)與「策略」(strategic)兩類製作:前者主要為聆賞能力較深入、品味也較傳統的樂迷而設,近年推出經典錄音的數碼復刻,以及大量湧現許多已故大師的「磚頭式」紀念套裝,便屬此類;後者則專攻純古典音樂以外的市場,不但曲目以通俗為主,而且亦多與其他音樂類別作「跨界」(crossover)演出,不求深度,但求悅耳。  這樣的雙向市場,本來亦無可厚非。早於五十年代,已有利伯雷斯(Liberace)以通俗手法包裝古典音樂而紅極一時,但他卻清楚自己的位置,從不企圖溜進古典音樂的殿堂。然而,近月鋼琴家李雲迪,以一身近似利伯雷斯的閃亮「登台衣飾」,於紅磡體育館舉行的一場演奏會,完全不顧傳統演奏廳的音響要求,甚至把貝多芬的奏鳴曲挑出易於入耳的選段演出,目的則說是「將古典音樂層面推進更年輕和普及化」。也許這就是令資深樂迷慨歎古典音樂已死的現象:把「核心」與「策略」兩線製作靠攏,對老饕來說就如把快餐混同法國高級餐宴那樣滑稽。  古典音樂轉而偏重形象包裝,為的是搶佔年輕人市場,是故唱片公司力捧的,都是帥哥美女。而且,對於西裝筆挺的占士邦也嫌老套的今天,不少演奏者自都捨棄了維多利亞時代優雅端莊的領結和禮服,而盡量「潮」起來:甘迺迪就是一個英國punk頭;郎朗穿的是Armani;王羽佳的那道辣身短裙,更曾惹起一輪激烈討論;巴爾的摩交響樂團,近年甚至請來帕森設計學院為樂團成員添上新衣。   從服飾潮流而見人心轉變。這股嫌棄傳統而尚變新的「文化革命」,注定把古典音樂拖離原軌。與其說此門藝術已死,不如說它因應現實、為保生存而演化,卻無奈變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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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己和干邑 (劉致新)

  香港甚至整個大中華地區,一直是飲用干邑(白蘭地)的,歐洲傳教士早在清朝初年就把干邑帶到中國,甚至可能認為能補身,曾呈給康熙飲用。  近年威士己卻異軍突起,大有凌駕干邑之勢,這股威士己熱潮應該由日本興起,傳到台灣,最近兩三年傳到香港,相信當內地反貪行動告一段落之後,內地也會興起威士己熱。  干邑和威士己用的原料與釀造方法皆不同,干邑只產於法國干邑地區,以葡萄汁發酵蒸餾,並放在橡木桶內陳年而成,威士己則以穀物為主,例如發芽的大麥、燕麥、玉米等等,蒸餾之後也放入橡木桶內陳年。因此,干邑和威士己一般風味迥異,但像所有酒一樣,到了頂點兩者的香味又會很接近。  有趣的是,兩者都可說是無心插柳的成品。干邑最初是為了減少稅項支出,把酒蒸餾提高酒精度,運到目的地後勾兌蒸餾水,「還原」成為葡萄酒出售。後來發現,在橡木桶陳年幾年之後,變成非常芳香悠和的烈酒,便成為馳名遠近的干邑白蘭地。  至於威士己,因為英國一直是雪利酒(Sherry)的大市場,一桶桶雪利酒由西班牙運到英國,裝瓶出售,剩下的橡木桶變成「廢物」,有人想到不如用來存放威士己,不料橡木桶滲出的雪利酒的香甜令威士己顯得更迷人,至今更有人指明不飲非用雪利桶陳年釀製的威士己!  近年雪利酒在英國銷量大不如前,但威士己廠為了取得雪利桶,自己在西班牙造雪利酒,目的是在桶而不在雪利酒。雖然都用橡木桶陳年,但由於蘇格蘭北面有很多泥煤,燃燒之後有濃郁的海水、碘味,令釀出的威士己也帶有濃烈的海水,甚至藥水皂味,有人受不了,覺得無法下嚥,但也有很多人甘之如飴。不同的威士己廠用的泥煤多寡不一,勾兌的比例又各不相同,產生出很明顯的獨特風格,稍有涉獵者一飲便分得出不同地區、不同酒廠的出品,令品嘗威士己增添樂趣和話題。  另一方面,干邑沒有用泥煤作燃料,不會有那種帶海水氣息的干邑,又加上有幾十年時間,干邑不准許釀造單一年份酒,所有酒都必須勾兌,令酒質更趨穩定,也沒有很獨特的個性,幾大干邑廠家,出品的同一級數產品,其香味分別只有很有經驗的人能分辨出來,這是優點也是缺點,相比起各酒莊風格獨特的威士己,特別是近年流行的單一麥芽威士己,干邑就未免給人沉悶的感覺。  我也是自少飲干邑長大的,二十歲開始在酒吧便飲干邑,放在大肚酒杯內慢慢品嘗,有時飲些威士己,卻不喜那種粗曠麥芽味,後來才知,高級的威士己就沒有這種味,反而很接近干邑,再後來更發現,艾雷島(Islay)的威士己有一股童年時非常熟悉的「藥水皂」氣息,如重拾了童年的玩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到飲了威士己比較多之後,回過頭來飲干邑,卻又覺有些牌子加焦糖太多,口感太甜……  哎,現在我只找尋那些很老的干邑,最好是在英國酒窖陳年的,例如「Hine 1961」,當然還有那些很優質的陳年干邑,最好來自大香檳區的……而飲干邑,也習慣加冰或梳打水了。此中又有小故事,下回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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