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明 (潘耀明)

  檢驗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它的人口有多少,也不是看它的城市有多大,更不是看它的收成有多好,而是看它造就出了什麼樣的人民。①  中國綜合國力之強盛,可謂近代之最。所謂「國富民強」,但是,國富是實,「民強」則頗有虛火成份。  因為這個「民強」是暴富,是貪腐,是目無法紀,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良知的泯滅。  國家富了,人口多了,城鄉發展了,老百姓收入多了,這社會就唯獨缺乏「文明」兩個字。  正如美國一位理論家指出:「文明的建立靠的不是機器是思想。」②當官的滿腦子是以權謀私、養小三、搜括民脂民膏,上行下效,文化素養江河日下,老百姓也不約而同地都在蹚貪婪與蒙昧攙合的這一池渾水,人類的文明都給狗吃掉了,這是怎樣的「民強」?!  國人丟掉了文明、丟掉了精神、丟掉了靈魂。  中國五千年積澱下來的一脈文明,蕩然無存。  然而,人心不死,良知並未泯滅,因為仍然有一些人默默地苦苦地傳承着中華文化──文明的薪火。  為什麼時下中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老百姓,靈魂都出了竅,因為漠視了精神食糧──文化。  魯迅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③  文藝是文化中的文化。  所以,我們特別欽敬那些在洶湧物欲橫流中仍高舉文藝火炬的鬥士。  眾所周知,崑曲作為「中華民族美學成就最高的表演藝術」④,在白先勇的大力提倡和積極推動下,在海內外煥發了新生命,成為中華文明的一個標幟。  在白先勇之前,也有一位文化鬥士——俞平伯先先生。  溯自一九三五年初,俞平伯為了傳承崑曲這奄奄一息的劇種,在清華大學的清華園成立了「谷音社」,自任社長。經過他與夫人許寶釧女士(崑曲專家)的大力挽救下,使崑曲得以倖存下來。  崑曲自晚明開始,只存活於宮廷及王府的小舞台上,此後逐漸走向衰落。  「谷音社」取其「空谷傳聲其音不絕」,可見俞平伯傳承崑曲的決心和抱負。後來抗日戰爭烽火起,清華大學遷往西南,谷音社無疾而終。  一九五六年,剛完成《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俞平伯,在這一年初秋,重作馮婦,再創辦了北京崑曲研習社。這時崑曲在新社會下已瀕臨絕迹。  俞平伯有見於崑曲劇目的冗長和繁複,在他的主持下,決定改編像《牡丹亭》等的名劇,並進行壓縮,以適應現代人的生活需要。  經過曲社草創後一年的努力,為紀念湯顯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在北京王府大街文聯大樓禮堂演過一場。開幕之前,俞平伯登台作了簡短講話,中間有這樣一句:「要紀念湯顯祖,最好就是演出他的代表作《牡丹亭》。」  那次與會者甚多,禮堂幾乎坐滿了人。周恩來、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張奚若等人也都蒞臨觀看,可見其盛況。  這是崑曲改革的第一波。可惜俞平伯關於崑曲的改革,於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迫擱置,北京崑曲研習社被迫解散。  經過漫長的文革,中華文化包括崑曲已被摧毀殆盡,還幸小說家白先勇力挽狂瀾,與先輩俞平伯先生等人一般,以愚公移山精神,以個人的力量取代了國家行為,窮十年的心血,進行崑曲第二次改革,把崑曲推向一個嶄新的境界。把只能在小眾舞台演出的崑劇,搬上大型舞台;把只囿限於本土舞台表演推向世界舞台。使崑曲這一朵中華文化的奇葩,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舞台燦爛地怒放。  我們謹向這一前一後的文化鬥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  ① 愛默生:《社交與孤獨》  ② 諾曼.卡萊斯:《人的選擇》.  ③ 魯迅:《論睜了眼看》  ④ 白先勇﹕《十年辛苦不尋常——我的崑曲之旅》,本刊二○一五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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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勉自強,立身行事 (單周堯)

自勉自強,立身行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語出《周易.乾卦.象傳》,言天健行晝夜不懈,君子當效法《乾》卦「健行」之象,自勉自強,立身行事,努力不懈。不過,我最近對此有一新體會﹕勤奮固然重要,但人到底不是天,年紀大了,便要注意健康,多做運動,從另一角度與意義去體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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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最受歡迎藝術家

  誰是二○一四年最受歡迎藝術家?答案是前衛藝術家草間彌生,日本人,女性,現年八十六歲。知名藝術媒體The Art Newspaper四月初公布一項關於全球博物館藝術館展覽探訪人次最多的調查,二○一四年是以波點裝置藝術聞名的草間彌生的一年。草間彌生回顧展二○一三年始在阿根廷展出,瘋魔一時,去年移師巴西和墨西哥,繼續引起轟動。據統計,看過彌生回顧展的人次累積達二百萬,是去年在各地展出作品的藝術家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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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家格拉斯逝世

  德國著名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四月十三日逝世,終年八十七歲。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於時為德國城市的但澤(Danzig,今波蘭格但斯克),十六歲時被徵召入伍,曾淪為戰俘。格拉斯在各種藝術形式的探求和創作均有所成就——詩歌、戲劇、雕塑、圖形藝術等皆如魚得水。一九五九年發表處女作長篇小說《錫鼓》,隨即走紅國際,該書翻譯成二十四種語言,也曾拍成電影。《錫鼓》與其後發表的《貓與老鼠》(一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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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大者——黃賓虹

  今年是黃賓虹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名為「高山仰止」的系列展覽暨學術研討會,三月二十五日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開幕,同時新設立的六百六十多平方米的黃賓虹藝術館也正式對外開放。展覽共展出二百餘件山水、花鳥和書法作品,分為「畫之大者——黃賓虹生平展」、「山色渾融——黃賓虹設色山水展」、「另一個藝術世界——黃賓虹花鳥畫展」和「舒和之致——黃賓虹書法展」四場特展。「山色渾融」特展,是該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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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民熱愛的詩人去世了

  三月二十六日,瑞典家喻戶曉、被譽為當代最偉大詩人、二○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omer)離世,享年八十三歲。居於瑞典,曾中譯詩人作品的中國作家萬之表示,瑞典一份大報以「一個人民熱愛的詩人去世了」為題,在報章顯要位置報道詩人的死訊。除在祖國廣受歡迎,特朗斯特羅默在世界各地均有追隨者,詩作在全球有逾六十種語言譯本。詩人一九三一年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十六歲開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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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虐戀小說將在港出版

  李銀河的一部虐戀題材的小說——《全景式虐戀小說集》,今年七月將在香港出版出版,並亮相香港書展。這是李銀河嘗試創作的第一部小說。小說分三部,每部二十萬字,前後寫了六七年。小說描述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熱帶島國「歡樂島」,幾個年輕人在這個荒島上試驗性自由生活,其中包括多邊戀和虐戀。李銀河曾在一九九八年出版過一本學術書《虐戀亞文化》。她說,在所有有關性的研究中,她對虐戀抱有特別的興趣。   李銀河一開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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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書房臉書曝光引話題

  久未在媒體大鳴大放的李敖,四月八日只不過將家中書庫「金蘭書房」照片展示在臉書上,就引發媒體報道,網友隨之「歎為觀止」,更感歎位於台北市黃金地段諾大的「豪宅」,竟被整整齊齊的書籍佔滿。今年開春,傳出李敖二○一二年曾透過「優才計劃」申請移民香港,但因不滿香港入境處在審查過程將其當「普通民眾」看待,故撤回申請;另外,之前因不滿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在口述書籍中指他說謊、偷書而提告求償,並獲賠新台幣兩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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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紀念政治學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與中日台角力 (林泉忠)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從中國人傳統的紀念習慣而言,對七十周年的重視程度,顯然不如半百的五十周年及一甲子的六十周年。然而,今年北京卻一反常態地高調舉辦閱兵等大規模紀念活動,此舉引發日本方面的高度緊張與質疑。同時,由於「將抗戰勝利的功勞據為己有」,也促成台灣官方提高對紀念抗戰的重視程度,誓要與大陸分庭抗禮。兩場關乎國際輿論制高點的中日外交戰與兩岸歷史詮釋權爭奪戰由此展開。  主角的中國大陸今年陸續出籠的一系列紀念活動中,重頭戲是定於九月三日「抗戰勝利紀念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國內外媒體對九月三日的活動聚焦在兩方面:中國官方與輿論關心的是究竟奧巴馬與英法德等主要國家的領袖會否出席;國際媒體則在議論為何中國在「不尋常」的年份,高調舉行「不尋常」的閱兵,究竟意圖何在?  九月三日的紀念大會所模仿對象是俄羅斯於五月九日舉行的「衛國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慶祝活動,內容包括在莫斯科舉行的閱兵、遊行等。普京廣邀各國領袖出席,本稿截止前已有逾三十國領袖確定參加,包括朝鮮、越南、荷蘭、希臘、埃及、以色列等。不過,由於去年普京強勢介入烏克蘭與克里米亞紛爭,西方國家高度戒心。波蘭總統科莫羅夫斯基、德國總理默克爾已明確表示不參加,美國總統奧巴馬、法國總統奧朗德仍未表態是否出席,奧地利、捷克、意大利、匈牙利則表示將派代表團參加,不過是否由國家領導人領隊並不明確。  「與莫斯科一唱一和」的北京同樣關心西方主要國家的領袖是否出席。不過,相較於俄羅斯每年都在「衛國戰爭勝利日」舉辦紀念活動,去年才剛設立「抗戰勝利紀念日」的北京,今年首次高調舉辦閱兵活動顯得非比尋常。中國不尋常的閱兵活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今一共舉辦了十四次閱兵,無一例外都選在國慶日,而非「抗戰勝利紀念日」。  除了一九四九年「建國大典」的閱兵之外,其後十年每年舉行一次,不過六十年代之後迄今半個多世紀只舉行過三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結束後於一九八四年恢復暌違了二十五年的大閱兵,鄧小平親自坐鎮,首次全球直播,象徵着「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一九八九年適逢建國四十周年,但是因發生「六四」事件而取消閱兵。一九九九年及二〇〇九年則是迎來中共建政半世紀及一甲子,分別在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期間舉行。  然而,今年還沒到「建國七十周年」,根據慣例沒有舉行閱兵的必要,且又是首次不在國慶日舉行。因此,北京的意圖呼之欲出。其一,為剛掌握了黨政軍大權不久的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護航,透過閱兵尋求強化國內對習體制的向心力。其二,要有效凝聚國內的向心力,不能沒有「假想敵」。「六四」之後中共在強化「愛國主義教育」的過程中,過去侵略者的日本「自然」地成為無可替代的「假想敵」。這次活動的主軸是「抗戰勝利」,因此「震懾日本」、彰顯中日「逆轉」後的中國國力的意圖不言而喻。  針對中國高調的舉措,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三月十三日在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中國與其徒勞無益地強調發生在七十年前的事,不如與日本一起發展合作關係,直面當今國際社會問題。」對此,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於三月十三日解釋時說,中國今年隆重舉辦抗戰勝利活動,「目的是紀念中國人民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提醒人們爭取和平的艱難,並非針對某一個特定國家,稱日方勿對號入座」。  倘若如此,如何解釋過去為何從未在「抗戰勝利紀念日」舉行閱兵?為何突然在戰爭結束七十年後的今年舉行?對此,中國官方沒有正面回應。「安倍談話」的矛與盾  與備受質疑的中國相比,日本恐怕更不好受。對日本而言,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是「終戰紀念日」,今年則是「終戰七十周年」。雖然,日本媒體包括日本放送協會等也製作包括紀念「東京空襲七十周年」等反思戰爭的節目,但是整年活動的主軸則是放在「戰後七十年」日本社會的變遷。  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將於八月十五日「終戰七十周年」發表的「安倍談話」。自從安倍於二〇一二年底再度入主東京永田町首相府後,在「歷史問題」上搖擺不定,因此「安倍談話」的內容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其實,安倍對此也非常重視。安倍早在二〇一三年初,就直言將在「終戰七十周年」發表「安倍談話」,以取代對侵略戰爭與殖民統治表示誠懇反省與道歉的一九九五年的「村山談話」。不過,過去兩年安倍將精力放在「安倍經濟學」和「集體自衛權」上,一直沒有去部署,直到今年才開始着手處理。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首次召開由十六人組成的名為「回首二十世紀、構想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和日本角色有識者懇談會」的專家會議,安倍親臨會場,為「安倍談話」定調:「基於對此前大戰的反省,我國建立了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並且重視保護人權,成為和平國家。作為美國的盟國,在戰後七十年間,積極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繁榮。同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透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開發援助、維和行動與支援民主等方式,履行了自己的重大責任……二十一世紀,我國將基於『積極和平主義』理念,為國際社會的和平、富裕與人類福祉發揮更大作用。」  此外,安倍還提出五個重點:一、如何認識二十世紀的世界,以及日本在此期間的歷程,應從二十世紀歷史中汲取何種經驗?二、基於二十世紀的教訓,在戰後七十年間,日本走過了何種道路?特別是,如何評價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經濟發展和國際貢獻?三、在戰後七十年間,日本與美國、澳洲和歐洲各國,以及以中韓為首的亞洲國家之間,走過了何種和解歷程?四、從二十世紀的教訓,應當如何描繪二十一世紀的願景?日本應當作出何種貢獻?五、在戰後七十周年之際,日本應實施哪些具體措施?  該「懇談會」由安倍的親信、現任日本郵政公司董事長的西室泰三擔任召集人,西室本身兼任日本最重要的政府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會長。十六名成員大致上偏向保守,主張和平及在思想上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相對較少,但是除了中西輝政外,稱得上「右翼」的並不明顯。比較熟悉中日關係的,主要包括曾任中日歷史共同研究日方召集人的北岡伸一和研究中國近代中日外交史出身的新一代學者川島真。  至於「安倍談話」的內容,不難預測,主軸將會放在「面向未來」,而非「汲取歷史教訓」。然而,最受內外關注的則是如何觸及作為加害者在過去挑起的侵略戰爭與殖民統治的歷史部分,其中有兩大焦點。  其一,安倍是否願意承認七十年前的對華戰爭是「侵略戰爭」。雖然,這句話從未從安倍口中說出,不過安倍所承受的壓力不小,包括來自他最倚重的智囊。為安倍政府「集體自衛權」操刀的北岡伸一身兼十六人專家會議的代理召集人,他在三月九日出席東京一個研討會時,不僅明確表示日本當年發動的「就是侵略戰爭」,還直言希望安倍首相親口說出「侵略」這兩個字。北岡還指出:「如果去問日本的歷史學家,我想百分之九十九都會這樣回答。」  其二,安倍是否會繼承「村山談話」。由於發表「安倍談話」原本就是為了取代「村山談話」,因此安倍並無繼承「村山談話」的意向。然而,壓力除了來自日本國內、中國與韓國外,還有同盟國美國。美國已經放話不想看到同是同盟國的日本與韓國再因歷史問題而閙不合,期待「安倍談話」帶來正面效果。  不僅僅是過去的「加害者」與「受害者」或「侵略者」與「衛國者」的關係,由於八月十五日「安倍談話」在前,九月三日中國閱兵大會在後,圍繞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中日外交角力,主導權在中國還是日本,不言而喻。「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的」  北京的高調,日本的疑惑,而台灣則是一副「被吃豆腐」的感覺。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教科書對近代史的敍述南轅北轍,原因是兩岸基於截然不同的史觀。為了維護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正當性,大陸長久以來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描繪得黑暗不堪、是「人吃人的舊社會」,幾乎全面否定了國民政府的所有作為,偶爾沒有否定掉的則一定是共產黨也贊同、協助的部分,譬如北伐。  近代史中,目前兩岸最沒有交集的是抗戰與內戰部分。內戰部分另文再述,抗戰史的最大分歧則是這場戰是「是誰打下來的」、「誰的貢獻大」。當你有機會走進北京蘆溝橋旁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你會得到一個清晰的印象——「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奮戰而最終取得勝利的」。這一論述架空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否定了蔣介石軍事委員長帶領全國軍民抗戰的領導地位,抹煞了作為主力的國軍的貢獻與犧牲。其中,國軍發動了大型會戰二十二次、以台兒莊為例的重要戰役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國軍包括八名上將在內二百零六位將軍壯烈殉國、陸軍傷亡三百二十一萬多名官兵、海軍艦艇全部打光、空軍四千三百二十一名飛行員犧牲、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對接受中共教育的大陸民眾而言,這些全是陌生的數字。  因此,北京高調舉辦抗戰勝利活動,突顯自己在抗戰的領導地位與貢獻,被台北視為「吃豆腐」、「搶奪話語權」、「歷史詮釋權爭奪戰」。在此背景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總統親自下令在今年大規模舉辦抗戰勝利的紀念活動,以正視聽。  三月九日,台灣行政院罕見地邀請國史館、外交部、國防部等代表舉行記者會,公布將於今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紀念日)之間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這些活動多達十六項,為歷年來之最。形式上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檔案資料展、製作紀錄片及出版新抗戰史叢書等,內容則分為國際、歷史、文化、全民國防和大會等五類,其中歷史類包括七項重要活動。   台灣這一系列的抗戰紀念活動,在論述上分為四大主軸,包括「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奮鬥成果」、「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是二次世界大戰同盟作戰的重要一環」、「台灣光復與對日抗戰的關係是密不可分」、「中日兩民族的未來:和平與合作」。內容以抗戰勝利為歷史軸線,彰顯中華民國是抗戰主體,同時讓外界了解台灣在抗戰擔當的角色與意義,以及戰後台日關係的發展。  值得補充的是,在馬英九總統的親自指示下,台灣外交部還製作了一份題為《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與中日和約紀念》的摺頁說帖。內容包括五方面,不僅全面闡述中華民國在抗戰與二戰議題上的基本立場,也特別強調在戰爭中曾是敵國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在戰後邁向和解的努力:一、抗日戰爭的緣起與結果;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澎湖終於歸還中華民國;二、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大幅度提升;三、《中日和約》的由來與意義;四、中日和約的目的與內容;五、《中日和約》後兩國和平關係的重建。  北京不尋常的閱兵及露骨爭奪歷史詮釋權的舉動,刺激了馬英九總統罕見地擴大紀念抗戰七十周年的規模。然而,隨着「中國崛起」,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日益受到強化,相反在「本土化」走到歷史頂峰的台灣社會對「抗戰」的疏離感日益嚴重的當下,馬英九政府要與大陸在抗戰議題上分庭抗禮,顯得事倍功半。不過,近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對國軍的抗戰事迹也逐漸有新的認知,台灣對紀念抗戰歷史的重視,對糾正嚴重偏頗乃至扭曲的近代中國史觀,仍有其正面的意義。  圍繞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中日台三方耐人尋味的角力,提供了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戰爭紀念政治學」的新視角。其中難以否認的是,各場角力都攙雜了各方相異的政治目的。然而,現代的為政者過多的政治盤算,不僅容易使撫慰戰爭亡魂、呼籲珍惜和平等紀念戰爭的本來意義失焦,恐怕也無助於警示人們——戰爭非人類正義之所為也,應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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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國的道德  讀慈繼偉的《改革時代的道德中國》 (曾瑞明)

  翻閱中國版,或者隨便上上面書,都不難找到中國「道德淪亡」的判語︰黑心食品、官員貪得無厭、人民要麼冷漠或者無禮、只往錢看……大家都知道這是改革開放的「代價」——一個社會學的解釋。然而,道德為何會淪亡,必須從道德的觀點審視。另一方面,某種聲音又對「西方式」的批判很抗拒,說什麼「中國國情」,沒有普遍的道德觀點。這都令我們把握當前中國道德危機變得很困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慈繼偉交給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改革時代的道德中國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就成了一本值得參考的著作。首先,這本著作希望做「內在批判」(internal critique),即以中國的內在角度和參與者的身份去對自身作反思,並不將「西方」理論照搬至中國。另一方面,這本書不是純粹抽象的道德討論,而是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扎實地在價值層面討論,而非僅僅描述。   慈繼偉重返人的自我觀念去解釋。他認為中國人身處現代性裏,卻欠缺自由,而自由卻是道德和政治主體性建立的條件。他把中國的道德危機理解為後毛澤東時代,人們由極權下沒有自由變成「自由」的氾濫(特別是經濟自由),人們沒有能力去掌握這種自由的責任。權威本可以擔當道德模範,讓人們去模仿、學習,偏偏今天的權威卻是道德敗壞的源頭。慈繼偉分析,中國人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對和錯,只是知道不等於人們就有動機去跟隨。他指出,正義原則的遵守,還有一「相互性」的因素。如果人人都不遵守規則,「我」也沒有什麼動機去遵守。中國的道德危機,就是人們覺得其他人不會守規和做道德的事,於是人人都沒有動力去做應該做的事。不道德和不正義於是滲透整個社會。高舉自由、平等和虛無主義  慈繼偉很有意識地回應中國當今思潮,也以一種搭建討論平台的姿態去建立論述。他的做法是盡量爭取彼此的共同點︰比如共產黨在可見將來仍可執政,儒家傳統對中國人的深遠影響、毛澤東和共產主義曾和仍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市場化和身處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仍是未可改變的「社會現實」。這有別於把西方理論「移植」至中國土壤的「插枝法」,而是先把中國土壤的品質弄清,才去「種植」中國的政治理論建構。這當然不代表沒有評價的空間和可能。慈繼偉一直指出,中國無可避免地已進入現代性中。這點無論是想超越現代性的左派和新儒學,都是會同意的。他進而提出現代性的特質是高舉自由、平等和虛無主義。  人能感覺到自己有主體性,必然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這種自由可以是自由民主社會強調消極自由(即不受他人干預的自由)或追求美善的積極自由。慈繼偉認為中國不一定要只接受消極自由,而走對優先於善的進路。然而,可悲的是中國人卻經驗着一種沒有目的的自由。共產政權全面退出私人領域後,人們的自由只變成了一種肉欲滿足的可能,而非有價值行為的條件。集體的共產理想,變成每個人孤獨地自利。這就是中國人當今的「自由」淪落狀態。  慈繼偉指出當毛澤東那種神化的領袖退隱後,已沒有人可以比其他人在「追尋道德真理」上更有優越性。人其實是變得平等了,但社會高度的貧富懸殊,卻造成了另一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甚至會危害人的主體性,這也是中國另一個道德危機。但是,慈繼偉卻大膽指出,在自由和平等價值已經呈現的情況下,中國其實已像一個自由民主社會。這已是中國要走的路,難以回頭。  至於虛無主義,則是中國當今價值崩潰的催化劑。中國儒家素來以道德典範作為道德教化,但是毛以後,中國再沒有這種人物,反而坐握權力的官員,變成「反典範」,最多只能以提高服務人民的「品質」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當沒有價值可講,大家便只能去追求經濟增長,或者物欲享受。對善和好追求的可能  說到這裏,大家或許已對中國的道德前景沒有任何展望。慈繼偉在最後一章卻有精彩的闡述。他指出中國的虛無主義是不完全的,善和好(good)至少仍為政治理由高舉,毛澤東和共產黨留下的政治理想多少有一定影響。這就令中國不像英美自由主義那種「停留」在正義和權力的層面,而能有對善和好追求的可能。共產政權的權力,亦比僅僅促進經濟發展和維持國家運作所需為多,要「證立」她的剩餘權力,就必須比自由民主社會的政府樹立更高的理想。當習近平提到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復興等,都顯示中國政治語境那種對善和好、理想的在意。  但是,當失去了客觀意義的善時,人們該追求那種善和好?是眾聲喧嘩,諸神爭逐?政治權力高舉的好真能有具體內容為我們去追求和嚮往?談善和好,甚至政治理想,在中國語境中甚至會令關懷弱者的人有「失語」的感覺。因為人權被侵犯、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情況太普遍,台灣的政治哲學學者錢永祥先生的新著《動情的理性》甚至提出「消除痛苦」作為中國政治理論的道德標竿。慈繼偉當然不會漠視這情況,他也明確指出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和不正義(不像某些談中國「超越」現代性的學者)。但中國是否有這種「談善」的條件,會否陳義過高,這都是可以再討論的。不過,我猜想慈繼偉是想將中國政治土壤存在的條件全部掘出,透視出善和好未必要像西方政治哲學和倫理學那樣跟對(right)對立。  慈老師曾為筆者的論文導師。看他的書,是一種智性享受,也是一種鞭策。他深刻的政治哲學思考和對社會思潮動向的介入能力,都令後學心嚮往之。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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