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屠呦呦獲獎的啟迪

  二○一五年十月五日,瑞典卡洛琳醫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二○一五年諾貝爾醫學獎授予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愛爾蘭科學家威廉‧坎貝爾和日本科學家大村智,表彰他們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為全球衛生作出「難以估計的貢獻」。其中,屠呦呦是第一位獲得醫學獎的中國人。   屠呦呦的名字,此前名不見經傳。她沒有博士學位、沒有院士榮銜、沒有海外留學,被賦予了「三無」中醫專家的稱號。獲獎後,她接受了電話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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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 (梁秉中)

  每年諾貝爾有關醫學的大獎,其實都清楚界定為醫學或生理學獎(Medicine or Physiology)。醫學固然與治病有關,但治病需先掌握生物體的正常結構和功能運行狀況,繼而了解之後可能發生的不正常狀況,才能祈望良好結果。前者屬於生理學的範圍;不正常的生理狀況,是病理學的範疇。諾貝爾醫學獎 (下稱「諾獎」)的「醫學或生理學」規定,避免了醫學獎規範於治病的誤會。  一直以來,諾獎偏重創新和之後的影響,假定可以促進研究和發展,所以直接有關疾病治療的例子不多。治病是體現特殊理論或發現的實踐,屬於後期工作;諾獎重視的,是新發現的、影響深遠的創造。  翻查本世紀十五年的諾獎紀錄,獲獎的屬生理和病理學的居多:有關遺傳因子的五項,有關細胞學的四項,有關神經生理學的三項。直接應用於治療的只有兩項:二○○三年的核磁共震技術和二○○五年的胃病殺菌治療。前者給診斷學擴展了極大的空間,後者給億計的胃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理解和治療方案。本屆醫學獎的特殊性  今年的諾獎,三位得獎者,屠呦呦、大村智和坎貝爾,他們的共通點在於「寄生蟲」。寄生蟲引起的疫病,在落後地區廣泛流行,影響着廣大地區和人口,造成的苦難和死亡不計其數。世紀以來,貧窮不但造成治療滯後,貧困地區存在的疾病,相比先進城市,未能引起醫學界的重視。創製新藥嗎?當前製藥集團利潤掛帥,與政府關係千絲萬縷,又怎會投入龐大資源,去為亞非拉的貧民尋找新藥治病?今屆諾獎的評委,明顯特別選定寄生蟲治療,作為鼓勵專責學者的非常措施。三種控制寄生蟲的藥物,都是從植物尋找原料,都是經過極煩瑣的個人努力,提煉出活性化學小分子。古往今來,千萬個植物化學實驗室,都掌握着同樣的技術,數十年的實踐,當然對植物化學的認識不斷增加,從分析化學、抽提技術、評估鑑定,到日新月異的生理和藥理的活性探討。箇中內容和研究細節均接近常規工作,實難以創新自居。這是否違背了諾獎的原則?  我們認定本屆醫學獎,已樹立更新的諾獎原則:勿忘表揚透過超凡的研究努力,帶來的治病實效的人或團體。雖不屬尖端高調,其實用價值和貢獻卻是超凡的,足以獲獎。「說不上肯定中醫藥」  中國人第一次獲諾貝爾醫學獎,在中國和華人社區,自然引起頗大的反響,大家興奮雀躍。得獎者的工作單位是中國中醫科學院,大家不假思索,已認定是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大家滿足於中華女兒創偉績之後,再享受更深層次的文化自豪感:傳統文化真了得,揚威海外,克服了西醫西藥未能解決的瘧疾。報道稱,非洲和其他貧困地區的瘧疾患者,獲得青蒿之後,性命能保。大家對獲獎者的欽佩,上升至崇拜。華人感受到近乎誇張的觸動,很自然地產生共鳴。我們知道,瘧疾流行地的傳統治病方法,都與植物有關。原始的用藥——金圭納霜,就是一種特別的熱帶樹酯。可惜蚊蟲很快便學會抗藥能力,不斷需要新藥補充;而青蒿素是目前蚊蟲最害怕的、尚未能抗藥的特效藥。青蒿素的成功,在於及時填補了因蚊蟲抗藥能力暴升而無藥可用的空檔;青蒿素的脫穎而出,可說是受蚊蟲的抗藥能力所賜。   醫學獎頒布的那天,宣布者被問,表揚青蒿是否對傳統中醫藥的肯定?主持回答說:「獎項與傳統中醫藥沒有直接關係,說不上肯定中醫藥。不過,大家亦看到,傳統醫藥蘊藏着可以開發成特效藥的元素。」其實,主持還可多說幾句:從植物找尋化學小分子,開發成特效藥,已經是過百年的製藥常規,今天的特效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與植物直接或間接拉上關係。不過,中醫藥的傳統書籍記載最豐富,特別有利於現代開發。  如果大家接受了諾獎的觀點,只可算是近於學術性的認識而已。科學界和中醫界迥異的看法  振奮人心的諾獎公布之後,最激烈的反應自然來自中醫界。屠老師從來都任職於中醫研究機構(先是中醫研究院,後發展為中國中醫科學院) ,不難誤認她是中醫,那還不是發掘「中醫藥這個偉大寶庫」(毛主席話)的具體成功嗎?既然屠老師從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找到靈感,選定青蒿作為治蚊蟲對象,再從葛洪批示處理青蒿的泡浸方法,參透出使用現代提取化學分子的實踐方案,反覆實驗,最後成功生產青蒿素,那還不是傳統中藥的成功?  另一方面,科學界和不少藥學家倒不認為青蒿素 (成藥之後)怎樣能與中醫藥沾上關係。北京大學名教授接受訪問時說得清楚:「評審委員會以青蒿素作為獲獎原因,肯定了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製成化學藥,基本上等於否定了傳統中醫藥的價值,談不上對傳統中醫藥的表揚。」  一下子,諾獎重新打開了中醫存廢爭論之門。廢中醫,存中藥?  科學和西醫西藥在百多年前傳入中國。之前,因人治病,只靠中醫中藥。西醫傳入之後,相比傳統中醫,邏輯嚴謹,以解剖學和生理學現象解釋病理狀況,層次分明,針對病源,對症下藥,療效顯著。特別在處理急症,立竿見影,中醫藥難以比較。還有,西醫藥進步神速,日新月異,相比傳統中醫藥的絲亳不變,西醫藥很快便佔據了重要的市場,成為治病的主導。國人雖崇拜西醫西藥,但仍未能完全擺脫傳統習慣和信念,中醫可以不看,但中藥不可放棄。解放後,中央領導認定了中醫藥是傳統文化瑰寶,只能承傳,不能忽視。中醫教育順理成章正式納入大學課程。然而,在中醫藥之外,還得學點西醫,令生命科學的邏輯推理,一下子征服了中醫大學生,難以規範他們死守中醫的傳統思維,單依靠「證」和「症」的表現開方治病。患者要求西醫治病,新一代中醫承襲了現代醫學的病理分析,帶出了三次「去醫存藥」的運動。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在設立西醫學校的過程中,把中醫擋在門外。一九一三年政府甚至提出廢除中醫中藥的建議,礙於中醫藥界激烈反對,才暫時擱置。到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提出了「廢止舊醫案」,引發了中西醫的第二次爭論。雖然因為抗爭激烈,不得不緩和內容,然而亦對中醫註冊、辦學、宣傳推廣帶來種種限制。由於中醫已深入民間,爭吵只會導致社會不安,政府最後還是撤銷了限制。之後七十多年,中醫得以和西醫分庭抗禮,然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不至於被取締。  最後的一次在內地科學界發生的轟動事件,是在二○○六年,有科學院院士公開呼籲「告別中醫」,列舉中醫藥引發的不良效果,徵求一萬人簽字響應。結果中醫界大動肝火,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叫停,終止了對中醫界發動的逼害,換來了再一次的政治性表揚,令中醫服務,比以前更蓬勃。草藥之外的寶庫  本屆諾獎,肯定了從傳統清熱抗瘧的青蒿提煉出來的化學藥,會否引出新的廢醫存藥的運動呢?如果傳統中醫藥只屬採藥開方,恐怕廢醫實難倖免。然而,藥草多姿多采的運用,只屬中醫系統的重要一環。傳統中醫的更重要精神理念,在於保持長期健康和不患病 (治未病),並提供多樣的方法。傳統理念強調生理平衡,整體多方面調和,不誇張單方面的病徵;西醫藥發展到今天,成功在於能準確認定病理靶點,然後對準解決問題。可惜的是,病理往往複雜,病源非常多向,靶點眾多,理解尚未成熟,根本談不上按靶擊中。當前所有與衰老有關的疾病,都面臨這個困境。資源再多,也遺留解決不了的病理。上世紀開始,一些生物科學先進權威,開始關注單向按靶治理的缺陷,展開整體協調、平衡調理的概念的研究。治療頑疾中的所謂「雞尾酒」治療,就是多靶向、針對整體問題的折衷例子。傳統中醫的整體協調方向,滲入到多方面。如草藥的處理,常言「藥有三品:上品延命、中品調性、下品治病」。今天諾獎的青蒿素屬於何品?能治瘧疾,乃屬下品而已。上品延命,即能防病,保障「治未病」的,在飲食中,在補充中,在日常生活中履行選擇,自保健康無病。試想假定生命醫學全面整頓科研關注範圍,以積極個人防病、多向整體為治療方向,取代今天急功近利的習慣,中醫中藥將升上更為影響深遠的殿堂。  的確,本屆諾獎,不是頒給傳統中醫藥,青蒿素不過觸動到中醫藥的外圍神經,沒有表示出中醫藥的深層意義。內地從事化學小分子提取的生藥學者何止千百,可惜專注發掘中醫藥深藏意義(比如把古方現代化)的不多,否則貢獻如青蒿素者,可能俯拾皆是吧!我們今天雀躍慶祝與傳統中藥分不開的青蒿諾獎,同時懇切祈望傳統中醫藥的科研不要單向生藥學取經,更不要倚賴政治保護和表揚,倒要全力推動中醫藥的深層文化,改變主宰了疾病治療一個多世紀的單方向,全面發展多向關注,從理論到實踐,去爭取更大的貢獻。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臨牀研究中心總監、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伙伴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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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屠呦呦與諾貝爾獎 (本刊駐京特約記者)

  屠呦呦獲本年度諾貝爾醫學獎,是首位獲醫學獎榮譽的中國人。本刊駐北京特約記者特別訪問了屠呦呦教授的學生杜保民先生及關門弟子兼唯一的博士生王滿元先生,從而深入了解其人其事,箇中有不少坊間從未聞見的第一手資料,頗具價值。——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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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醫學獎給生藥學平反  ——兼述生藥學與中藥學之巧妙融合 (劉碧珊)

  生藥學原本是藥劑學中的一門學科,但在八十年代開始在全球各國的藥劑學課程中漸被忽視,有部分院校更將生藥學科從藥劑學課程編排中削減或刪掉。反觀今次獲諾貝爾醫學獎的三位研究學者的研究對象正是天然藥物,亦是應用生藥學的模範例子。盼望各國的藥劑學院多加培育這方面的專才,各大藥廠亦能投放更多資源於生藥開發研究領域,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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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希望  ——一個好人和一個強人的故事 (楊榮甲)

  本文作者是中國一位退休的外交官,一九八○年代中期在中國駐外使館工作。他總結胡溫十年沒大作為的原因,也評論習近平上台三年來在打貪等各方面得到的勝利,而展望未來,他認為習李是中國最後的希望。文章不少第一手資料,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前突然失蹤半個月,官方給出了「背傷」的答案,外間有傳習遭暗殺,作者透露箇中不為人知的原因。──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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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大遷徙記 (魏奕雄)

  為了防止北京故宮文物給日本人搶奪,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決定將文物南遷,兵分三路,分別運到重慶、樂山和峨眉,直到抗戰結束,文物集中重慶再運到南京。其間不但要避開戰火,還要觀察沿路各地是否適合存放文物,雖發生過意外,但文物最終完好無損,彷彿奇迹。本文特別記下了運送過程中的顛簸流離。——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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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民間歷史 (潘耀明)

  最近走了一趟四川,主要目的之一是踏勘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樂山安谷和峨嵋的路線。後來又聽說安谷有一個「戰時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特地跑去參觀。  這個館是由一位農民企業家王春聯自發投資三千多萬人民幣建成的。  這是屬於民間的,也因為屬於民間,反而可以還原歷史的真正面貌。  組織故宮文物南遷是國民政府。因為政治原因,這段歷史在內地一直被埋藏在地下,直到近年才浮出水面。  故宮文物南遷,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山海關失陷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運往上海,暫存上海法租界。後來又由上海運往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三路運往四川,巴縣存八十箱,峨嵋縣存七千二百八十七箱,樂山縣存九千三百三十一箱。一九四六年三處文物先集中於重慶,於一九四七年運回南京。  這批珍貴文物,共達一萬三千多件,經過漫長而崎嶇的跋涉,途經湖北、湖南,再輾轉到貴州的貴陽、安順,然後運抵四川樂山、峨嵋秘密保藏,其間走過千山萬水,歷經整整十年。這批文物運回南京,幾無缺失,其保安之嚴密,運輸之周全,可謂人類歷史上的奇迹!  為了和白蟻、鼠患、霉濕作鬥爭,文物需要定期晾曬,每一次晾曬都要有專家在場,有衛兵把守,有幾個人簽字。   隨故宮文物南遷,共有二十位故宮人員日夜伴隨,其中包括馬衡、莊尚嚴、那志良等十位故宮專家。他們為了保存文物的完整,把全部生命都擱上去了。  建樂山南遷紀念館的王春聯,為表彰這十位故宮專家的功績,特為他們塑立銅像。  故宮文物承載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的:「國家滅亡後,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則無補救之舉。」①世界最古老的瑪雅文明之湮滅便是一例。  然而這段歷史,卻是由一位樸實而吶吶的農民保存下來。  這個紀念館與政府斥建的其他紀念館不一樣,是免費公開的。王春聯一介農民,保存了人類文明史上極珍貴的一頁。  說起民間的歷史,年前我還參觀過四川建川博物館。這個最具規模的博物館(共有十五個大型博物館,還在擴建中),是由一位叫樊建川的退伍軍人興建的。博物館除了有配合官方口徑的抗日戰爭館外,還有一個「國民軍正面戰場館」,肯定了國民政府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所建立的功勳。  博物館還樹立了一百位抗日戰爭將領的銅像,除了中共將領,還包括蔣介石等國民軍的將領,為世人展現了抗日戰爭歷史真實的一面。  巴爾扎克說:「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②歷史真相之所以沒被湮沒,因為除了官方的歷史,還有「秘密的歷史」。「秘密的歷史」存在民間,古有司馬遷的春秋之筆,今有像王春聯、樊建川等民間人士對歷史真相的堅持和執着,真正的歷史才沒被抹殺。  注:  ①章劍華:《承載》,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年十月  ②巴爾扎克:《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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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閱貴刊二○一五年二月號張曉風先生大作《我愛聽粵語》,其中提出粵語「奀、」兩字,鄙人長期研究粵語與古漢語之關係,故特來函補充。  「奀」乃粵語根據「古音、古義」所造之新俗字(以六書中「會意」方式造字)。吾人認為古文正字應是「顏」。《說文》:「顏,眉目之間也。」(五姦切)即眉與目極短距離之處也,故有「小」義。其音屬「疑母刪韻」,國際音標應為 ???n1。但後人誤讀為「銀」???n4(疑母真韻),但粵語由於屬古漢語,故迄今仍存「顏」之「古音、古義」,但已不知此古字,乃造新俗字「奀」以存古矣!(而「顏」字後世又變為「顏面、顏色」之他義。)  至於「」,吾人認為可能是古字「灺」之俗,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也。  (香港一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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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名利卻歸別人」的澄清 (曹景行)

  《明報月刊》今年八月號刊登魏承思先生文章《羅孚、羅海星和我》,講到他二十年前入職《明報》時,「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對此,有必要做一點澄清。  魏先生說的「別人」究竟是誰?看了他在去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廣州《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文章《知音而不同調的董橋》,就可以知道。  魏說:「到了(一九九四)年底,(《明報》老闆)于品海決定讓《亞洲週刊》副總編曹景行兼任報紙主筆,曹景行就拉我去當他的『槍手』。董先生起初把我看成『曹營』裏的人,對我不冷不熱。過了幾個星期——才頓釋前疑,並為我明明在幹主筆的活、名利卻歸別人而憤憤不平」。  為此,我曾去信《南方人物周刊》:  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香港《明報》集團屬下《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十月間,集團老闆于品海先生要我兼任《明報》主筆,撰寫社論並主管「言論」版。一九九五年八月尾,于品海把《明報》集團出售給馬來西亞企業家張曉卿先生,不久我就辭去《明報》主筆之職。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夏天,上海摯友朱政惠(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二○一三年十一月去世)託我幫他的同學魏承思、李曉路等在香港尋找工作,正好于品海要我為《亞洲週刊》物色幾位內地背景的人才。兩個月後,《亞洲週刊》為魏、李兩位辦妥就業手續,他們就先後從美國來香港擔任《亞洲週刊》編輯。至於後來魏承思先生為《明報》撰寫社論,那也是于品海的安排,非我能力所及。  當時除了我和魏,還有一位何安達先生擔任《明報》主筆,偏重香港本地新聞題材。我們三人輪流撰寫每天的社論,各主己職,相互間沒有多少溝通往來。我每天下午四點到《明報》參加編前會議,商定社論題材;如果由我執筆,一般傍晚七八點交稿。我擔任主筆不到一年,前後大概總共寫了七八十篇,一些底稿保存至今。  也因為如此,我們之間並不存在誰做誰「槍手」的問題,當然也不存在名利歸屬的問題。  這就是我希望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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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 (殘 雪)

身 教我們姊妹是伴隨着父親的勞教生活而逐漸懂事起來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吃的、用的、燒的全沒有。父親和外婆帶領全家在屋前屋後開墾了很多菜地,可是那些蔬菜因為缺肥長得不好。忙完之後,父親只要一有時間就坐在書桌前,就着那盞從報社帶過來的舊枱燈讀書。五六歲的我當然不知道他讀的是什麼?但這耳濡目染的身教,使敏感的小女孩記住了:世界上有種最快樂、最令人充實的生命,她可以在最為簡陋、非常惡劣的物質環境裏頭進行,還可以給人帶來巨大的生活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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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又被逼上痛苦的改革之路 (馬 玲)

  中國的改革都是逼出來的,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啟動大刀闊斧的變革。現在中國經濟內憂外患,又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國內經濟通貨緊縮面臨硬着陸風險,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經濟航母,中國改革的大動作已不得不考慮拉開布幕。  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發動改革,是因為文革之後中國經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朱鎔基一九九八年推動改革,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已威脅中國經濟前景;習李這次面對的嚴峻形勢迫使必須下狠手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才有可能涉險過關。  胡錦濤和溫家寶主政的十年,雖然中國經濟呈現上行,但是因為缺乏強而有力的改革,在二○○八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只顧單純投資刺激而迴避斷臂思變陣痛,結果中央政府四萬億和地方政府十多萬億元的投資之後,為中國經濟今天的下行埋下地雷。胡溫缺乏作為的縮手縮腳,導致中國陷入「耽誤十年」的蹉跎泥潭。這是擺在眼前的教訓。  十八屆五中全會馬上就要召開,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是習近平掌舵後第一次完整推出的「五年規劃」, 這給了人們許多想像的空間:經濟大改革行將啟動?「美國不帶中國玩了!」  《紐約時報》在TPP簽訂後撰文指出,TPP被視為美國在亞洲地區與中國角力的一場勝利,是對中國的一種制衡,因為中國正力圖在貿易和其他領域擴大影響力,包括在有爭議的南海修建海島、成立新的區域發展銀行與西方主導的銀行開展競爭。奧巴馬總統兌現了當初的承諾,這足以令美國的亞洲盟友感到安慰。  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今年四月就表示,TPP協定「就像增加了一艘航空母艦一樣重要」。TPP成員國有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墨西哥、紐西蘭等十二國,韓國等國家表態正考慮加入。  TPP的出台,攪起中國社會一片沸騰,就像人們戲謔地把TPP譯為「踢屁屁」一樣,中國感覺被美國和日本羞辱般地踢了屁股。  TPP制定的規則,顯然是將中國排除在外:國企私有化,匯率自由化,智慧財產權保護,禁止出口補貼等等,這些條款幾乎都是針對中國的枷鎖而來,奧巴馬明確聲稱「美國不能讓中國書寫全球貿易規則」。  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至今國企仍然佔據國內經濟的半壁江山,按中國的漸進式習慣匯率自由化還需時日推進,智慧財產權保護尚在半路上爬坡,在目前出口總量連續半年負增長狀態下一旦禁止出口補貼勢必進一步打擊中國經濟,TPP甚至要求成員國必須資訊流通自由,也就是通常說的言論出版自由。所以說,這些規則對中國而言,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另外,TPP的原產地規定,即一國出口到另一國的產品,原料必須由進口國提供。例如,越南出口到美國的衣服,原料所用的棉花,按規則必須從美國進口,不得使用其他國家的原料。以前越南的棉花原料基本上都是從中國進口,如此一來,中國的許多原料也失卻去處,這對中國出口型經濟的打擊可謂相當嚴重。  中國加入WTO後,在國際化的浪潮中,分享到許多美味蛋糕,使得外匯儲備成為全球第一。美國不高興了,認為中國不遵守WTO相關規則,在進口減免稅方面自行其是。二○一一年的夏威夷APEC峰會上,奧巴馬已開始敲打中國:「中國應停止操弄國際規則,要像成年人那樣行事。」因此,這次的TPP還跟來如此說法:「美國不帶中國玩了!」破除尋租工具抵觸大  中國會由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嗎?其實,這些年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一直高懸在中國頭上,隨着經濟的低迷下滑,這個魔咒更像幽靈一樣在我們眼前蕩來蕩去,拉美和東南亞的不少國家因為沒有突破這個魔咒,今天還在魔窟裏掙扎。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乃指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四千至九千美元的階段後,既不能重複又難以擺脫過去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使得人均收入難以突破一萬美元。進入這個時期,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出現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狀態。  「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從低端製造業向服務業和高科技轉型過程中的失敗。許多發展中國家就是在這一階段由於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加之受外部衝擊,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二○一三年中國人均收入為六千七百六十七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目前恰恰就處在這個敏感階段,而且也恰恰出現了經濟的回落和停滯,再趕上美國恰恰在這個時候「踢屁屁」,如此這般的考驗累加在一起,形勢就變得十二分嚴峻。中國能否突破這個勒住眾多國家脖子的瓶頸,需看下面的改革力度。  中國非常善於設置各種門檻來管制經濟,一些部門和官員藉此當作搖錢的尋租工具。這些門檻束縛着許多民營經濟的自由與靈活,總理李克強上任後,一再強調要破除眾多的門檻,但是抵觸相當大,一些權利部門和國有企業能拖就拖,實在拖不下去了才不緊不慢拖泥帶水地撤。  以交通部為例,高速公路逾年違規收費的問題,無論企業和民眾如何抗議,他們依然無視一切我行我素。十月十日交通部雖然給了互聯網約車運營 「合法身份」,但卻嚴格限定了網路約車的准入門檻,不僅否定了拼車和順風車的合法性,而且將網路約租車的平台、車輛、司機三個資質都設立為行政許可模式,完全違背了「互聯網+」的發展方向,結果引發社會惡評一片。交通部的所為,到底是善政還是惡政,值得作為案例觀察。交通部長楊傳堂曾經放言:永遠不允許私家車接入專車。試問,一個服務機構的負責人,竟敢如此大膽替十多億人做主,誰給他的權利?  李克強有學者般的儒雅與溫和,但欠缺朱鎔基般的冷面和鐵腕。作為一國總理,管理中國的行政和經濟,如果少了威懾的魄力,執行力可能會打折扣。為此,中國經濟改革的力度,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李克強的強硬態度。基建印鈔已不能解決危機  有報道稱:中國將於二○一五年十月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頂層設計預計將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等六大領域勾勒最新改革藍圖,其中基建投資或超兩萬億人民幣。又是基建?又是基建?  人民銀行所推的信貸質押再貸款成為熱點,這被人們理解為中國式量化寬鬆,但官方並不承認。央行姚余棟司長說:「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試點擴大,與流動性沒有直接關係,與QE沒有直接關係。」姚司長的一套「沒有直接關係」被調侃為「有間接關係」。  顯然,從鄧到江再到胡的一系列大搞基建、大印鈔票的招數,已經遠遠不能解決中國當下的危機。僅僅使用這兩招,不符合習近平新常態邏輯下的思想方略和戰略安排。  有人總結性地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過去依靠的老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正逐漸向新三駕馬車(新型投資、新型消費、一帶一路)轉換。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鑑於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加,有經濟專家預測,不排除將「十三五」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從「十二五」的百分之七下調至百分之六點五的可能。  今年七月十七日,習近平在長春召開東北四省區黨委書記座談會時強調,民生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假,既要積極而為,又要量力而行,承諾了的就要兌現。如此看來,「十八大」確定的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的承諾,習近平會兌現。  轉型是殘酷的,由於中國正處於過剩產能消化期、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轉型陣痛期這「三期疊加」的非常時期,大批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放棄污染企業和過剩企業讓地方GDP很難看,另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幹部在反腐敗的氛圍裏懶政,沒有了以前的幹勁。  改革更是痛苦的,鄧小平的改革砸掉了許多人的鐵飯碗,朱鎔基的改革買斷了數千萬工人的工齡,習近平的改革又會被歷史怎樣加以總結,目前還不得而知。  習近平在國內要尋找新招,在國外還要見招拆招,壓力和使命可想而知。對於中國目前的困境,特別是如何應對TPP,國內外不少人士獻計獻策,拳拳之心可鑑。中國需要儘快達成共識:市場化改革才是中國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  讓我們耐心等待,看看在內外倒逼的夾擊之下,中國改革會走出一條怎樣波瀾壯闊的新路。  (作者是本刊特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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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昔日姊妹港  ——俄國「關東州」管理拾遺 (沈旭暉、鄺健銘)

  相對那些年的旅順,香港擁有財政方面的自主性,但沒有外交權力,這是因為關東州廳長以軍事方法管治,藉以加強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影響力,以開拓遠東地區的商業經濟發展,有一定「便宜行事」的職能,這方面,頗非今日香港、乃至後期的英屬香港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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