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五十周年誌慶

許多溫暖的字句和祝福疊奏交響,迎來了《明報月刊》五十周年。余英時先生傳真獻詞,並另紙款款說明,那短短數語,「我自己認為我所採取的是一種最嚴肅、最懇切的方式」而寫,電話裏余先生肯定不疑地說,辦刊要堅守獨立精神,才能發揮作用。他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確信月刊所發揮的影響。這些金石良言,與金耀基先生的題賀、章立凡先生的文章遙相呼應。 一份雜誌要勇於肩負文化使命,遭遇的困難自不難想像。約翰.伯格在無數人間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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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月交輝 (余光中)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兩份最好的中文雜誌,一份在台灣結束,另一份在香港誕生:一脈斯文在海外默默接手,今日回顧卻有重大的意義。《文星雜誌》在台灣結束,主要是由於政治壓力,其次是由於編輯方針有了歧見。《明報月刊》在香港開始,主要也是由於文革,其次則是由於對中華文化的重認。在我的印象裏,《文星》回應了台灣的潛在讀者,而《明月》卻誕生於商業的社會,但在海外的華人社會卻吸引了廣大的讀者與作者。香港畢竟是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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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下的心靈流亡 (章立凡)

被讀者和作者以「明月」相稱的《明報月刊》,即將迎來五十歲生日。回憶我與壽星的緣分,最可念想的是這皎皎明月,寄託了我的第一輪流亡感。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日子。這天中午,多個門戶網站的編輯急急發來信息:上峰指令,關閉我的博客和微博。但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一小時之內,我在新浪、騰訊、鳳凰、網易、共識網、和訊等網站的博客、微博全部陣亡。同時被無理由封殺的,還有張千帆、張鳴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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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苦悶 (劉再復)

儘管我知道許多朋友都在批判「歐洲中心論」,也覺得有其道理。但是至今我還是嚮往歐洲,喜愛歐洲。二十多年來,我已踏進歐洲七次。或客座,或訪學,或赴會,或遊覽,每次都很有收穫。每次都實實在在地讀了一遍世界文明史。從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五六百年中,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都是歐洲提供的。幾個世紀裏,全世界都是歐洲的學生。誰想改革,誰想先進,就得向歐洲看齊。難怪日本明治維新,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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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潮頭的大智大勇者——杜潤生側記 (杜明明)

得知杜潤生老人在北京醫院逝世的消息,一早,我陪父親杜導正匆匆趕到杜潤生家的靈堂。木樨地一座近三十年的老樓,狹小的客廳已經擠滿了人群和花圈。來得早的有胡啟立、田紀雲這些當年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跟他並肩馳騁的那一代,也有他在農村改革研究室的「滿園桃李」們。《炎黃春秋》的徐慶全、王彥君也陸續趕來,在杜老生命的後二十年,他是《炎黃春秋》的首席顧問,堅定睿智的他成為《炎黃春秋》顧問團的核心人物。 告別時代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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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香港 (馬悅然)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我登上了開往上海的瑞典貨輪Hemland (祖國)。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見大世面。九月十六日到達香港。按照日記所記,我十七日到荔枝角去游泳,十八日看那時剛剛上演的電影《國魂》,十九日再看《國魂》,二十日上香港山頂參觀山上的水塘,從上頭能見到那絕妙的景色。我還記得我多麼欣賞那部電影。我雖然沒有完全懂得,可是演員的語言像音樂一樣美。文芬上了網查閱後告訴我那部電影用的是吳祖光先生的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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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報》、《明月》、《百姓》 (胡菊人)

我能進入友聯出版社,是我的幸運,那是拜黃清泉及潘誠二兄之紹介。當時我在聖類斯中學當輔祭及打理聖堂,與清泉兄住在同一小房。潘誠兄來探望清泉兄,乃得到紹介,進入友聯,當剪貼生,即將各位研究員所用筆畫定之報紙資料剪出並貼好、歸檔。當時的友聯人材鼎盛,有史誠之、胡欣平、何振亞、徐東濱、燕雲等人,而我是小老弟,比他們少十歲以上,正是學習的時期。我想在友聯的日子,比我以後在大學的學習還要多。友聯的前輩們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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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告白 (李歐梵)

《明報月刊》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我第一次在《明月》發表文章,應該是一九七○年左右,至今雖然算不了「元老」之一,也不年輕了。恭賀它,並不表示有資格作長篇大論的個人回憶文章,而只能把自己的寫作生涯融入這個因《明月》發刊而帶動的文化潮流之中。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月》是一個海外知識分子「想像社團」的符號,因為有了它,像我這種流浪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歸宿感。香港當年對我的吸引力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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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半百 (劉紹銘)

查良鏞(金庸)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轉眼,這本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人文雜誌已邁入半百的年紀了。一九六六是「文革元年」。老舍沉湖、傅雷夫婦自盡。文革火次年燒到香江。市區工廠大廈時見紅幡高懸,但見:「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跟《明月》長達半世紀的關係,是從許冠三先生來信約稿開始的。那時我在美國教書,慚愧對他所知不多,僅知他是《新史學九十年》和《史學與史學方法》的作者。金庸請得許先生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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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錕校長的一次晤談 (吳宏一)

在見過面、談過話的香港大學校長之中,金耀基校長的儒雅通達,張信剛校長的博學多才,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但在我記憶深處,最令我難忘的,卻是高錕校長的一次晤談。用佛家語說,我與香港有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更是三進三出,一直藕斷而絲連。第一次應聘,是一九八六年,一聘三年,那時候我剛從美國訪問一年返台不久,來港任教,一切匆匆忙忙,妻子不能適應陌生的環境,兒女的升學教育問題難以解決,所以不到一年就辭職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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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化是永恆的 (李焯芬)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開始席捲神州大地。基於一份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感,金庸先生毅然創辦了《明報月刊》,至今已歷半個世紀。歲月如歌,「明月」這五十年間為中華文化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有目共睹,早已成為華文世界最具影響力和最受知識分子尊崇的文化刊物。這五十年間,中國大陸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文革把國民經濟推到了破產的邊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扭轉了局面,還讓中國的國民總產?上升至全球的第二位。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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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於特定地域的雜誌 (潘國靈)

在速生速滅的液態都市,有一份人文雜誌風雨無間地辦了半世紀,可說殊不簡單。將時鐘回撥五十年前,幾支禿筆召喚海內外知識分子,以家作辦公室基地,力抗山河血紅,在那政治風雲詭譎年代,辦刊可是要將生命豁出去,非等閒玩意,如今聽來總帶幾分傳奇性,可以開拍成電影故事。余生晚也,到我九十年代初出茅廬加入《明報》工作時,總編輯已換了幾任,總之,能出任《明報月刊》總編輯都是有識之士。作者群亦然,許多的名家匯聚,熠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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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文,是因為母親 (胡燕青)

家母宋慕璇女士是我的啟蒙老師。我不是聰穎的孩子,五六歲才有清晰的記憶。對母親的第一種深刻記憶是她教我寫字的情景。她的毛筆字寫得十分漂亮。她說,每逢起筆、收筆和拐彎都須用力;還說,要把字寫好,得記住歐陽詢這個名字。這些話我一生都沒忘記。我八歲離開母親到香港來讀小學,跟庶祖母住在長洲,再沒有人教我寫字了。但是,我還是定期收到母親從廣州寄來的書。《講故事》雜誌每期都有,散文、小說卻很少。那時文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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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燃!文燃! (王敏)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NHK電視台放映了電視連續劇《花燃》的最後一集。該劇以興起於明治維新時代的近代化產業富崗絲織工廠為舞台,講述了日本脫貧致富的故事。時當一八七二年。日本引進領先世界的法國里昂的先進織染技術,製造出令西方貴婦青睞的優質絲綢。在一九○○年的巴黎萬國博會上,日本的絲織品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十九世紀中葉,微粒子病毒蔓延歐洲,歐蠶幾乎全軍覆滅。在此期間,根據法國的需求,日本將蠶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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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下,說自處 (何懷碩)

前幾天那個下午,剛剛有一點疏爽的秋意,多年沒聯絡的老友忽來電話,一時之間興奮得談個沒完。他對時局、人生深有憂慮。我說一切都來自價值崩壞。有兩個因素造成價值崩壞:商業化與大眾化。這一切歸因於近代西方文化全球化的擴張的結果。你的憂慮不是你一個人的,乃是全球性的。世界早已一步步在劣化。我對世界非常失望,包括物質的地球,快不適人類生存了;也包括心靈的世界。一切有價值的,美好的東西都一一被摧毀,被虛無、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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