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中華民族意識的誕生 (張驥)

  戰敗、求和、簽約、賠款、割地、通商、讓權——兩個甲子前的這場戰爭似乎在內容上和一八四○年以來滿清政權的歷次外戰失敗沒有太大的區別。無論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英《南京條約》,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法《北京條約》,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類似對應的要素。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但是,一百二十年前的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似乎又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平常。比如,不少學者把其視作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鍵時間點;也有人認為正是從一八九四年開始,而不是傳統上認為的一八四○年,中國真正睜開眼睛去認識和理解世界;而作為五年之後戊戌變法維新派首領的梁啟超,更在他的《飲冰室合集》中評論到,「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然而,甲午戰爭究竟有何特殊之處?這些特殊性又帶給了中國怎樣的影響?本文將綜合以往的研究,從戰爭發生的起因、對象和後果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分析甲午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及其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戰爭起因上,不同於前兩次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本土的侵略,中日兩國交兵原因是朝鮮內亂。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引發兩國出兵朝鮮幫助平定叛亂,之後日本藉機陳兵於朝,更以武力促使朝鮮政變,挑戰清廷的宗主權,最終引發雙方正面交鋒,並將戰火從朝鮮半島一路燃燒至中國本土。換言之,甲午戰爭並非源於日本對中國本土的侵略,而是兩國勢力超出本土之外的一種碰撞。而這種碰撞對當時的清政府而言,並非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是一種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以儒家倫理為基礎,自詡為禮儀之邦,位居「同心圓等級結構」的天下之中心,而外圍則包括了已被儒家文化所同化的番和未被同化的夷。然而,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這種「天下觀」受到了西方勢力的強烈衝擊,多次的慘敗讓中國必須正視所謂的「外夷」,並重新調整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如面對英國、法國、俄國分別在南亞(如緬甸)、東南亞(如越南)、西北亞和東北亞對中國原有勢力範圍的擠壓,清政府被迫接受新的國際秩序的同時,也把「天下秩序」收縮到自己長期支配的東亞儒家文化圈以內。所以,日本對於朝鮮局勢的干預其實是對中國在東亞僅存的「天下秩序」的一種挑戰。重新面對「我們是誰」的課題  其次,是交戰的對象。傳統上,「同種、同文」的日本在中國的「天下觀」中長期從屬於中國。因此,跟歐美列強不同,當日本開始試圖改變東亞原有秩序的時候,甲午戰爭本質上也就成為了一場東亞儒家文化圈領導地位的爭奪戰。從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於中國長久以來的自我認知具有毀滅性的打擊;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觀」徹底解體。也許正是如此,梁啟超才會把甲午戰敗視作喚醒古老帝國四千年大夢的開始。當中國不再是天朝上國,不再是天下的中心,甚至不再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領導者的時候,中國無可避免地要去重新定位自己,重新面對「我們是誰?」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舉國課題」。  作為甲午戰爭的後果之一,這種自我認知的思想真空,或有助引入新思潮。而甲午戰敗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其內容本身也間接為新觀念的誕生指明了方向。《馬關條約》雖然同樣涉及割讓土地,但這些土地對中國的意義,卻與一八四○年以來至一八九四年的歷次不平等條約不能同日而語。回溯以往的條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中法之間、中俄之間還是中英之間,涉及的土地都是藩屬之地(越南)、邊境之地(外西北、外東北)和偏遠之地(香港、九龍),對於一個本就強調文化上臣服而無穩定邊界與領土意識的傳統帝國而言,轉讓這些開發和歸化程度都非常有限的邊緣土地,在心理上的衝擊其實十分有限,比如將香港讓予英國做航運、商貿用途,就有一種天朝贈予乃至施捨的意味。  然而,《馬關條約》中所涉的奉天南部、台灣等土地,在中央王國的同心圓「天下秩序」中明顯和前述土地處於不同的「位階」。比如台灣雖處帝國邊境,但經過十七世紀台灣府(一八八五年更是升為行省)的設立及數百年東部沿海移民的「內地化」,已成為化內之地;而奉天南部即今日的遼東半島,在地理上更是直逼北京,時刻危及首都安全。因此,這種赤裸裸地對治內土地的掠奪除了在心理上帶來巨大衝擊外,也刺激中國去思考在失去了「天下」、失去了東亞、失去了自己曾經治內的行省之後,要如何守衛剩下的土地。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西方的「世界秩序」和「國家觀念」才最容易讓國人所接納,成為其思考「舉國課題」的支點。因為西方標準的「世界」是由一個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並無應然的中心,正符合當時國人失落的心境;在理想意義上,每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不容侵犯的領土主權,正符合中國當時的需要。戰後七年誕生「中華民族」的概念  所以,按照同樣的邏輯,國人完全可以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指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族群,以建立起西方標準的民族國家,並以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概念來捍衛自己的土地。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民族」、「國家」、「領土」、「主權」、「世界」等西方的國家觀念,才會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大量進入中國民間和官方的書面語系統,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在《馬關條約》簽署的七年之後(一九○二年)誕生,並被廣泛使用。比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全文檢索數據庫(一八三○│一九三○)的搜索結果,以上幾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後出現在近代期刊、晚清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檔案資料、文編、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和西學教科書(數據庫涵蓋的資料共逾一億字)的比例,遠遠高於甲午戰爭之前(除了「國家」之外,都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及其之前的文獻中也確實並未被朝野的文獻所提及。「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  由此可見,相較於歐洲大陸民族國家(比如德國、荷蘭和意大利)一般是由本身各自為政的市鎮、公國和邦國(在語言、文化上相似)等聯合而成,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誕生過程反映的卻是一個傳統跨文化│多族群│無邊界帝國不斷的向內收縮,並伴隨一系列外敵入侵、戰爭失敗與土地割讓。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特殊的背景,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帶有非常強烈的「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對於已控制的領土的捍衛和具爭議的領土的要求,成為照顧這種心態最好的心理補償,因而任何被容許呈現在大眾媒體上的「領土爭議」問題在大多數民眾看來都是不可妥協的。特別是當如今中國國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領土爭議(比如南海大量島礁被佔)進入大眾視野之後,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土面向」會更加明顯,甚至將延伸至長期在主流媒體中被忽略的外蒙古問題、東北、西北與俄羅斯曾經爭議的部分。  但另一方面,現時的這種「領土面向」本身其實都有很強的選擇性,比如中國民間對於涉及日本的釣魚台問題一直反應強烈,爆發過多次激烈的全國示威遊行,甚至延伸至香港;而實際上,中國在南海因越南、菲律賓等而失去實際控制的海洋國土,以及近代因為俄羅斯失去的土地,在面積上遠遠大於前者,但卻不見民間有類似規模的行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和官方的輿論導向有關,但我們也不可以忽視甲午戰爭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誕生於甲午戰敗之後,而任何自我意識的強化一般都需要一個「他者」作為參照對象;顯然,那時令中國「喪權辱國」的日本自然成為這樣一個「當仁不讓」的「他者」,因而也將「反日傾向」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潛意識」之中,並延續至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生。)

更多

甲午戰爭與東亞秩序之變遷  中日新舊「中心」競逐一百二十年 (林泉忠)

  歷經了「甲午雙甲子」,東亞格局如今再度進入「中心」更替的敏感時期,也使得該區域處於隨時可能發生擦槍走火的不安定狀態。對中國而言,目前中日關係的兩大障礙,一是領土問題,二是歷史問題,而兩者都與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息息相關:「日本是乘甲午戰爭勝利在望之際,竊據釣魚台的」;中日歷史問題以甲午海戰為起源。

更多

「傳統」與「現代」的戰爭?  日本視角下的甲午戰爭 (川島真)

  一八八○年代的日本並不一定較大清有優勢,而彼時的大清也有吸收現代文明而欲蛻變成新興大國的一面,並非全然是所謂「傳統」的老大國。軍事力量上也是如此,日本社會並不認為日本是軍事大國,反而感受到來自大清的軍事壓力。

更多

和合許人自由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一切自由之上,給我知道、說話、並根據良心自由論辯的自由。  ——彌爾頓(英國)  近重讀錢穆先生《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其中談中國民族天性中的「和合性」成份,多過非黑即白的「分別性」,令人沉思。  錢先生在文章中舉例指出:「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伐商紂,但他們仍有他們的自由。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是推崇伯夷、叔齊。可見反對方面的意見,在中國常被容忍的。」①  另一個例子,是北宋期間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王安石身為丞相,推行新政,深得神宗帝的嘉許,與王安石的政治理念相悖的另一位大臣司馬光,不僅拍案而起,還串連群臣一起反對。  當時朝廷也分有保皇派——站在王安石一邊,也有以司馬光為首的激烈反對派,兩派互為攻訐,水火不可相容。反對派勢力不亞於保皇派,其中還包括大名鼎鼎的蘇學士東坡先生。心水清的人都知道,司馬光一夥是指着「禿顱罵和尚」,矛頭對着皇帝,大有腦袋搬家之虞。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沒有以今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放在此時此地,這些逆鱗之見,毫不例外地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不難再掀起一場株連廣泛的「胡風式反革命集團」,受到殘酷迫害,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妻離子散有之,家破人亡有之,難保不再鑄一起歷史大案,如果有幸的,在許多年後,才由後繼者加以平反。  萬幸的是,宋神宗並沒有把這場「宮廷鬥爭」視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也沒有誅九族式的窮追猛打,其結局是司馬光自我放逐,不肯留在汴京,遷居洛陽,政府不僅放行,還讓他破格聘請三名助理協助編修《資治通鑑》,其間還給予種種方便,讓他安心、專心致意地做編修工作。  辭了官的司馬光終於窮十九個寒暑,在沒有外力(如運動、鬥爭等)干擾下,得以順利完成這一煌煌史學巨構,為中華民族留下一筆璀璨無比的文化瑰寶,讓子孫後代受用無窮。連自命不凡的毛澤東,也要把《資治通鑑》長置牀頭,反覆閱讀。  這首先是要感謝宋神宗這個明君,沒有他的寬宏海量,司馬光縱然學問九斗,單憑一腔書生意氣,其下場可想而知。換了一千多年後的時間、地點,相信司馬某人將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死無葬身之地,《資治通鑑》從此流產。  相反,生於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司馬光都有一個好結局。  宋神宗死後,朝廷重聘司馬光做丞相,王安石則自動退隱金陵鍾山,過着消遙自在的悠閒生活,以寫詩弄文自遣。  待到王安石逝世,還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封為荊國公;此後,司馬光老去,同樣受到朝廷恩賜為溫國公。  讀史至此,錢先生不禁有以下的感喟:「諸位想,在中國秦漢以下,歷代帝王專制的政府下,持有政治異見的人,能獲如此般的容忍和禮遇,豈不還值得我們後代人的敬羨嗎?我無以名之,又只有說這是中國人和合的國民性之一種表現。」②  錢先生考察秦漢以下的歷史指出,中國人傳統政治,是「一種和合性的政治」③,「至如在政府裏,由臣下來批評君上,由下僚來批評上司,由在野來批評在朝,由下代來批評上代,一部中國二十五史中,可說隨處皆是,舉不勝舉,講不勝講。」④  錢先生由此歸結「和合性」的重要性,「惟其和合性勝過了分別性,才能許人自由。惟其人人得有自由,才能和合勝過了分別。」⑤  反觀中國崛起,國家綜合國力大為提高,在世界之林舉足輕重,這是正面的。相反地,伴隨負面的消息也不少。這牽涉崛起之後何去何從的問題。  其他不說,單對「異見分子」的打壓愈來愈嚴重,且有擴大化之嫌,難免使有識之士搖頭歎息。  時下政府為了維穩,不但不採納民意,安撫民情,善待持不同意見之士,從善如流,進而起監督作用,杜絕貪腐,構建清明社會,反而擴大打擊面,逆天而行,這才是令人憂心忡忡的事!    注:  ①②③④⑤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九年

更多

中國社會道德無底線的原因 (馬玲)

  即使那些沒有趕上插隊的中小學生,在校期間也沒有接受有價值、有素養的教育,不是 「批林批孔」,就是批「師道尊嚴」,然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還經常被組織起來高吼着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們最好的年華被浪費掉,長大成人後缺乏知識技能,因而對社會有滿腔的不滿;年老後更是以低素質無道德著稱。這便是「壞人變老」的由來。

更多

歐洲議會選舉與歐洲聯合 (陳彥)

  自一九七九年歐洲議會舉行直選以來,今年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已經是第八屆了。從此次選舉的結果來看,歐洲聯合的前景並不令人樂觀。民粹主義力量在多個國家繼續攀升,傳統政黨處境窘困,選民對歐洲聯盟仍然信心不足。在英法兩國,歐洲聯合的反對派成為歐洲選舉的大贏家。不過,本文無意評判此次歐洲議會選舉所顯露出的歐洲政治力量的變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但是在歐洲經濟危機還未結束之時,在多數歐洲選民仍然認為歐洲議會相對於人們日常政治生活仍十分遙遠的大局勢下,歐洲選民投票的走向並不一定能夠反映歐洲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筆者在此僅希望以此次選舉作為觀察的起點,梳理一下歐洲聯合進程近年來值得注意的走向。經濟共同體還是政治聯合體?  歐洲聯合是人類迄今為止前所未有的社會工程。這一工程從一開始就貫穿着既互相區別又互相關聯的兩重張力。第一層張力是歐洲建設工程中政治與經濟兩條線的矛盾與衝突。歐洲聯合的動力源於政治,源於鍛造歐洲永久和平的設想。二十世紀發生於歐洲土地上的兩次世界大戰直接催生了歐洲聯合。然而,歐洲建設又是從煤鋼共同體開始的,經濟整合是歐洲聯合的基本手段。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隨着歐盟的擴大,經濟與政治兩條線交相發展。以英國為首的部分國家傾向於將歐洲建設為一個經濟共同體,一個越來越大的開放的自由市場。但法德的歐洲建設目標則是建立一個政治聯合的歐洲。歐洲聯合的另一層張力是歐洲聯合與生俱來的後天民主合法性的缺乏。歐洲建設是由各國政府牽頭的,政府雖然是民選的,但政府創建的歐洲體制卻僅僅具有間接合法性。歐洲議會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失而設的。從七九年第一次歐洲議會直選到現在的三十五年,歐洲議會在歐洲建設中作用越來越大,相對於歐盟委員會和有各國首腦組成的歐盟理事會,議會的份量穩步增強。但是即使如此,歐洲議會離真正擔當起民主體制中的制衡作用還有關鍵一步。  從這一視角入手,此次歐洲議會選舉在政治與經濟、民主合法性兩方面都有着特殊意義。從第一個層面看,儘管每一屆歐盟議會選舉對歐洲的政治聯合、歐盟共同的公共空間、歐洲公民意識的鍛造都具有重要形塑意義,但是此一屆仍然不同凡響。二○○九年以來,歐盟經歷了希臘債務危機和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兩大危機。從現象看,希臘是經濟危機,烏克蘭是政治危機。但實質上對於歐盟來說二者都是政治危機。歐盟從解決希臘債務危機中發現,希臘問題的解決與否絕不是僅僅希臘一國經濟崩潰或希臘是否脫離歐元區的問題,希臘危機關係到歐元是否崩盤,歐盟能否持續的政治問題,甚至也關係到希臘經濟一旦崩盤,巴爾幹半島是否穩定的地緣戰略問題。歐盟各國尤其是德國最後決定出手相救,乃是歐盟邁出的重大政治聯合步伐。危機之後,以政治整合經濟而組成經濟政府已成德法兩國的政治共識。  烏克蘭危機更是明顯。這一危機發生在歐盟與俄羅斯的交界地帶,是一次典型的地緣政治危機。二○一三年底,歐盟要求烏克蘭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作出選擇:要麼成為歐盟協作國,要麼成為俄羅斯關稅聯盟成員國。烏克蘭的最後選擇激怒了俄羅斯,也撕裂了烏克蘭。這不是一個經濟抉擇,是烏克蘭在兩個不同的政治板塊間的選擇。而這一選擇突顯出歐盟不可否認的地緣政治意義。荷蘭學者范美德拉最近指出,烏克蘭危機將一個作為地緣政治實體的歐洲呈現於世人,無論歐洲人是否願意。換句話說,也許歐洲選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但歐洲的政治聯合已在悄然行進中,二○一四年歐洲議會選舉乃是在這一歷史時刻歐盟邁出的政治步伐。增強歐洲聯盟的民主合法性  同時,從歐盟民主進程角度看,此次選舉具有某種程度上的開創意義:歐盟破天荒組織了五位歐盟委員會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第一次將各國選舉歐盟議員的投票同歐盟委員會主席掛上了鈎。具體說來,歐盟議會現有七百五十一個議席,按照民主常規,歐盟委員會主席一職應該由議會最大政黨代表擔任。但直到目前為止,歐盟委員會主席的任命一直由歐盟各國首腦所組成的歐盟理事會任命,這一般被視為是歐盟民主性缺乏的一個標誌性因素。但是此一次,歐洲議會最大黨人民黨候選人正好也是最具競爭力的盧森堡前總理容克。換句話說,如果歐盟此次順水推舟任命容克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不僅會使歐盟有一個稱職的領導人,同時也滿足了加強歐盟執政機構缺乏合法性的問題,而將歐洲民主推進一大步。  然而,這一可能性遭到英國首相卡梅倫等的反對。英國的反對激起了一場論辯。法國前總理羅卡爾在《世界報》撰文呼籲英國退出歐盟,不要繼續阻止政治歐盟的進程。他認為,以二○一四年選舉結果為依據任命歐盟委員會主席是加強歐盟民主合法性的絕好機會,也會使歐盟政治聯合向前跨出一大步。對此卡梅倫也在《世界報》發文表示,歐洲議會選舉選民選的是歐洲議員而不是歐盟委員會主席,所以沒有人投容克的票。他也同時援引歐盟歷次條約表示,歐盟委員會主席應該由歐盟理事會任命而非由選舉產生。按照條約,卡梅倫沒有錯,二○○一年歐盟尼斯條約規定歐盟委員會主席的任命需要考慮議會選舉結果,但歐盟理事會是決策機構。不過,羅卡爾的呼籲正是希望歐盟向前跨出一步,以此次選舉為契機,打破歐洲政治聯合的僵局,加強歐洲議會的制衡權力,增強歐洲聯盟的民主合法性。這一場論辯的實質是一場進取與保守的論辯,是積極推進歐洲聯盟的政治聯合的進程還是相反的論辯。屆時歐盟委員會主席一職究竟花落誰家,暫時還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選舉為歐盟提供了一次推進政治聯合和加強民主合法性的歷史機遇,現在,球在歐盟理事會手中,關鍵看歐洲決策者們有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前瞻眼光。  (作者是旅法學者。)

更多

余英時教授之學術成就 (吳宏一)

  台灣中央研究院主辦之唐獎「漢學獎」六月二十日揭曉,中國思想史學者余英時教授獲得殊榮。據報道,余英時先生得獎時指出,唐獎肯定的不只是儒家,而是整個中華文化的特殊表現,象徵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合流,也就是中國文化不是現代化的障礙,更與現代化不衝突;唐獎讓大家知道什麼是合理、合情、合乎人性,沒有理由把傳統推翻。唐獎和克魯格獎一樣,皆針對思維、思想方面設獎,強調人文精神,更具意義。該獎獎金新台幣五千萬(約值港幣一千三百萬元),超過諾貝爾獎。本文介紹余英時教授之學術成就,可供讀者參考。——編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