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與艱難命題 (張仲凌)

  成長是生活的特徵,教育本身就意味着成長;這是唯一的目的。(Since growth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fe, education is all one with growing; it has no end beyond itself.)——這是杜威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所言。  隨着早前數以十萬計市民上街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同日深夜至次日清晨——由學聯和學民思潮分別於中環遮打道及金鐘政府總部發起的集會(或稱為「預演佔中」),及後由建制派人士組織「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不限年齡和國籍的簽名運動(意圖正面回應六月由「佔中三人組」發起的全民公投),加上政府日前宣布即將公布政改諮詢的意見收集結果,民主派近日又開始表態,宣布可能發動「佔領中環」的時機及條件。   回望過去,相信作為教育工作者,仍然對兩年前的「反對國民教育科」事件記憶猶新。對一般市民而言,國民教育科的推展所產生的社會爭議並不明顯,即在香港市民心目中沒有形成(或建制勢力並未動員)一股強烈支持的聲勢,加上所謂的課程指引在學理上的基礎並不充實,而從傳媒報道以至社會討論中可見,事情自一開始已傾向反對的一方。政府也無法作出有效的回應,只是暫施緩兵之計,但未能消除反國教的民意累積以及為接連的抗議行動降溫。至於打着爭取「真普選」旗號的「佔領中環」運動,實際上是向中央和香港政府設下擂台,預示一場成王敗寇式的搏鬥。正如發起人所言,單憑「佔領中環」這一意念,經已是巨大的籌碼,可有望爭取與中央政府在對等的位置上凝聚妥協方案的共識。這場運動早已預定香港社會很有可能要承受抗爭的代價(前提是其他爭取民主的方法都無效),而這正說明普選方案是社會上不同階層都不得不關注的政治議題,對於政治冷感的升斗市民,也絕無逃避的空間可言。更關鍵的一點是,香港社會對於「民主」制度的理解及其衍生的命題抉擇,的確存在極大的爭議。由八十年代中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經歷了八九民運、九七回歸、○三抗爭等,但我們今天仍無法否認,社會上仍然存在不少對「民主」一知半解的公民。這一爭議其實正是社會分化的根本原因。民主與溝通交流的對等關係  民主社會並不是單指有一種具民主程序的選舉制度,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模式中存有溝通交流的對等關係。反過來說,一個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亦應讓社會上的公民共同平等地參與政治事務。最近,筆者讀到兩位美國學者Kenneth A. Strike及Jonas F. Soltis合著的中譯本——《教學倫理》(The Ethics of Teaching)(原著出版於一九九二年)。書中提到美國的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於一九七五年發表的一份《教育專業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 of the Education Profession),其中的前言強調教育工作者應認定以下三點精神具絕對的重要性:一、探問真理;二、追求卓越;三、培育民主精神。這份守則分成兩部分,一是對學生的承諾,二是對教育專業的承諾。在第一部分提到:「教育工作者應當鼓勵學生好問的精神、知識的追求與理解,以及透過深思形成有價值的目標。」並有以下守則(節錄其中四條):一、不得無故限制學生獨立追求學問的行動;二、不得無故扼止學生發展不同的觀點;三、不得蓄意壓抑或扭曲使學生進步的主題;四、盡可能保護學生使其避免有損於健康、學習與安全的情況。  就以上四點,若以「佔領中環」運動為例,筆者認為教育工作者就學生的安全為考慮,並不適宜讓學生置身「佔領」的現場,成為有可能被(警方)施以武力的對象(「佔領」行動的性質有別於一般社會群眾運動,如「六四」晚會或「七一」遊行)。然而,從學生所享有的學習權而言,我們絕對沒有限制年輕人了解,以至在不同層面上投入參與這場運動(除上述的參與形式外)的權利。因此,我們應該反思:為何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社會上的成年公民,我們當中有不少人仍抱着保守與激進二元對立的觀念看待社會事件?而為何一旦我們自身將一些社會事件定性為激進(甚至將政治與此劃上等號),就代表不應該讓學生了解,不應該讓學生參與?當我們面對學生提問有關政治議題的立場和看法時,為何中立二字彷彿變成一面擋箭牌?  或許以上的問題一直並未受到普遍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視;但筆者相信,回應這些提問,正是回應社會對「民主」的提問,同時也是回應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模式的問題。後果主義與非後果主義  從倫理思考出發,以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與非後果主義(Non-consequentialism)兩種角度為切入點,或可透視出今天社會面對「民主」二字陷入死結的原因。後果主義者認為事情的後果決定了行為的對錯,其中的價值標準是源自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最大利益原則。故此,對特定群體,以至整體社會而言,最公平(而且最合乎道德)的決定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決定。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社會,無論是政府或者主流媒體的論述,以至社會氛圍(假設這也有一客觀標準),我們似乎也接受(甚至由衷地認同)「大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福祉)與「經濟收入」、「發展效率」是相同的價值取向。事實上,以上觀點很可能是一種模糊的印象,試問不同階層的勞心者勞力者,他們是否真的堅信經濟發展大於一切,發展機遇大於一切?或者反過來問,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又是否合理或平均地分布在所有人身上?抑或是霸權壟斷近在眼前、剝削欺壓成為常態?相較之下,非後果主義認為個人責任、義務和原則的價值(若以社會整體而言,民主可能正是一個核心價值),比大多數人的利益重要,或者是超越僅從利益角度出發的思考。行動的後果不可預知,但行動的目標卻清晰可見(正如「佔領中環」運動)。因此在作出價值判斷時,應以個人責任或義務的履行和實踐為標準,來審視特定行為是否合乎道德。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旗手康德,視啟蒙為一個人解放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 imposed nonage),視人為一道德主體——即一個獨立而自由、理智、負責任的道德行為者,並尊重道德主體的對等價值。筆者相信,公民教育的理想與康德的精神是契合的。《民間公民教育指引》引述學者J. Westheimer及J. Kahne的觀點,認為「公民」分為三種:  一、盡本分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遵守法律、會在選舉中投票;  二、參與式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甚至在既定範圍內參與決策;  三、公義取向式公民(justice- oriented citizen):關注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並以行動積極爭取改變。  香港現時約有三百五十萬登記選民,在二○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的整體投票率為百分之五十三點零五,有約一百八十萬的選民投票。若以上述的標準來看,香港社會上願意履行基本責任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現時總人口約為七百一十萬)。在這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願意主動參與社會事務,以至投入實際行動爭取改變社會不公義(如:合法但不公義的選舉制度)的可能只是少數。讓孩子開展屬於他們人生的經驗  《民間公民教育指引》的編者指出:「公民教育是一種貫穿校內與日常生活的教育,強調教授學生公民知識,並且視學生為此時此地的公民(here and now citizen)。」無可否認,學校是一個明確劃分階層從而作出有效管治的機構,由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校長、副校長、行政主任,至一般教師,以至近年興起以一半薪酬計算的半職廉價教師,還有擔當教學職務的教學助理,按此而言,學校可以說是一個穩定且保守的結構組織。一般而言,學校內部的民主實踐相當有限,甚至有不少教育工作者均僅視自身為「一口螺絲釘」聊以自娛。當教育工作者面對教育倫理下的專業道德標準(上文所述)與服從上司指示(如對「佔中」議題保持緘默、要學校變成與政治隔絕的「安全」環境)的義務產生矛盾時,個人如何抉擇便成為了一道艱難的命題。  這一道艱難命題,放諸今天的社會局勢,則可視作:在中央政府的明確宣示下,按照《基本法》的框架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依法落實普選,成為了一道金科玉律,港人遵守「規則」(情況就如在學校裏學生應遵守校規,以至教師的指令)似乎已是理所當然的回應。中央政府直至現階段的強硬態度,背後是要維護主權和治權(有論者甚至認為是要進一步限制給予港人的高度自治),甚至牽涉近期新興的「國家安全」觀念。然而,單憑維護主權為手段來解決問題(或無視問題),必定會讓香港社會以至中港兩地的關係付上相當沉重的代價。  真正進步的教育(而非保守的教育),並不是要下一代再走一次我們過去走過的路,而是讓孩子開展屬於他們人生的經驗,以歲月累積進行的一個生命歷程。  (作者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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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政改爭論的矛盾 (劉銳紹)

  其實,這些爭議都是可以調和的,關鍵是互相之間有沒有基本的信任。我說「基本的信任」,已是最低的要求了,而不是「互相深入了解的信任」。可惜,現實卻是連這一點基本的信任也沒有。筆者呼籲,無論官方或民主派(尤其是擁有絕對權力的前者)都應該化解矛盾,而不是只側重自己的觀點,才能找到解開死結的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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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之路何去何從? (許 驥)

  對香港公民抗命的結果,恐怕不應有短期就能成功的奢望。在中國「大國崛起」的背景下,無論是否合情合理,香港在北京眼中早已不是同一級別的對手。在沒有變數的情況下,香港公民抗命行動對二○一七年普選的預期,最好不要過於樂觀。這是一條非常長的道路,絕非一朝一夕便可抵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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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歷史真相 (卷首語:潘耀明)

  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   ──法國.巴爾扎克《幻滅》  「香港書展二○一四年度作家」是香港作家董啟章。  董啟章是一個「思考者」型的作家。他在香港書展的第二場演講,題目是《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他邀請了獲日本直木獎小說《東京小屋的回憶》(又名《小小的家》、《小房子》)的作者中島京子女士,擔任分享會嘉賓。  董啟章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小說創作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富有張力甚至是互相牽制的。中島小姐對此肯定感同身受。身為日本人,處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歷史題材,肯定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過人的能力。歷史事實本身是一堆沉重而難以移動的石頭,小說家儘管有虛構的本領,也不能逾越某些現實的限制,隨意把石頭搬動。我們相信文學表現的自由,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①  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課題。  董啟章提出「小說對現實的責任」,這是帶有作者個人理性的見解的。換言之,「文學不等同政治,也不服從於政治,但它不可能與政治無關。」②  文學是超越政治的,村上春樹形繪「小說家能夠通過巧妙說謊、通過栩栩如生的虛構而將真相拽到另一場所投以光照」③,即使如此,小說家「必須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確真相的所在」④,「真相」便是社會或現實的政治。現實的真相,使小說的「巧妙說謊」不至於無的放矢,這也是董啟章所說的「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  真相往往是文藝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村上春樹說過,他的父親活了九十歲去世,作為兒子的他,尋找出父親背後的「真相」──  他是個退休教師,也是個兼職佛教僧侶。在研究生院就讀期間被徵召入伍,參加了中國大陸的戰鬥。我小的時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飯前向佛壇獻上長長的深深的祈禱。一次我問父親為什麼祈禱,他回答為了在戰場死去的人,為了在那裏──無論友方敵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見父親祈禱的身姿,我都覺得那裏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陰影。⑤  因了這個真相,村上春樹加入日本反戰的行列。  與此同時,中島京子女士也因為尋求「真相」,寫了《東京小屋的回憶》。小說故事雖然與一段浪漫的婚外情有關,中島京子在七月十九日接受我的訪問時表示,她同時也想帶出反戰的信息,她認為安倍晉三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是違反憲法的、破壞民主、和平的行為。⑥  「反戰的信息」便與政治有關。  二○一○年,在參觀上海世博會的德國館二樓文化藝術區,我為眼前的景象震懾了──  背景牆上,一名德國藝術家單膝跪地,手裏拿着兩塊刻有名字和數字的金燦燦的銘牌。地面被布置成街道的樣子,一塊塊黃銅銘牌和鋪路石一起鑲嵌在地上,布滿十平方米的展館。  這些銘牌是德國科隆藝術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的設計。每塊銘牌,刻有遭納粹屠殺的死難者或者流放者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和照片。  藝術家德姆尼西一九九三年在德國開展「城市記憶」的裝置藝術,在科隆鋪下第一塊稱「絆腳石」的銘牌,很快便得到以德國為主的歐洲九個國家的五百六十二個城市的響應,銘牌鋪在這些遇難者被關進集中營前最後住過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德姆尼西為了喚起後人對歷史的記憶、了解歷史的真相,用死難者的名字,鋪設一條喚起沉重歷史記憶的反思之路。  看來,文藝家挖掘埋在地下「秘密歷史」的真相,也包括文藝對現實的責任。  注:  ①②董啟章:《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本刊二○一四年八月號  ③④⑤村上春樹:《高牆與雞蛋──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  ⑥見《明報.明藝版》,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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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歷史承諾與政黨信用 (章立凡)

  政黨的生命力在於競爭。中共執政六十四年,卻一直致力於消滅競爭,同時消滅一切可能的競爭者。長期的一黨專政,使正常的政治競爭能力退化,全憑高壓維穩掌控權力;同時也失去了政黨的特質,蛻化成為一個政權。外無競爭的後果是黨內矛盾激化,殘酷的權力鬥爭周而復始。怕競爭、重掌控的糾結心態,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選爭拗中進退失據的重要原因。從強調「全面管治權」到以宣布「緊急狀態」相威脅,愈是恐懼政治競爭,就愈迷信暴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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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目的、責任與價值之反思 (何順文)

  何為「大學」(注)?大學所為何事?其終極目的為何?在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中擔當什麼角色?大學和社會有什麼關係?有什麼社會責任?今天的世界已對高等教育提出了嚴峻要求,令世人要對這些根本問題作再反思。  大學變得越重要,就越需要對大學的目的、精神與文化進行反思,以減少有關的誤解或誤導。除非獲大眾重新關注及認同,否則大學的完整目的不能樹立。大學也須對其社會目的及功能有較完整正確的認同,否則容易造成偏頗、失去平衡,甚至誤用學術自由及公共資源。對大學理想鍥而不捨的探求和反省,也是每一所大學應有的態度。有關高校或大學的文章林林總總,但真正討論大學的目的和功能的卻很少。高等教育新挑戰與缺失  今天的大學顯然比上世紀的大學有不少優勝之處,但同時也出現了種種新問題與矛盾,例如博通教育與精專教育、科研與人才培育、平等與卓越、知識與思想、真與善美、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市場機制與大學自主、學統(知識)與人統(德性),以及公共利益與私有利益等之間的平衡或取捨。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分歧都沒有肯定的答案,也有很多人避而不談或拖拉了事,因此使高等教育出現了很多曖昧、濫誤的局面,長期未能找到解決出路。如果這些矛盾處理不好,會動搖大學的基本作為。  有不少知名研究型大學,學術與科技成就傑出,但仍未能發展出整全的性格,對大學的目的與功能也沒有清晰的釐定。他們欠缺文化底蘊和人文氛圍。  事實上,現今世界各國(包括東亞地區)大多的大學都追隨美式研究型大學,過份重視規模、科研、競爭、排名與資源,逐漸走向狹窄的產業化、工具主義與功利主義。政府、教資會及大學領導過於功利,對社會是會有損害的。一些大學在運作中出現了混亂甚至本末倒置的現象。盲目追求名次讓高校學術道德失範、失去自我的歷史、特色及價值。  這些發展帶來高等教育的新挑戰與危機。研究型大學主要面對的困局包括:  一、本科教育過份側重經濟與就業導向,忘卻培育學生品性與責任  二、過份重視研究與著作,輕視教學,教研未合一  三、研究範疇偏重理工、輕視人文  四、研究偏重學術產出、輕視解決社會問題的影響力  五、很多本科生選主修隨波逐流、或過份傾向實用學科  六、學科過於狹窄分離,忽略跨學科的結合,缺乏整合的有機性  七、師生關係疏離,教師課堂外缺乏對學生的關顧  八、院校未能堅持灌輸普世價值,帶領及推進社會文化  九、為了經費來源及產學合作過份迎合市場及政府的要求,犧牲了應有的獨立與自主  十、教授用盡學術自由,少講學術責任  在這種生態下,大學生成為顧客、大學漸變成研究所或知識超級市場,大學本科教育變成「職前培訓」。很多教研活動貢獻極少,因已脫離現實問題及欠缺人文關懷。青年人念大學就是為了日後多賺錢,教授就是為了個人專業科研成就,社會辦大學就是為了GDP和聲望。很多大學生未能培養成「整全的人」帶領時代。除專業知識技能外,很多學生缺乏自我反省、生涯規劃、獨立批判思維、人際溝通、領導力及社會責任感;也缺乏人文關懷,未能成為悲天憫人的世界公民。  過去幾十年,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確實存在某些「方向性」的偏差,除盲目追求數字和名次,越來越「重物不重人」,對精神、文化、價值觀念越來越忽視。事實上,一個人的成長,不單靠專業和學識,還必須有人文素養、人際關懷團結和社會意識。而大學本應是一個成員共享學習、融入關懷的社區。  高等教育的缺失,是認知上和政策上的失誤。當高教政策失誤時,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政府的教育掌權人及學者應清楚認知大學的目的與功能。大學真正功能及優先次序  明確大學的使命與目的,是推動大學在變化的世界中掌握根基,強化核心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  高教哲理來自社會的共識。筆者認為大學為一個有機的和整合的知識性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又稱學術共同體,academic common),應着重對真理的追求,以培育整全的人,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表徵。大學的多元功能可總結為五個部分(簡稱「5C」),缺一不可:  一 、透過教學傳承知識(Classes)  二 、透過課堂外的活動與師長輔導,發揮學生潛能和培育學生品格(Character)  三、從事創新學術研究以解決社會問題及回饋教學(Creativity)  四、自主獨立的社會服務(Community)  五、文化的保存、傳承及創新,建構現代的文明秩序(Culture)  無論是博雅型、教學型或研究型的院校(但沒有高低之分,只是目標比重不同),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人」的價值,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以智慧帶領社會與各方面的發展。大學不單應教導學生個人成功所需的知識技能,更要具備社會所倚賴的人文價值、理想與公民美德。大學應促使學生除專業外,思考學生生活和工作的意義,積極關心及參與社會事情。  大學教師的聘用、績效考核、續約與晉升等決定、準則,要把教學育人放在首位,教師必須在課堂內外關心和指導個別學生,因材施教。大學教師更是社會知識分子,應具社會良心。大學就是創造一個學術環境,讓教授以創新來解決當前問題,為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及文明秩序出一分力。  大學負有開創知識和拓展學術、尋求真理的崇高任務。但一所一流大學不是只建基於豐碩的學術成果,而大學也不是一所研究所。一切學術研究活動與成果最終要反哺給教學,激發學生的潛能。學術研究必須加強「社會問題導向」及重視成果的關切性、創新性及影響力。大學應強化理工與人文的跨領域合作與資源統整,更多由人文創新導引科技創新。  大學精神要有學術獨立與自由,不應隨社會的風尚、市場價值、喜惡或資金來源而遷就或亂轉。大學也不應成為「象牙塔」,應嚴肅地批評欠真欠善欠美的事情,及追求堅持一些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公義、多元、誠信及尊重包容等。當社會價值開始遇到挑戰,大學應有足夠力量抗衡。  大學代表的意義,就是機會,這個機會可以讓人站在一座生活及知識的高台上,提升文化、維繫生命及保障人類的永續未來。一所卓越的大學,必須有着強烈的使命自覺,將使命及目的內化為全體師生的共享價值追求和學術氣質,並成為大學文化的核心。沒有文化價值與理想,大學就失去了它的靈魂。大學校長及領導必須承擔在眾多矛盾中找到平衡的責任。中華地區大學的新模式  中國傳統的書院,主要是從探究先賢哲理出發,而西方的大學,主要是從探索自然界出發。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比較遲(只有約百多年),發展現代意義的大學的時間更短,中間也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使發展中斷。兩岸的大學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算進入世界舞台。中國北京大學(一八九八,早期的京師大學堂)、清華大學(一九一一)、西南聯大(一九三八)與香港大學(一九一一)等是中國現代型大學之始,其制度與精神,是借鏡西方大學的,不是自己中國傳統的延續。北大蔡元培校長就職時曾說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金耀基教授在《大學之理念》內指出今天中華地區內的大學是「橫向的移植」,而非「縱向的繼承」。這既有它的優點,但也失卻了中國教育的一些優良傳統。另外,中國內地大學過份追求、崇拜知識和經濟發展,而沒有獨立、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中國不會成為世界有長遠影響力的國家。確實中國近代沒有足以影響世界的一些思想家,其輸出的只是製造業產品。  亞洲特別是大中華地區的大學,不可永遠跟隨英美的制度跑,在參考國際經驗的同時,應吸取中華傳統教育價值,去蕪存菁,作適當的調整與適應,以填補西方大學模式制度文化的不足。中西古今的大結合,是華人地區以至世界各地大學的未來發展關鍵所在。  注:大學(university)與學院(college或institute)的名稱在文獻中一般可作互用。大學的種類一般可分為研究型與教學型,另又可分為綜合型與專業型。  (作者是資深大學領導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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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生活  文學與現實世界 (董啟章)

  董啟章先生獲選為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並分別在七月十七日、十九日及二十日舉行三場講座,題目依次為「文學生活——寫作、自我與世界」、「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和「默想生活——文學與精神世界」。本刊選刊第二場講座的講稿,內容論述文學與政治的聯繫,指出作家如中島京子、村上春樹、薩拉馬戈和大江健三郎等如何以作品回應現實,由此探討文學與行動的關係,見解精闢。——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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