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催淚彈的一二事 (邵家臻)

  耳聞目睹過幾多國家大事,經歷過幾多文治武力,魯迅最耿耿於懷的仍是一件小事。這是關於人力車夫作為下層社會的一部分。他們既無銀子更無面子,只能坐在路邊赤膊捉蝨子,退到馬路邊餓肚子的悲慘社會故事。這也是關於透過人力車夫在交通意外後,勇於承擔責任,來讚美人力車夫的高尚行為,以及讀書人的反躬自省,令魯迅「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的一件小事。當香港人遇上催淚彈  我是佔領者。我是「咪手」。不知由何時開始,我將主持叫做「咪手」,而且還要盡量避免介紹自己,因為我認為運動比個人重要,主題比名字重要。九月廿七日,宣布提早佔中之後,公民廣場及立法會一帶都起哄,反對聲音不止是聲音,是反挫,是反提早佔中。學生們反應最大,認為學聯、學民思潮與佔中三子的協定是錯誤的,要不是「雙學」愚不可及,就是「三子」騎劫運動,結果開腔謾罵有之,憤而離場有之。「三子」避上大台,而我亦免做咪手,好讓「雙學」在大台盡量發揮,既重建領導的正當性,也重構群眾對運動的信心。九月廿八日,原本是運動最低落的時候。一整天,「雙學」都在台上走上走落,應付媒體、群眾、學生的追問以至指摘,好不辛苦。可是,警察封鎖廣場,准出不准入的行徑惹起圍觀者的公憤,幾次封路、開路、突襲;再封路、再突襲;再開路之後,群眾突然走上了、坐上了、佔領了夏慤道。密密麻麻,整整六條行車線在短短時間內坐滿人!  我們都哭了。先是戴耀廷、梁耀忠、朱耀明,然後是陳健民。健民帶着微濕的眼睛跟我說:「家臻,你都去看看,做咪手不能沒有這份感性的認知。」我懷疑這種學術高度在夏慤道是否仍大派用場,我的客觀描述是:淚流滿面。傍晚,「雙學」和「三子」正準備六時在台上召開記者會,就在五時五十七分,催淚彈來了,人群來了,眼淚來了,叫喊來了,抽搐來了,作為「咪手」,我大叫:「已經發射催淚彈,請戴上眼罩,用濕毛巾掩住口鼻,向海旁方向跑。」「我們貼近一點,再貼近一點,站立起來迎接催淚彈,我們不怕。」一枚、兩枚、三枚、四枚,直至八十七枚,間中還有「警察預備開槍」、「裝甲車入城」、「有人中了橡膠子彈」等謠言,台上有人呆了,如我;有人大哭,如馮檢基。驚魂稍定,我們都確認這是清場拘捕的訊號。  「這一刻終於到來,」健民說:「對一個抗命者而言,被拘捕是人生最高貴的時刻,在台的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若警察進場,請大家不用保護我們,請成全我們最高貴的時刻。」然而,高貴的時刻沒有來到,混亂在最緊張的一刻止住了。  這是關於催淚彈和香港人的一件事。當催淚彈變成謠言  我也有一件關於催淚彈的事。十月十四日,佔領運動已經去到第十七日,我如常在晚上八時於雨傘廣場的大台上當「咪手」。大約晚上十時了,節目接近尾聲,大台四周突然傳來起哄聲,聽清楚原來是關於龍和道警察與戰友開始衝突的消息,並且已經發射了胡椒噴霧!大家都緊張起來,一個個戰友衝過來報訊,一個個戰友站起來關心,一個個戰友走去聲援。就在這一刻,有一「口罩男」全速跑來,他汗流浹背,跳過鐵欄,作搶咪狀。我制止,他大聲喊:「警察已放催淚彈。」我驚魂未定,問他消息來源,他激動地說是自己親眼見到的。結果……我中伏了。  「龍和道已放了催淚彈,放了催淚烟,有朋友很緊張來告訴我們,催淚彈已經發放了,所以要支援的朋友,請帶毛巾、濕毛巾和眼罩。」兵荒馬亂,電光火石之間,我關心的,只是安全。去的人要安全,留的人亦要安全。我生怕龍和道太窄,去的人太多,所以呼籲去的人要小心,但亦請人留守在夏慤道。還加上一句:「夏慤道也需要我們守護,要留足夠的人力守護主台。」  十多分鐘之後,戰友和糾察們都傳來「根本沒有發射催淚彈」這個訊息。作為咪手連忙賠不是,盡快在大台上澄清。之後,我們改變了通報的辦法,避免再次出錯:由資深糾察長駐台前,所有情報、訊息、告急,都先由他核實處理,再向咪手報告,就算因此而延誤了三四秒,也要如此。  連聲道歉是沒有用的,我的確錯了,有失體統,令大家受驚。之後諸般追擊、攻訐、侮辱、騷擾都可說是咎由自取,只是連累了大學和身邊人,有點不好意思。我有辭任咪手的念頭,但運動情況緊急,怕換咪手會添煩添亂,我唯有打醒精神,帶着歉疚,繼續下去。要做回一個理性的人  如何繼續下去?如何繼續做一個理性的人?當篩選被說成普選,當錯被說成對,當暴力被說成武力,當明目張膽被說成光明磊落,當保鮮紙被說成兇器,當被非禮說成是「出來社運就預咗」,當用雨傘抵擋胡椒噴霧被說成是用遮戳警察,當發射催淚彈被說成是施放催淚霧,當通宵佔領被說成是「通宵去玩」,當守護良心被說成是顛覆社會,當滿腔熱血被說成是搞事多事,當貪污瀆職被說成是在情在理都問心無愧,當致命暴力被說成是最低暴力,當被打到五勞七傷被說成是特技化裝,當……。  最醜陋的文字武力都用盡了,要做回一個理性的人,一點都不容易。不過,一個人的理性文明水平,不應只從平常、正常時候來衡量的,也要看它能否承受、處理非常時期的衝擊。只考慮「平常」而不規劃「非常」的社會,一遇到瘋狂、野蠻、腥臭,就很難阻止,連自己都變得瘋狂、野蠻、腥臭了。公民社會的真正意涵,乃是它必須是個以斯文為前提的集體。當政治沒有斯文來支撐,它就會淪為無事不可為的野蠻遊戲。  斯文於今天來說,除了知書識禮,也包括政治手段必須合宜,不能為了目的而無所不為,不能搞「不計成本也要勝利的政治」。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  一個理性的人在此唯有提醒當前有權力的人,永遠不要忘記政府機器和主流意見都不可能取代是非判斷。主政者不能沾沾自喜於自以為主流價值向自己傾斜,應該虛心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普通人前仆後繼走上街頭,走上衝突的最前線。真正明白這中間價值判斷的差異後,你就不會疾言厲色地老是罵人犯錯犯法,也許會考慮、甚至換個立場,接受民意。  一個反抗者也好,一個理性的人也好,他的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今日香港,一個人如果指出國王沒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評者;如果他指出民眾可能也沒有穿衣服,那麼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不難想像,早上出門時,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對弱者表示同情和對強權大膽批判,搏得了民眾好感;但晚上回家時,你可能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間渣滓」了,事關中午你發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接下來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反對者都想折斷你手中的筆桿,亦不准你再用麥克風。其實,你還是那個早出晚歸的你,而反抗者仍是反抗者,理性的人仍是理性的人。這世界,總有人相信你,有人不相信你,你的時間可是有限,不用糾纏。你只需認真思考和說真話,守護自己理性的城池,從容立世,保持一顆自由交流的心,便是了。  中國作家馮唐這樣說過:「錢可以比別人少,名可以比別人小,活得可以比別人短,但是心靈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軟流動,腦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想得更清楚,手必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把千百個文字碼放在一起。」當《我簡短而卑微的文字觀》遇上我跟催淚彈的一二事,特別對於身為「咪手」的我,真是「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作者是佔中十子之一。)

更多

誰在攪亂局?  ——有關佔領運動的幾個疑點 (劉銳紹)

  表面上可見,也許有人想趁這個混亂時候加一把勁,把梁振英拉下馬來。但這種猜測也有漏洞,因為了解中國政治的人都明白,這種傳聞即使是真的,但公開之後只會令梁振英地位更穩,因為當北京感到這是有人在「搞亂局」時,心裏就會出現逆向思維,反過來更不能讓梁振英下台。

更多

香港「普選」啓示錄 (林泉忠)

  針對香港「普選」議題,北京高調出手,杜絕了佔接近六成選民支持率的泛民主派未來主導香港政治的可能性,揭示了經過三十五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共仍拒絕民主、仍無意走出權力至上的迷思。這不僅對香港的民主運動的路向與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影響深遠,也嚴重影響了未來數十年兩岸三地離合的方向。 ——編者

更多

鄧比毛是個進步  ——我眼中的鄧小平 (楊榮甲)

  作者曾在外交部工作,對鄧小平時代的領導人都有高度認知,並有足夠的學術水平作評價。前兩回談過鄧小平罷黜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也分析過八九民運。這期主要探討鄧小平的理論以及其外交策略,箇中不乏獨到見解,如鄧小平對東海和南海問題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說法,就是外交策略上過早亮底牌的反面示範。——編者

更多

自由知識分子的風骨 (卷首語:潘耀明)

  但願人的思想只跪在  「理性」底寶座前的膜拜,  因為那才是它無畏的靈魂,它的主宰,所尊奉的寶座!  ——英國.雪萊《自由頌》  閱讀北京大學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寫王瑤先生的「十四句話」①,對自由知識分子的概念,更有具體的界定。  胡適在一九四六年北大開幕禮的講話指出:「我希望大家把學堂當作學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使先生半生在全囚學術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貢獻吾人最大的貢獻。這樣的理想不能算誇大,不能算夢想。」②  這與王瑤諄諄教導錢理群「你們不要瞻前顧後,受風吹草動的影響,要沉下來做自己的學問」、要「厚積薄發」的北大傳統精神是相一致的。  北大傳統是什麼?早年胡適已有闡述,這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術」。按胡適的說法,這還不夠,胡適還表示要具有「獨立思想」。  胡適強調地道:「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③  胡適進一步表示:「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餘各黨派,都是可以的。」④  這表明,胡適的地位是超然的,也有兼容的襟懷。這是胡適恢宏的氣度,也是北大的泱泱學風。  胡適末了援引《東萊博議》作者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很值得深思。  北大的後來者王瑤,把胡適對「自由知識分子」的要求,更具體而微了:「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⑤  在大是大非面前,「自由知識分子」更不惜挺身而出,王瑤一句「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⑥,大義凜然。  在錢理群這篇文章,可以讀到「自由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在關鍵時刻,北大老教授王瑤、季羨林、朱德熙等都不顧生命安危,仗義而挺身。  他們是光明磊落的諤諤之士,與個別躲在暗角裏一味鼓動學生、甚至以學生為人盾、以謀一己利益的政客和偽自由知識分子,迥然不同。相反地,對於學生運動,他們都是從愛護出發,不鼓吹學生冒進,而是希望學生做得有理有利有節,更要懂得保護自己,因為這是為了要保存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⑦  前人的智慧、洞明的見解和經驗,也可作今人之殷鑑。  注:  ①⑤⑥⑦錢理群:《王瑤師的十四句話:紀念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本刊二○一四年十一月號  ②③④張友仁:《胡適在北京大學一九四六年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二○○七年八月三日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