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話和暗話(張曉風)

「哼,王老三,你認得我是誰嗎?你殺了我一家三口,我今天叫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樣說話的人想必是黑道大哥,話說得如此了直狠辣,照我的性子,就算吃這一刀,也覺痛快。畢竟,人能夠不遭到莫名其妙的暗殺,是僅次於「壽終正寢」的幸福──人應該死得明明白白的。人類各族的語言,雖有千千萬萬種,在我看來,卻只有兩種,即「明話」和「暗話」。明話我喜歡,因為節省時間。暗話則要細細琢磨,比較麻煩,簡直像鬥智,不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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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古諷今(鄭培凱)

在古代帝制時期,皇帝是天子,奉天承運,是老天爺在人間的權力代表,權威天來大,無邊無際,不管是多麼昏庸,做了什麼樣的壞事,臣下都不能直接批評,否則就是「犯上」,搞不好就得「大辟」。運氣好一點,龍顏震怒之後,有所緩頰餘地,或許不至於殺頭,活罪卻是難免。上古時代有五刑:墨(又稱黥刑、黥面,在臉上或額頭刺字)、劓(割掉鼻子)、剕(砍掉雙腳)、宮(割掉生殖器),大辟(死刑)。據說這五刑的出現,來自當時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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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戰末期出生(鍾 玲)

這張全家福照片攝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左右,我一個多月大。那時抗日戰爭打到末期,物資匱乏,母親范永貞瘦巴巴的,還要餵我奶。父親鍾漢波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的海軍參謀,那個單位負責派遣駐歐美大使館的武官及相關外交事務。身為海軍的父親怎麼會在外交單位呢?我出生後住在重慶南溫泉一座庭院深深的大別墅中,何以這般好運?因為父母跨越社會階層、跨越時空的戀愛,才會有我。他們相識是因為兩人都就讀廣州中山大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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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該怎麼稱呼?(金聖華)

朋友年紀也不小了,可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什麼演講都要聽,什麼課程都去學。年前,她參加了工聯會的電腦班。第一次上課,老師一來,她就舉手問道:「請問,你遵鮮打棉?」從台灣來了香港幾十年,她粵語還是沒有學好。老師是廣東人,對着這位積極好學的老學生,不明白她在問什麼,不免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擾攘了半天,才弄清楚她在問「尊姓大名」,「叫阿Sir囉!」他翻了翻白眼,沒好氣的說。記得初來香港進培正中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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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娃娃城(鍾 玲)

我們家在東京住的外交官宿舍是日式的,由照片中的榻榻米和嵌了橫長方形玻璃的大趟窗,就看得出來。此外唯一具日本風味的就是我撐的那把日本紙傘。這裏顯然是客廳,父母布置了桌椅,他們不像日本人席地而坐。天啊!我周圍環繞的、手上抱的,一共有十二個玩偶!記得六歲以後在台灣高雄眷村生活比較清苦,那時只有三個娃娃。照片中的玩偶,包括三個洋娃娃、五個嬰兒娃娃、一個不倒娃娃,還有小鴨、小狗、小貓。為什麼人在日本,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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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喲!寶貝兒呀!」──談華人的「滿街認親戚」風(張曉風)

「啊喲!寶貝兒呀,別亂跑,小心嗑破了頭呀!」說這話的昰我的朋友,她是山東人,一口京片子,字正腔圓。方其時也,她正帶着我逛濟南的趵突泉,五月天,風和日麗,池水清澈似琉璃,遊人如織。但遊人中,天經地義,不免有些小遊人,而這些小遊人又不免東奔西竄,速度之快,有如遭野狼追捕的亡命小狐狸。當時,那個胡奔亂竄的「小寶貝兒」,乍聞我朋友的喝止,果然乖乖聽話,把速度減緩了下來。同樣的戲碼,在當天下午一小時的遊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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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妳安在──懷念弗朗斯娃(金聖華)

一對璧人!真是「一對璧人」!仰望着他倆從賓館二樓的樓梯走下來,他,俊朗挺拔;她,優雅雍容,兩人步履穩健,不徐不急,臉上帶着笑容,恰似和煦陽光照人暖!真不懂為什麼長得好的人,笑起來好看,走起路來也特別好看。這就是第一次見安德魯和弗朗斯娃時留下的印象。那年,很多很多年前了,安德魯應香港中文大學聘請出任英文系系主任,帶着夫人弗朗斯娃來履新,由於剛到埠,宿舍尚未安頓好,就在賓館暫住。早在他們到達之前,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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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衝突(鄭培凱)

最近「文明衝突論」又開始甚囂塵上,這次的重點不是基督教與伊斯蘭的文明衝突,而是亞洲文明與西方(其實指的是歐美)文明的衝突,聽起來特別刺激。然後,北京就開了個國際會議,討論亞洲文明的自尊自信及文明對話的和平內涵,以和緩收斂的口氣,駁斥文明衝突的論點。我一連接到好些記者的詢問,說我是研究歷史文化的,可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文明衝突及文明對話的說法,提出一些看法。其實「文明衝突論」再起,不過是美國企圖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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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第十八封信(張曉風)

那故事,發生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那時候出生的人現在已經九十六了,那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當時,有個風華正茂的二十三歲女子,名叫謝婉瑩(一九○○─一九九九)。她是個得天獨厚的女子。她原是福建長樂人(長樂和福州很近)。福建是和台灣十分有關係的地方,南方的城市普遍比較生活優裕,思想開明。她的父親是位前清的海軍軍官,所以,後來把家搬到另一座靠海的城市,即山東煙台,他在那裏作海軍學校校長。清朝的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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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地遠探幽行──《譯道無疆》序言(金聖華)

年前參加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的成立大典,承蒙館長許鈞教授邀約,囑我把歷年所撰有關翻譯的一些文章,收編成書,結集出版。能夠參與「中華翻譯研究文庫」計劃,固然深感榮幸,但是要把這許多不同年代撰寫而又內容各異的篇章收集在一起,再冠以一個恰當的書名,卻煞費躊躇了。以前,曾經出版過好幾本談論翻譯的作品,例如《譯道行》、《齊向譯道行》等,心目中一直深感這譯道之行,與蜀道行之難於上青天,實在不遑多讓。儘管翻譯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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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照片和記憶(鍾 玲)

有人天生記憶力超強,能記得兩歲時的事;有人天生記憶力弱,連小學一年級要好的同學是誰都不記得。我屬於後者。我稚幼童年的回憶應該非常珍貴,應該充滿異國情調,兩歲半到五歲半,即一九四七年尾到一九五一年初,住在日本東京,因為家父鍾漢波任職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住的是外交官宿舍,地上鋪了榻榻米,家裏有日本女傭,我上的是華人辦的幼稚園。但是這些榻榻米宿舍、日本女傭、華人幼稚園的回憶,不是真正的回憶,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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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芭麗的最後一夜(金聖華)

讀者可千萬別誤會, 這裏說的是「金芭麗」,不是「金兆麗」(白先勇小說的主角),只是最近應《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兄之邀,出任金庸基金會文化講座的主持,講座由白先勇與姚煒對談,而題目則是「從小說到電影—《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蛻變」,因此滿腦子都是「金大班」與「最後一夜」,寫文章時,自自然然就用上了。金芭麗(Kimberly)是菲傭丹麗的女兒。丹麗在我家好多年了,不僅僅是個普通的「家庭助理」,還身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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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而鳴:徐小斌(鍾 玲)

二○○八年我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九位作家來駐校一個月,替他們舉辦多項文學活動。其中七位來自東歐國家,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大陸。來自大陸的就是一見如故的徐小斌。徐小斌有張瓜子臉,下巴尖尖的,她給我的印象是菊花,小巧的唇,靈動的眼睛,令人聯想菊花瓣。果然後來知道她表面上很熱情,其實有傲霜的個性。她送我她的小說《羽蛇》。她說:「你知道你很美嗎?」說得我挺尷尬的,都六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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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個單位的?」(張曉風)

他是我的朋友,他走了。他在這世上頗有些頭銜,但我去他的追思會卻只有一個理由──我欣賞他這個人,我是他的朋友。麻煩的是,他有名,我想來的人一定多,我得早點去,早點坐好,早點寧定沉思。那天清晨我走到簽名處,人潮尚未湧現,執事小姐十分客氣卻又十分堅定地問我:「請問,你是哪個單位的?」事出突然,我一時竟答不上話來─我這人就有這個毛病,有時「忒笨」。我的意思是─不是普通的笨。她問話的目的,其實我懂,會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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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米酒(鄭培凱)

韓國工程院的李院士,年屆八十了,精神矍鑠,古道熱腸,一張樸實帶笑的南瓜臉,兩堆濃厚的掃把眉舒展過額頭,見了我們,急急搶近前來,握着我們的手,連說:「歡迎歡迎,真高興又見面了。」他是韓國土木工程學界德高望重的耆宿,卻最為熱衷書法,退休之後,成了中韓書法聯誼活動的重要推手。我們到首爾國立大學商討中韓書法展事宜,他在學校的湖巖會館設宴招待,請我們享用韓國美食。每次到首爾,老先生都要請我們在湖巖賓館的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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