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知識人--〈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五 (余英時)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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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民主體制—〈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四 (余英時)

我入錢先生之門後,選擇傳統中國史為終身研究專業即已決定了,更無猶豫的餘地。但既是專業,便必須作長時期的準備和廣闊的閱讀,不是很快即能收效的。事實上,在新亞讀書期間,我最感緊迫的問題並不是怎樣搞好專業,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 對「五階段論」的初質疑我在燕京大學受過一學期的「政治大課」,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灌輸。當時奉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是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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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與新儒家的興起—〈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三 (余英時)

錢穆先生雖是新亞的主要原動力,但是若沒有張丕介和唐君毅兩位創校元老的同心協力、艱苦與共,新亞書院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據我在港五年的記憶中,張先生負責學校一切實務,相當於總務長之職,唐先生則總攬教務,相當於教務長。張先生的專業是經濟學,曾在德國研究多年,因此自新亞創立,便擔任經濟系主任,直至退休為止。我沒有修過他的「中國經濟問題」、「土地經濟學」等課程,但作為創校元老,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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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白先勇)

近百年來,紅學界最大的一個爭論題目就是《紅樓夢》後四十回到底是曹雪芹的原稿,還是高鶚或其他人的續書?這場爭論牽涉甚廣,不僅對後四十回的作者身份起了質疑,而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前後情節、人物的結局、主題的一貫性,甚至文字風格,文采高下,最後牽涉到小說藝術評價,通通受到嚴格檢驗,嚴厲批評。「新紅學」的開山祖師胡適,於一九二一年為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程甲本《紅樓夢》寫了一篇長序〈《紅樓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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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錢穆先生治學—〈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二(余英時)

新亞書院創建於一九五○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亞洲文商學院」;新亞之「新」即是相對於「亞洲文商」而標出的。原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遷來廣州,當時與國民黨關係較深的學人如張其昀(歷史地理)、崔書琴(政治學)、謝幼偉(哲學)等計劃創辦一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在廣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記開辦,校名是「亞洲文商學院」。崔、謝兩人先到香港籌建,因錢先生的號召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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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 (余英時)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楊樹浦碼頭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轉往台灣時,便深感生離死別之痛,覺得此生恐已無重見之望。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幾天以後,我在親戚家中得到他們從定海託船主帶回的平安訊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場。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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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西南聯大建校八十周年 (楊振寧)

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慶祝盛會。西南聯大在昆明開學是一九三八年,結束是一九四六年,前後只是八年的時間。可是這八年之間,教育出來的學生,對於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後所發生的影響、貢獻,那是沒有方法能夠描述的。我很幸運自己在這八年之間,就曾經有七年是在西南聯大學習、做研究。這七年的時間,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七年之間,頭四年我是本科生,在本科畢業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我需要寫一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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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教訓:兼論全球化條件下鄧小平新政的成功 (駱惠南)

十一月七日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祭日。之所以被稱為十月革命是因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俄曆(儒略曆)計乃十月二十五日。因為蘇聯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崩解,象徵這場鐮刀鐵錘紅旗的革命黯然落地,這個百年祭似乎己為人們所遺忘。主流傳媒鮮有提及,這場當年席捲全球、波瀾壯闊的革命可真是身後蕭條的了。然而這場革命畢竟影響,甚至可以說形塑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最鼎盛的時候,它構建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曾經統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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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楊尚昆的來龍和去脈﹕兩岸新聞交流三十年特別的一頁 (黃肇松)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兩岸在政治上沒有接觸,兩岸媒體在各自領域工作,也就沒有接觸交流的可能性。然而,時光推移,環境變遷,兩岸媒體關係隨之變化。隨着蔣經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生命最後時光,宣布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兩岸逐漸冰融。「春江水暖鴨先知」,媒體也從一九八八年起開始接觸交流,起先是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的單線進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大陸記者郭偉峰和范麗青首度來台採訪「閩獅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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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福生 (白先勇)

福生離開了,但他卻留下了一千張以上的畫作,他的這些畫作是他的全部生命,我相信他的藝術終將不朽,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生命也會因為他的畫作永遠存在這個世界上。我更相信將來有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到福生的藝術天才。有一天,顧福生這個名字終會成為中國畫史上一個亮點。我很少看到一位畫家對自己的藝術如此狂熱、執著、不棄不捨、堅持到底。我認識福生六十年,我們因為藝術、文學而結識,從福生二十出頭開始致力於畫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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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能夠還原嗎? 記「六七暴動與香港歷史的發展」座談會 (潘沛雯 記錄、整理)

五十年前,六七事件在香港歷史中添上不可磨滅的痕跡,不少學者至今仍然致力於探求事件背後的真相,渴望還歷史本來面貌。為了以客觀、中立的態度還原六七事件的真相,本刊於二○一七年六月十三日舉辦「六七暴動與香港的歷史發展」座談會,由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擔任召集人,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丁新豹博士擔任主持人,與九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年齡層的嘉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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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終身不移的信仰:第十四屆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記錄 (麥智軒 整理)

《星洲日報》於六月二十四日在吉隆坡舉辦了第十四屆「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花蹤文學獎」兩年舉辦一屆,於一九九一年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創辦,目的是為傳承華人文學文化,其更被稱為「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奧斯卡」,具很高聲望。花蹤頒獎禮上頒發了多個獎項,陳政欣的《小說的武吉》獲得了馬華文學大獎,葉舒琳的《隱身》贏得馬華小說獎首獎,謝陽聲的《圍不住的歲月》奪得散文獎首獎,而黃俊明的《落照》取得馬華新詩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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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要有世界擔當」:訪八十許嘉璐 (陳志明)

許先生以訓詁學名世,傳統訓詁學以解釋語言文字為主,進而闡釋古代文化,那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學問。所以,對中華文化的高度關注,自然而然成為許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部分。許先生的文化學研究,注重民族文化的提高,注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對接,注重探索人類文化的前途與走向,以宏觀分析、微觀透視、綜合比較等方法,對中國文化的建設、發展與重構進行統攬全域的深邃思考,發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精闢見解。 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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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靜的激流﹕李昭與《炎黃春秋》往事錄 (杜明明)

我發給德華的短信說:「剛聞李昭媽媽走了,不堪傷痛,好在她走得安詳,沒痛苦……她到天堂去陪伴你的偉人爸爸,偉人爸爸會開心,他注視這世界的目光會更專注,讓好人安心,令壞人膽戰,讓我們堅忍,願你節哀順變,更堅強……」聽聞李昭逝世,父親杜導正第一個趕到靈堂默哀。十七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的李昭追悼會,父親又不顧德華、德平的再三勸阻,一早來到八寶山公墓廣場。嚴寒的清晨,九十三歲的他和雜誌社顧問、九十五歲坐着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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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李昭、懷念耀邦:訪杜導正 (海 絲)

記者(下稱「記」):您是怎麼看李昭先生逝世的?杜導正(下稱「杜」):她的去世,在首都和全國引起了很強烈的反應。我看,這不僅是人們對一位老幹部的懷念和追悼,也可以看作是當前形勢下的民心民意。從這裏,可以看出人們心中的嚮往,這是個大事。 耀邦下台後,來往更頻繁記:你跟李昭和胡耀邦熟悉嗎?工作接觸多嗎?杜:我跟耀邦完全是工作關係,我是從廣東調回北京總社任職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後認識他的。我跟耀邦雖不像跟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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