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稿:一曲難忘(白先勇)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二○一七年我在香港珠海大學有一個《紅樓夢》講座,演講完畢,聽眾席有一位年邁女士向我緩緩走來,遞給我一張照片說道:「先勇,我是夏丹。」我擎着那張褪色照片,端詳了片刻。照片裏有夏丹還有我幾位手足的合照: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姐先明、六弟先剛,還有我自己。那是一張上世紀七十年代四十多年前的舊照。我的兄弟姊妹如今都不在人世了。相片中的夏丹打扮入時,容貌端麗,還正值花樣年華。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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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論潘耀明的新聞觀──以《明報月刊》卷首語為例(蒲俊傑、殷曉陽)

潘耀明是香港當代著名作家、編輯家、出版家,早年出生於中國內地,十歲時隨家人遷至香港。一九九一年,潘耀明接受查良鏞聘請,接手《明報月刊》的主編工作。 堅守媒體的中性價值觀二十世紀末開始,「新聞自由」成為潘耀明《明報月刊》卷首語中的高頻詞。潘耀明提倡新聞自由,認為記者要「愛管閒事」,同時政府應健全保障記者「愛管閒事」的新聞法制。「愛管閒事」的實質是倡導新聞從業人員要有以天下事為己任的責任感。潘耀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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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胡耀邦的生活理想──從一九六五年說起(胡德華)

《一九六五:耀邦早春行》這本書是由陝西省《安康日報》記者李大斌同志撰寫,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於二○一四年八月一日在全國新華書店公開發行的。這是第一次向廣大讀者介紹耀邦書記在省委書記任上的書籍,我衷心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和作者的辛勤勞動。耀邦書記是一九五二年離開川北行署到團中央工作的,擔任團中央書記,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他就離開了團中央,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第二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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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白樺:文學是我的生命(舒晉瑜)

這是那個風度翩翩、瀟灑優雅的白樺嗎?那位卓越的詩人,因敢於直言而飽受憂患的作家。長詩《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詩展示出他的才華橫溢,《山間鈴響馬幫來》、《今夜星光燦爛》等一系列人物生動、詩情盎然的電影更成為中國電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然而,當文學被時代的浪尖裹挾,白樺經歷了超出常規的災難和榮耀。《苦戀》和《吳王金戈越王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禁演,以及後來所經歷的種種運動,使白樺成為知識分子「苦難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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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楊天石)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蔣介石批閱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蔣介石傳》,發現有許多「不確之處,形同小說」,其中關於蔣介石「投機發財,貢獻為軍費」一事,蔣介石專門在日記中寫了一段辨正: 此或在民國六年中德絕交時,德使以大宗款項貢獻於本黨革命之款所誤會,以此款由余經手也。 蔣介石的這一段話語焉不詳。同年,蔣介石在《雜錄》欄內補充說: 民國六年,中德絕交,中國加入協商國參戰,本黨竭力反對。當時德國公使下旗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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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崑曲復興運動又一章──記北京高校學生校園版《牡丹亭》的演出(白先勇)

今年四月十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有一齣非比尋常的崑曲演出﹕北京十六所大學的學生聯合公演校園版《牡丹亭》。在長達兩個多鐘頭的演出中,北大百年講堂近兩千位觀眾,有表演者各校的同學、有他們的家長,還有聞風而來的各地人馬。在陣陣爆起的掌聲中、在一片叫好的喝采聲中,北京大學生校園版《牡丹亭》圓滿落幕,創下了這些年崑曲復興運動歷史性的一刻,繼青春版《牡丹亭》後又豎立了一道里程碑。二○○四年我集合了一群兩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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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革命、保守與幸運──楊振寧、翁帆《晨曦集》讀後(陳方正)

將近二十年前,在楊振寧教授榮休的學術討論會晚宴上,楊先生的老朋友戴森(Freeman Dyson)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將他稱為「保守的革命者」。為什麼呢?因為他雖然破壞了宇稱守恆的思維結構,卻建立起由數學對稱性支配的非阿貝爾規範場,成為日後物質結構根本理論的基石,而他雖然終身從事西方科學探索,卻仍然服膺於中國文化傳統。所以「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像富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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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周刊》與《海瀾》──〈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八

友聯的大體背景既明,下面讓我再對友聯出版社和《祖國周刊》的性質略作概括。友聯出版社所刊行的書籍和《祖國周刊》的文章都是以一般知識人為對象,無論就學術水平或傳播廣度而言,都超出其他諸家。這是由於兩重原因:第一是徵稿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作者,而且審查極為嚴格;第二是友聯自辦的「書報發行公司」,推銷已走上職業化的途徑。友聯出版的好書很多,當時看過便放下,現在多已忘卻,也許重檢友聯出版的書目,還可以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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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聯諸君多來自新亞同門──〈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七 (余英時)

最後我要介紹更重要的《祖國周刊》。但由於《祖國周刊》是友聯出版集團的一個單位,我必須從整個集團談起,才能將它的背景交代清楚。這便非立專節不可。「友聯」是一群青年朋友們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中的一個聯合組織,其名稱即取義於此。這一群朋友的年齡在二十四、五至三十一、二之間,而且多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秩序方面,完全志同道合,是當時第三勢力中一股最引人注目的新興力量。友聯最早的共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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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海外中國思潮的刊物—〈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六 (余英時)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流行的反共刊物很多,但觀點和立場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可以說是代表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海外中國思潮的主流。我所謂「海外」包括香港、台灣、東南亞,以至美國。這裏只能就我個人切身感受略作介紹,不能詳說。我初到香港,轉學新亞之後,不久便為兩個半月刊所吸引:一是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另一是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國》。二者之中,我對於《自由中國》的興趣更大,因為它的發行人是胡適,其「宗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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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知識人--〈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五 (余英時)

我在香港的五年(一九五○─一九五五)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但現在回顧起來,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識人異口同聲地說:「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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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與民主體制—〈香港與新亞書院〉之四 (余英時)

我入錢先生之門後,選擇傳統中國史為終身研究專業即已決定了,更無猶豫的餘地。但既是專業,便必須作長時期的準備和廣闊的閱讀,不是很快即能收效的。事實上,在新亞讀書期間,我最感緊迫的問題並不是怎樣搞好專業,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 對「五階段論」的初質疑我在燕京大學受過一學期的「政治大課」,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灌輸。當時奉為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是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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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與新儒家的興起—〈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三 (余英時)

錢穆先生雖是新亞的主要原動力,但是若沒有張丕介和唐君毅兩位創校元老的同心協力、艱苦與共,新亞書院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據我在港五年的記憶中,張先生負責學校一切實務,相當於總務長之職,唐先生則總攬教務,相當於教務長。張先生的專業是經濟學,曾在德國研究多年,因此自新亞創立,便擔任經濟系主任,直至退休為止。我沒有修過他的「中國經濟問題」、「土地經濟學」等課程,但作為創校元老,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視和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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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白先勇)

近百年來,紅學界最大的一個爭論題目就是《紅樓夢》後四十回到底是曹雪芹的原稿,還是高鶚或其他人的續書?這場爭論牽涉甚廣,不僅對後四十回的作者身份起了質疑,而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前後情節、人物的結局、主題的一貫性,甚至文字風格,文采高下,最後牽涉到小說藝術評價,通通受到嚴格檢驗,嚴厲批評。「新紅學」的開山祖師胡適,於一九二一年為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程甲本《紅樓夢》寫了一篇長序〈《紅樓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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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錢穆先生治學—〈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二(余英時)

新亞書院創建於一九五○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亞洲文商學院」;新亞之「新」即是相對於「亞洲文商」而標出的。原來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已遷來廣州,當時與國民黨關係較深的學人如張其昀(歷史地理)、崔書琴(政治學)、謝幼偉(哲學)等計劃創辦一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在廣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記開辦,校名是「亞洲文商學院」。崔、謝兩人先到香港籌建,因錢先生的號召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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